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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邓华同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
高体乾
抗日战争胜利，我由太岳军区调到东北后，基本上一直就在邓华同志领导下工作。邓华同志那种胸怀全局、指挥灵活的战斗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他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表现，更使我难以忘怀。
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军区部队夺取战略据点四平，尽歼守敌后，全军区部队即进行休整。到5月中旬，曾进到长春附近，拟攻占长春，未得手，军队仍回原地待命。
9月，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辽沈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
东北野战军秋季攻势，于1948年9月12日开始。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后，10月1日攻克锦北屏障之义县，完全孤立锦州之敌。这是辽沈会战第一阶段。当时锦州蒋军共11万余人，并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集中优势兵力是很难攻下的。林彪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以两个纵队阻击葫芦岛援敌，5个纵队阻击沈阳援敌，1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以4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当时邓华同志认为：攻锦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个纵队在敌援兵未赶到之前拿下锦州。占领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较有把握，但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形不成分割东北各点之敌、各个歼灭的局面。这条建议他是反复考虑了几次提了出来的。意见提出后，林彪没有答复，但不久却调来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这样攻锦就有把握了。进攻战役一开始，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我们还认为是林彪采纳了下面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
邓华同志当时只是一个战役方向的指挥员（城南方向两个纵队），按照一般想法，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完成自己战役方向的任务也就行了。可是邓华同志是一个胸中装着全局的人，他不怕林彪对他经常提建议有反感，不怕给他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为夺取会战的胜利，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这在战争的年代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锦州的胜利，对于全东北人民的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锦州胜利后，长春敌人接着一部起义一部投降。紧接着辽西大捷全歼了廖耀湘兵团，以疾风骤雨之势于11月2日解放了沈阳，全歼了东北蒋军50余万人，东北获得解放。
辽沈会战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于12月上旬胜利开进关内，与华北人民解放军配合，于22日解放新保安；24日光复张家口，全歼守敌，截断了傅作义部西逃之路。第七纵队是向关内进军的第三梯队，于12月25日从辽阳一带出发，经盘山、沟帮子、锦州、锦西、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到达北塘一带集结。纵队于月底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夺取塘沽，三个纵队都归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等首长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当纵队进到北塘以后，我们进行现地勘察，发现塘沽蒋军以塘沽外面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用炮兵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战斗。我进攻部队利用盐堤作掩护，作为冲击出发地区还是可以的，但发起冲击就进入到平坦的盐滩，没有掩蔽物，整个部队都暴露在敌密集火力之下。这样，伤亡必大，我们感到不好打。所以，先用一个营作试探性攻击。在攻击中，虽占领了一段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时，邓华同志遂命令停止攻击。
当天晚上邓华同志考虑，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决定打塘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打塘沽部队伤亡必大，因为敌人军舰摆在海上，我们不能沿海岸包围塘沽敌人，平推只能把敌人逼到舰上，从海上逃跑。夺取塘沽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海口，阻止平津之敌从海上逃跑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的敌人。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有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经过考虑，邓华同志拟向平津“前总”提出不打塘沽，转去攻取天津的意见。但他又想，上级命令是打塘沽，作为3个纵队的战役指挥员，提出不好打和不打，显然是不执行命令的表现。因此，不敢轻易提出。第二天，他又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勘察了地形，对敌我情况进一步作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的条件下攻塘沽，部队伤亡太大。如果用3个纵队协同兄弟部队攻取天津更有把握，而且有利于全局。这样，邓华同志又考虑了一天，最后向平津“前总”（总前委）如实的反映了情况和意见。次日，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及特纵司令员肖华同志及司令部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又和纵队首长一起重新对地形和敌情进行了勘察，最后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为有利。于是，邓华同志和刘亚楼同志共同报告中央军委及平津“前总”，详细陈述了地形和敌人守备情况，提出了不打塘沽之敌，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前总”了解这些情况后，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之敌，主力攻取天津。我们接到“前总”“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即先派出纵队及各师侦察部队侦察天津情况，部队随即开进天津东郊。
最后，6个纵队经过十余天扫除外围之敌，做好攻城准备后，以一昼夜的时间攻占了天津，10余万守敌被我全歼，彻底截断了北京之敌从塘沽上船南逃之路，也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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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代
贺诚
1924年至1927年，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我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参加了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经受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场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礼。
现在，当我迟暮之年，在病床上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场经历时，倍感光明的中国来之不易。我以为，老一代共产党人有责任向年青人介绍党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使他们懂得：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国的革命事业走过怎样曲折艰难的道路，老一辈的革命者和千千万万的先烈，是怎样在惨重的失败中、在痛苦的转折关头，坚定信念，不屈不挠，为建立一个光明富强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 到广州去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山区一个以农为主兼做一点小生意的普通家庭。1922年，我考取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医学院）。于是，就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当时，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组织发动工作。北医也开始要求改革腐败陈旧的教学制度。后来，在党组织和北京学联领导下，罢课斗争很快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并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到工人中办夜校，出刊物，评论时事，抨击北洋政府。不久，我被选为北医学生会主席。192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活动中，我结识了陈毅、吴涤华等同志。1926年夏，学业期满，党组织指示我到广州参加北伐战争。我赶紧典当了衣服用品，凑足了路费，带着党的介绍信，从天津坐轮船前往广州。
到了那里后，我找到了在北京认识的已任国民革命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孙炳文同志，他指示由后方军医处史逸处长分配我工作。随后，我找到长堤一家书店，递交了我的党组织介绍信，并约定等我分配工作后再转党的关系。
两天后，史逸处长找我谈工作。他说：你立即出发，将一批医疗药品送往前方。还说：这是临时任务，药品送到总兵站卫生处即可返回广州，那时再分配正式工作。
赶到衡阳找到了总兵站。当我交待完任务准备回广州时，总兵站卫生处长金涌盘要我留下来。当时前方战事激烈，急需要医生，不由分说，马上派我去衡阳一个预备医院当医生，后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骤的变化，我同党组织关系断了，从此，严峻的政治考验接踵而来。
在急流的漩涡中
1927年五六月间，我由总司令部军医处的卫生科员调到驻在武汉的点验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属于蒋介石总司令部系统的一个机关，“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它准备由武汉迁往南京。在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的情况下，我毅然脱离了即将开往南京的点验委员会，留在武汉，并找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委的吴玉章同志，由他介绍到武昌一个陆军医院当医生。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了分化，汪精卫打出了宁汉合流的旗帜。这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张发奎组织了第二方面军。我党所控制的由武汉军校编成的教导团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都加入了第二方面军。我也到了第二方面军，在军医处担任医务科长。
1927年7月下旬，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以“东征讨蒋”为名，挥师向江西开进。我随之到达九江。不久，担任二方面军前锋的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打响了“八·一”起义的枪声。张发奎惊恐万状，害怕二方面军其余部队响应南昌起义，就将军官教导团缴了械，还阴险地宣布：二方面军司令部机关的共产党员应立即退出，愿往南昌参加贺叶部者，一应听便。显然，张发奎也在仿效蒋介石、汪精卫，阴谋搞“清党”，情况又一次紧急起来。当时我想，只要党的影响和党的力量还在二方面军存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应该离开，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军队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我坚持留在了二方面军司令部机关。
不久，张发奎抛弃了“东征讨蒋”的行动计划，率军南下，以图夺占广东地盘。
黎明前的枪声
大约在9月间，我随二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广州后，怀着一线希望找到长堤那家接受我的党组织关系的书店，谁知书店早已关门。我踯躅街头，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广州的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张发奎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左不右的面孔，暗地却不断将自己的亲信调到教导团和其它机关、部队。广州城内，特务活动日益猖獗，使人明显感到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搏斗越来越临近了。
广州起义爆发的前几天，军官教导团的王侃予、陆更夫同志告诉我，广州的革命力量正在酝酿起义，希望我同他们一道干。当时，我已调任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医处的医务主任。为了参加起义，我分析了军医处每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平时的为人，联络了几个思想进步的军官。军医处的“胖子”处长、军需官和书记官三人思想反动，行动诡诈，我们注意了对这几个人的防范。在这期间，王侃予同志还特别嘱咐我准备工作一定要秘密谨慎，不可暴露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广州城革命情绪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注视。12月10日，广州宣布了特别戒严令，远离广州的军队开始向广州周围移动，起义行动迫在眉睫。这天晚上，王侃予同志派联络员通知我，午夜要做好一切准备，听到枪声，立即行动，并约定了接头的地点。
12月11日凌晨三点半钟，从军官教导团的驻地传来了枪声，广州起义爆发了。
听到枪声，我们立即按预先规定的行动计划将“胖子”处长等3人监视起来，由我主持了军医处紧急会议，决定：第一，宣布参加起义；第二，处决民愤极大、又阻挠我们起义的“胖子”处长等3人；第三，由我到起义总指挥部接头，接受起义任务。这三项决议顺利执行了。我来到设在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见到了张太雷、叶挺、聂荣臻等起义领导同志。我激动地向他们报告：“我们四军军医处起义了！请指挥部给我们分配任务。”张太雷同志高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同志们！革命很需要自己的医务人员，你们去接管医院，组织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的伤员救护。”
红十字旗下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周文雍同志领导的工人赤卫队。我们四军军医处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除军官教导团外，唯一参加起义的四军的一个处级单位。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立即戴好红领带，有的到医院组织伤员收容，有的到战斗激烈的街巷指挥救护。
第四军军医处参加起义的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几位女同志，如黄杰、张瑞华、周越华等。我们安排市内几家医院接收重伤员，动员进步师生参加救护工作。一些女同志初次见到鲜血，浑身发抖。不久，她们在军医处几位大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护理。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的反动派，军阀张发奎气急败坏，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他们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英、美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起义的队伍展开猛烈的反扑。12日晨，敌人向东门、西门进攻。从江门、韶关、石龙赶来的敌人，也从三面包围过来。中午，敌人猛扑观音山，教导团英勇奋战，血战数小时，打退敌十余次冲锋。这时，起义部队一面在市内肃清残敌，一面抵抗外围敌人的进攻。下午，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张太雷同志在参加西瓜园群众大会后的归途中，在中华路黄黎巷附近，遭到敌人暗杀。
12月13日晨，敌人分四路大举进攻，起义部队奋力抵抗。下午，敌人已部分侵入城区，市内又有千余敌人冲出来，我方腹背受敌。这天白天，我曾遇见了昔日北医的两位很要好的同学，他们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之心和旧日同学情谊，表示一旦起义失败，他们愿意帮助我另谋出路。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没有接受他们的好心安排。到了13日晚上，起义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由于电话不通，我们还不知道。当我冒着街道上不时打过来的冷枪，跑到了总指挥部时，他们已经转移了。留在那里的贺维中同志要我们向东北方面尾随教导团撤退。于是，我又赶到教导团驻地，团部已空无一人。面对这残破景象，想到起义这样短暂便遭失败，心头一阵阵痛楚难忍。我急忙回军医处下达了撤退命令。有的人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悲观失望起来，不愿继续前进了，而革命坚决的同志则当即表示要继续干下去。我在大街上截获了一辆卡车，将几名伤员搀扶上车，又把收集来的一批药品器械装上车。路上，卡车几次遭受枪击，但夜幕掩护了我们，终于追上了教导团。
12月15日，从广州撤退的起义部队约2，000人，在花县汇合了。16日，这些起义部队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副师长，我任军医处长。成立大会刚开过，我到党员登记处登记，登记处的同志让我找个证明人，我说，一时还找不到。他们说，那就重新登记入党，以后找到证明人再改正过来。这样，我便又办了一次入党的组织手续。
红四师成立后不久，立即向海陆丰进军。部队到海丰后，原在北京认识的吴涤华同志因伤来军医处就医，这样，我就找到了可以证明我的入党时间的党内同志了。经他和另一个从北京来的姓邹的党员证明，红四师党的组织决定恢复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在失掉与党组织联系的日子里，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历史转折关头，我的思想和行动，并没有离开党的斗争的轨道，这是我感到自豪的。这段历史也说明，即使是在党的幼年、并且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党的旗帜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冯彩章、李葆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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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贺龙同志与战斗剧社
梁定商
“一二○师有三好，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这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群众对子弟兵的赞扬，也是对贺龙同志的赞扬。仗打得好，这是不用多说的，在长城内外纵横千里的晋绥地区战场上，经常传来胜利的喜讯，也传颂着贺龙同志指挥若定，出奇制胜的佳话。球打得好，描绘出贺老总酷爱体育运动，在戎马倥偬之间重视部队体质锻炼的一贯作风。而戏演得好，也是同贺龙同志的关怀和着意培养分不开的。这一点，作为一二○师战斗剧社的老文艺战士是有亲身感受的。
记得长征到达四川甘孜以后，在面临险境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贺老总毅然接受了李伯钊同志的建议，开始抽调人员组建剧社。到达陕西的富平，他亲自命名，正式成立了战斗剧社。后来陆续挑选了一批在文艺上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进来，使剧社在战火中逐步发展成长起来。在所属的部队里只要发现会写戏、能演戏、能歌善舞的男女战士，贺总一定答应调进剧社。剧社不管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他都给予解决。
贺总对每个同志都十分关心。拿我个人来说，过草地生病时，骑过贺总的马，肚子饿时吃过他的干粮。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曾三次被批准去学习，一次是到李伯钊剧团，一次是到危拱之剧团，一次是到延安鲁艺。
1938年秋，我们剧社选派四名同志到延安鲁艺学习。刚到陕北绥德的那天晚上，听说贺师长到中央开完会，要回晋西北。我们看望他时，一进门，贺龙同志就迎上来，又递烟，又倒茶。社长陈杰同志向他汇报了去鲁艺学习的事。贺龙同志想了一会，用商量的口气说：“现在有新的任务，九龙山一带又有土匪，路上有危险，如果你们同意，这次学习就算了，跟我一起回晋西北，怎么样？”贺龙同志说的
“新任务”，就是要开辟新根据地。要完成这个任务，不但需要在战场上勇敢作战的战士，同时需要善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文艺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舍不得丢掉这次去鲁艺学习的机会。当我们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愿望时，贺龙同志抹了一下胡子，看了我们一眼，打了个手势说：“也好，那就去吧，可要集中力量学好啊。”接着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陈杰同志只是把甘学伟同志丢失行李的事报告了一下。贺师长立刻批准给甘教员补发了一套行李，每人还发了一件大衣，给了一点零用钱。他又特别关照说：“等我的汽车从米脂返回来，你们乘车去延安。”我一个放牛娃，生平第一次坐上了汽车。不久，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贺师长在冀中齐会战斗中中了毒气，我难过的哭了起来。
晋西北是个苦地方，特别是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蹂躏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群众苦，部队也苦。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发几两黑豆，喝稀饭也填不饱肚子。我们剧社的同志每天忙着演戏。搞宣传，写标语，没有一点怨言，仍然保持着乐观情绪。大家想，多省点粮食给第一线战斗部队，保证他们打胜仗，我们再苦也高兴。一天，贺师长来到剧社，看到我们个个面黄肌瘦，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心疼地说：“你们有困难，为什么不早报告我？”我们回答说：“这点困难我们能克服，不想让首长分心。再说，师长不是跟大家一样吗？”师长听了，认为都是实话，也不再责备了。他拔出钢笔写了一张条子，批给剧社一千多斤粮食，要我们立刻出发去背回来。他一面发着命令，一面说：“不能叫剧社的同志饿肚皮嘛！”
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贺总特别重视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每次大的战斗结束，部队总结战斗经验，总是叫我们深入部队体验生活，收集材料。剧社的同志曾写过一些有战斗激情的剧本和其它作品，演过一些鼓舞斗志的戏剧。成荫同志的《打得好》的话剧，演出后就受到好评。但是对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从不放过，一针见血的批一通之后，又耐心的讲一番道理和怎样改正的办法。有一次庆祝“八一”建军节演出，青年演员赵戈同志上台朗诵一首歌颂贺老总在南昌起义的诗，还没有朗诵完，他就制止朗诵，并走到后台去，很严肃地说，主要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他们，我算什么！这种事怎么不先和我说一下！我们剧社几个负责人都做了检讨，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的事情。有一次，一个青年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思想不够健康。他要求剧社认真讨论，吸取教训，为保证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多写一些鼓舞斗志的好作品。那次谈话使我们深受教育。
在党的培养下，在贺龙同志的关怀下，战斗剧社出现了一批比较有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在文艺舞台上冲锋陷阵。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显身手，作品和演出受到群众欢迎，他们的成长也倾注着贺龙同志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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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鄂豫边区》一、二辑出版
本报讯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辑的《战斗在鄂豫边区》第一、二辑，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用《战斗在鄂豫边区》作总书名的这部丛书，记叙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抗日前哨——鄂豫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第一辑是专文与文献辑，选编、收集了《少奇同志与鄂豫边区》等7篇文章，首篇由编辑室整理而成的，后6篇的作者是任质斌、朱理治、陈少敏、陶铸、刘少卿、许子威等6位同志。第二辑是反映鄂豫边区创建初期的回忆录专辑。 李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