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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
魏瑚 夏禹龙
在社会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着思想与行动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相互在做思想工作，这是对思想工作的广义的理解。我们通常所讲的思想工作，是指党的思想工作，即是要在社会活动过程中，以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影响与作用于人们。这种影响和作用的实际效果如何，是检验思想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准。要取得好的实际效果，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掌握人的思想活动和思想工作的规律。
思想工作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而思想工作有没有客观规律性，又取决于人的思想活动有没有客观规律性。
应该承认，人的思想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规律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发展同样具有规律性。而科学地解释客观世界转化为人的意识和意志的过程及其物质机制，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思想活动规律有所论述。
我们不是常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吗？这里所说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因为一切工作都要通过人去做，而人是有思想的。如果我们不能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使有关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工作的意义和完成工作的方法，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末，不管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多么正确，也不能圆满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为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工作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
党的思想工作具有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来，都发挥过巨大的威力。党的思想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具有科学性，能够根据当时当地人们的思想实际及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把他们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到党所要求的水平上来。例如，在农村中，通过诉苦运动，发动土地改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转变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精神面貌，使他们奋起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如，在战场上，大批被俘虏的士兵经过一周十天或半月的阶级教育，就能认清敌我，调转枪口为革命而英勇战斗。这些，在思想工作史上都是伟大的创举。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党的思想工作也受到一些干扰，掺杂进一些非科学的、违反人的思想活动规律的东西。例如，夸大思想的作用，变成“精神万能”；思想工作简单化、一般化，用压服代替说服，等等。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近几年来，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这是正确的；但又有人把思想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妨碍党的思想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前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党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继承党在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科学理论。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历史条件变化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那些在战争年代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年代行之有效的某些具体做法，就不一定适用于当前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我们要在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同时，着重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并注意吸收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中有价值的成果，逐步形成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学理论。这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思想工作是一门大学问，它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和规律，需要许多专门家和实际工作者一起来作多方面的研究。
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因素十分复杂，难于一一列举，但必须对之有个基本的分析。有了基本分析，我们就能认清各种因素所固有的作用，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进行思想工作，就能摆正思想工作的位置，使思想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更好地为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
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因素，按其作用的性质、时间和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基本因素。它指的是人生观和道德观。它对人们的积极性长期地起作用，甚至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具体地说，它包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对党的认识和态度，对工作的责任感，对集体、对同志关怀与尊重的程度，等等。这些因素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学习革命理论中逐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它们就会强有力地持久地影响与支配人们的行动。
二是实际因素。它指的是现实生活所给予的各种激励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例如政治上给予信任，工作上委以重任，提职升级，增加工资、福利和奖金，解决住房困难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此外，如领导的民主作风，集体的和谐，同志间的相互关怀与爱护，家庭的和睦等，也会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
三是偶发因素。它指的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些令人愉快或烦恼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人们的积极性也会产生暂时的影响。例如工作中取得意外收获或发生事故，生活中出现顺心或不幸的事，都会影响人们工作的情绪。
上述三类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基本因素对人们的积极性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它对实际因素和偶发因素具有调节、节制的力量。而实际因素和偶发因素也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对人们的积极性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因素积累起来，也同样会引起基本因素的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就要善于分析这三类因素的性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运用，这是思想工作一项基本功。
帮助人们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是党的思想工作的目标。但是，这项目标是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的，它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实际因素和偶发因素是外界环境对于人们思想的触动。思想工作的经常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来自外界的触动，并通过思想工作成果的逐步积累，促进人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思想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感情的。情是思想工作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对群众、对同志有了深厚的感情，才容易正确地看待他们，从本质上、主流上发现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而避免只见别人的缺点、错误，把人看死的偏向。有了这样的感情，才能有更大的耐心与韧劲，不怕困难，不怕反复，坚持不懈地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有了这样的感情，才有内在的动力促使自己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把思想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一个人如果充满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工作，那末，群众就会对你信任，相信你是善意的，是从关怀和爱护他们出发的。有了这样的信任，你说的道理群众才易于接受，才能更好地起作用。
因为人是在感情的不断交流中生活的，感情的交流会激起震荡。你给他的信任与关怀，通过多次的交流，情谊会越来越深厚。通常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除了要求组织帮助外，总是愿意找自己信得过和同自己感情好的同志去谈，而这些同志对他的批评、教育、帮助，往往能收到特殊的效果。反之，猜疑、怨恨也会发生震荡作用，多次的震荡就会加深成见，影响同志间的正常关系，以致对方正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
情与理在思想工作中是各有作用的，两者不可偏废。情固然重要，如不绳之以理，就会感情用事，损害原则。同时情也不能代替理，思想工作归根到底还要靠充分说理，以理服人。只有把情与理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
总之，思想工作是建立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基础之上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是要渗透到各项业务活动中去发挥其先行作用的。我国有发展这门科学的优越性条件，只要加强努力，一定会走在这门科学研究的世界前列。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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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老好人”有什么好？
书林
“老好人”这个称呼，颇有点微妙之处。当人们把某人称作“老好人”的时候，固然主要是一种批评、责难，但那中间，也往往包含着肯定、称道的意思。叫做贬中有褒。“老好人”毕竟还是好人嘛！正因为如此，“老好人”的称呼，一般地不致于引起多大反感，“老好人”的形象，也并不是那么令人厌恶，有的人甚至还以做一个“老好人”而心安理得。
当然，我们说的“老好人”，一般总是安分守己，不干那些违法乱纪、损人利己的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属于“好人”一类，算不得坏人。然而，认真分析起来，“老好人”究竟有什么好，确实值得研究。
一个共产党员，在原则问题上应该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对于关系党的事业、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都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老好人”呢，在原则问题上，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态度暖昧，天大的事摆到面前，他也是不点头，不摇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共产党员，在同志关系上，应该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老好人”则相反，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他们总是只栽花，不栽刺，你好我好，一团和气，凡事以不得罪人为原则。有的甚至对碰到鼻子上的坏人坏事也不闻不问，装聋作哑。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其中的几条，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等等，实际上都是一种“老好人”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庸俗腐朽的作风，是对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一种腐蚀剂。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单位如果是“老好人”当道，那里必然是赏罚不明，是非不清，正气压抑，邪气嚣张，党的组织涣散软弱，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贯彻，不正之风得不到抵制和纠正，工作中的问题长期拖延解决不了。倘若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当中，“老好人”占了多数，我们的党就会丧失自己的战斗力。
“老好人”过去就有，现在更普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一伙推行整人哲学，强迫人们跟着他们去斗争什么“走资派”。许多同志对他们那一套倒行逆施不满，又不好公然进行斗争，只得用保持沉默、回避斗争的办法，作为抵制的手段。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理解、应该同情的。可惜，时间长了，一些同志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觉得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保持平静的生活，也就不再想卷入什么斗争了。还有一些同志，眼看着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被批得最凶，整得最厉害，而一些平时不大工作、从不得罪人的“老好人”，倒平安无事，也不免思想上受到影响。这些同志都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觉得还是当“老好人”好。这就使得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老好人”多了起来。
当前，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很大的力气。党中央提出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老好人”之为害就看得更加清楚。可以说，“老好人”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我们端正党风、改变社会风气的严重障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障碍。我们应该大声疾呼：
“老好人”没有什么好。
共产党员决不能做“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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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知识
封建时代的官吏考核制度
王超
在我国封建时代，历朝都有一套官吏的考核制度。
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称作考课，或叫考绩，即考核现任官吏的行政成绩。汉代对百官的考核制度，有三种形式：（一）逐级考课。政府机关每一级主管长官，根据中央规定的条文，对其所属官吏进行考课。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丞相和最高监察长官御史大夫，负责考核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和王国的相；郡国守相则考核属县令长。同时，在政府机关内部，各级主管长官，对其下属机关部门官吏，依其职掌，进行考核。（二）郡国上计。汉制：地方郡国长官，年终须向中央报告工作。汇报内容包括本郡国户口增减、垦田农桑、漕运水利、钱谷出入、盗贼狱讼、教育选举、灾害疾疫等行政治绩。报告工作所用簿册，当时称作“上计簿”。（三）六条刺察。汉武帝分全国为13个监察区，设置13部刺史，以六条规定刺察郡国长官。岁终回京奏事，汇报各郡情况，对郡国“上计”有极大的核实作用。
汉代考课，一般是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为防止徇私舞弊，考核采用会议形式，公开举行评议。主考者可以提出种种问题，受考者须以政绩实情回答。最后，丞相、御史大夫总其成而上奏天子。汉代把官吏考核作为国家大事来抓，因此，天子接受
“上计”，即百官考核总成绩时，往往采用国家大典的方式，常于正月一日群臣朝贺之时举行，有时亦于封泰山、祀明堂时受“上计”（《汉书·武帝纪》）。
唐代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官吏考核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备。唐朝各级政府机构的职掌、编制，考核制度的体制、内容与赏罚升降，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且用法典形式颁布。据唐玄宗年间编定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载，唐代考核之制为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对受考官吏根据国家规定的“四善”、“二十七最”进行考核。所谓“最”，是说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最好的成绩。“四善”者，是对官吏提出的四条共同要求；“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各部门职务之不同，分别提出的27条要求。
唐代考核之日，极其隆重，皇帝任最高主考官，特派宰相二人充任内外官考使，御史大夫或其他高级官员为监考使。凡定考，皆“大合众而读之”（《新唐书·百官志》），然后奏闻皇上。
为了提高政府效能，汉唐统治者主要抓各级政府的主管长官，特别是地方最高政区州郡长官。汉宣帝曾说：我要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其田里”而无叹息之怨，“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代郡太守俸禄秩级为二千石）故二千石有治政效能者，宣帝“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汉书·循吏传序》）。唐太宗把天下州刺史姓名录于屏风之上，谁有善恶事迹，具列于名下，坐卧常看，以备考核升降赏罚之用（《唐会要》卷68《刺史》）。因此，唐代前期，特别是贞观年间，政府施政，“鲜有败事”。宋代人在评论唐代考核制度的效果时，说是“人思激励，绩效著闻”（《宋史·梁鼎传》），看来并非虚言。汉唐两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盛世，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巨大的发展，应该说与政府具有较高的管理效能分不开的。
与汉唐两代严格考核制度，提高政府效能相对照，魏晋南北朝与宋元明清诸代，则差之远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使世家大族获得做官的特权。政府任官复行“九品中正”之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不学无术之徒平步公卿，不法横行之辈遍布朝野，这样，还能有什么考核制度可言！三国魏明帝多次要健全和推行考核制度，均因世族权臣的反对和阻挠而作罢（见《三国志·魏书·杜畿传、崔林传》）。到了晋代，“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晋书·刘颂传》）。世家大族互相联络，通婚结亲，拉帮结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成一层层封建门阀的统治网，吏治岂能清明！东晋人干令升在《晋纪总论》中指出：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尽责。不负责任者，享受盛名；认真办事者，遭受斥责。朝廷用人，是因人设官。求官者，是有利可图才干。大官身兼十数职，是一职也不管。军国大事，错办者常十之八九。列官千员，不曾有一个让贤的官（李善注《文选》卷49）。吏治坏到如此地步，国家焉得不乱？乱而不止，国家怎能统一？
宋元明清诸代定制，总出发点，在集权于皇帝一人，而不在于使上下百官各尽其职，主动办事。因此，虽各代均有考核制度，在其建国初年，亦曾为整肃吏治做了一些努力，但就整个时期来说，官吏的考核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北宋仁宗时，已是“贤愚同等，清浊一致”（范仲淹语）。至明代万历年间，副都御史邱橓痛陈吏治考核八弊，指出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市交之资；御史巡察，未离京师而密嘱之姓名已盈私牍；抚按考课，彼此结纳；请托公行，贪佞不禁；等等。（见《明史·邱橓传》）明中叶以后，宦官专权，贪污成风，吏治更趋腐败。清朝考核制度之流弊，较明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政尚严明”的康熙初年，在考核之时，多有营求徇庇的事，因为考课不实，无罪被诬者甚多（《清朝文献通考》卷59）。当时就有人指出，此种流弊已经“相习成风，莫可挽回”。雍正初年，各部官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雍正四年谕旨）这位雍正皇帝，不能不为这种局面而忧心。他很清楚，此风不改，“必致进退人才，不得其实；听断狱讼，不得其平”。如此，则“民生何由安，吏治何由肃乎？”（《清实录》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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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
我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宋明理学讨论会，于10月15日至21日在杭州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北宋到明清之际七百多年间，它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国外，宋明理学也有相当的影响，许多国外汉学家也很注重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研究。因此，认真研究宋明理学的发生、发展和衰落过程，阐明它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的思想特点，有助于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消除封建残余的思想影响，对于科学地探索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哲学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意义。
这次讨论会重点探讨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派别，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对宋明理学的各派哲学观点的历史评价与再评价，以及研究宋明理学的方法论，等等。讨论中，大家力求对宋明理学进行科学的剖析，一方面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为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封建道德所起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它在我国思想史上对于理论思维发展方面的贡献。许多人在发言和论文中运用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宋明理学家在建立其世界观时，多数都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陷入了唯心主义，但是，他们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问题时，都对我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一些专家指出，在宋明时期，既有唯心主义，也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张载，唯心主义哲学家如程颐、朱熹，都提出了相当深刻的辩证法观点，这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说，在努力消除宋明理学的消极影响的同时，正确认识宋明理学所包涵的积极因素，将会有助于我们肃清封建思想的残余，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文化思想遗产。（陈铭 丁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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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八一年《中国百科年鉴》出版
1981年《中国百科年鉴》已经出版发行。《中国百科年鉴》从去年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逐年出版，年鉴反映和记录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各个学科的新情况、新成果、新知识和新资料，供读者随时检阅查考。
今年的《中国百科年鉴》分概况、百科、附录三大部分。概况部分有中国概况，各省、市、自治区概况，各国概况和国际会议活动。百科部分是全书的重点，今年增加了门类和篇幅，比去年出的年鉴更齐全。本书在附录部分，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年大事志、辛亥革命大事志。年鉴还刊出了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讲话中提到的六十二个对中国革命有功的人物照片。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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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奥本海国际法》出版
《奥本海国际法》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奥本海原籍德国，在英国任教，他的主要著作《奥本海国际法》于1905—1906年出版，被西方法学界奉为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和教科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内容广泛，材料丰富，概括了主要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的原则的论点。《奥本海国际法》共出了八版。这次出版的中译本是由我国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和陈体强教授根据第八版重译的。
（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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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将出版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一书即将出版。此书收集的论文探讨了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对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是否能起主要作用，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