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有功不居功的战将——郭天民同志
宋任穷 肖克 李达
一
1970年5月26日，郭天民同志在广州逝世了。他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优秀指挥员。
郭天民同志是湖北红安人，青年时代参加了红安的农民运动，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震惊中外的广州暴动，1929年春到达赣南苏区，加入红四军战斗行列。从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历任中央苏区红四军大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教导大队长，红三军副官长，红二十一军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四方面军红大教育科长、一局局长、三十军参谋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二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副司令员，二野四兵团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军事出版部、陆军训练部和院校部部长。
郭天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中央苏区，他参加过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中，他协助罗炳辉等同志率领红九军团同红五军团一起，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北上的任务；任三十军参谋长时，在李先念等同志领导下，为挽救西路军余部走出祁连山，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晋察冀战斗了整整七个春秋，同赵尔陆、刘道生等同志一起，为巩固和发展晋察冀二分区和晋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解放战争时期，他同王树声、段君毅同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鄂豫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尔后协助陈赓同志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广东“两阳”战役、桂西南战役和滇南战役，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勤奋学习，拚命工作，为建设边疆，保卫国防，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郭天民同志一生中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朱德同志曾高度赞扬他是一个“有功不居功的人”。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
在长期武装斗争中，郭天民同志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带兵打仗。他一生征战，视死如归，勇猛顽强，战绩辉煌。
长征途中，九军团一次在贵州织金县猫场宿营，由于部队过于疲劳，警戒麻痹，在凌晨4时遭到黔军突然袭击，敌人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布置火网，同时封锁市镇街口，前堵后截。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他临危不乱，率先抓拢部队，组织反击；同时派人保护军团领导罗炳辉、何长工同志越过笔直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自己则率领部队从拂晓坚持战斗，直到打退全部进攻之敌，才随部队转移。
1946年秋，晋察冀军区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组织了怀来保卫战，郭天民同志率第二纵队负责正面防御作战。敌人使用了全套美式装备，在向我发动全线进攻最激烈的一天，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轰平。我军四个团在他的指挥下，顶住敌人先后两个军的进攻，坚持11昼夜，保障了主力在侧翼歼敌的胜利，受到军区领导和中央军委的表扬。
郭天民同志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坚决果断。1945年8月日寇投降，苏蒙联军正沿张北大道南进，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已在我解放区包围控制下，但国民党的部队在黄河后套，依托平绥铁路，随时可抵张北。在此形势下，他根据中央命令，及时指挥冀察北线部队，不顾山多路远，日夜兼程，于8月22日抢在国民党的前面，顺利解放了张家口，缴获了日寇侵华期间储备的一大批战略物资。他自己在率领南线部队向北平方向进军途中，得知北平已被蒋介石抢先占领；国民党的部队正乘我北线兵力较少，立足未稳，向张家口进逼，他便按照中央和军委意图，立即回师北上，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夺占张家口的企图。聂荣臻、程子华和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赞扬，并说：“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郭天民同志十分重视作战保障工作，并把它当作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1934年7月，九军团奉命护送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返回途中打开福建军阀卢兴邦的兵工厂，缴获火药4，000箱，食盐3万斤。他考虑到能否获得这些苏区奇缺的物资，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于是，同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在敌情十分复杂，又无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克服一切困难，长途跋涉20多天，终于把全部的缴获品运回苏区，有力地支援了苏区反“围剿”斗争。
1949年，四兵团南下进军，在新区作战，无后方依托，运动频繁，辎重前送任务很重，时间紧迫，他以极大力量组织后勤部门，充分利用已经解放的城市和各种运输工具，进行物质准备和保障工作。并直接指挥工程兵部队沿途修桥铺路，亲自动员开展人马健康运动，具体提出保护马匹健康的各项要求，保障了部队胜利进军。部队入滇后，为解决在边境巡逻和长期驻守的住房问题，他领导部队自己动手盖营房，为建设边疆，保卫国防解决了一个新问题。
三
郭天民同志一向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对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多次受到刘伯承、陈毅等老帅的赞扬。
他常说：“任何军队都没有天生的将军，也不会有天生的战士，部队要能打胜仗，就要靠训练。”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在红四军、红十二军就积极办教导队，加强对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在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他是刘伯承同志领导下得力的军事教员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条件怎样艰苦，他总是利用战斗间隙，按照作战需要，制定训练计划，把军事理论和部队的作战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抓紧部队整训、练兵。1955年他到训练总监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在采用专家帮助制订的全军训练大纲时，十分注意结合我军实际，区别各种类型部队，因地制宜地实施。为探索在“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他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先后在青岛和新沂地区组织了海岸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的实验性演习；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郭天民同志对办学校十分热心，特别是1958年他兼任训练总监部院校部部长后，曾多次深入院校，到教职员工中间调查研究，强调依靠教员扎扎实实地搞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教学上的浮夸作风。他要求院校领导亲自授课，亲自抓学术研究和教员的培养提高；重申教学工作上多年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教学秩序的稳定。
郭天民同志教育训练部队极为严格。九军团成立之初，部队成分复杂，军政素质差，游击习气重，他在军团党委领导下，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支部队经常挺进到敌人的中心地带活动，散得开，收得拢，机动灵活，敢打敢拚，屡建战功，周恩来同志曾称誉他们是一支“战略骑兵”。部队长征抵四川天全时，周恩来同志还专程赶去迎接他们。
郭天民同志历来认为：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因此，他总是把爱兵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来抓，不能容忍对战士的任何歧视和鲁莽行为。他每到连队总是要看看伙房，详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战争年代部队行军宿营，总要问到战士洗脚没有，睡觉的地方铺草没有，病号是怎样安排的等等。即使发现战士没有及时理发，掉了纽扣，也要问问连长、指导员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四
郭天民同志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历次重大原则斗争中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1930年年底前后，江西苏区内部肃反搞扩大化，使许多好同志遭到打击。他对这种错误做法当时就有考虑，一面向陈毅同志陈述意见；同时告诉其他领导同志：哪能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我们不能这样搞，不能随便怀疑人。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江西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有些单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正确主张。当时，郭天民同志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怕残酷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此，他被指责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撤职调离，送到红军大学当学员，并勒令他写揭发、作检查。郭天民同志坚贞不屈，硬是不写一个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他所在的红九军团，参加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二纵队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作他个人的武装，公然提出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并擅自成立伪中央。郭天民同志闻讯后，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当即撤销他的军团参谋长职务，调到四方面军红大任教育科长。他毫不畏惧，对人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仍然不顾张国焘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利用一切机会，打听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动向；议论红军当时的形势，宣传红军北上是唯一的出路，揭露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张国焘极为恼怒，竟然提出将郭天民同志处决，幸被朱德同志及时干预，才未受害。
郭天民同志刚直不阿，胸怀广阔，就是在斗争中遭到诬陷，受到错误处理，也不发怨言，总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1958年，人民解放军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他看到运动错误地反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并把矛头指向主管教育训练的某些军委领导同志时，思虑万千，忧心忡忡，常常吃不下，睡不好。运动中，有人示意他揭发某些老帅，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随风摇摆。最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被诬陷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三番五次作检查，挨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勤奋工作，丝毫没有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坚定信念。由于这一次的沉重打击，郭天民同志在战争年代本来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更为衰弱了，一年之内连患皮癌和心肌梗塞，从此多年不能正常上班。虽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依然没有放过他。1969年10月，在他抱病卧床时，竟然被限期赶出了北京，以致病情迅速恶化，不到半年，便在广州含冤去世了。
五
郭天民同志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顾全大局，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1945年，冀察部队解放张家口，缴获日军大批战略物资，部队纷纷要求尽早用这些物资改善自己极端简陋的装备。郭天民同志从全局着想，既考虑本部队的需要，更考虑到兄弟部队的需要，立即提出先人后己的意见。除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如数调出物资外，凡兄弟部队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满足，并决定对中央派经张家口去东北工作的干部，每人支援一件皮大衣，一件绒衣，一顶皮帽，一双皮靴，既大大减轻了中央的财力负担，又利于这些干部迅速到达东北。
郭天民同志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他对同志推心置腹，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更不存心整人。在使用干部时，只要德才优秀，他就大胆重用。抗战时期，在研究一位同志是否担任主力团团长时，有人说那个干部是四方面军调来的，不同意。郭天民同志当即说：“张国焘犯错误，不等于四方面军人人有错误，关键是他能否胜任。”实践证明，那个同志很称职，后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郭天民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严于责己，拚命工作；不争名利，不计待遇；吃苦在前，不讲享受。自己有缺点错误，从不文过饰非，一经认识，他坚决改正。在云南工作期间，有段时间机关一些同志对他脾气大有意见，他知道后，主动在群众大会上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并请大家监督改正。他下部队不讲排场，不要招待，不要任何照顾。他说，我们这些人官再大，也不过是一名革命战士，不应该搞特殊。他更不允许亲属利用自己的职位谋私利。
郭天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他的战斗业绩和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我们同心同德，争取更大的胜利。（附图片）
郭天民同志生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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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象周总理那样高瞻远瞩
左仲平
今年8月，我从军副政委的职位上离休了。从第一线退到第三线，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1938年，我怀着崇高愿望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被调到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做收发文件的工作。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周恩来同志为革命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革命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关心青年干部成长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一个深秋的夜晚，周恩来同志正准备到红岩嘴办事处，看见我在写日记，就把我的日记本拿过去看。看完后亲切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在报上写点东西？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会写。他当即告诉我：写日记不仅要写每天生活中的事，更重要的是要写出每一天的思想感情。接着，他又告诉我怎样写文章，还要我以后写了给他看。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这样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老人家想得深、看得远啊！
这使我想到，昔日我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地去战斗，打江山，难道是为了自己能够终生当官吗？决不是！老干部自觉地让出位置来，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得到更大的锻炼，这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也是对我们的革命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严峻考验。党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体现着我们千秋万代人的根本利益。这不是那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继续下去的大问题。每个老干部都应当象周总理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那样，胸怀开阔，高瞻远瞩，以实际行动为年轻干部成长创造条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进。
最近，我认真学习了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对老干部退到第二线、第三线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千秋万代人的事业。这个革命，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要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这就要求我们这些老干部有计划地退到第二线、第三线，把第一线让给年轻人。这样做，和林彪、“四人帮”搞的让老干部“靠边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革命精神不等于工作效率。这几年，我在工作中就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应当从革命全局想一想。很多老干部是党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的真挚感情，想尽可能地多在现有职位上出把力，多干上几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看到，不管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对革命事业来说，退到第二线、第三线，把职位让出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为革命施展才华，比自己在第一线要好得多。
有的同志说，没有职位就无法干革命了。我总觉得离开职位照样可以为人民工作。我们老干部大都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体会都是深刻的。在有生之年，对此加以认真总结，留给后人作借鉴，这对革命事业不也是一种巨大贡献吗？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我身体状况还好，离职后的这两个月，我心里一时还放不下部队的工作，就不断地参加一些会议，到部队搞些调查研究，给党委当当参谋。我们周围的事情很多，只要自己愿意做，总是可以插上手的，领导和群众是很欢迎的。
老干部离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个新事物，它必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开始，可能在安排上、待遇和生活保障等方面有不够合理的地方，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每个老干部正确对待。无数的革命先烈为祖国的今天献出了生命，我们这些幸存者，不仅看到了新中国，也看到了祖国的四化建设。我们不能苛求于国家，苛求于党。党已经给了我们应有的荣誉和待遇，难道我们还能得此望彼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人民是尽一切可能，尽量安排和照顾好老干部的。需要的是，老干部要发扬战争年代那种创业精神，在离休这个新事物完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少考虑私利，多想革命大局，正确对待诸如去向、住房、用车等具体问题，高兴地离开自己的职位，在有生之年尽可能为革命再做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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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国英、叶佐英同志来信（摘要）
1 981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杨献珍同志来信》，批评我们写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的部分内容。我们的文章本着三中全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回避了同志间一些历史旧账。我们文章中有一个情节是疏忽了，1953年春夏间，原马列学院领导人处在变动中，陈伯达调上级领导机关。我们没有查清领导人任免的确切时间，这一点杨献珍同志是对的，我们弄错了。
经反复核查，我们认为文章没有原则错误。陈伯达在1953年批判、诬陷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康生在1958年打击迫害艾思奇，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1953年3月以前，陈伯达在马列学院主持工作时，对《大众哲学》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说：“《大众哲学》没有一页没有错”，“是机械唯物论”，“早已过时了”等等。陈伯达所说的东西，事实上成了1953年批判《大众哲学》的基调，随便翻到的那句话（原文是：“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分为两大类……”。）也成了那次批判的重要根据。
我们认为1953年所做的《大众哲学》是“机械唯物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批判所持的基本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摘引的事例也是曲解了原意的。《大众哲学》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它是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好书，至今为广大群众所公认。可是，当时却全盘加以否定，迫使艾思奇取消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排出清样的《大众哲学》修订本的出版，不得不做检讨，致使《大众哲学》被禁锢二十五年之久。现在还将两份二十八年前的内部档案拿了出来，而且把那份不实事求是的“报告”作为“根据”，公开引用艾思奇当时被迫的检讨当作“武器”，这种做法实在令人不好理解。
艾思奇同志在理论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当时批评他是“教条主义”、“庸俗化”、“机械唯物论”、“恶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缺乏党性”等等，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并且批评所持的基本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就以那时批判“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这件事为例，事实和观点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查到艾思奇同志讲课的一段原话：“我们中国革命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领导，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样伟大的民族，这样多的人口，一定要产生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是偶然的……。”当时记录得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就算原文如此，艾思奇的观点究竟是不是“非常荒谬”的“原则性”错误呢？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见《马恩选集》第4卷506—507页）这就是恩格斯关于伟大人物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某个人成为这样人物的偶然性相结合的观点，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了拿破仑，也用来解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艾思奇自然也可用来解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出现。而这种解释，正是没有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这同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并不矛盾，也丝毫不影响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58年在原高级党校工作人员中进行的反右派运动，我们许多同志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们所列举的是经过核对的事实。我们在纪念文章中，根据事实指出当时主管党校工作的康生及亲自参与此事的曹轶欧应负主要责任，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卢国英 叶佐英
198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