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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我的追念
沈粹缜
我和庆龄同志认识不算太早，但相知神交已久。主要是受我爱人邹韬奋（1895—1944年）的影响。韬奋早年敬仰孙中山先生。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以后，就曾连续多期介绍中山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后来国民党右派恶意造谣，中伤庆龄同志，韬奋又通过他的刊物，为庆龄同志辟谣。从韬奋处我了解到庆龄同志是一位极有气魄的女性。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我全民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伸出黑手，镇压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韬奋和其他六位爱国者遭到非法逮捕。这就是三十年代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庆龄同志为七君子被捕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罪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怒火和爱国的义愤，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日本军阀的。
庆龄同志的声明，对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它增添了我们的斗争勇气。
为营救七位爱国者，庆龄同志和一些革命者、共产党人联合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她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提出：“要求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并“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1937年7月5日，庆龄同志在上海，避开国民党宪警的耳目，率领十一位同志亲赴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提出自请入狱，以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她正气浩然，爱国爱民的光辉形象深刻在我心里。
以后我有幸见到庆龄同志，但那都是在公众场合。她稳重、端庄、美丽，深得人民的爱戴。平时，人们言谈中提到“孙夫人”，总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正义、爱国连在一起的。
1941年2月下旬，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我随后带着孩子也到了香港。一天，韬奋从庆龄同志家开会回来，对我说：“孙夫人募捐来大批救济物资，准备送往解放区，需要请几个人去帮忙整理。她让你也去，你去吧！”我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和廖梦醒、倪斐君等一起参加了整理工作。记得那天我遵照嘱咐，到了九龙湾仔的一个仓库里。庆龄同志亲切和我们握手，随后象谈家常一样提出了要求。她说解放区缺医少药，这些募捐来的物资有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奶粉罐头，品种很多，请你们帮助分类整理，集中装箱，我会想办法运到解放区去的。我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还编了物资细目。庆龄同志自己一有空也来帮着整理。在工作快结束时，她亲自派车子接我们几人到一家饭店吃饭。席间，她兴致很高，温和热忱，一时用英语和梦醒交谈，一时用上海本地话与我交谈，一时又用带上海口音的北京话与斐君交谈，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在座的还有庆龄同志的保姆、忠诚伙伴李妈——李燕娥同志，庆龄同志亲切地唤她“李姐”。她平易的作风，亲切的谈吐，和蔼的态度，显示了她谦逊的美德。在国内国际享有极高声望的“孙夫人”，是这样的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脚踏实地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抗日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庆龄同志去了重庆，我们从此分手多年。
1944年7月韬奋患病去世，1945年5月，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以后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庆龄同志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颠波和不幸。她自己受特务监视，行动不自由，就一次又一次地派李姐来看我，送来日用品和水果。有一次她派车接我到她家去吃饭。她轻声慢语安慰我：“邹先生去世了，你不能太悲伤，身体要紧。邹先生的文章代表人民讲话，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为进步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用他的笔做了很多好事。你有机会也要到社会上去做事，你能做的。”她的真诚和体贴使我振奋。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大约在6月间，我被约请到中南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政协开幕那天，我惊喜地又看到了庆龄同志。她是在邓颖超大姐的陪伴下，从上海到北京的。她的嘴角浮现着一缕欣喜的微笑。是啊！为实现新中国，她呕心沥血，以超众的才智，团结各种进步力量，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而党的事业的胜利，又成了她前进的动力。
政协会议结束，庆龄同志对我说：“解放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要大大开展，先要增办一个托儿所。她约我担任这个托儿所的所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有点胆怯。她热情鼓励我，说只要爱孩子，工作能做好的。在她的感召下，我开始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并为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高兴。1951年6月，我被调去上海市妇联搞儿童福利工作，我们仍经常有接触和交往。
1950年冬，庆龄同志和林伯渠、朱明、罗叔章、廖梦醒等同志去东北三省参观视察，她要我也陪同前往。我亲眼目睹庆龄同志勤奋忘我工作的情景。每天她大清早起床，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用在看材料、做视察的准备工作上。每到一处，都认真听汇报，提问题，还要随行的同志帮助记录。晚间，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她也不肯早早休息。她的眼睛不好，在灯光下看东西吃力，拿来文件，就要我轻声读给她听，一路上，她关心所有随行的人。遇到房间挤，她就让我睡在她套间外屋。有一次，我连续几天不适，腹部气胀，她竟坐在我身边给我按摩，那时她已荣任国家副主席。四十年代，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崇高形象，又重现在我眼前：她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善于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奋斗。
几十年来，庆龄同志给我的影响和教诲是一言难尽的。她从来不以领导人自居，多次对我说：“我们是老姐妹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讲。”她交托我办事，不论大事小事，总是信任地交托，但又表示很过意不去。这次病重，有一天她又对我说：“你我是老姐妹了，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叫我怎么说呢？”我咽下悲痛的泪水，宽慰她：“夫人，是老姐妹，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作为老妹妹，那都是我该做的事。”她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以后又亲吻了我。
最令人难以忘情的是庆龄同志还给我留下了她生前的最后题词。早在今年初，韬奋纪念馆在着手编选《韬奋手迹》一书，要求我恳请庆龄同志为该书封面题签。春节，我从上海去北京，将此事向庆龄同志当面提出，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现在她的手有些抖，等好些后再写。我看她的手总在发抖，便不忍心催她。2月下旬我由京返沪前，在给她的信封上注了一句话：“请夫人健康时再写”。以后，她的病时好时坏，我就没有再向她提题签的事。庆龄同志却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她病危的前夕，5月12日清晨5时，她叫来身边的同志，说她要做事，让人扶着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落款：“宋庆龄题”，时间：“一九八一年”，而且写了两张供选用。写完后请身边工作人员扶她上床躺下，说：“我现在放心了。”还一再叮嘱将写好的字交给我。当我收到这件题签，听她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她写这几个字的情景，激动得心都发抖了。我又难过，又钦佩。这几个在她重病中挣扎着起来题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来的题签。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来对待朋友和同志的。庆龄同志的深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头，珍藏在我心灵的深处。
（选自即将出版的《宋庆龄纪念集》，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宋庆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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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书的序言
李维汉
编者按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维汉同志的《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是论述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李维汉同志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既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是他自己多年从事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深切体会的概括。
这个文集收集了我在全国解放以后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大多数著作。除了《关于我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和新任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的指导》写于1979年和1980年以外，都是1963年以前的作品。多数在当时发表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没有发表或者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有几篇最近才在刊物上发表）。在收入本文集的时候，凡是过去发表过的著作均保持本来面目，只删掉几段话。对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著作，有的进行了整理，有的作了某些删改，但基本观点仍保持原样。由于我从1948年到1962年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这个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历史。
在这个期间，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全党的整个工作一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又发生过重大的失误，也作过一些纠正错误的努力。这个文集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几个方面的情况。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下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1957年，确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还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中间分子，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这场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是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进行批判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胜利前进。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了扩大化。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致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结果，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右派斗争还包括着反地方民族主义。应当说，当时在某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也确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存在。现在看来，对这种倾向，也同对大汉族主义倾向一样，应当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教育，而不宜于搞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但是，当时同样把这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不适当地搞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并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把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错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我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对于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扩大化，应负重要责任。这里，我谨向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表示道歉和慰问。在这个文集中，有些讲话和文章讲到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斗争问题，现在看来，有些讲法不尽适当，甚至有错误。在其他问题上，也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为了忠实于历史，基本上未作修改，希读者注意，并欢迎读者批评。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党的一般历史问题，应以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为准。
在某些篇章中，我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性问题和新的看法，如社会主义民族问题，民族融合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以及有关统一战线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探索性的，粗糙的，有待读者和学者同志们讨论和指正。
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都是科学。我参加十几年的实践，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还谈不上具备了科学的形态。我现在将这个文集贡献给读者，只希望能在这两门科学的创造和发展中，作出一粟贡献。
黄铸、江平、于刚等同志对本文集的编辑、整理做了不少工作。
198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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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赓同志在狱中
李西岳 刘民生
1933年3月，陈赓同志被捕后不久，被押到南京进行严刑审讯。
当时，多亏宋庆龄同志及时组织营救，陈赓同志才免遭杀害。后来，陈赓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在南昌指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足智多谋，年轻有为，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官。于是，他命令南京政府立即把陈赓同志押到南昌，他要亲自出马“迎接贵客”。
陈赓同志被押到南昌的第二天，蒋介石传令要在客厅“会见”他。
蒋介石见陈赓同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装作吃惊的样子。先责骂南京政府有眼不识泰山，未经他允许就随便用刑；后又带着几分“歉疚”地关照陈赓同志的生活。
蒋介石觉得自己跟陈赓有着特殊的“缘分”。因为在第二次东征中，陈赓同志曾冒着危险救过他的性命。于是，他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装作“知恩报恩，感激不尽”的样子。陈赓同志一眼识破了蒋介石的用心，坦率地说道：“你想把我怎么样就直说吧，用不着转弯抹角。”
蒋介石笑了笑，把一杯茶递给陈赓，说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很佩服你的才华。虽然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看在我们过去的交情上，我还是能原谅你的。”
陈赓同志把脸转向一边，冷冷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并不需要你这种原谅。”
蒋介石感到很扫兴。停了片刻，只好亮出了真牌子，他递给陈赓同志一张纸，皮笑肉不笑地说：“只要是肯写几个字，什么事都好商量……”“写什么字？”“自首……”陈赓同志猛地一把夺过蒋介石手中的纸，挥笔疾书，一下写满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蒋介石气得头昏脑胀，他连叫着：“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然后命令把陈赓同志押下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陈赓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把卫兵训出去，满脸陪笑地给陈赓同志让坐、倒茶，并为自己前天的“粗暴失礼”向陈赓道歉。陈赓同志没入正坐，蹲在旁边的沙发上说：“你不要逢场作戏了，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我都看透了，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蒋介石又挨了当头一棒，感到很难堪。不过，他还是极力装作镇静：“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我看你还是当年咱们一块共事的脾气。今天谈点别的，谈点别的……”蒋介石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结结巴巴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他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僵持了一阵，才说道：“现在国家弄得这么糟，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中国不能这样沦陷……”
陈赓同志当即打断了蒋介石的话，义正辞严地道：“这还用你表白吗？谁造成的这种局面，中国人心里都有数。你不主张抗日，却发动内战、屠杀人民，难道这些责任还要我们共产党人负吗？”蒋介石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点……”蒋介石斜了陈赓同志一眼，接着又说：“你是个大将军，还穿满身虱子的衣服，这多不体面啊！”陈赓同志答道：“我陈赓天生和虱子有缘分。虱子是革命虫！”蒋介石又说道：“草鞋总该换换吧？”陈赓同志冷冷地答道：“我就是个
‘草鞋将军’！”蒋介石嘴里象塞了团棉花，“这……这……”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又僵持了一阵，蒋介石说：“只要你肯过来，愿意带兵，我马上给你个师长，就是给你个军长，也是一句话……不愿意带兵嘛，也好。我可以给你个特务总队长干，只要你答应同我合作，这些都由你挑……”
陈赓同志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嚯”地站起来，慷慨陈词地说：“我一进来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陈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决不作你的狗官。更不会象你一样卖国求荣，背叛革命，榨取人民的血汗，来供自己享受！你想让我叛变自首，哼！你打错了算盘！”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放肆！你要这样不识抬举，可别怪我忘恩负义。来人！”卫兵们一拥而上，扭住了陈赓。蒋介石喊了声：“慢！”他命令卫兵用枪口对准陈赓同志的胸膛，凶相毕露地问道：“说！你到底投不投降？”陈赓同志昂着头，以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气概，斩钉截铁地说：“要打要杀都由你，我陈赓对你没二话！”
蒋介石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但又无计可施，只好命令先将陈赓同志押回监狱。
这期间，党曾多次派人组织营救陈赓同志，但由于敌人戒备森严，均未成功。宋庆龄同志也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陈赓同志，但蒋无动于衷。后来，宋庆龄亲自到监狱探望了陈赓。蒋介石连日来坐卧不宁：若杀死陈赓，别人会说他“恩将仇报”；再说陈赓的才华实在是难能可贵，杀了岂不可惜！他又另生计谋，命令把陈赓押往南京“休养”。
到南京后，陈赓同志真正受到了特殊“照顾”，几乎真正自由了，整个南京市允许他自由活动（但暗中有人盯梢）；衣食住行都有专人侍候……陈赓同志不由心中升起疑团：“蒋介石又要耍什么花招？”
答案终于找到了。一天晚上，陈赓同志正欲入睡，突然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只见那女人以肉麻的腔调说：“陈先生，你一个人不感到寂寞吗？哎呀！你可真是个美男子，太迷人啦……”陈赓同志怒不可遏，用力把那女人推出去了。陈赓同志猛地把门关上，气得说不上话来，半天才骂了一句：“卑鄙！”
一切伎俩用过，蒋介石感到无计可施了。况且当时社会舆论越来越大，要求立即释放陈赓同志，公开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后来，蒋介石在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便将陈赓同志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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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灯
湘舟
四十多年前，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林宝姑，提着这盏马灯，护送红军伤员进医院，给转移到深山的赤卫队送食粮，风里来雨里去，红军战士在黑夜中见到这马灯的闪光就高兴地说：“风雨灯来了，宝姑来了！”
一次，宝姑送粮、盐进山，路过草子?时被民团头子发觉，抓去严刑拷打，死去活来，她没吐露一句真情。后来，她逃出了虎口，仍提着这盏灯在山中潜行，同红军、游击队保持联系。如今这盏灯安放在才溪纪念馆，灯的主人去年已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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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维汉同志所著《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书出版发行
本报讯 李维汉同志所著《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书，最近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书收集了李维汉同志建国以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大多数论著。建国以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民族工作，虽有过一些失误，但总的来说，成绩是很大的。李维汉同志从1948年到1962年，长期主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工作，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有体会。这个文集对于研究建国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历史，宣传和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