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白首相逢慷慨谈
——记朱德同志与云南辛亥革命老人交往
陶景渊 袁熙和 杨李源
1957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昆明福照街云南省政协政治学校礼堂灯火辉煌，滇戏演出即将开始。参加晚会的政协委员、辛亥革命老人、有关人士和政协干部，心情都很激动，纷纷朝前排瞻望。因为在这次晚会上，刚刚莅滇视察的朱德同志来和大家一起观赏滇戏。敬爱的朱德同志已经在前排就座，正愉快地和周围的观众交谈。
这时，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被工作人员引到前排。朱德同志看见了走来的老人，急忙起身向前，立正敬礼。礼毕，握住老人急切地伸来的双手，亲切地唤道：“叶老师！”然后，朱德同志又请老人入座，待老人坐定之后，他自己才坐下来。
当晚在场的很多人都知道，来人是朱德同志当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学习时的教官、老同盟会员叶成林先生。
晚会的演出开始了，可是，在座的人们并没有被戏曲开场的密锣紧鼓所吸引。他们心里，还在回味着现实生活里刚刚发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朱德同志，尊敬自己当年的师长、辛亥革命老人的动人情景。
1909年初，青年朱德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云南，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主办人和教官，绝大多数是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同盟会员或骨干分子。如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谢汝义、刘祖武、叶成林等等。他们认真地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严格地进行军事教学，为辛亥革命造就了不少人才。在参加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的过程中，朱德同志与讲武堂的革命师生以及其他革命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朱德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后，仍然十分关怀并注重团结和争取云南辛亥革命中的战友。同时，他也得到一些辛亥革命前辈的支持。1922年，朱德同志脱离云南部队，赴德国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途经南京时，特意会晤了当时留居南京的云南讲武堂教官李鸿祥。李鸿祥先生是老同盟会员，曾对云南辛亥革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当李鸿祥先生了解到自己的学生出国寻求真理的打算后，十分赞赏，当即赠他一笔路费。朱德同志回赠李鸿祥先生一匹乌铜马作为纪念。1927年底，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保留部队，在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地带打游击。当时，部队面临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粮食弹药奇缺，且已是隆冬，指战员还只穿着南昌起义时穿的夏装。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奉蒋介石的命令率部进攻朱德部队。范石生是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辛亥革命故交。朱德同志给范石生写了一封信，晓之以大义，并请求帮助。范石生回信说，两个人既然是老同志、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并愿意给予协助。在范石生的掩护和帮助下，朱德部队得到了军需上的补给和暂时的休整。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还投书居住云南保山金鸡村的老讲武堂学生、辛亥革命战友兰馥，欢迎讲武堂同学到解放区参加抗日。
解放后，国家安定，人民团结。当年的辛亥老人，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使他们老有所养，才有所用。朱德同志在北京，虽然国事繁忙，对云南的辛亥革命故人却十分惦念。1950年，朱德同志委托陈赓、宋任穷同志代他在昆明看望李鸿祥先生。同年，老同盟会员、当年的讲武堂总监、云南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的李根源先生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又移居北京绒线胡同，受到朱德同志亲切的接待。朱德同志几乎每月都到绒线胡同看望李老一次，给李老以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7年2月，朱德同志赴海南岛视察完毕，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阔别35年的辛亥革命故地昆明。在省政协举办的晚会上与叶成林先生见面，就是朱德同志刚刚重返昆明的时候。朱德同志刚到昆明，就十分急切地要与自己怀念已久的辛亥革命老人见面。当有关方面正在为他们的会见作准备的时候，朱德同志就已经亲临自己的老师李鸿祥先生家探望去了。
李鸿祥先生当时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住在福照街62号自己的私宅里。李老自三十五年前在南京与朱德同志分别后，时时想念着自己的学生，关注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他把朱德同志赠送的乌铜马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经常摩挲着这件珍贵的礼物，向儿女们讲述自己与朱德同志的交往。这次，朱德同志亲临李老住所，他们师生突然见面，都热泪盈眶，喜不自胜，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拜访李鸿祥先生之后，朱德同志很快又在宾馆会见并宴请了赵钟奇、李鸿祥、叶成林、杨镛、杨希闵、黄毓成、陈天贵、李文汉等40多位辛亥革命老人，凡住昆明的辛亥革命老人都请到了。见过面之后，朱德同志对大家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次有幸重返云南，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表达的！”会见中，朱德同志还一一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追述往事和故人。
朱德同志诚挚的话语和关怀的询问，使老人们倍感亲切。这些经历了三个朝代世事沧桑的老人，有机会齐聚一堂，个个心潮激动，感慨万千。李鸿祥先生即兴赋诗一首赠朱德同志，诗云：
青山一发是滇南，白首相逢慷慨谈。
论道经邦动天地，春醪共醉乐酖酖。
朱德同志乘兴和仪廷（李鸿祥）先生原韵，诗云：
英侵法略视眈眈，革命当年密密谈。
制度更新歌乐土，彩云永是现滇南。
朱德同志和李鸿祥先生应对的诗，都曾登载于1957年3月16日《云南日报》。
从1957年到1962年间，朱德同志三次到云南，每次都要从百忙中抽时间会见辛亥革命老人。
在会见活动中，朱德同志都经常在厅前迎送来客。遇到自己当年的老师来，还经常亲自上前开车门并搀扶老人。始终恭谨地执弟子礼；对平辈的辛亥革命故人，则始终敬如兄长。
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受到他关怀的云南辛亥革命老人都已经作古。可是，朱德同志关怀辛亥革命老人的事，还为云南干部群众传诵着。
第5版()
专栏：
“莫看我们小小年纪”
——红军“人民抗日剧社”——“抗战剧团”的片断回忆
延童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篇“人民抗日剧社”访问记。斯诺写道：
“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人民抗日剧社，1935年冬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她的前身是陕甘苏区的列宁剧团，再加上长征过来的一批小同志。1937年更名为中央剧社（“七·七”事变后又更名抗战剧团）。剧社的女社长是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是红军戏剧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的危拱之同志。当时，这个剧社归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直接领导。许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如中央瓦窑堡会议，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等等，这个剧团都来演出祝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是这个剧团的观众。
“双十二”事变前，周副主席来到陕北安塞县某地，这是红军和“围剿”苏区的东北军两军对峙的地方。为了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有一次，周副主席带着这个剧团去给东北军演出。剧团一天连着演出几场，剧目有《亡国恨》、《死亡线上》、《宁死不屈》、《打回老家去》等。士兵们看到舞台上一幕幕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不禁暗暗揩泪，有的甚至痛哭失声。“七·七”事变后，剧团到西安附近演出时，顽固派找来旧戏班子和我们唱对台戏。可是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多，对面场子的观众越来越少，顽固派见势不妙，马上派人把守住他们场子的出口，观众却使劲往外冲。他们又派便衣往我们台上扔石头，丢纸炮，又拉防空警报，可是观众仍是不散。老百姓说：“看那边的戏是看热闹，看你们这边的戏能懂道理。”演出《消灭汉奸》一剧时，台下群情激奋，挥动拳头喊：“打！打！打！”这说明，这些艺术反映了那一时代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情绪！
剧团的许多剧目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革命工作的，如早期的《送郎当红军》、《扩红活报》；抗日时期的《上前线》、《送公粮》、《减租减息》、《小先生》、《统一战线活报》、《保卫边区》等。每到一地演出后，当地参军的人数就增多，交公粮的数字就增加，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剧团的演出所以能够唤起广大群众的共鸣，除了在内容上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外，在艺术形式上，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剧团从一建团起就广泛采用了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如陕北秧歌、道情、小曲以及郿鄠、秦腔、快板等。抗战剧团团长杨醉乡同志，参加革命前农闲时就“闹过”“社火”——扭秧歌、打腰鼓等。他善于即兴创作，常把当前的革命任务编入秧歌曲牌，秧歌扭毕，大家席地围坐，中间场子就演戏。
除演戏外，剧团还经常做文艺辅导工作和其它群众工作。帮助当地群众排练节目，教驻军、自卫军、儿童团唱歌、写标语、画漫画。还参加“扩军”工作和“扫盲”、“放足”运动等。在演出时，只要谁没轮到上场，或刚一卸装，就主动到观众中找人拉话。连剧团的“小鬼”，肚子里也装着一套套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剧团走遍了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山山峁峁，有时还挺进到国民党地区，有时也随军转战。一部分同志长年配备着长短枪，情况紧急时就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有的同志后来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边区军民十分熟悉和热爱自己的剧团。每当剧团从一地离开，乡亲们都流着眼泪送别，有的老大娘拿着鸡蛋等在村口。国统区的爱国军民对这个革命剧团也寄以深情，杨虎城将军的部属，还资助了剧团一笔款子和实物。
剧团里，孩子占多数，最小的才八、九岁。这些孩子中，有的是陕北高原的放牛娃，象路明远同志，报名当红军时手里还握着放牛鞭呢。有些孩子是长征过来的，如曼琳同志，出身于四川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失去父母，哥哥参加红军时把妹妹也背来了。长征中，哥哥光荣牺牲，哥哥的战友们把她放在马背上带过了雪山草地。王凯音同志，1937年爸爸把她从东北带到延安时才八岁，爸爸进抗日军政大学，很快就上了前方，直到全国解放父女才相见。最近荣获最佳电影音乐奖的高田同志和已故著名新闻电影摄影师张沼滨同志，他俩十二、三岁时，一块儿偷跑出家，赶来参加剧团。
孩子们年纪小，但不怕吃苦，背上背包一天走七、八十里是常事。还记得有几句“行军顺口溜”：“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不哭鼻子不叫妈，毛主席夸咱好娃娃。”十冬腊月，孩子们常没袜穿，脚后跟裂开了，布满血缝。夜行军，由于太疲劳，有时让大同志拉着边走边睡。夏季行军宿营时，小鬼总是最好安排的，遇上小村子住不下，把睡觉爱蜷腿的放在碾盘上，不蜷腿的放在牛槽里，他们也能睡得很香。
“七·七事变”后，剧团同志们恋恋不舍地换下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穿上佩戴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臂章、胸章的军服，连八、九岁的娃娃，也是正规“八路军”了。1937年冬，剧团开赴国民党统治区西安及沿黄河各县宣传抗日。国民党对这支红色尖兵限制很严，迫于形势，剧团于1938年春夏之交撤回了延安。留下二十几个更小的同志，换下了八路军军装，更名为“流亡孩子抗战剧团”。党派来一位二十岁的女共产党员樊锦秋同志任团长，十八岁的经过长征的蒲允昭同志任政委，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和“青救会”的秘密领导和掩护下，继续坚持工作。团员李小英，才八岁，黑黑瘦瘦的，我们都叫他小黑子。他经常在演出之前登台讲演，挥舞着小拳头，激励人们起来抗日。面对这些孩子，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感动！
我们的影响越大，反动派就越恨我们。他们早已查知我们并非什么“流亡孩子”，而是“红小鬼”。因此，总想整治我们。渭南驻军是反共专家胡宗南的部队。有一次，他们团级以上军官开晚会，点了我们的戏。事先，他们限令我们跳秧歌舞不准拿红手帕。当时才十三岁的王颖同志，不但拿了红手帕，而且是块特大的。待演完幕刚一落，政训处军官在后台抓住她厉声问道：“谁叫你们拿红的来？”王颖泰然地把红布抖开，原来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军官哑然而去。
临潼、渭南的国民党县党部和驻军，都多次想收买我们，说给我们好吃、好住，每人给一头大马骑……。他们的阴谋当然不能得逞。
在渭南工作时，剧团住在东关小学（当时正值暑假，教室空着），后来又有一大批军人驻了进来。起初，我们真焦心，但很快就听出他们操的是东北口音，原来这是东北军的一个修械所。他们很爱看我们的抗日戏，爱听我们的救亡歌，住在一起没有几天就混熟了。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大孩子看《新华日报》，不小心给他们的一个姓高的技师发现了，孩子立刻把报藏起，高技师笑着说：“不要躲我，给我看”。于是，两人并排坐着阅读起来。我们主动和士兵们一块儿开联欢晚会，一块儿聚餐。每当我们出外演戏，他们就用军车接送，汽车停在戏台旁，象是我们的专车，使我们增添了安全感。可是，另一方面，反动派加紧了对我们的监视。在我们楼下住进了两个陌生人，不难猜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不久就得到消息说：反动派要对我们下毒手。在一个深夜里，孩子们围坐一团，门口放上哨，商议着怎样对付反动派。大家说：“绝不跟他们走”！“抓我们一个，大家全跟上”！“要坐牢都坐牢，要死死在一起”！说着，全站了起来演习怎样才能互相把胳膊挽得紧又紧。这之后，团长又召集了几个大孩子布置了行动计划。
第二天黄昏，孩子们中间传递着耳语：“今晚把背包捆好，枕上，别睡着！”半夜，我们背起背包，大孩子抬上服装道具箱，大家把鞋子脱下拿在手里，悄悄走下楼梯。楼梯的出口正挨着楼下教室的门，从里面传出那两个特务的鼾声。操场上，停着一辆蒙着帆布篷的卡车，两个大个子出现在车旁，走近一看，原来是修械所的李主任和高技师，他俩早已是孩子们的好朋友了。
“不要咳嗽！”东北口音的李主任向我们叮咛了一句，就进到司机室。汽车开足马力，两盏车灯刺破黑暗。从东关到火车站，必须穿城而过。城门紧闭，两三个国民党哨兵端着枪、亮着手电，大喝一声：“哪里来的？”李主任下车回答：“潼关”（当时是前线）。哨兵又问：“拉的什么？”“军火！”哨兵不再罗唆了。据说，照规定军火是不能检查的，李主任又身佩武装带，是个不小的军官，哨兵只好开城放行了。
汽车直接开进月台，车票已有人买好。火车正点开动，夜色中，我们看见李主任、高技师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揩眼睛。天下起了小雨，孩子们的脸上雨水和着泪水。
到了西安没过两天，正赶上我们党的十七周年诞辰，庆祝会在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举行。丁玲、侯外庐等同志都参加了。当我们列队进入会场时，全场同志为我们热烈鼓掌。人群中有一位须发似银的老人也向孩子们鼓掌，老人频频点头，满面笑容。孩子们都认得，他就是我们敬爱的林老（林伯渠同志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
这时，抗战剧团在延安已扩编为若干个队，第一队南下和那批小同志会合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其它各队分赴黄河两岸，到边区内外开展工作。
1939年剧团返回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教育厅厅长周扬同志，在当时延安唯一的“大饭店”——“机关合作社”招待我们，欢迎剧团胜利归来。
长期紧张战斗的工作，使剧团的孩子们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回到延安后，领导上请来诗人萧三，音乐家冼星海、郑律成、李丽莲，戏剧家崔嵬，画家辛莽等同志给我们补课。这些艺术家们听了剧团的历史以后，都很受感动，因而更加喜爱这批孩子。老诗人萧三专为剧团写了团歌歌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给谱了曲，并教大家学会了唱。
……
莫看我们小小年纪，
走过二万五千多里。
不怕千辛万苦，
只为人民利益。
多年优良传统，
我们永不抛弃。
……
这个剧团始终走着一条为人民、为革命的艺术道路，在火热的斗争中，密切联系群众，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时代的强音。1944年，毛主席接见了抗战剧团团长杨醉乡同志，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诗人柯仲平同志，和秦腔现代戏作家马健翎同志。在同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边区政府颁发给杨醉乡同志一面奖旗，上面写着“文艺先驱”四个字。这既是对杨醉乡同志本人的赞誉，也是对抗战剧团所走过的艺术道路的最好评价。
第5版()
专栏：
维护党的崇高威望
——记通海口粮所党支部书记贾文斌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粮所党支部书记贾文斌，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地区、县里、公社都有他的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他是本地人，农村的亲友很多，侄儿侄女就有28个，他们不断地来求他帮助跳出“农门”。今年3月，所里一位站长看到老贾的侄儿们吵得他不得安身，答应接受一个侄儿当加工员。老贾知道后，严肃地对那位站长说：“谁要你帮这个倒忙？你就是把他收进来了，我也不发工资。”硬是没让侄儿来。今年4月，老贾的侄女想进粮所做临时工，找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情，可老贾也是一个“不”字。老伴见他没给侄儿们一点人情，提醒他已年过半百，又没有子女，别把下辈们都得罪干了。老贾恳切地说：总不能丢了党的原则去讲儿女之情。就这样，28个侄儿侄女，他一个也没有出面安排。
贾文斌对于违反制度的事情，从不含糊。前不久，他的一个外甥违反规定，到粮所业务组悄悄批了300斤糠。老贾发现后，硬让外甥交出了批条。在场的职工埋怨老贾太不讲人情。他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解释：“我是粮所的领导，党员、职工看着我，只要我一松口，全所就乱了套。”第二天，老贾的姐姐来责备他忘恩负义。贾文斌看着年迈的姐姐如此伤心，心里也很难过。原来，老贾从小失去父母，靠姐姐抚养成人，十年的养育之恩，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但他觉得：路归路，桥归桥，怎能因报个人的恩情而丢掉原则？他再三向姐姐讲清道理，要求姐姐支持他的工作。
贾文斌对上级从不阿谀奉承，对同级，不官官相卫；对下级，也不迁就护短。有错误，同样地批评抵制。前不久，县里有位负责同志找他批五斤食油，他说：“我不能害了你，这油不批为好。”这位领导见他说得有理，惭愧地走了。今年在审批定销粮的问题上，公社有位领导责备他卡得太死，暗示他拿活点，但他还是把不符合条件的20户公社领导干部和20户兄弟单位领导干部的定销报告卡下来了。石垸粮站有位验质员，验质时放松要求，以后又向生产队索取糯米、红苕等物，老贾亲自到队调查核实，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他把实物如数归还生产队。
贾文斌得罪了好多关系户，有人说他“六亲不认，不讲人情”。可是他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了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石明 海文 欧阳治修
第5版()
专栏：
“小八路”在行军中
作者 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