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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我的回忆
许德珩
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谨将个人当时的有关经历，以及数次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回忆于下以资纪念。一 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现为九江市）。清咸丰年间，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当了军帅，因而全家受到株连，不得不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为名，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隐居下来。到了我父亲时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弛，他才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1905年停科举以后，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1907年因徐锡麟、秋瑾一案，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遂离职回到故乡。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又名南伟烈书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
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带回了一些革命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訄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
1904年，日俄战起。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声明“保持局外中立”，实为最大的耻辱，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耻辱。
十九岁那年（1909），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濂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九月初三（阳历10月26日）九江相继光复。最初的都督是标统马毓宝，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团。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继任九江都督。后来，李烈钧成立秘书处，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九月初十（阳历10月31日）南昌亦告光复。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继之者为彭程万，就职十多天当中“洪江会”闹得很厉害，彭不安于位也辞职不干了。后来，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并由孙中山先生任命，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我又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袁世凯刺杀了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当年7月，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字咽水，杨秉笙之兄）的手笔。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决计再次投笔从戎，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
发动讨袁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德安之间。开初，林虎部居于优势，袁军不敌。但是，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林虎部逐渐失利，两位团长相继阵亡，李部遂退到吴城，终于寡不敌众，吴城也陷落了。
湖口战役失败后，李烈钧出走，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徐秀钧（号子鸿）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1900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欧洲，常住英国。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蒙难出狱后即晤见徐秀钧。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二次讨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湖口战役失败，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并将徐秀钧押解回九江，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事件发生后，我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历来官怕洋人，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嬴、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这次战役失败后，军阀横行，无法立足，我于是离开九江，去到上海求学去了。二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10月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9月，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是年10月25日，应李烈钧之约，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军舰来江西视察，随行者有马君武等。中山先生到达九江后，当即换乘“西昌”号轮船晋省。李烈钧对中山先生来赣视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甚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10月29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来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1918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行前，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曾任北大学监，未到职）。8月间，经吴稚晖介绍，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首先，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又南下串连，扩大斗争，争取胜利。我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处联络，最后到达上海。
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例如我们于“五四”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首先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等等，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讲演。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他当即答应下来。
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21条款及其他密约，在此情况下，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3个月的时间里，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记得他在讲演时，特别对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亦即1919年8月的一天，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阵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今天总统不会客”。我说：“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不是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早通知你。”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恺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500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对于我们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北大的《新潮》、《每周评论》甚为赞赏，所以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先生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10月的几次讲演中，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统治。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于1920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底始行回国。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至今犹感荣幸。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前，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统一道路，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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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宣统三年）5月以后，正当民主革命风声激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刻，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权而激发起来的。借用外债修筑两路的谈判从1908年起已开始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到1910年5月它们才达成借款协定。1911年4月清政府代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该国政府批准后就要正式签字了。
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必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下达了“干路均归国有”的“上谕”，5月20日正式签定借款合同。
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继湖南之后，湖北群众也行动起来，上书抗争，集会声讨；广东人民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常强烈，也起来进行斗争。
“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来赞成
“国有”的立宪派们，转向了“保路”的立场，他们在6月17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受到群众的欢迎，仅仅四天，成都一地签名入会的已超过10万人。不久，成都以外地区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9月7日为止，成立“协会”的共有64个县。
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的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就在这时，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新任总督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来到成都。这时，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由此导致8月24日从成都开始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面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令赵尔丰“切实镇压”。
赵尔丰以有人散布一种宣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主张的小册子《川人自保商榷书》作口实，硬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首要人物的头上。9月7日便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彭芬、张澜等人逮捕。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成千的群众奔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当他们涌向辕门时，赵尔丰下令开枪，并用马队来回驰逐。当场死者，经查明的32人，伤者无法统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这种“水电报”使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的起义。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很快。7、8天中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急切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清政府决定：饬派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端方西上，仅至资州就被部众所杀；岑春煊“奉旨”后畏缩不前，后来见风使舵反而电请清廷“组织共和政治”。
在武装斗争中，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县政权。川西、川北的藏族、彝族群众也投身起义。
包子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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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寿翁话“燕盟”
——访辛亥老人高峻峰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辛亥老人高峻峰。高老先生是河北高阳县人，生于1882年，按习惯算法，今年正好一百岁。谈到当年参加辛亥革命的情景时，这位百岁老人谦虚地说，他只在天津同盟会燕支部（当时简称“燕盟”）做些联络和送信等工作，但在其中获得的教益迄今深铭五中。
高老对我们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也是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最凶恶之时，“燕盟”专司联络各界有志之士，呈现一片旺盛景象。高老说，我亲眼看到各界革命人民都拥护革命，连清军官兵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积极加入革命行列。
据高老先生回忆，在北京后门桥因谋刺清摄政王被捕的汪精卫获释后来到“燕盟”。高老说，汪氏当时的革命热忱很高，一到“燕盟”就着手于争取袁世凯的工作，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8月19日），革命军光复武汉，9月6日，清廷授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向革命军进攻。25日，汪精卫、杨度在天津组织“国事共济会”，以促成南北和议为使命。10月6日，汪氏又以亲笔信交由同盟会员朱芾煌，送至武汉与军政府密商，使武汉革命军与清军的战事遂告停止，转为南北议和。在议和中，孙中山先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2月5日，段祺瑞在袁氏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通电主张共和，迫使清廷逊位。高老说，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政府，以天下为公的精神，采取和议统一的道路，是举世共钦的。后来，袁氏窃国，北洋军阀混战，孙先生便毫不妥协地进行了护法讨袁，并在此革命实践中，洞察到了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者操纵，旋即转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与共产党合作，使辛亥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为北伐胜利奠定良好的基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背叛了革命，“天下为公”的精神被摒弃，“共同奋斗救中国”的道路被堵塞，国民党的失败和不得人心，就在于此。
高老还回忆到，1924年末，冯玉祥在京举行政治军事会议，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经由上海，取道日本，转赴天津。到达天津时，受到两万多群众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可是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先生未曾出席。孙中山先生因长途跋涉，连日劳累，身体不适，肝病复发的消息传了开来。高老说，当时我们极为不安，我向孙中山推荐中医赵某。他表示能治孙先生的病，兼程从赵州赶来的。孙先生表示，他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没有办法医，中医是医不了的，直言谢绝了。高老说，后来经北京协和医院确诊，才知道孙先生患的是肝癌。世人只知孙先生抱病北上，哪里知道他抱的是不治之症。明知病无希望，仍然北上，以最后的生命力争召开国民会议，以求南北和平统一。 钟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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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发现邹容亲笔信
本报讯 最近，在苏州发现民主革命先驱、《革命军》作者邹容致蔡寅的亲笔信一封。此信写于1903年10月25日，即邹容入狱后四个多月。信由蔡寅之子蔡孝宽老人保存。
邹容亲笔信的主要内容，与《革命军》思想是一致的。邹容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表示万分愤慨，怒斥清政府卖国行径。此信表明邹容入狱后，不改初衷，坚持革命的崇高品质。此信全文如下：治民①志士足下：
读致枚公②书，及金松岭③君来，奉闻近状。念夏初时，在爱国学社相与快论，不无生感。岁月逼人，羁此又将卒岁也。比来，老大支那瓜分之说哗嚣尤甚，亡国之民同兹慨念（忿）。伪政府④擅敢以吾族血土再拜敬献于列国皇帝统领陛下之前，徒恨吾柔脆奴隶之汉种只能坐视其盗卖不思一抗耳！今者海内大义日益昌明，我神圣文武之皇祖或眷其胤，亲爱之同胞同德一心，而又加以吾同志之自持不退，终必有俎醢此五百万蛮族之一日。狱事问松岭即知，不具述。
专此敬问起居
弟邹容顿首
十月廿五日
①治民 蔡寅，字治民，号壮怀，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时任江苏省长。蔡寅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柳亚子同为爱国学社成员。曾与柳亚子共同出资刊印《革命军》，又与章、邹、柳合写《驳革命驳义》怒斥保皇派。“苏报案”发生后，章、邹陷狱，蔡寅密与书信往来，多方营救。
②枚公 指章太炎，太炎字枚叔。
③金松岭 吴江人，爱国学社重要成员。
④伪政府 指清朝政府。（附图片）
邹容致蔡寅的亲笔信 沈锡锡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