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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确认识和处理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
王儒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又有差别，还存在着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基本特征。实行统筹兼顾，最根本的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会违背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做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全局来考虑，而不能只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一部分人考虑。从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我们党制订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近几年，党和国家对农业制订了各种政策。例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发展多种经营，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政策保护和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改善。在工业方面，正在逐步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实行经济责任制），从根本上说，是要调整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些改革中，重视并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每一个部门和企业要有全局观点，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安排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经济效果，以取得正当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分配方面，要注意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的关系，要瞻前顾后，照顾到左邻右舍，在保证国家多收的条件下，企业多留，劳动者个人多得。要防止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着企业产值、利润的增长而相应增长，注意克服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和劳动者之间的平均主义的现象。
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劳动人民行使自己权力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是代表和保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国家的利益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国家安全，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有了发展，国家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才能实现。因此，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比，国家利益必须放在首要地位；如果发生了矛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不能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有的同志一谈物质利益，就只强调个人利益和小集体的利益，不注重国家的利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当前，有的部门和企业的某些同志，缺乏全局观点，只顾本单位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只要对本单位有利的事，就争着去干，甚至不择手段，违法乱纪；凡是对本单位无利或利小而对国家有利的事，就消极扯皮，甚至顶着不办。有的把国家的物资或资金，化大公为小公，为他们一个单位所据有；有的偷税、漏税和拖欠税款；有的打着代表群众利益或集体利益的旗号，向国家讨价还价。这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是和统筹兼顾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巩固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同时，我们要重视劳动者的集体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各种“冒充的集体”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一种“桎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真实的集体”，并且通过集体“获得自由”，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集体利益直接地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证。在集体中的每一个劳动者，应该保护集体的公有财产，维护和发展集体的经济利益。
我们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不否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相反，社会主义不但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障和满足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我们党历来主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把困难告诉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反对那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如果不注意劳动群众的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那种认为可以把国家利益建立在抹杀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观点，是不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深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利益的关系，把三者较好地结合起来。既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假借国家利益名义抹杀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谬论的流毒，又要反对那种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只讲个人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反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成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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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思想工作要增强人们的信心
岳平
怎样通过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党的路线，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前途，从而振奋精神，鼓舞干劲，为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为搞好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这是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要建立人们的信心，是根据目前党内外的思想情况提出来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其它方面的工作，大政方针，大的章法已经有了，主要是如何贯彻落实，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搞好。但是，现在有相当一些人的思想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气没有鼓起来，精神不振作，严重影响着工作的开展。
建立和增强人们的信心，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的革命事业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必定要胜利的。但是，这个胜利必须经过长期的极其艰苦的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能取得。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依照党的基本纲领和当前任务的需要，使人们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热情，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无产者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从而建立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坚强信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给人以信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应该给人以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必胜的信念，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证了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和原因，批判了党内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悲观情绪，指明了革命的方向，给人们以信心和希望。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条件和特点，批判了悲观的“亡国论”，反对了党内那种企图依靠国民党力量迅速打败侵略者的盲目的“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政治方向和革命信心问题。解放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条件后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随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勇气。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从来是既讲政治方向，又针对党内外的思想实际，科学地分析论证必胜的条件，给人以信心、希望、勇气和力量。
比起战争年代，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振奋精神，增强信心仍然是我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了建立人们的信心，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工作，新闻、广播、文艺作品，就要恰当地对待我们面临的困难、犯过的错误，以及社会的阴暗面等问题。要站在正确的立场，用辩证的方法，全面地、恰当地、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些问题。
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为了分析它、克服它，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绝不要造成一种困难无法克服的气氛，使人悲观丧气。这几年，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指出，我们面前的困难成堆、问题成堆、麻烦成堆，但同时又说明，我们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有进展，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转。我们已经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只要全党同志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卓有成效地工作，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经济上潜在的危险是可以消除的。我们要不断地把我们国家好转的形势、各方面新的进步和成绩、新的经验告诉人民，使人们具体地感受到我们的事业是在不断前进中，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讲错误，也是为了建立信心。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工作中发生过多次失误，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忽视错误、掩饰错误，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认真地分析了我们所犯的错误，把取得的成就同所犯的错误加以对比，才能分清历史的功过是非，才能看出三十二年来成绩是主要的，才能吸取经验教训，使我们知道今后应当怎样发展，怎么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好一些，从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这样做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解剖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也就坚定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因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所犯的这些错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样，不仅有根据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而且，有说服力地否定了那种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的种种错误观点和糊涂观念，从而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我们揭露阴暗面，是为了克服阴暗面，发扬光明面，建立人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光明面是占优势的，但确实存在着阴暗面，存在着各种各样消极的东西。对这些现象，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当然要坚决地加以揭露批评，我们的文学作品也应恰当地暴露鞭挞这些东西。但是，第一、在我们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当以暴露为主；第二、暴露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克服错误的东西。我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不能不加选择地、自然主义地、不加分析地去报道、宣传一些丑恶的事情，或搞什么“暴露文学”之类的东西。更不允许借揭露阴暗面来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对伟大的祖国泼污水，制造消极悲观气氛，涣散人们的斗志。这里，就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为了什么目的去揭露阴暗面的问题。
我们指出自己的落后，是为了建立人们迎头赶上先进的信心。这就要说明，第一、我们并非一切都落后；第二、我们具备从落后转化为先进的主客观条件。从而即使人们看到我们同先进的差距，又有信心去改变我们的落后状态，为争取赶上先进而努力。在这方面，决不能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夸大我们的落后，散布种种悲观论调，甚至奚落、嘲笑我们的落后，都是错误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企图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自由化倾向。这些错误思潮和倾向，起着搅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人们的信心，涣散瓦解斗志的恶劣作用。当前，要建立和增强人们的信心，就必须改变政治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状态，要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潮和倾向，特别是批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
我们说，政治思想工作要注意建立人们的信心，当然不是要求每次讲话、每篇文章、每个作品，都要大讲信心问题。这样，就很可能把建立信心变成一种不能解决问题的套话。重要的是，要使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坚定。我们整个精神状态，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要使人们体会到是坚韧不拔的，充满信心的。同样，我们的文章，我们的文学作品，也要有这样一种形象、姿态和风骨，给人们以启发、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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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疏通渠道 货畅其流
——天津流通领域改革调查报告
范银怀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天津市工业生产的供、产、销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有些企业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广，迫使它们根据市场需要承揽生产任务和购买原材料。二是商业和物资部门一方面为了加速物资、资金周转，减少库存积压，抛售积压商品；另一方面为使商品对路，有选择地收购产品。三是扩大了自主权的企业，部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通过市场来实现。
从流通领域来看，流通渠道单一，环节过多，流通渠道不畅通，是造成商品产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扩大流通渠道
天津工业基础较强，门类齐全，但基本是加工工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都需要外地供给；70％以上的产品销往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同全国许多地区有固定的、历史的经济联系。流通渠道是否畅通、产品能否交换，不仅关系着当地的生产，而且影响着全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
过去把计划调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形式，在物资供应和商品流通方面实行统配、统购和包销的办法，管得过严，卡得过死，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削弱了商品经济。为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天津市在扩大流通渠道方面实行了改革。
一，变一种购销形式为多种购销形式。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绝大多数轻纺工业产品由商业统购包销的形式，改变为包销、订购、工业自销（商业选购）等三种购销形式，并具体确定了各种购销方式经营商品的范围。
二，变独家经营为多家经营。两年来集体和个人商业服务业和城乡集市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过去日用消费品只国营商店经营。现在有工业自销门市部、各种展销会、订货会，以及物资、商业部门的代销店等十多种销售形式。经常举办商品交易会、展销会，恢复了历史上许多传统的流通渠道。去年春天举办的商品交流会，全国各地上万人来参加，地区之间成交额几乎占了总额的一半。
商品流通渠道一扩大，多数商品货源比较充裕。1981年上半年地方商业总购进商品3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8％。经营工业品的地方商业部门共进商品1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9％。零售部门自采商品达3 ．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8，000多万元。
生产资料作为
商品投入市场
轻纺产品投入市场活跃了经济，那么，一向计划分配和调拨的生产资料，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开始有些同志担心在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冲击国家计划。对于这个问题，实践作了有力的回答。
天津的机电产品过去都是由物资局机电公司独家经营。企业需要什么，层层申请，然后按计划分配。1979年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基本建设缩短战线，减少项目，要求退货的接连出现；另一方面企业有了自主权，有些产品自产自销。经营机电产品由一家变成了六家。除了有主管局和生产厂、物资回收公司、基建部门的设备成套公司、物资总局华北一级站等驻津企业单位，全国各地的经营部门也进入了天津。
面对这种形势，机电公司为了在竞争中求发展，来了三个“突破”。首先突破行政区划。原来主要从天津定货，只向天津和4个郊区、5个县销售；现在购销面向全国各地。轴承过去必须由国家定货，天津安排生产；现在哈尔滨、甘肃、辽宁等地二十几个轴承厂都到天津推销。天津机电公司不仅不加限制，还为他们代销。二是突破经营范围。从电器仪表到工具、压路机等统配物资都投放到市场。压路机单靠国家分配，一年只能分到一台；现在从全国各地进货，半年间销售30多台。三是商品突破。汽车过去只是按计划分配，去年在计划之外还经营了400辆。
天津物资部门的实践表明，生产资料作为商品互相交换，可以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为开展生产资料交易，天津市采取了多种经营形式：（一）举办综合性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二）建立固定门市部、零售店，为顾客选购创造条件；（三）建立生产资料服务部，以代购代销为主；（四）给外地建立服务点。
市场调节的效果
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市场，经济效果是明显的。天津市1980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增加部分的50％是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的。市场调节的效果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弥补了计划调节的不足和计划工作的缺陷。过去，企业自筹资金上的挖、革、改项目所需小型钢材无来路，个体户需用也不方便。去年以来，天津物资部门开设了钢材零售门市部，不当计划指标，企业可买500公斤，个人可买100公斤，既适应了企业的零星需要，也方便了个人。
二，由于恢复了旧的、开辟了新的流通渠道，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大量的流通费用。秦皇岛、唐山、廊坊、沧州等地需用的机电、化工产品，过去按行政区划统配调拨，要先到石家庄申请，等到领取往往要几个月；现在就近在天津选购，甚至打个电话就可以买到，既节省费用，又节省劳力。
三，产需直接见面，促进企业改革。产需直接见面，使企业内有动力，外有压力。这对于推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都有好处。过去天津销售不畅的一些产品，都是通过展销等形式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千方百计改进工艺，提高了质量，增加了品种，因而在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四，许多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方向，压缩长线产品，增加短线产品。今年，天津工业部门调整了33个企业，由生产滞销的机械产品改为生产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毛纺、棉织品等紧缺的日用消费品。
扩大了市场，疏通了渠道，天津市的工业生产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供给全国各地的商品都有增加。今年1至8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4％，轻工业增长12％。商业收购增加，纺织品、百货、针织分别增加11．8％、3．5％、11．6％。向全国各地调出的胶电、纺织品、针织品、百货分别增加10．9％、10．1％、8．7％、4．1％。
经济活动的实践证明，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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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宪法知识（五）
宪法的解释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的无效。但是，如何确定某项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呢？这就有赖于对宪法作出解释。各国对宪法的解释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议会解释制。此制可以英国为代表。英国是立法与制宪不分。议会制定的法律，即使与宪法相抵触，也仍然有效。1974年修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对法规是否符合宪法产生疑问时，由人民议院裁决。”
（二）法院解释制。此制首创于美国。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马歇尔在判决马布利控告麦狄逊一案中，宣告1789年的司法组织法违宪，拒绝执行，开创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惯例。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不能自动审查法律。只有该项法律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有关，并由诉讼当事人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后，联邦最高法院才可以受理。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后，如认为违宪，也只能否认该项法律的效力，即拒绝适用，而不能取消该项法律。
（三）特殊法院解释制。此制可以奥地利为代表。奥地利等国设有宪法法院。宪法法院有权宣告某项法律全部或一部违宪。当某项法律被宣告违宪时，自宣告之日起即失去效力。但在某种情况下，宪法法院可规定该项法律在一年期限内尚有效力。
在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宪法解释制度被看作是一种灵活的工具，使这些国家的宪法能够按照变动着的政治经济形势，随时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对同一个宪法的解释，既可以解释为中央集权，也可以解释为地方分权；既可以解释为自由放任主义，也可以解释为统制干涉政策；等等。美国著名法官派克在谈到宪法解释时说：“对宪法加以修正，是复杂而危险的事情，所以产生了法院根据变动着的条件来解释宪法的义务。”《美国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作者也承认，正是借助于宪法解释，“才有可能使宪法适应在变动中的情势的需要，而不必加以正式的修改”。据统计，自美国1789年宪法颁布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法律违宪的越来越多。这说明在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宪法解释制度正在被用来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周新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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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新编大学哲学教材将陆续出版
继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朱德生、李真主编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和刘放桐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出版之后，人民出版社还将在今年陆续出版四本大学哲学专业教材：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这批哲学专业教材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过去同类教材之不足，吸收了不少新材料。 （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