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海外游踪
鲜花烂漫的阿维拉山谷
加拉加斯忆旅
阿平
机舱里闪亮了即将降落的信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快到了。我们俯瞰舷窗外，下面是浩渺的大海，海面波平如镜，一片蔚蓝，茫茫无边。这就是有名的加勒比海！可是还看不见陆地。一刹那，飞机就降落了，好象是落在大海之中。原来，加拉加斯国际机场就在海边。飞机起飞，刚离开陆地，便飞掠在大海上空；飞机降落，刚擦过海面，就滑落在机场的跑道上。
走出机场，迎面扑来炙人的热风。不一会，人就汗流浃背。这里是加拉加斯的郊区。进城，汽车还得沿盘山公路爬行半小时。越往山上跑，越感到凉快。加拉加斯海拔近1，000米，坐落在加勒比海之滨的阿维拉山谷里。正因地势高，所以，尽管地处热带，加拉加斯依然风和日丽，四季如春。外国旅游者称它是“得天独厚的首都”。在这里，人们既可尽享凉爽宜人的春光，又可饱尝热带海滩的乐趣。山下有马库杜、阿苏尔、纳依瓜达和小加拉加斯海滩。每逢周末假日，加拉加斯人几乎倾城下山，汽车一辆紧挨一辆，把下山的公路挤得犹如一条沿着山峦冲向大海的黑色巨龙。
进入加拉加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穿梭奔驰的汽车。大概是盛产石油的缘故吧，据说这个300万人口的城市，竟拥有五六十万辆小汽车。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这里既有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高楼大厦，也有隐在山坡树林里的红瓦别墅。朋友们介绍说，加拉加斯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从五十年代开始，尤其在六十年代以后，委内瑞拉依靠巨额的石油收入，加速了首都的建设，在原来的甘蔗田和咖啡园里矗立起一幢幢高楼大厦和一条条高速立体公路。
加拉加斯是委内瑞拉“国父”博利瓦尔的故乡。在这里，到处可以听到博利瓦尔的英名，到处可以看到他那高大的英姿。加拉加斯人一谈起博利瓦尔，总是滔滔不绝，谈吐间流露出自豪的神情。我们在市中心的大学街看见在十字路口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树根周围砌着整齐的平台。委内瑞拉朋友告诉我们，博利瓦尔年轻时，曾在这棵大树下说过：“假若大自然反对我们独立，我们也要向它宣战！”这句豪言壮语，表达了他誓为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解放而战的坚强决心。为了纪念这位历史的强者，人们把这棵树命名为“独立树”并把它作为史迹保护起来。在市中心绿树成荫的博利瓦尔广场上，屹立着这位南美洲革命先驱英姿勃勃的铜像。中央政府各部的办公大楼所在地称为“博利瓦尔中心”。这里有风景秀丽的博利瓦尔大学，有车辆川流不息的博利瓦尔大道。就这样，加拉加斯同他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我们在伟人公墓看见女教师在博利瓦尔墓前给一群小学生介绍他的生平。孩子们安静地听着，神情严肃。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名言：“只要拉丁美洲存在一天，博利瓦尔的名字，就会在我们中间最英勇、最诚实的人们的心里回响。”
加拉加斯街心花园处处可见，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不少色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尔顿旅馆附近的红木公园要算是最大的街心花园，它位于两条高速公路交叉的三角地上。那里绿树成荫，喷泉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四散飞扬，微风吹过，带着阵阵雨雾，令人感到清新愉快。即使在闹市区的街角上，街心花园也是姹紫嫣红，只是规模略小些罢了。在大街上，车辆疾驰，人声喧闹，而在街心花园里，老人们怡然信步，儿童们玩耍嬉戏，男女青年坐在石凳上或倚在大树旁，读书学习或谈情说爱。这些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给人们提供了休憩之地，为城市增添了恬静安宁的气氛。加拉加斯朋友们诙谐地称它们是车水马龙中的“绿洲”，喧闹纷杂里的“世外桃源”。
在加拉加斯，我们也看见了成千上万间简陋的棚屋，鳞次栉比地覆盖在城市周围的山坡上，给这个“车如流水楼如林”的现代化城市，留下几分凄凉的意味。据说，全市三分之一的人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们是城市迅速发展、农村濒于破产、农民流向城市的结果。随着城市的发展，加拉加斯人口也不断增长。现在每年约增加20万人。目前，加拉加斯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500人，比巴黎和纽约还要高。可是，加拉加斯位于山谷之中，城市建设很难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于是也出现了“交通难”、“住房难”、“饮水难”、“就业难”等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也许是挣脱殖民主义锁链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克服不发达状态进程中所难以避免的吧。我们相信，委内瑞拉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在逐步克服这些困难的努力中，将会把加拉加斯建设得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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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书窗
一位外国作家讴歌的中国革命
——马尔罗的名作《征战者》和《人类的命运》
曹松豪
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象是响彻霜天的晓角，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以其磅礴的气势震撼了长夜漫漫的神州大地，同时也为世界上崇尚正义和进步的人们所瞩目和讴歌。在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1928年和1933年先后出版的《征战者》和《人类的命运》里，就跳动着他对中国革命的一颗火热的心。今年11月3日是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诞生八十周年，人们很自然地又会想起他这两部著名的小说。
马尔罗这两部政治小说以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奇特的人物情节和强烈的爱憎，鲜明地揭示了一个意义深刻的主题：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血腥罪行，描绘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讴歌他们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马尔罗在《征战者》里描述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片断：1925年6月25日和7月5日，广州和香港工人相继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罢工斗争。为了扑灭这场斗争的熊熊烈火，香港英国当局指使反动军阀陈炯明率部向广州进犯。而在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国民党右派领袖郑达义则暗中勾结唐将军发动政变。革命政府宣传部领导人加林亲自调集和指挥工会纠察队、赤卫队和失业者坚守大桥，歼灭了大量叛军，配合加仑将军所部和黄埔军校学生粉碎了这场反革命政变。此后，广州工人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8月中旬，黄埔军校学生奉命出征，打败了陈炯明部，收复了惠州城。
如果说《征战者》是一曲对省港大罢工的颂歌，那么，《人类的命运》则是一幅形象地描绘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映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壮丽画卷。小说首先通过起义者陈暗杀军火商、卡托夫行动小组夺取船上军火的情节，揭开了3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在工人起义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加紧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同反动头目的使者举行了密谈。于是，国民党军队开进了上海，悍然收缴了起义者的武器。起义领导人京同陈去汉口请示，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命令他们延缓同蒋介石的破裂，但京决心用武力回击反动派以挽救革命。京和卡托夫相继被捕，但他坚贞不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卡托夫被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京的妻子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挺身而出，继承他的未竟事业。
马尔罗作为一个远在欧洲的外国作家，在二十年代末就以其敏锐的目光、大胆而丰富的想象，热情地注视并颂扬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还缺乏了解，以及其他种种局限，尤其是缺乏第一手材料，因而使他在《征战者》和《人类的命运》里设计的不少人物情节中，主观想象超脱了斗争实际，艺术虚构违背了历史真实。例如：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加林和京竟然都不是中国革命者（加林的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俄国人；京的父亲则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在马尔罗笔下，省港大罢工竟然主要是加林等人领导的；京则被描写成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反动派叛变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人。显然，这样的描述，客观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的一种歪曲。
虽然马尔罗的《征战者》和《人类的命运》有其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但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世界上许多人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尚缺乏认识之际，他对中国革命斗争作了如此迅速、热情的描述，这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总的来说，这两部书仍不失为别出心裁的名作，发表后曾引起广泛的反响。尤其是后者，曾获得法国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龚古尔奖金”，使当时年轻的马尔罗一跃成为法国的名作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征战者》早在1939年就已翻译出版，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革命的序曲》，1941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曾遭查禁。
被戴高乐誉为其“天才”的、“献身于崇高使命”的朋友的马尔罗，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法建交后，他曾于1965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会见。而今，当我们缅怀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光荣斗争历程时，想到《征战者》和《人类的命运》，我们就会怀念起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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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艺苑
七宝之光
——斋藤桂子和七宝烧装饰画
邓荫庭
观赏来自近邻日本的女艺术家斋藤桂子的七宝烧装饰艺术，就象阅读优美的散文诗，使人感到赏心悦目。
日本把金、银、琉璃、贝壳、玛瑙、水银、珍珠统称“七宝”。所谓七宝烧，就是在金、银、铜等金属和陶瓷器上，施以不透明的彩色珐琅质，再经烧制而成的一种工艺品。其工艺起先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唐以后，它在中国一度失传，直至明朝景泰年间才又兴盛起来，故在中国称之为景泰蓝。但日本的七宝烧有其独到之处：釉色华丽鲜明，特别是以七宝烧工艺制作的色彩丰富的装饰画，在我国尚属少见。
斋藤桂子这次在中国展出的作品，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人物、花卉和风景，其中还有根据去年她访华时的深刻感受绘制的作品。《亲密无间》和《佳餐》，就是作者身处友谊暖流时的激动心情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她对自认为是第二故乡及其人民的纯朴、深厚的感情。在斋藤桂子的人物画中，多以妇女为题材，较生动地刻画出典型的日本妇女形象。题为《祈祷》的七宝烧装饰画（见上图），突出了一位日本妇女温柔善良的性格和真挚恳切的感情。据斋藤桂子说，这是她为了表达自己“衷心祝愿日中两国人民心心相印、友谊长存”而特意绘制的。
斋藤桂子女士从未拜师学艺。她是在自己的爱好和理想推动下，借助于七宝烧著作进行研究和刻苦实践，而自学成才的。正由于她不断地探索和创新，终于突破了日本七宝烧工艺传统每次只能上一种色釉和不得超过三次入炉烧制的局限，创造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要求，一次上多色釉混合烧制的新技术，而且在继承和发扬日本七宝烧工艺传统的基础上，成功地将七宝烧工艺与绘画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为日本七宝烧工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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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杂谈
犹未为晚
崔鸿儒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一位年逾八旬的妇人，不在家中安享晚年，却要劳其龙钟之躯，前往射击场上全神贯注地练习放枪，这也许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她准备练就一身武艺，参加什么射击比赛吗？不是。是她对耍枪弄武有特殊兴趣吗？也不是。人们看了合众国际社所发的题为《犹未为晚》的照片（见下图）和说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美国伊利诺斯州某小城的一位八旬老媪，正在射击场上苦心习武，以便自卫。这是一张耐人寻味的照片，它使人想到，在美国，抢劫、凶杀已如洪水猛兽，人们要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已经颇为困难了。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初公布的材料，1980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案为1，300万起，比1979年增加13％。4月中旬里根总统遇刺后公布的材料表明，平均每千人中犯罪率超过100起的城市有21个，其中包括迈阿密、波士顿、亚特兰大、西雅图、底特律、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克利夫兰等大城市。就是说，几乎囊括美国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1980年纽约是美国凶杀案最多的城市，有1，787人死于凶杀，这可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但如今，迈阿密却有后来居上之势，现已享有“犯罪之都”的恶名。该市因死于非命者甚众，停尸房已“应接不暇”，当局只好每月花出一笔费用，租赁一种可容30具尸体的冷藏货车，作为临时停尸房。
然而，进入1981年，美国的恶性案件仍然继续急遽增加。以佛罗里达州为例，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3％，其中凶杀案增加了19．7％。而洛杉矶市呢，干脆被宣布为失去控制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凶杀案中，罹难者的年龄竟从未满周岁的婴儿到耄耋之年的老人。这就难怪不少美国人哪怕已年逾古稀，也认为学学武艺枪法，确实“犹未为晚”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里犯罪的情节竟日益恶劣，犯罪手段日趋凶残。罪犯不仅越货，往往还要杀人。在洛杉矶市，两名罪犯公然在饭店门前行抢，一对青年夫妇虽已倾囊纳贡，但仍不免饮弹身亡。另外两名罪犯在抢劫一家冷饮店后，竟把全部店员和顾客关进冷藏库，然后开枪，使中弹者纷纷倒地。
鉴于犯罪情况严重，报刊上不时刊出《公民须知》，告诫公民如何保障安全。提议采取的措施有：人外出时，不要关掉屋内的冰箱、收音机、空调等电器，要保持屋内外灯火通明；电话簿上不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以免罪犯有机可乘；在剧院或公共娱乐场所，要坐在靠近舞台处；上僻静大街、公共厕所、电梯等，均要有亲属或朋友同行；住旅馆时，不要忘记随身携带手提报警器；要熟记警察局和急救站的电话号码；要教会孩子使用电话，并使之背下警察局的电话号码；汽车在十字路口少停留，停留时不得开窗……姑勿论诸如此类措施是否行之有效（因为那些“手段高明”、“有现代化装备”的家伙早已使警察“谈虎色变”），耐人寻味的是，在那些“须知”中，往往竟大加吹嘘某些公司的“防盗”、“安全”新产品如何高明，读来颇有“推销商品广告”的味道。
美国的大法官沃伦·贝格曾惊呼：“犯罪活动已使美国和城市陷于恐怖之中”；“不管我们高兴与否，事实是我们对于犯罪活动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于是，一个以前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和伊利诺斯州州长詹姆斯·汤普森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受司法部长之托，经过研究，于不久前提出一个报告，建议采取64种措施对付犯罪活动。该报告可概括为“两多”，即多建监狱，多招警察。因为该委员会认为，监狱不足是犯罪活动猖獗的起因。但是，那些苦斗在第一线的警察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问题不是多招几个警察可以解决的。另一名警察则强调指出：“犯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因素，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抓人，但不能把坏人变成好人，所以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上述种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实际情况呢？看来对凶杀案惶惶不可终日的那些美国人已缺乏等待争出结论的耐心。这也许正是那位八旬老媪感到练习射击“犹未为晚”的原因吧。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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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洋迷信“十三”趣谈
乔治
在欧美，人们普遍认为“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一种说法是，因为耶稣同他的十二个门徒，连同他一共十三个人吃过“最后的晚餐”，之后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耶稣遇害的那个星期五恰是十三号。这种洋迷信，在法国尤甚。法国城市的门牌号码，简直难于见到一个是十三号的。人们往往以“十二A”来代替“十三”。法国海员对“十三”特别忌讳。十多年前法国有艘四万五千吨的大邮轮准备试航，因为水手们嫌当天是十三号而使试航日期推迟了。英美人对“十三”也是忌讳的。英国有个乡村改换新门牌，被排为第十三号的户主大动肝火，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当局不予理会。该户主便向法院起诉，结果得胜。欧美等国不少高层建筑往往不设第十三层。
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人们对“十三”更加心怀恐惧了。比如有一次，南非一家欧洲人经营的工厂发生爆炸事件，死了八个人。事后，该厂厂主说：这一惨案与“十三”有关，因为工厂的门牌是十三号，爆炸的日期也是当月的十三日，该厂的工人也在这一天从七个人增加到十三人。
对十三产生的洋迷信当然毫无根据，也是可笑的。事实表明，有些欧美人士却因与“十三”结缘而走运。一位苏格兰妇女，她出生于某年某月的十三日，住在某市某街的第十三号房子，养育了十三个子女，但却度过了美满而快乐的一生。英国有个小说家，也认为十三对他来说是幸运的数字，他的几部最成功的小说都是在不同年月的十三号出版的。正因为如此，现在有人干脆对十三不迷信了。纽约一家戏院的老板就是其中一个。他专门在每月十三日免费让那些在家庭中排行十三的人看戏，使得许多人皆大欢喜。 《旅游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