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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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经济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1年9月3日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首届年会上的报告(摘要)
于光远
我们经济学界要振奋精神,努力发展经济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首先,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要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指南。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书,特别是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不仅要系统地读,而且要真正读懂和学会运用。否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就会坠入迷途。坚持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科学不要继续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出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打破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特别要从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我国发挥作用的特殊形式,并在总结我国和外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体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对于它的庸俗的不科学的东西,是不能接受的;对于那些不适合我们的制度的东西,也不能接受。当然,不能否认,它也研究了一切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我们要密切注意国外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根据我们的国情,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内容。
其次,要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的方针、政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1956年,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客观事实,根据我们的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双百”方针,但由于来自“左”的、右的干扰,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这为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气氛。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思想解放运动还应该继续深入下去。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自己的各种意见,其中包括建设性的意见以至批评意见,以便把问题解决好。我们应该有理论勇气去积极探索新问题,特别是要研究关系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科学研究中不进行独立思考,没有自由讨论的气氛,就不能把科学研究推向前进。至于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只有经过讨论和实践才能判断。在学术领域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是为了开展切实的自由讨论,大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开展批评,也可以进行反批评。开展切实的自由讨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左倾思潮,都是对开展切实的自由讨论的干扰,是必须加以排除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和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它们是统一的。许多错误思想,常常是由于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不能做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既要重视理论,认真读书,又要注重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长期以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常常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使某些同志对批评发生了错觉,以为讲批评,就要搞什么运动了。批评,就是讨论,就是分析不同意见和争论。应该看到,在党多年的培养和教育下,一大批经济理论工作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党依靠的力量;科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大都属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问题,这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百家争鸣”是一致的。实行“百家争鸣”,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处理学术研究的不同观点甚至错误观点,特别要反对用行政方法去支持一种学术观点,排斥另一种学术观点的作法。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经验。当然,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行,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对它们应进行必要的斗争。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发展经济科学的根本原则。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学界坚持了这一原则,这无论对理论水平的提高,还是对实践的推动,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纠正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经济研究的课题必须来自实践,经济理论工作者要注重调查,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课堂,勇于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真正实行陈云同志早在延安时就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当然,我们在注意克服理论脱离实际倾向的同时,也要注意克服轻视理论工作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之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一条社会历史原因,是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而《决议》强调:“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加强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这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三,要发展经济科学,必须扩大和提高现有经济科学队伍,培养大量的合格的经济科学人才。
近年来,我们经济科学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相比,还是很不适应的。这支队伍不仅数量太少,质量也不够高。比如:就专业分布来说,以从事一般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居多,而其他学科则很少,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还处于空白状态,学科和人员很不配套。许多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知识面窄,对本国的历史、社会、各方面的生产知识,所知不多,高等数学、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经济的实际知识、各自学科在国外研究的新进展,了解很少;外语水平也都比较差;等等。因此,充实和提高现有的经济科学队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经济科学的要求,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我们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在这方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经济学教学应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对经济学的教学结构、专业课程设置实行改革,扩大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知识面,为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部门输送更多的高质量的人才。
经济科学的研究应该有科学的分工,同时也应该加强各门学科的联系,如果各自守着自己狭小的范围而不发生往来,那么许多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沟通。此外,我们对全国的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有个通盘的考虑和规划,包括每个地区的经济科学规划。我们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四,要发展各项经济科学服务事业。服务事业的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科学服务事业(包括经济科学服务事业)是各项服务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科学除了自身的研究任务外,还应该做好科学服务,用科学的结论、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情报、科学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服务。例如确定经济政策的效果,提供经济情报、资料和咨询,培训经济管理人才,提出合理化的方案和建议,为各种技术措施和建设项目作科学论证,等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使经济科学知识大众化,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让大多数人掌握经济科学知识,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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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孙家世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六中全会决议对32年来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作了正确的总结,重申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正确方针。这对改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汉、壮、瑶、回、苗、侗、彝等各族人民参加。在义和团革命运动中,散居在山东、河北、东北的满族人民也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同战斗。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保路运动引起的人民起义中,就有藏族和彝族人民的起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第一批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中就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参加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起,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32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团结、平等、友爱、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建国以来,我们在民族工作方面,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了尊重。对少数民族地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从财政、物资、干部和技术人员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为了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落实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
首先,要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而汉族人口又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各民族交错聚居,联系密切。这就决定了我国只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各个民族自治地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是,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同,发展很不平衡,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时候,要照顾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一切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切忌主观片面、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过去,各个民族自治区不是没有自治权利,而是这种自治权利往往缺乏保障。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十分必要。
第二,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使各民族发展繁荣。实现民族的发展繁荣,要依靠各民族人民的长期努力和国家的大力帮助。除了国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外,关键是有一套正确的政策和办法。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改变过去“左”的做法,推行各种适合本民族、本地区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和各种副业、手工业生产;对一些贫困的地区减免负担;对少数民族工业和各项建设事业,贯彻调整方针,发挥优势,量力而行,着眼于少数民族的需要。这些都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跃起来。我们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稳步发展。
第三,努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长、成熟要有一个过程。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合作。
第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继续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正确对待宗教是改善民族关系的重大问题。宗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只能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信教不信教都有自由。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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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举行首届年会
9月3日至9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在大连举行了首届年会。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是全国性的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各种经济学会、研究会和协会的群众性的联合学术团体,今年3月成立,现有团体会员226个。这届年会的主题是,发展经济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与会代表认为,建国以来经济科学研究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调查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种种设想和意见,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繁荣和发展了经济科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个期间,原来比较有基础的经济学科,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应运而生。各种经济学团体,包括各种研究会、协会、学会,各种经济理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外学术交流也不断扩大。
代表们认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对经济科学提出了复杂多样的课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经济学界要振奋精神,努力发展经济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代表们认为,经济科学是门范围很广、分支很多的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目前,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加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加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加强各种经营学科的研究。不但要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而且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中外经济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代表们强调,经济学界要为调整时期的经济建设积极贡献力量。为此,要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体制改革、企业整顿、企业经营、计划管理、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决策科学化、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
与会代表强调,经济科学的研究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认真贯彻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要加强学习,提高现有经济理论队伍和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发展各项经济科学服务事业。会议制定了《经团联工作规划》,决定筹办经济科学讲习班,出版经济学基础知识丛书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读本》,筹办《经济学周报》和《经济学文摘》,把经济学术的交流、宣传、普及和提高工作搞好。
(蒋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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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出版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关于中华民国史的多卷本大型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集体编写,李新主编。全书分三编,共四百万字。第一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共十二章,分上下册。第二编为“北洋政府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包括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皖系军阀的兴衰、直系军阀的兴衰、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第三编为“国民党政府时期”(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包括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国民党走上抗战的道路、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全书陆续分编分卷出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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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二)出版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二)一书,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作者对经济学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十分关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许多理论问题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写了大量文章。一九六六年以前的研究文章,已编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于今年年初出版。现在的这一本是前书的续集,收集了作者一九七五年年末到一九八○年年初的二十一篇文章,共三十八万多字。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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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施宣圆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运用诗歌等文艺形式,表达了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愤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603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竭力反对割台,主张迁都抗战。
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清政府的这一卖国行为,台湾人民反对尤烈。在京的台湾籍举人义愤填胸,上书都察院,表示台湾人民“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地军民必能舍生忘死”。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台北人民痛心疾首,“鸣锣罢市”,拥到台湾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台湾人民发布抗战檄文,号召大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李鸿章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以谢天地祖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台中、台南一带人民发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军,时刻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清政府派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为专使,到台湾办理割台事宜。同时,一道谕旨,将台湾巡抚“唐景嵩著即开缺,来京陛见”,饬令台湾的大小官吏陆续撤回内地。甚至无耻地请日本侵略者派军队到台湾镇压人民的反抗。
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登陆以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日烽火几乎燃遍全台。在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感动和鼓舞下,守卫在台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毅然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刘永福是中法战争中的名将,这时他虽年近六旬,仍然登台盟誓,决心与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军民共守,抗击日本侵略者。
台湾人民的抗战是坚决的、壮烈的,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抗日英雄。其中最杰出的有徐骧等人。徐骧是苗栗县爱国知识分子。当台北失陷,日军逼近台南时,徐骧聚众涕泣陈词,号召“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支援和配合刘永福黑旗军,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与台湾共存亡。(江山渊:《徐骧传》)听了徐骧的慷慨陈词,各乡立即选派壮丁,编成队伍,推徐骧为首领。
最悲壮的一仗是嘉义保卫战。10月上旬,日军纠集大队人马攻打嘉义,徐骧与嘉义守将王德标挖掘地道,将地雷通至日军营,半夜里地雷猛然爆炸,日军死者达七百余。侵略者气急败坏,疯狂攻城。此时,军民饥困,寡不敌众,徐骧亲临城头,持刀督战,不幸中炮牺牲。嘉义城破,王德标奋战阵亡。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徐骧等各路义军坚持抗战,是在军事上孤立无援,经济上缺粮少饷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此,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到内地寻求援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各地人士上书请求派兵援助台湾抗战,有的还想亲自到台湾与刘永福、徐骧等领导的抗日军民并肩战斗。但是清政府严令内地不准接济,对台湾军民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台湾终为日本侵略者侵占。
台湾沦陷了,但台湾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英勇斗争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他们以土枪土炮抗击了近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本侵略者达五个月之久,日军在侵台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战斗中死伤和因病中途被遣送回国的有三万余人。侵台的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在嘉义战斗中身受重伤而毙命。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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