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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林增平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它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之间关系的变化，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的向背为转移。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止，两派经历了一个“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剖析了这一过程的始末和因果，就不难对立宪派人作出公允的评价。
从对立趋向接近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要是依赖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性联系而得以获致比中下层较大较快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政策很有抵触，一方面则竭力要让这个王朝得以存在，使自己所借以增殖资本的封建权势不致消失。所以，他们希望清政府着实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新政，反对以推翻清王朝为主旨的民主革命。为此，立宪派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立宪运动，其中轮番举行的国会请愿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但是，他们完全失望了。
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立宪派搞立宪运动是错误的，是有罪过的。因为，立宪运动是在同盟会已经建立，革命形势正加速发展，革命派也以实际行动表明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鼓动反清浪潮的情况下连续发生的。这时，反清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清王朝，则不管立宪派人如何“匍匐都门，积诚罄哀”地反复请愿，却始终把“预备仿行宪政”作幌子，去加固专制主义的统治。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和清王朝的倾覆，证明了革命派是正确的，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所以，对立宪运动是不能加以肯定的。
搞立宪运动是立宪派人全部活动中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事过其他一些活动。象倡导收回利权，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就是应当称道的。特别是由他们带头闹起来的保路运动，更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和重大意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人作出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使那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请愿，也多少产生了宣传救亡图存，启发人们厌弃封建专制、向往议会民主的作用。因此，全面地衡量功过，立宪派人除了因搞立宪请愿理当严加谴责外，其他方面是不宜完全否定的。如果不是清王朝坚持以假立宪来搪塞行骗，它和立宪派之间的关系是不致濒于破裂的。特别是到了1910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大部分立宪派人恼怒不堪的时候，朝廷上的守旧势力甚至指控立宪派，把立宪派看作比革命派的危害还要大。到1911年春，清王朝不但抛出一个极端露骨的集权的皇族内阁来装饰宪政的橱窗，而且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发一个“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劫夺已准交各省商办的铁路，并从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开始，举行路权大拍卖。立宪派人不断地忍气吞声，继续请愿，希望朝廷撤换皇族内阁；当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兴起以后，他们也还不欲事态扩大，力图在自身利益不致受到过分损害的情况下得以和解。然而，即使这样的妥协退让，也没有使朝廷上的亲贵大臣稍为回心转意。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希冀清廷切实加速立宪，越来越感到毫无指望；借以增殖资本的商办铁路，又遭劫夺，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于是，立宪派同清王朝的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据那时在北京参与请愿的当事人记述，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后，一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即曾聚议“公决秘谋革命”。革命、立宪两派捐弃夙怨，转向联合，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附从革命，联合反清
1911年武昌起义的胜利，给了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促使大部分立宪派人先后作出附从革命，联合反清的决策。惟各省立宪派由于力量、处境的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很不一致。
武昌首义的胜利，无疑是革命化的新军彻夜苦战所建立的功勋。然而，在创建鄂军政府、扩充革命军、抗击清军反扑的过程中，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武汉总商会等资产阶级团体，是作了很有成效的支持和接济的。
其余起义省份，立宪派人都曾利用咨议局，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当然，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并非真心实意地赞成革命，而是采取从权应变的策略。但他们的活动的确有助于起义在各省的胜利，产生了瓦解清朝统治的作用。
在起义各省，首先被举为都督的，大部分是原来的巡抚或新军统制、协统；川、浙两省则为立宪派首领。各省民政长，多由咨议局议长充任。不少省，原咨议局正副议长又多蝉联省议会正副议长。与革命派比，立宪派更富于政治经验，具有更大的活动能量，因此，辛亥全国起义中，立宪派就俨然有纵横捭阖、发纵指示的气派，似乎局势的发展是操持在他们股掌之上。这就使某些研究者产生错觉，认为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革命派还要大，或者说是起了主导作用。这种看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倾覆清朝的力量主要是什么？是立宪派人的国会请愿，直至集会通电宣告“独立”？还是革命派领导会党、新军、民军所举行的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没有连年来群众自发反抗的层见迭起和革命党人反清斗争的频繁踵接，就不可能推动革命形势在全国的广泛高涨；没有革命志士在湖北新军中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化新军的英勇战斗，就没有武昌起义；没有武汉革命军奋起抗击清军，浴血鏖战，就不可能巩固首义的胜利，从而推动全国反清运动的普遍发展和起义在十多个省的联翩告捷；没有这一系列急剧发生的事变，立宪派人也不敢同清廷决裂，或迟或早地站到革命一边来。显然，认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是一种浮光掠影、不符实际的见解。
还应当提到，承认立宪派人在辛亥反清起义中的功劳，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就忽略或抵销他们破坏革命的罪过。事实上，各省立宪派人在附从革命的同时，就开展了攘夺权力，挑拨离间，诱胁革命派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的活动。袁世凯在反扑革命、肆行篡窃的过程中，立宪派是大大助了一臂之力的。
总之，推倒清王朝，立宪派人附义有功；当内外反动势力猖狂反噬时，他们又是助虐有罪。然而，在辛亥全国反清浪潮高涨后，假如立宪派人顽固地站到清王朝一边，人民群众所要遇到的阻力将是极大的。
重新走向分裂
民族资产阶级因政治上饱受清廷假立宪愚弄，经济上又蒙受巨大打击而最终与清王朝决裂，从而导致了立宪、革命两派的联合反清。应当指出的是，两派的联合，仅仅建立在反清的政治基础上，而并非在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王朝倾覆已是指顾可待时，对立又很快成为双方关系的主要倾向，其分歧集中在清王朝覆灭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
革命派被迫对袁世凯妥协，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真实的、有效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发挥宪法、议会、政党内阁的职能，让袁世凯仅拥有总统的名分。立宪派则与此相反。他们知道，人民向往民主共和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但基于自身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原故，所以希望假民主共和之名，而让袁世凯行封建军阀官僚统治之实。
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王朝的离异导致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联合，那末，清朝倾覆后两派的重新分裂，也能够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动向找到原由。
清朝的倾覆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兴趣，咸认为“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为了尽快地增殖利润，他们无不急于要求革命尽早结束，好让袁世凯的统治迅速地稳定下来，使他们期待的“产业革命”得以实现。正当他们期待的前景显得很有指望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反袁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于是完全恢复了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表示支持袁世凯对起义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
二次革命中，各起义省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控制的商会、商团等，都对起义的国民党人采取抵制态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的转变，牵曳着立宪派和革命派重修旧怨，再度分裂。
（全文将刊于《湖南师院学报》
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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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要牢牢记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于建勋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为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所得来的科学真理，意义十分重大。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随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基本解决。这就是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生产力。在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的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复存在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宣告结束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从此以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与过去不相同了，根本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了。革命的根本任务已由过去的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是我国国情和民心的强烈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起步的，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解放出来的我国人民，要求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愿望特别强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大事，就是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我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党的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真是合乎国情，顺乎民心！因而在短短时间里，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如果长期解决不好，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影响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正确认识是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是违背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过去长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一场灾难性的内乱。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阶级斗争继续作为主要矛盾，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是完全错误的。二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我们长期走的是一条高积累低消费、重基建轻生产、重生产轻生活的路子。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基本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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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近代中国的女英雄——秋瑾
施宣圆
1905年9月初的一天，在日本东京黄兴的寓所里，一位英姿威武的女青年，举起右手，庄严而又铿锵有力地读着誓词：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49页）
她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英雄秋瑾。此时，她经冯自由介绍，正在举行加入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团体——同盟会的入会仪式。
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1904年4月，她怀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迫切心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她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积极参与创办《白话报》并发表文章为革命大喊大叫。半年之后，她因学校放假回到家乡浙江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不久，又再次东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直到1906年初才回到浙江。她在日本一共一年多，时间虽短，但对她的一生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秋瑾回国后先在吴兴县浔溪女校任教，后又转到上海爱国女学。为了让更多的妇女明白解放的道理，她筹资创办《中国女报》，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诗作。这些篇章同她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作品一样，感情充沛，音调铿锵，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仅反对女子缠足，控诉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抨击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伦理，而且号召妇女把争取自身的解放同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她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大造舆论，奔走呼号，不愧是我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秋瑾回国以后，展现在她面前的是清朝政府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在酝酿组织一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大江南北，革命声浪滚滚，斗争彼伏此起。她激动、兴奋，认为这是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她以火一般的热情，同战友们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1907年初，她主持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工作，培养革命干部，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她以大通学堂为据点，联络浙江各地会党和其他革命力量。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她把分散在浙江各地的会党、驻杭新军以及其他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并且还联合在安徽的徐锡麟，决定同徐在安徽、浙江同时起义，互相配合，然后攻取南京。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未遂而被俘就义。徐的失败直接株连到秋瑾，于是浙江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破坏。同年7月13日，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本来是可以出走的，但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她一面命令一部分战友马上离开，一面自己留在学堂里准备同清兵战斗到底，因寡不敌众，终于被捕。
在绍兴知府衙门公堂上，敌人软硬兼施，逼她供出革命党人名单。秋瑾刚强不阿，威武不屈。最后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她忧国忧民的心情。敌人无可奈何，决定立即杀害秋瑾。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了，时年三十一岁！
“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请从我秋瑾开始吧！”秋瑾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诺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赠予“巾帼英雄”的光荣称号。1939年，周恩来为他在绍兴的表妹写了“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的题词，号召妇女以秋瑾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榜样，参加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通过种种形式纪念秋瑾，给予她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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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对待批评
王玉柱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受到严重损害。不少人不仅不敢运用批评这个武器，有的甚至连表扬好人好事也战战兢兢，生怕“刺激”了什么人。于是乎，见了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不争辩，泰然处之，行若无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庸俗作风，不知不觉地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党的肌体，损害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形成这种不良风气，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年内乱的后遗症。那种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的所谓批评，破坏了批评的名声。另一方面，我们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的人遇到批评，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而是抓住批评者的个别言词和枝节问题，拒绝批评。有的人受到批评，既不反对，也不接受，把批评当做耳边风，我行我素。更有一些糊涂人，听说某人受了批评，不分青红皂白，总是同情被批评者，等等。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都是阻碍批评的正确开展。因此，我们提倡恢复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一方面要求每个人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拿起批评的武器；另一方面则要求每个人从我做起，正确地对待批评。
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要有自以为非的勇气，这是接受批评的前提。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在工作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正常现象。那种自封为一贯正确，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点错误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只有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感到批评的客观需要，遇到批评才能自觉地首先检查自己。因此我们说，“自以为非”是正确地对待批评的前提。
我们不能期待分毫不差的批评。这样说，并不是提倡批评可以捕风捉影，或者以道听途说的材料进行不负责的批评。应当看到，十年动乱后的今天，一般说来，批评是比较谨慎的，过于离题的批评毕竟是极少数。听到批评，首先应当检查的是基本事实，不应当因为批评的某个枝节的失误和个别言词的偏差而否认缺点错误的基本事实。即使是遇到不那么正确的批评，也应当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冷静对待，平心静气地说明情况，而不能以此为借口反对开展批评。当然，批评应该注意方式方法，讲究效果。好的方式方法可以收到完满的效果，相反，简单粗暴常常使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甚至使矛盾激化。
支持和鼓励批评的最好行动是改正错误。一个人仅仅做到接受批评，还只是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坚决改正错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益于行”。无论批评的动机如何好，批评的事实如何与实际相符，批评的方式方法如何妥当，一般说来，批评总不如表扬那样容易使人入耳，使人愉快。但是，只要我们时刻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对自己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就能够正确地对待批评，积极地支持和鼓励批评。每个同志都能这样做，我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就可以得到恢复和发扬，我们的同志就能够不断进步，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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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史知识》第五期介绍
《文史知识》第五期已经出版。这期《文史知识》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为中心内容。田本相的《鲁迅和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向读者介绍了鲁迅在文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金冲及的《谈谈三·二九广州起义》，详细地叙述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过程，对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做了评价。姚锡佩的《鲁迅与辛亥革命》、夏鼎民的《护国战争中的蔡锷》、陈铮的《邹容和〈革命军〉》，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代风云人物。
《文史知识》今年出版六期，明年改为月刊，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11月起开始征订。
（余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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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出版中译本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这本书中，以现代数理逻辑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二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以三段论为主的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学说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作者根据亚里士多德《分析篇》的希腊原文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运用他自己特制的符号，将亚里士多德的表达式转换成符号表达式。作者还在本书中整理、修正和补充了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系统，使这个系统更加完整。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九五一年出版后，引起了国际上逻辑学界的注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最近商务印书馆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第二版翻译出版中译本，译者李真和李先焜。
（守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