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点回忆
胡风
1937年8月上海抗战打响后，我自己弄了点钱（数目很少），出版《七月》。当时是篇幅不大的旬刊或周刊，出了三、四期。9月底或10月初，到武汉改出《七月》半月刊，是10月中旬出第一期。当时办登记，发行并垫款等，是友人熊子民
（当时替党做社会活动，董老的朋友，现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七月》社通信处也在他家，我自己住在武昌友人金宗武家花园旁的一间小房里（他解放后入党，后病故），吃也在他家，每天大概去汉口一次。
《七月》出版，最初是自己印，托书店卖的，每期交二三百本给八路军办事处，托他们带进延安，分送些，也卖些。后来由书店出，也寄赠给少数在延安有关系的人们，也常有延安的同志和八路军寄来的文稿。可以说，《七月》在延安是被熟知与信任的。
《七月》在武汉是10月中旬出第一期，有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专辑。《毛泽东论鲁迅》是在第十期（1938年3月1日出版）上发表的。记得稿子是从武汉本地寄来的，署名“大漠”。这在记忆中很清晰，“大漠”署名写得清秀，是毛笔字。在题目与正文之间，或者在正文后面有附记，声明是毛主席的讲话，他记录下来的。并附有短信，说他是从延安出来的，通过武汉去新四军工作，但这是他信上明说的，还是我依据信上的话猜测的呢？记不起了。估计是后一种情况，因为信上应是不会明说的。
看到文章后，我非常高兴。当时有些人，一直抱有轻视以致敌视鲁迅的态度，常借机暴露出来。鲁迅虽死，但并未“盖棺论定”。抗战发生后，大都陶醉在抗战的热烈台词里面，更不觉得鲁迅的什么在抗战中还有作用了。这是和论断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鲁迅的战斗和左翼文学情况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大概是1936年4月底或5月初吧，雪峰从陕北回上海后，才知道了毛主席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但也是语焉不详的。现在看了这一篇，想不到毛主席对鲁迅有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虽然和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结论比，这还是初步的看法，但在我已是喜出望外，解除了多年来心头的重压，极其高兴地发表了。我没有附加按语，虽然放在第一篇，但因为文章的文字数恰好排成一页，也没有改用大一号的字体（好象当时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照我一贯的编辑态度，如果不作分析说明，就决不作简单的论断，使读者先入为主，而宁可直接诉之于读者的理性判断，这才有助于养成读者的理性感觉，并造成非盲目性的舆论。
我觉得记录文字诚实明白，记录者是能文的。我当时认为，记录者大概是做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记录了这个讲话，是从革命事业上着眼。觉得有这个责任。并不仅是从文学上看，更不是为了自己出一次名，所以用了显然是笔名的署名。这个署名使我觉得他不是赶表面热闹的人，但也许我是受了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我感情上留下的宏伟气魄的影响。他再没有来信，加深了我这点估计，他做他份内的事去了。对这个记录者，我一直有点怀念感情的＊。
文章的发表，完全是我自己作主，没有与任何人谈过。我平时发表初见名字的投稿者的来稿，也从没有向熟悉的作者说过他们的情况。在国民党统治下，由我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在那样的环境内是有惹起麻烦的危险的。
当时没有这个认识：应该先请周副主席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发表。后来雪苇在延安
（记得他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给我来信，提到一件事：大概是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教什么，其中提到了《七月》，毛主席回信说《七月》很好。他提到这件事，说这是《七月》的光荣。我1945年在重庆见到毛主席时，他也说我过去的刊物他是看的，但近来没有时间看。那当是指当时的《希望》。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毛主席是看《七月》的，那“大漠”的记录他一定看到过，显然认为与他的原意还是符合的，否则他一定会向雪苇或我指出来。
＊最近得知，“大漠”是真名，这位同志一直在忠诚地为党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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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一个新的天地
〔刚果〕塔蒂·卢塔啊，黎明的血液，从刺伤了的太阳中涌出！嘬吮，我的心儿，在阴冷中难免安息之处，它象堕入藤网，只觉得沉重和闷郁。这时，大海摇晃着，珊瑚、海藻做成的床铺，把海鸥送上远离岩石的天际。这时，我那婚礼的幸福已难回顾，情人唇上的甜蜜已经模糊。这时，时光悄悄流逝不肯停步，波涛中听不见粗犷的渔歌，见不到登岸的渔夫，也不见渔夫划桨摇橹。海风在吹动，吹得崖石后面响声隆隆。我熟识这海风，它和我共同统治海上天地。然而，这早已被征服的天地，又有什么用？！我们有另一新的天地，它将没有波涛汹涌，没有流沙走动，也没有潮汐的涨落，只有鲜花和山岳与共。这是自己主宰命运的天地，在这里，可以看见：靠我们的双手，按我们的宏图，教并不怪癖的大地顺从。在这里，可以看见：刚果人的气质，在劳动的土地上，深深印上我们的指痕。在这里，可以看见：田野间的工厂，夜里烟囱火星闪耀，清晨机器滚滚转动。在这里，可以看见：长着山药、花生、木薯、玉米
的种植园，喝足了胜过雨水的汗水，犹如喂饱了豆饼的母猪，吸收了充足养分，不断地向人们把食品提供。
段建国译
塔蒂·卢塔是刚果著名作家、诗人，现在担任刚果文化艺术和科研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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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孙中山在太原
张献哲
1912年9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同盟会山西支部即派谷思慎等到京迎接孙中山到太原视察。中山先生9月17日乘专车从北京到石家庄。18日午到岩会车站，阎锡山在站欢迎，并陪同坐车于下午5点多到太原。在站欢迎的群众、仪仗队，约有3，000人。
9月19日上午9时，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在山西大学堂召开。各界数千人听了孙中山热情洋溢的演说。他高度评价了山西响应武昌起义的作用，号召大家“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实现共和，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下午又在山西同盟会召开的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散会后，孙中山游览了太原市容，并与晋同盟会支部的成员合影留念（见上图）。
第二天中山先生又连续出席了三个欢迎会，发表了演说。中山先生这次来山西对后来山西人民反对袁、阎互相勾结背叛辛亥革命斗争起了很大作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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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勤于实践 勇于探索
——舞剧《凤鸣岐山》观后
李承祥
最近，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为首都观众演出了大型神话舞剧《凤鸣岐山》。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早期创作了优秀民族舞剧《小刀会》，近几年来，又接连创作并演出了《半屏山》、《奔月》、《凤鸣岐山》三部大型舞剧。这种勤于实践，积极创作，进行不懈的艺术探索的精神，值得赞扬。
舞剧《凤鸣岐山》是参照我国明代小说《封神演义》进行构思的。编导们从神话题材的需要出发，依照舞剧艺术的规律和特征，对原有的历史故事进行了大胆的集中和概括，不只在思想内容上突出了原有故事中具有人民性的主题，而且在艺术上更加发挥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为观众展示出一幅气势宏伟、变幻莫测的神幻世界。剧中几个人物的设置，也是符合舞剧特点的，武王的正直与妲己的奸诈，明玉的善良与纣王的残暴，这种形象本身的强烈对比，为剧情的冲突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戏剧基础。
为了丰富民族舞剧的表现手段，他们不仅从中外各类舞蹈艺术中汲取营养，而且还从电影、杂技等其他姊妹艺术中借鉴技巧和手法。就拿“软功”来说，它本来是中国杂技中的传统技艺，在舞剧中用“软功”作为塑造人物表达感情的主要手段，还较少见。但在第一场，当武王从危难中救下明玉后，明玉通过“下腰”、“后桥”、“劈叉”等一系列软功技巧，相当出色地表现出对武王的感激和崇敬。在第三场中，纣王、妲己、明玉的三人舞，采用了京剧“背工唱”的手法，很象电影的特写镜头，把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内心交代得细致入微。全剧的群舞安排也是颇费匠心的，它们紧紧围绕着剧情的发展，增添了时代和民族的风格。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扮演主要人物的几位青年演员，他们的舞蹈功底很扎实，能出色地完成很多高难度的舞蹈技巧，在表演中形神兼备，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中国的民族舞剧事业后继有人，这是令人振奋的。我们祝贺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在探索民族舞剧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新收获，我们确信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必将使舞剧《凤鸣岐山》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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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卫生检查团不讲卫生
丹琳
晋东南武乡县王家峪，是太行山里一个卫生模范村。又因1939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为首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在这里，所以，经常有全国各地以及国际友人来参观访问。多数同志懂礼貌、讲卫生，对这里的一切都爱如珍宝。可是，今年9月下旬，来了个百人规模的卫生检查团，却把总部旧址这座洁净美观庄严的四合院落，弄得乌烟瘴气。他们走后，工作人员从地上捡走24个纸烟头、擦去6口粘痰、冲掉茅坑木盖上的污迹；有一个检查团成员竟在大队办公室房后面小便，一位老大娘看见了，生气地说：“你们是来检查卫生的，怎么不注意卫生？干干净净的茅房你们不去，随地撒尿，还不如俺们老百姓讲卫生哩！‘五讲’、‘四美’，你们是怎么学习的？”
王家峪人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和他们带领的八路军指战员来。当年总部进驻王家峪，官兵一齐动手，打扫卫生，清理污水垃圾，帮助乡亲们制定管理牛、羊、猪圈和茅房的具体措施，还修了许多茅房、茅坑。到了1940年春天，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总部把积攒的粪肥，一部分送给乡亲们，一部分上到自己开的荒坡地里，长的玉米有棒槌大，山药蛋有碗大，白萝卜尺把长。乡亲们高兴得赞叹道：“讲了卫生不生病，粮食瓜菜大丰收。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就是好啊！”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家峪人发扬了当年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使自己的村庄成了卫生先进村，想不到上面来的卫生检查团竟这样不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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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吴老的故事
王宗柏
不愿当官
1912年初，吴玉章到了南京。这时，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各部的负责人在各派势力的平衡下已基本配齐。他一到南京，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都惋惜他来晚了一步，“肥缺”都分配光了。随后给他送来一张疆理局（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他退了回去。接着，又给他送来一张参事委任状，他又退回了。后来，南北和议将成。有些人急于另谋出路，甚至有的人跑到袁世凯那里作官去了。吴玉章却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到总统府秘书处负责总务工作，勤勤恳恳地支持残局。
不久，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吴玉章也到了北京。这时，四川成渝两个军政府还对立着。袁世凯要他作“宣慰史”，到四川调停成渝纠纷。他说：“四川是我的家乡，对于四川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时，即已和大家有约，此后绝不任什么官职。”袁世凯只好同意他不以任何名义，与朱芾煌一起，回四川“慰问”人民。吴玉章想：促成四川统一，避免人民涂炭，为桑梓父老做点事情，是不可推辞的义务，便答应了。
夏天，吴玉章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双方已经妥协。四川军政府把他当上宾接待。他在四川，除了办理留法俭学以外，还到处讲演和与老百姓交谈。有一位朋友问他：“从都督和全城官员郊迎十里来看，你们好象是钦差大臣。但从你们轻车简从，到处亲切地和老百姓谈话、讲演来看，你们又象是传道师。你们到底是什么官？”吴玉章严肃地回答：“我们不是官，是革命者。我们要劝老百姓读书识字，到外国留学，要剪辫子，不吸鸦片，不缠足……。”
不久，袁世凯窃国野心毕现。中山先生由日本回上海后，决计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吴玉章也赶赴上海，组织反袁力量，希图挽救革命。可是，二次革命失败，吴玉章也受到袁世凯的通缉，他只得再度出洋，流亡法国。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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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话桂
胡延清
桂花，又名九里香、岩桂，俗称木犀，是一种多年生乔木。桂花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我国是它的故乡之一。屈原的《九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奠桂酒兮椒浆”。可见，远在二千多年前，桂花就是酿酒的原料，它的生息就更在之前了。
桂花品种繁多，花多盛开于九月。在桂花怒放之时，你看，那红的是丹桂，一树红霞，重葩叠萼；那黄的叫金桂，娇艳绚丽，芳菲满目；那白的为银桂，如云似雪，清姿雅质……五彩缤纷的桂花，使得秋色锦上添花。难怪古代诗人称颂桂花是“独占三秋压众芳”！
桂花，不仅是观赏植物，而且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桂花入药，由来已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桂花是药的记载。桂花能治牙痛、去口臭；桂树根可治筋骨疼痛、风湿麻木等症；用桂花加工制作的“桂花露”，也能治多种疾病。桂花用糖、盐加工后，可作食品香料。桂花还是酿酒的优佳原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所获的珍贵奖励品竟是桂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