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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篇小说创作欣欣向荣
章利阜
打倒“四人帮”以来，春满文坛。在欣欣向荣的文学园地里，短、中篇小说创作繁花似锦，近几年举办的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评奖，已可足见其丰收景象。但是，不少同志经常关切地问道：目前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如何呢？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在京召开了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座谈会。与会的一些文学团体、创作单位和有关编辑出版部门的同志，交流情况，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近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和落实，贯彻了双百方针，作家们解放思想，辛勤创作，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一年比一年丰收。读者们高兴地说：“现在新出的长篇小说读不胜读”。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文坛上的又一盛况。
数量逐年增加
1977—1981年上半年我国长篇小说出版的概况是：1977年56部；1978年59部；1979年65部；1980年91部；1981年上半年41部；预计今年长篇小说出版量不会低于去年（历年来出书情况，下半年要比上半年多）。十年动乱前十七年长篇小说出版最多的是1959年，共32部。现在几乎是那时的3倍。
题材日益扩大
四年多来，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累计312部。其中约有五分之三是反映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的。
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题材的长篇小说过去很少，近两三年来出版了不少反映这一题材的新书，如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杨纤如的《伞》、叶君健的《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刘波泳的《秦川儿女》、陆地的《瀑布》等。
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题材的，如高缨的《云崖初暖》、陈登科的《赤龙丹凤》、冯德英的《山菊花》等。
反映抗日战争时期题材的长篇小说，是这几年写战争题材中最多的。如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杨沫的《东方欲晓》（一）、曲波的《桥隆飙》、管桦的《将军河》（一）、陈立德的《长城恨》、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之一《漩流》、之二上册《巴山月》）等。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题材的，如寒风的《淮海大战》、马烽的《刘胡兰传》等。
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题材的，如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于敏的《第一个回合》、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
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如魏巍的《东方》、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等。
此外，反映“三反五反”运动的，如胡可的《两重奏》。反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三、四卷）。反映新中国学生和教师生活的，如王蒙的《青春万岁》、程树臻的《大学时代》、亢彩屏的《马兰草》。反映科技战线的，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反映地质队生活的，如冯育楠的《山林深处》。反映旧社会艺人生活的，如吴因易的《梨园谱》。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如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
反映十年内乱的有20多部，如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石英的《血雨》、刘亚舟的《男婚女嫁》、董振玉的《精明人的苦恼》等。
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长篇通俗文学作品，如王亚平的《刑警队长》。
还应提及的是，反映海外华人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新出的书如洪永宏的《海囚》、洪丝丝的《异乡奇遇》等。
近几年来，长篇小说成绩显著的，是古代历史题材的作品。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在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愈演愈烈，及至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错误批判，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十年内乱，混淆了学术思想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历史题材成为文学创作的“禁区”。现在，这个“禁区”打破了。一大批有声有色描绘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历史、歌颂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英雄故事的长篇小说陆续同读者见面。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三卷），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二）、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凌力的《星星草》（上）、冯骥才的《神灯》（上）、鲍昌的《庚子风云》、蒋和森的《风萧萧》（《冲天记》之一）、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一）、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等。还有反映我东北人民抗击沙俄侵略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如张笑天的《永宁碑》、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罗国士、刘迪华的《黑水魂》、常青的《三色水》。
作者队伍不断壮大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老、中年作家是主力。他们中有不少同志辛勤写作，不断地有新作问世。令人高兴的是，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较年轻的作者。比如：周克芹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感情浓郁，笔墨细腻，是一部反映当代我国农村生活的好作品。从上海到贵州山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叶辛，原只有初中学历，但勤奋好学，创作精力充沛，已连续创作出版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三部长篇，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特别可喜的是，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反映蒙族人民生活的新的长篇小说有敖德斯尔和斯琴高娃的《骑兵之歌》等，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有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等。继蒙古族之后，一支藏族人民自己的文学队伍正在形成，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件喜事。
成绩与缺点常常相伴而行。一些文学研究和评论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猛增，质量渐进，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方面有新的突破。但是，达到或超过十年内乱前十七年期间的一些优秀作品，例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红日》、《创业史》那样有较广泛影响和高水平的鸿篇巨著，现在尚不多见。还应该看到，努力塑造当前四化建设创业者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深刻揭示新时期现实社会生活中新的矛盾和变革，鼓舞和激励人们奋进的新的长篇佳作，一时也感稀缺些。也还有极少数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长篇小说的评论工作也很薄弱，对这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成败得失，还缺乏深刻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评论、剖析。这些缺点和问题，有待积极探讨，总结经验，在创作实践中，努力克服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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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川剧开新花
——看川剧现代戏《四姑娘》和《易胆大》
胡沙
川剧艺术家们为了使川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利用川剧形式反映当代生活的现代戏方面，曾作过了积极的努力，我曾看过他们演出的《红岩》和《金沙江畔》，都是不错的戏。
这次中央文化部举办的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带来了现代戏《四姑娘》和《易胆大》。我认为这两出戏的演出，是川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上的新成果，所以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普遍的好评。
《四姑娘》是根据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这个戏，着力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四姑娘的美好心灵、高尚情操。她在动乱年间，犹如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红莲，虽经风吹雨打，仍保持一个普通妇女的善良性格和明确的是非观点。她并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和激昂的言辞，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她在邪恶面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作损人的事。四姑娘的心理状态，是当时亿万中国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因此，是典型的，是有时代色彩的。这出戏的教育意义也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历程中，总会经历些风风雨雨，但要象四姑娘这样作一个正直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仍然要发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传统美德，才能够从困难中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四姑娘的性格，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好性格。
《四姑娘》这出戏，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上，使川剧的表现形式和现实生活的内容，达到了相当的统一。我认为这是川剧艺术家们在表现现代生活上的一个新成就。
从对立统一的观点看来，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总是有矛盾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古老的剧种，这个矛盾就更大一些。比方说，如果戏曲演出的现代人不象现代人，而象古代的什么人，观众就会不满意。反过来说，如果戏曲演现代戏没有戏曲艺术的魅力，观众会觉得乏味。这就是矛盾。如果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家，包括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家，美术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矛盾得到了统一，就是一个完美的演出。《四姑娘》这个戏中的人物，特别是扮演四姑娘的殷蔚同志的表演是成功的。观众认为她表演的是一个当代的农村妇女四姑娘，又具有川剧表演唱作的优点，所以这个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易胆大》这出时装戏，表现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个题材，描写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艺人，名叫易胆大。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在贫苦艺人中，出现这样的性格和有智慧勇气的人物，人民是很称赞的。这个四川民间传说，作家把它新编成了一出很有色彩的戏剧。我觉得剧作者着力地在刻画人物性格，没有强调怪诞的情节，这是成功之处。这样的戏是很容易以怪异取胜的，但作家不屑于走那条路，我非常赞成。
总之，这两出川剧现代戏，都取得可喜的成绩。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在艺术上有勇气不断前进，勇于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是一种生命力强健的表现。
另外，这两出戏的作者魏明伦是一位演员出身的青年人，又能导演。演员也多是中青年。从这两出戏，看到他们在艺术思想上的勇气和艺术技巧上的成熟。其中的不足之处，也会在实践中更臻完善。期望我们广大戏曲作家、导演、演员及全体艺术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旗帜下，大力描绘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和新人物，创造我们自己的新的戏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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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与儿童文学
陈伯吹
鲁迅，是热忱关注而又身体力行儿童文学的著名大作家。鲁迅历来重视儿童，把儿童看成是世界的希望、民族的将来。他说，儿童“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又说：“要有茂林嘉卉，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鲁迅童年时代，爱读书、爱看戏、爱游戏，在钓虾、拾贝、刺猹等丰富的儿童生活中结交上知心朋友，在深厚的友谊里，熟悉了儿童的心理、思想、感情。1913年10月，他翻译了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翌年11月，又翻译了《儿童观念界之研究》。他在这样辛勤的艺术劳动中，更增强了对儿童的理解，加深了对儿童的认识，终于在《狂人日记》中喊出了“救救孩子……”这一震撼人心的最强音。下一年的10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白无误地阐明：“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鲁迅首先慨叹“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也对“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的现象不满。鲁迅正因为对儿童研之久，知之深，爱之切，因而行之有力。这朵儿童文学的火花，在他胸中炽烈地燃烧着，“敢遣春温上笔端”，真心实意地为孩子们服务。
他批评了当时儿童文学的内容：“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如饥似渴的小读者，得不到新鲜的鱼汤、肉汁，“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强调创新，他特地介绍了日译者槙本楠郎的《序言》：“……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他也注意“重文轻图”的问题。“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他既重视它的思想性、艺术性，也还重视它的趣味性，从而谴责了“……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
纵使图书中不乏趣味性了，如果还不是多样性的，这无论对儿童或成人，仍然会感到厌倦的，而前者更甚于后者。所以“……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
但是新生事物的出土总会遇到风雨的，嫌弃连环图画的粗鄙，浅陋，“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的人还是不少的，鲁迅象捍卫童话那样，为连环图画辩护：“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他爱护这一萌芽文艺，恳切地说：“……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何况“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小孩生活经验知识不足，容易引起幻想。如疏导得好，会形成美好的理想。当年鼠目寸光的文武官员，竟禁止“禽言兽语”的童话。鲁迅给予辛辣的嘲讽：“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鲁迅平时留神观察儿童的生活，研究儿童的心理，曾以优美的文笔，描绘出诗样的儿童心曲：“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让儿童在幻想里欢畅地得到美的享受，鲁迅是衷心高兴的。
鲁迅还为发展这种儿童求知极端需要的文体，发表过很好的意见：“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这话迄今有它现实的教育意义。鲁迅这话是1925年3月说的，不到十年光景，高士其的《菌儿自传》问世了。
鲁迅先生肯定了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知识性。他认为，在学习前进的道路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掌握得愈多愈好，但这方面的作品，要尽可能地加强文艺性。
他翻译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较早地踏出了科学文艺作品的新路，是向外国进步文学的观摩与借鉴。他后来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以自己的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工作，他总共介绍了30多部外国著名作品，14个国家的105位作家。但他在这样繁忙的大量工作中，没有忘记为儿童选译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人所共知的有《小约翰》、《桃色的云》、《小彼得》和《表》等；有的虽然没翻译，却也不遗余力地推荐、评介，诸如盖达尔的《远方》，班特莱耶夫的《文件》，以及马克·吐温的作品，为裴多斐的童话诗写校后记。
鲁迅在开译以前，认真地选择原作：“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爱罗先珂先生的童话……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这是对作者、读者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呵！
他不仅“取样”严格，对译文同样严格。他说：“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他时刻关心到儿童的阅读能力，理解和接受能力，同时又严于责己：“……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这不仅仅是宝贵的经验之谈，更是光辉的工作榜样，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亲切教导。
鲁迅在文学语言方面，也忘不了孩子，他说过：“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他如此热爱、尊敬儿童，炯炯慧眼，识得“小儿语”的
“语言美”。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创作、翻译、编写、研究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但儿童文学还是比较冷落。我认为，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关心和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
当前辅导儿童写作，出版了好多书，《作文指导》、《作文入门》、《小学生作文讲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关于辅导儿童阅读的书篇，却大为逊色。这儿不能不再一次显示鲁迅先生作为表率的模范行为：他在复少年朋友颜黎民的信中，语重心长地谈到怎样读书，读什么书，设譬巧妙，深入浅出。而且不狭隘地只涉及书本，还说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借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他主张“……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反对当“空头文学家艺术家”。
鲁迅与孩子们间心心相印，是他能写出为孩子们所欢迎的好作品的重要原因。那《故乡》、《兔和猫》、《社戏》和《风筝》等等杰出的作品，在一迭迭墨痕里，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跳跃着一颗赤诚真挚的童心，写来自然动人又感人。当然，他政治思想的先进，学问的渊博，修养的高深，也都是写好作品的重要因素和有利条件。
鲁迅直到做过五十岁生日，还想找一个万花筒来玩玩，多么热爱生活啊！想起二十年前曾经拆毁小兄弟快要糊成的蝴蝶风筝而深深地悔责自己这种对幼小者的“精神的虐杀”，亟思补过而终于领悟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从而促使他更加理解和热爱儿童。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只有胸怀豪情壮志，心在儿童教养，鞠躬尽瘁的这位不老的“老孩子”，才能吟咏出这样气吞山河、有声有色的可作“座右铭”的诗句来。
我认为，只有努力把儿童文学工作搞上去，才是我们对一位伟大作家的严肃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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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仙放华散清香
——京剧《东邻女》观后
林爱枝
在全国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中，福建省京剧团创作演出的《东邻女》，犹如水仙放华，清新淡雅，十分引人。
这出戏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讲的是日本演员松崎昭子因结婚多年未生育，一直被忧愁、苦恼的情绪纠缠着。后来，昭子到中国访问演出，得到周总理的关怀，接受了名医的诊治，终于如愿以偿。这出戏歌颂了周总理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高贵品德，谱写了一曲中日人民友谊的颂歌。
剧作者在这出戏的结构上，作了一番新的尝试。戏中不设扣人心弦的悬念，没有离奇惊险的情节，更没有大的场面铺排和紧张的打斗，而是倾全力于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发，按照人物喜忧悲欢的情绪变化来组织情节，使整出戏形成了抒情诗剧的艺术风格。一开场，两个喜讯接踵来到昭子家：她的丈夫松崎仪南被提升为总工程师，她自己即将到中国访问演出。双喜临门，一家人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可是，没有后代的缺憾，正是在这种场合下显得更为强烈，当昭子知道自己的不育之症无法治疗时，她苦不堪言，绝望至极，决定离开这个家，劝丈夫另娶。这种巨大的牺牲，给人物带来极度的痛苦。后来，丈夫断然拒绝，婆婆含泪不许，导演喜多川幽默地劝慰，才使昭子的心情稍趋平静。这是戏中人物感情波浪的第一个大的起落。昭子访问中国，见到周恩来总理，接受名医的治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一家人已趋于平静的心田，又掀起了新的感情波澜。这里，还穿插着周总理寻找、问候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房东的情节，同样感人至深。孩子满月了，亲朋好友，道贺盈门。昭子决定第二天启程去中国，以践周总理的约言。正当宾主喜气洋洋、频频举杯之时，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了。噩耗使人们从欢乐的峰巅一下跌入悲痛的深谷。悲伤难忍的昭子，她恸哭，她呼唤，她长跪在周总理像前！戏的末尾，颇具匠心。昭子缟衣素服，来到白雪覆岸的海边，遥接周总理的骨灰。那大段感人肺腑的唱，不仅遥寄了昭子对周总理的痛悼、怀念的深情，而且，也蕴含着她对日中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关切。这一场戏场景肃穆，意境深远，把全剧的抒情气氛推到了顶点。
在表演和唱腔方面，这台戏也作了一些革新。周总理上场的戏，颇见剧作者的匠心。如果拘泥于戏曲化，总理上场起码要五击头或主题音乐把他送上场，来个“亮相”。而现在却让周总理暗上，没有任何气氛的渲染，舞台调度也近似话剧。这样的处理使周总理一上场就让人感到他的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接着，周总理坐在台阶上安慰昭子，与演员们随便交谈，都是与出场的处理相一致的，更进一步刻画了总理平易近人的可贵精神。周总理唱京剧，也唱得自然、动听，这与导演的安排和唱腔设计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昭子有一段唱，诉说医生给她绝望的结论，唱到“不堪听”时，她已声泪俱下，抽泣哽咽。这里，唱腔没有使用通常的哭头而用抽头，这样，总理接着昭子的抽头开唱，听起来就非常顺，不刺耳。
女主人公的唱腔改革得更多些。在不失京剧唱腔特点的基础上，选腔者把日本民歌《母亲之歌》的音调揉进京剧唱腔里，作为昭子音乐的主旋律，增添了异国情调，这个特点在第一场的主要唱段“十年恩爱啊……”里体现得比较突出。
三拍子的应用，也是这出戏唱腔改革的突出特点。昭子回国以后，一展愁眉，心情愉快，这里有一段南梆子唱腔。如果用原板式唱，就可能显得沉滞、平稳一些，不足以抒发昭子欢快的情绪。现在选腔者把老调子从二拍改为三拍，加快了节奏，跳跃感强，通过演员姜淑云甜亮的嗓子，生动的处理，把昭子那种溢于言表的愉悦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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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反映现实生活 发展戏曲艺术
生动活泼 发人深思
——看汉剧小戏《蔡九赔鸭》
王希平
湖北汉川汉剧团在文化部举办的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中，为首都观众送来了一出优秀的小戏《蔡九赔鸭》。
十年动乱，“四害”横行，给广大农村造成了灾难。不少社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活陷于贫困，干、群关系恶化。剧中唱道：“只落到外甥不认舅，乡亲邻里结怨仇”，“大寨路上与山斗、与水斗、与鸡斗、与鸭斗……斗到年终分不到一盒蛤蜊油，朝朝每日萝卜咸菜碗碗素，革命化的春节吃狗肉。”这便是受灾严重的农村全貌的生动写照。党的三中全会荡除了这一片阴霾，为我们整个国家，也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明媚的春光。《蔡九赔鸭》的故事就是在这时发生的。原生产队长蔡九认为林十娘是个热爱集体、养鸭自觉的好社员，把她评为劳模，自己却因此挨批斗、“坐飞机”、丢职罢官。1974年“上头”摊派蔡九当队长去割“资本主义尾巴”，蔡九糊涂地紧跟“上头”，戳了自己的鸭笼，又打死了林十娘的八只良种鸭。林十娘因此积怨于心，几年不理睬蔡九。现在蔡九又一次被选为生产队长，他主动上门赔鸭，向林十娘检查自己的错误。由于林十娘误会了蔡九的用意，闹出了对蔡九的讥讽斥责，赶蔡九出门，打铜盆喊怨等笑话。后来，他们通过对“四害”的控诉，加深了解，消除隔阂，坚定了为发展集体生产贡献力量的决心。从这两个喜剧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勤劳、勇敢、朴实、乐观的优秀品质。他们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他们不是抚摸着往昔的伤痛，沉浸在牢骚满腹的怨恨声中，而是信心百倍地为了幸福的将来，挥洒他们的汗水。
《蔡九赔鸭》虽然是个情节简练的小戏，却以它鲜明的主题、生动的语言，感染着观众。一个小题材，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一件小事件，却寓意着发人深省的大道理。
《蔡九赔鸭》只有两个人物出场，但人物性格鲜明，表演生动活泼，载歌载舞。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戏曲表现的题材，艺术处理上又充分发挥了戏曲表演的特长，把唱、念、做、打和剧情、人物性格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是戏曲动作，又不背离现实生活。特别有趣的是林十娘和蔡九的扬叉打铜盆，很象是传统戏的小开打，有声有色，节奏感既强烈、喜剧风格又浓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舞台处理上仅有几件道具，如：竹桌、竹椅、鸭笼、鸭筐、扬叉、铜盆等，都和表演紧密结合，可以说无一处无戏，无一物无戏。编导者巧妙的构思，为舞台演出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