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鲁迅杂文一解
唐弢
鲁迅杂文是一首首内容丰富的诗，他将深邃的思想感情灌注在变化的艺术形式中，或酣畅恣肆，或犀利峭拔，或含蓄凝练，“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准风月谈·难得糊涂》），然而又各各独辟蹊径，自成天地，和谐地给人以理性上的启发和美感上的享受：浑然无间。
我由此想起他别的一些有关的言论来。1935年，鲁迅在一篇短文里谈到果戈理，说果戈理盛夸俄国人善于给人起诨名，诨名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都跟定你，怎么摆也摆不脱。鲁迅认为，“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其实，这也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一个特点。在他的杂文里，对于日常生活里普通的人或物，鲁迅总是于静观默察之余，得其神髓，画出灵魂，给它特别一提，使形象内蕴的社会意义或生活哲学迸了出来。虽然作为名号长了一点，但从精神实质说，精练，贴切，传神，仍然是一个个变相的诨名。这是剖析鲁迅杂文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论。正是他，第一个指出鲁迅杂文不是攻击个人，不是纠缠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上，而是针对一种社会现象。有些人姓名，出现“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自己把这叫做类型，他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鲁迅揭开自己杂文的秘密，说出特点，并且以其博大的思想和高妙的艺术，制造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写入短文，俘住人心，建立了文学史上睥睨一代的文体——以独创的形象构成个人风格的战斗的杂文。
这些形象的独创风格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个特点是：形象的思想性。人们往往把形象创造看作是艺术范围的事，不知同时也是思想范围的事。一个成功的形象，必然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的结合。人们可以分析它，却不能分割它。在一篇杂文里，如果形象只是理论的辅助，为理论服务，或者只是在议论时作为证明而举的一个例子，那就失去独立的意义，不是杂文的必不可少的组合部分了。鲁迅笔下的形象大多数不是这样。鲁迅总是将自己的思想熔铸在里面，形象便是思想。它代表一种观点，代表一种甚至是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头脑里的哲学——生活哲学。比如说吧，叭儿狗是鲁迅在杂文里创造的形象，影响之大，不下于小说里的阿Q。在生活中，鲁迅听惯了那些折中、公允、调和、平正的伪善的议论，见过“虽然是狗，又很象猫”的叭儿，将双方的性格比较，分析，思索，创造了“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形象。作家笔下的这个“悠悠然”，活活地画出了叭儿的神态，同时也活活地画出了叭儿的性格。由表及里，一语传神。这样，叭儿狗不仅是一个形象，也代表了一种思想，一种伪善的折中、公允、调和、平正的思想。和这个相似，还有挂在山羊脖子上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小铃铎”；排成一长串奔赴屠宰场，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的绵羊们“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作家写到的“小铃铎”，绵羊们“凝着”的“眼色”，前者含意深远，后者神情毕肖，好比前人作诗的“诗眼”一样，它们是形象的眼睛，瞪着向人，以无声的语言在默默地倾诉衷肠——也就是我所说的思想。鲁迅杂文的形象是有思想的图画，因此，尽管杂文里的形象不是小说里的典型，而人们总是将他的形象和典型并提。
形象在鲁迅笔下不仅有思想，有时还出现含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哲学。比如《爬和撞》，写大多数人“背着苦恼的命运”，“拚命的爬，爬，爬”，循规蹈矩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便发明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但这毕竟是少数，失望侵蚀善良的人心，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根据社会现象提炼出来的这种生活哲学，形象突出而含义深广，确是讽刺文学的上乘。至于鲁迅在别一方面刻画的，比如上海人把“游荡为生”看成和“教书”、“做工”一样，称为“吃白相饭”，社会上认作“光明正大的职业”（《“吃白相饭”》）；洋大人下属不把自己的同胞当人，却当做练习打枪用的“靶子”，公然称“搜身”为“抄靶子”（《“抄靶子”》）；电车上卖票人当众“揩油”，“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象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揩油”》）观察入微，造象生动。这些都是洋大人治下的政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范围虽然不象《爬和撞》里描写的广泛，然而同样来自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意义却更为深刻，它代表一种变化，也是鲁迅特地勾勒下来的一种近代中国的时髦哲学。
近代生活的变化促进了鲁迅思想的复杂与敏感，同时也加强了他的政治预见性。当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上层社会人心浮动的时候，他总结历史经验，在《半夏小集》里，针对社会上正在冒头的思想哲学提出了形象性的意见：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
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
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
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
一个遗孤。
鲁迅将三种形象放在一起画了出来，重点却在第二种，即以口舌为儿子增光的“好父亲”。从痛骂汉奸到儿子不妨应试去了，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给“好父亲”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鲁迅通过杂文形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他所揭示的各种生活哲学实际上正是他个人深刻思想的表现，完全属于形象的思想性的范围。
第二个特点是：形象的现实性。读鲁迅杂文，觉得他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他的形象取材于历史的和外国的非常多，令人目不暇接，有时连思想都跟不上；但如果以为鲁迅谈的真是历史和外国，那就错了，他念念不忘地说着的是现在。鲁迅说：“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在中国作家中，象鲁迅那样执着于现在的，的确很少。而执着于现在，实际上也就不可能不执着于政治，执着于和今天千百万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
冯雪峰说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诗人和战士的一致的产物。这个意见是对的。鲁迅的杂文大多数密切地联系着政治，有的可以说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不是为政策服务。这就是说，政治在他的头脑里是一个开广的概念，他不写政策，而以政治包括政策，有时甚至使政治上升为思想或理论。比如揭露帝国主义借手中国人杀戮革命者和共产党，便以“以夷制夷”为例，将政治杀戮提到“以华制华”的理论上（《“以夷制夷”》），根据战争进行分析。这样，问题不至拘泥在一点上，又突出了形象的思想性，即使取材于外国的或者历史的，也并不例外。
就以取材于外国的来说，他分析了莎士比亚剧本《凯撒传》，反驳杜衡污蔑中国只有“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群众，指出“有理性”的群众，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又是“莎士比亚”》），看来当年的罗马也无异于后来的中国。鲁迅感慨地指出：“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至于《外国也有》一文，通篇引外国的人和事，来证明中国的现实，文章结束处说：“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当时不抵抗主义风靡全国，人民的愤怒即将爆发，引喻两个在地球上已经消失了的古国，充满了现实的意义。
至于将中国的历史事例当作形象论述的，那就更多了。明亡后的“好父亲”就是一例。其时南京政府正在“围剿”共产党，对革命者施行酷刑，鲁迅曾论述明初永乐帝剥了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后来孙可望又剥了李如月的皮，他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病后杂谈》）。实在是出色的历史的总结。他讽刺有些人“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举出了三国东吴的孙皓，说他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象一个帮闲；……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他同情老百姓穷困，无力抗拒苛捐杂税，举出了五代时吴越王钱镠，说他“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谣言世家》）读了关于历史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我们触到了鲁迅的对人民的拳拳之心，对当时来说，没有比这个更现实、更有直接意义的了。
鲁迅借历史事例为残酷的现实作出总结，并以同样方式分析了杀人者的心理。在《晨凉漫记》里，他分析说：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
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象“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
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
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
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
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
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
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
情，完全一样。
一个有自信的处在上升阶段的统治者不需要杀人，杀人的动机和没落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正当统治者杀人如麻的时候，鲁迅分析了杀人的心理和规律，等于宣判了他们末日的来临。历史在这里化为现实，尽管他谈的还是过去的事情，形象同时却具有现实性。
第三个特点是：形象的新鲜的感觉。除了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外，鲁迅杂文的形象还具有生动活泼、自我创造的特点。他的笔下固然有现成的已为大家稔熟的材料，更多的却是刚刚采自生活枝头的含露欲滴的簇新的形象，即使是旧的材料，也往往重加组合，使人有整旧如新的感觉。鲁迅善于将普通语言加工成形象语言，在复述或者重演对方文字的时候，注入新的血液，既不改动原意，又能使内容更为清新，文字倍见精神。杂文有评论性，有论战性，需要采取复述或者重演的手段，如果引证过于冗长，全文不免流于臃肿和曳沓；因此，复述或者重演应当是艺术的再创造——一个不违背原意的艺术的再创造。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他重视形象的新鲜。
将普通语言加工为形象语言，这是发挥独创风格的重要条件，也是杂文写作的基本功。鲁迅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大雪纷飞”这句话，论“神韵”，远不如《水浒传》里的“那雪正下得紧”（《“大雪纷飞”》），因为前者偏于叙述，而后者却构成了形象，对比之下，可以悟出许多道理来。鲁迅自己的语言便这样：统治者将共产党人郭亮的头挂起来示众，恐吓人民，他论述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铲共大观》）青年作家叶永蓁的小说朴素坦率，随手写来毫不装点，他介绍说：“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不说“革命被恐怖吓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而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说“又正是毫无保留的坦率的陈述”，而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舍抽象的议论而取形象的语言，图景既现，意义自明，给人以一种不落冗套的新鲜的感觉。
至于造型最新、感人最深的，还是那些直接来自生活的形象，寥寥几笔，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地画出了他的对象的性格。鲁迅写柔石方正，说：“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为了忘却的记念》）严肃中流露诙谐。鲁迅写韦素园诚实，说他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忆韦素园君》）赞叹中透示沉痛。的确，鲁迅对这两位青年熟透了，因此各各选取一个形象，便画出了他们全部的性格。鲁迅也以类似的故事绘状过自己。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但丁，说：“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象很是疲乏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我们在同一形象里，仿佛也看到了一生都在吃力地把石头推上峭壁去的鲁迅自己的身影。
类似上述的形象语言，在鲁迅的杂文里比比皆是，其中能以独特的艺术手腕，给人以面目焕然的新鲜感觉的，主要是对别人的意见的复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两书的后记，都有这方面的例子。《出关》发表以后，邱韵铎在一篇读后感里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象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评论对作品显然是一个曲解，而“以及象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一语的嘲讽含义，又引起鲁迅的反感，他在复述中将对方意见形象化，并且就用这形象作出了有力的反驳和答复：
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入孤独和悲哀
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
象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
在内，竟一窠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使如此，
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
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
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几句平淡无奇的话，经过鲁迅形象地加以复述，排比，读者眼前出现了新的图景：一队浩浩荡荡的人群，跟随青牛背上的老子，正在涌出关去。但是，倘若真的那么多群众，老子就不会有“孤独感”，批评者的论点也就落空了。鲁迅接下去说：“我现在想站在关口，从老子的青牛屁股后面，挽留住‘象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以及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首先是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是不在这里’，邱先生是早知道的，……”。复述构成形象，形象产生思想，即以批评者所引的论据，驳复批评者所持的论点，精到严密，化腐朽为神奇，使人有眼前一亮、面目全新的感觉，实在是鲁迅杂文形象创造中一个奇迹般的收获。
造成鲁迅杂文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它的贴切、传神的诨名似的形象，这些形象所包涵的诗的特征，扣人心弦，耐人寻味，的确经得起细细咀嚼。正是这些地方，他的杂文的形象以其思想性、现实性以及好象是永远新鲜的感觉，承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使自己和一般的所谓杂文区分开来，发挥了较为久长的社会意义和效果。这个成就，就象起诨名一样，主要得力于鲁迅说的，作家要有明确的判断力，要有表现的才能，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杂文作者，首先应当向鲁迅学习，应当吸收他的丰富深厚的创作经验的一个主要方面吧。抛砖引玉，因作《鲁迅杂文一解》。
第5版()
专栏：
应该注意戏剧的社会效果
——从高尔基反对上演《恶魔》想起的
杜高
1913年9月，高尔基曾强烈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高尔基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俄国文艺界的震动，遭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猛烈攻击。一些鼓吹“文艺绝对自由”的人们，也谴责高尔基“企图创立社会对艺术家的自由的检查制度”。当时，只有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积极地支持高尔基的这一正确主张。
高尔基反对把《恶魔》及其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搬上舞台，决不是一概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成就，也不是简单粗暴地抹杀他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人的精神性格的复杂性。恰恰相反，他颂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的天才。但是从社会现实的需要，从一个上演剧目对广大观众的影响来看，改编上演《恶魔》这一类作品是有害的。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并且是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被丑恶的历史、痛苦而屈辱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消极特征，但是，创造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化的，决不是这种性格。这些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什么值得让观众去欣赏的。高尔基严肃地指出：当着风暴和雷雨即将袭来的历史时刻，为着把“一切积极力量极大限度地调动起来，——难道现在是欣赏她的畸形丑恶的时候吗？”“为什么要把注意力停留在我们民族心理的这些病态现象上面，这些畸形丑恶上面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看到这些畸形丑恶的东西会象毒菌一样在社会生活中传染开去，会毒害孩子和青年，会向人们灌输对生活、对现实和祖国的命运冷漠、绝望、厌倦的情绪。他吁请正直的艺术家们仔细读一读有关中学青年灵魂遭受各种毒害的调查表。
我们可以看到，当高尔基庄严地提出“社会效果”时，他的心里想着的是比“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重要和更宝贵得多的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炽热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维护人民的坚定立场，使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在对待一个上演剧目的观点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争论。
这使我想起了去年以来我们也曾发生过的有关上演剧目社会效果的一些争论。去年春天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骗子》、《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三个剧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针对着当时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对戏剧创作的不良影响，以及我们的作者在认识生活和艺术表现方面还存在着的不足，座谈会严肃地提出了我们的作家必须极大地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
后来的事实表明，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成和接受这个正确的观点。有的同志把“社会效果”看成“棍子”；有的怀疑“即使不是棍子，也是限制创作的‘框子’”；有的认为提出社会效果本身的“社会效果”就不好。情绪更偏激一些的同志，则认为考虑社会效果不够好而不支持《骗子》、《女贼》等剧本上演，就是违反双百方针、限制创作自由，甚至就是“变相禁戏”。今年春天，一个戏剧刊物热烈赞扬当地一个剧团演出了《女贼》、《骗子》，是“勇者的胜利”，并且发表了专文《欢迎〈女贼〉登上话剧舞台》。这就使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上演剧目的社会效果的观点，同高尔基所阐明的观点有着多么鲜明的不同。有些同志把上演《女贼》、《骗子》，看成是“思想解放”的表现。高尔基对那些“极度爱好自由”的文艺家说：“您想从什么东西里面解放出来呢？岂不是要从人和公民的全部责任里面解放出来吗？”他说得何等的好啊！
高尔基反对将《恶魔》改编上演，还因为他看到了戏剧独有的艺术特点，估计到它比其他文艺形式对群众产生着更直接、更强烈的感染作用。他说：“我相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一回事，看见他笔下的许多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并且还是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所能显示的那样卓越的演技来加以渲染，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认为，读书时，读者还可以校正主人公们的思想，而舞台上的表演却使观众从可以引起争论的思想范围，转入到感化、催眠术的范围，会比书本上具有更多的说服力和充分的完整性。
高尔基的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戏剧工作者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我们时代，戏剧和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戏剧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一代青少年观众，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精神影响，因而戏剧演出的社会效果，也就比高尔基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具有了更重大更迫切的意义。时代要求我们的戏剧必须给观众以美好的、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影响，必须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应当相信，我们时代观众的文艺趣味是前进的，而决不会倒退。
第5版()
专栏：
提高社会责任感 正确描写爱情
《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如何表现爱情的问题
本报讯 《作品与争鸣》记者杜元明报道：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品与争鸣》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作家、文艺评论家、大学文艺理论教师、新闻出版及电影界人士等五十多人，于本月5日召开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中如何提高社会责任感，正确表现爱情的问题。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估价当前文艺创作中爱情描写状况。发言的同志认为，近几年来，表现爱情的作品大量涌现，在这些作品中，好的和比较好的，还是占多数。这些作品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把爱情描写同反映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同表现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显示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对生活中真善美的事物加以热情赞颂，对假恶丑的东西则予以抨击和鞭挞，给予人们以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对于陶冶人民的思想感情，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文艺创作中的爱情描写，也存在着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滥”。现在，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已由“禁区”变为“闹区”，这有好的一面。但是，一些文艺作品，把写爱情当作时髦，当作调料，不看题材特点、人物性格刻画和主题表现是否需要，都加进爱情描写，甚至反映我军自卫反击战这样严肃的题材，也要插进战士在硝烟弥漫的坦克车里或坑道旁谈情说爱的描写。一时间，“X（指题材种类）＋伤痕＋爱情”，成为流行的创作公式。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很不满意。其次是“低”。不少同志指出，目前一些作品的爱情描写有一些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追求官能刺激，热衷于写下流、龌龊的情欲；有些作品写三角或多角恋爱，刻意编造异国男女“乱爱”的奇特情节；有的甚至把黄色和迷信的糟粕搬上舞台。大家指出：这些现象，反映了某些作者和编导者缺少真正深入的生活体验，只能“戏不够，爱情凑”，胡编乱造。有的也由于创作者有不健康的思想情调和庸俗的艺术情趣造成的，他们想借此投合一部分读者和观众的不健康的爱好，或换取票房价值。这种作风必须纠正。
第二，如何看待和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许多同志说，健康和高尚的爱情描写，会引导青年正确对待人生，处理好爱情与革命、爱情与事业、爱情与理想、爱情与道德的关系；但污秽、肮脏的描写，只能助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毒素扩散，污染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销蚀人们的革命志气，乃至导致道德堕落。所以，如何表现爱情，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同志们说，爱情题材不应成为禁区，但文艺作品表现什么，文艺家却不能不严加选择，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写进作品中去。生活又是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因而表现爱情的方法也应该多种多样，不可搞模式化。但是，多变也得有统一的东西，这就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情操，不能与社会主义的法制相抵触。爱情的观念打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也必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前进而发展。表现爱情的手法可以有所突破，不能用那些封建道德观念来看待今天爱情题材的作品。但是，爱情的表现方式则要尽可能合乎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和风俗习惯，要考虑到群众的审美要求和艺术趣味。我们传统的优秀的作品在描写爱情方面，有值得继承与借鉴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跟着洋人亦步亦趋，照搬西方现代派的新、奇、怪一类不高明的手法。文艺工作者应该处处为人民的需要着想，深入生活，了解群众，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做一名称职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第三，如何鼓起劲头，为繁荣创作多作贡献。同志们指出，批评文艺创作表现爱情问题上的不良倾向，目的是要提高创作的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因此，我们要拿出勇气，纠正这种不良倾向；要树立信心，相信文艺形势会越来越好；更重要的，还要鼓足劲头，多作实际的努力。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批示精神。要加强文艺评论，推荐佳作，批评错误，澄清思想和艺术是非。文学艺术家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提高认识，放开手脚，到人民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吸取养料，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第5版()
专栏：大家谈
电影“关系学”小议
小言
路遇友人，自外地改稿回来，一见面就哀声叹道：“唉，往后再也不触电了！”细问其故，方知他的电影创作，被某厂相中，请去改稿。到厂后，编辑、导演，纷纷献招。但由于那些同志对剧本描写的生活并不熟悉，主意出得并不高明，一月后，修改稿与原作相较，并无多大提高，唯一的变化是，作者姓名后面，增了一串名字。这位朋友心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抢走，还得陪着笑脸，心里多不是滋味！于是，一气之下，携带原稿，拂袖而回。就在离厂当日，得知与其“合作”的原班人马，又以同样方法，很快和另一作者达成协议，立刻上了一个十分粗劣的剧本。
听了这位朋友的讲述，想起以前所听到的另一些传闻：少数的初学写作者，为了剧本能拍，宁愿将自己的“产儿”拱手相送，在作品上挂上名家的头衔；也有个别有名气的作者，则把从别人手中廉价获得的“畸形儿”，经过一番打扮，硬塞给制片厂，并以此索取高额稿酬；有的青年演员，为了能上戏拍片，想方设法拉关系，托人情，以种种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个别有点名气的演员，在答应赴某厂拍片邀请时，要求导演为自己的亲属也安排一个角色，携带全家免费旅游；有的导演，不接受外景条件艰苦的剧本；有的片子尚未拍成，编导者便四处游说，广为宣传，利用种种关系为它叫好拉座；有的青年演员，拍了一两部片子，便以“明星”自居，四处拍照、撰文，还拉拢一些编辑、记者，为了某种需要，不实事求是地对一些影片作出正确评论，而是一味赞扬，使看过影片的观众大失所望，再也不相信那些电影宣传家们的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虽属个别现象，但此风继续吹下去，势必影响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影坛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些不受观众欢迎的产品，使人看而生厌，其原因与上述种种不正之风，不无关系。
电影是影响面最大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随着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电影技术上的奥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然而这种复杂的“关系学”，却只能败坏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那种利用电影以赚取个人名利的行为，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电影工作者必须首先具有美好的心灵、高尚的情操，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去陶冶人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