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捐弃前嫌,掀开历史新章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史良
今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七十年前,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人物和人民一起,举行了这一震撼世界的革命斗争。它以血与火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中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振兴中华的热烈愿望。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它结束了我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开拓了战斗前进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卓越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在武昌起义的次年,曾在一次演说中回顾辛亥革命,他说:“今日革命虽告成功,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私心者也。愿诸君以推翻满清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始为吾人目的达到之日,而对于政纲所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中山先生把辛亥革命的成功限制在“共和虽已成立”这一范围内,是卓有见识的。但不幸的是,就连“共和虽已建立”这一点后来也遭到反复,袁世凯称帝妄图篡夺革命成果,这件事,给中山先生以莫大刺激。第一次讨袁失败后,中山先生检讨失败之原因时曾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中山先生的卓见确实抓住了事情的要害。但这不是孙先生所能够转移的,而是历史和社会之必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已为日后的历史所证明。但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所开创的道路,却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颂的。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民族生路的过程中,在改良主义与革命道路之间的长期徘徊中,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终于认识了改良主义之无效和走革命道路之必要。中山先生远在1904年就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糊涂观念痛切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同时,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幻想由清朝政府“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不仅完全驳斥了保皇派的幻想,充分宣扬了举行革命之必要,而且对前途充满信心。中山先生在同一论文中说:中国的独立指望“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注定是要失败的”。“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的预见为日后的历史所证实,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战,终于在现代史上谱写了战斗的诗篇,而取得伟大的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不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的,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奋战所取得的。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停滞不前的,它的胜利必然推动历史继续向前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的认识总是要适应于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而进步的人们,却能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走在历史的前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分子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漫长的道路上战斗,经过失败和挫折,终于获得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说,这个道路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由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那么,它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正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告诉人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
实际上,孙中山先生自己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平等和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革命民权”和“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的思想,关于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关于建设与发展铁路、港口、矿山等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经济观点,关于在物质建设之外,还要进行心理建设以及加强国民教育的观点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断发展,使他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获得新的丰富。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从列宁那里得到极大的鼓舞,号召“以俄为师”。他亲自和共产国际接触,于1923年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了新的生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尊敬的大姐、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她作为孙中山夫人,在帮助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方面起着卓越的作用。宋庆龄女士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她的政治经历,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道路。宋庆龄女士最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绝非偶然的。而孙先生的伟大,也远远超过他的政治业绩。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我们民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已故的张澜主席,他所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英勇斗争,不仅是可歌可泣的史诗,而且它对辛亥革命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对于促进和提前举行武昌起义,起过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在1927年以后被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接过并且完成了孙先生的未竟事业,进一步地发展了它。现在,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我国同胞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民族学习的榜样。孙中山这个名字是我们全民族的骄傲。
今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政策声明和意义重大的政治倡议,我们表示热烈响应和衷心拥护。于此,我们回顾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兴奋之情,不能自己。人们都还记得,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才导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来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就陷于长期内战的战祸之中。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国共两党才在民族危急关头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的结果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加上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导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正在为“四化”而奋斗,国际形势亦有利于我,两党若能实现第三次合作,必能在和平统一的基础上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是合情合理而具有高度容纳性的。台湾当局应当郑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以接受。中国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曾参与政治谈判,这就是国际国内都熟知的旧政协谈判。那一代人许多都已作古,但当时的谈判方针和协商精神,却载于史册而为人们所记忆。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严肃地对待叶剑英委员长的建议,捐弃前嫌,开始接触,启谈判之门户,掀历史之新页,后世史家必将称颂为识时明势高瞻远瞩之举。中国民主同盟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成员,仍如已往,一本初衷,愿在新形势下为推动和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竭尽自己的努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台湾当局和主持政务的蒋经国先生认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职责所在,当机立断,切勿贻误!
我在这里还要向台湾的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呼吁,希望你们本于爱国良心,出于民族大义,促进和平谈判之举行。我们欢迎你们到大陆上来访亲探友,学术交流,政府保证你们来去自由。
我还要在这里向中国民主同盟在台湾和海外的老朋友们呼吁,希望你们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贡献。并希望你们到大陆来访问,共话沧桑,重叙旧谊,爱国一家,更增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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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辛亥革命中的南洋华侨
全国侨联主席 庄希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不到一个月,上海也光复了。当时,国库如洗,独立各省的军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有些地方连军饷也发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受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沈缦云之托,同另外几个人一起到南洋动员华侨认购公债。
这时的南洋,由于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多年的宣传、联络和活动,华侨当中同情和赞助革命的人很多。同盟会南洋支部原来设在新加坡,以后迁至槟榔屿。我就是在槟榔屿由陈新政、黄金庆、邱明昶三人介绍参加同盟会的。记得我的会员证号是四万多号,由此可见南洋华侨参加革命组织人数之众。由于同盟会在南洋有那样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当我们手持沪军都督府写给南洋各地华侨商会和其它华侨社团的介绍信前来求援的时候,得到了许多华侨极其热情的支持。我们很快筹得一笔款,寄给财力匮乏的上海革命政府,以应燃眉之急。
在南北议和时期,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振兴实业、充实国库,责成沈缦云出面组织“中华实业银行”,招股一千万元,并决定其中的五百万元向海外华侨招募。沈缦云受命之后,即乘船专程到厦门邀我同他前往,我因此得二下南洋,于民国元年二月初到新加坡。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多次武装起义的时候,曾从经济上给予接济。当我们一行人到达新加坡以后,他又和张永福、陈金伟等人多方奔走,帮助宣传、劝募。在吉隆坡、槟榔屿、仰光等地,各阶层华侨踊跃认股,其中在组织筹款方面最有力的有陆秋杰、陆秋泰、吴世荣、陈新政、邱明昶、庄银安、徐赞周等。当时,由于当地殖民政府有不准华侨捐钱汇款援助国内革命的规定,华侨就以“赈济家乡父老”、“维持故乡治安”等名义来捐资。所以筹款支持祖国革命的机构有的名叫“保安会”,有的称作“救济会”,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筹款支持祖国抗战的机构一般名叫“筹赈祖国难民会”。我们为“中华实业银行”招募股款仅仅几个月,各地华侨就认股五百万元,并且按要求先付股款的十分之一(即五十万元)。华侨支持祖国革命的爱国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海外华侨对于祖国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何以表现出那样高涨的热情和提供如此慷慨的资助呢?
这首先因为占华侨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身上带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烙印,远渡重洋出国谋生的。他们到了国外,又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欺凌。华工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热烈希望振兴中华。他们钱财虽然不多,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以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先生在粤、桂、滇等省发动起义。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市的时候,一天,有位素不相识的洗衣华工到旅店探望他,并送给他一个麻袋,然后不留姓名地址就告辞了。这麻袋里竟是该洗衣工的全部积蓄。许多华工还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舍身报国。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黄花岗烈士的二十九位海外华侨当中,象李晚这样的华工至少还有十二人。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而支援。其中,就有凌定邦、严兆聪等十七位华侨组成的敢死队,从上海赶往汉口参加对清军作战。
当时华侨当中的资本家也大都有苦难的历程,他们与外国垄断资本有矛盾,同国内的封建势力又较少联系,因此是中国资产阶级中革命性较强的一个阶层。
曾经拥有一千二百余万元资产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其祖辈是宋末从河南逃到福建集美村的难民,父亲陈如松赤手空拳到新加坡谋生,后来虽然经营工商业,但晚年经济非常困难。陈嘉庚先生深知华侨的苦难,他的经济事业也受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挤。他目睹清朝政府腐败,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所以毅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福建光复时,他被选为“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帮助福建都督府。此后几十年,他又倾资兴学,积极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华侨爱国的光辉旗帜,这同他的经历和华侨所处的特殊环境是很有关系的。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华侨身居国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这就使他们聚集的地方,成为民主革命思想产生的温床,出了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海外华侨则成为孙中山先生传播进步思想进行民主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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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英豪 万古留芳
方贤旭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收到美籍画家、姑母方君璧寄来的“黄花岗公祭”国画。
1980年,82岁高龄的君璧姑母远涉重洋,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举行个人画展,并将她珍藏多年的1万多册中外图书、画册捐献给国家。今春农历三月二十九应广州有关方面约请,我陪姑母去广州参加黄花岗72烈士殉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她曾表示,为了纪念72烈士之一、胞兄方声洞及其他为拯救中华而英勇赴死的烈士画一幅画。这次姑母来信嘱我,将“黄花岗公祭”献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书画展览,聊表寸心。
面对画卷,我心潮起伏,更加怀念和敬仰父辈和他们名垂千古的业绩。
先父方声洞1886年6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父方址亭经营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子女、儿媳念“洋学堂”,并陆续把他们送往日本留学。先父声洞考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那时在日本求学的许多中国青年,耳闻目睹祖国被列强瓜分掠夺,清王朝腐败无能,劳苦民众处在灾难深重之中,热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先父声洞、六伯父声涛、七姑君瑛、四伯母曾醒同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
先父一面在千叶学医,一面为革命而奔走,他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及归国代表等职务,经常秘密回国联络党人,运送军火。
1908年,先父回国同我母亲王颖在汉口完婚。10天以后,两人一同去日本,父亲继续医学学业,母亲不久也进入千叶学校读妇产科。母亲及六伯母郑荫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1911年1月,革命党领导人之一黄兴,去香港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募集武装起义的资金,当时许多在日本的同盟会员也都从日本去香港待命,同盟会组织决定留父亲在日本继续读书,坚持工作。但事过不久,香港急电,命我父亲火速回国运送军火。父亲走的那天,我刚满周岁,我们全家拍了一张临别纪念照片,不料父亲这一去竟成永诀。
广州起义前,声洞、君瑛、曾醒,都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们和许多青年把弹药绑在身上运进广州,先父和姑母等人利用空隙时间合影留念,并给家人分别写了诀别信。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的枪声震撼全城,我父声洞同黄兴率领的一部分革命志士直攻总督府,攻入后堂,发觉总督张鸣岐早已逃之夭夭,这时敌军蜂拥而至,我父亲同革命党人勇敢迎战,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父亲中弹牺牲,为拯救中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义时,年方25岁。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只收遗体72具,安葬于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先父牺牲以后,母亲辛辛苦苦扶养我长大。为了完成父亲的“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的嘱托。母亲在我11岁那年,送我到法国读书,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1931年秋天,我从巴黎途经莫斯科、贝加尔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探望母亲。两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国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学业,毕业时,有人劝我官费上美国,我拒绝了。旅居生活结束后,我回国住在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入市内,他们纪律严明,宁肯睡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扰民。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旧上海迅速被改造,新生活蒸蒸日上。1956年我到了北京,任外交学院的法语教师。党和政府十分关怀烈士家属,每月补助母亲生活用费100多元,直到1977年12月母亲去世为止。
林彪搞所谓战备疏散时,让我年迈的老母去平谷县郊区,我则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周总理知道此事,让工作人员捎话说,老人年纪大了,不要去农村了。老母在京,我在干校。两年后,母亲写信给周总理,说她八十三岁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希望分配工作时能留在她身边。周总理马上让外交部把我调回北京。我与刘淑芳结婚后,总理虽在病中,也还请秘书给我母亲写祝贺信,令我及淑芳感动至极。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炎黄子孙,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团结、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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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先辈遗言 盼祖国统一
——访台籍同胞、甘肃省政协委员林双英
在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她和她们的一家更具有迫切的愿望。——这是记者在访问了来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甘肃省代表林双英同志以后的一个突出感想。
林双英生于台湾省台中县,是台湾有名的雾峰林家的后裔。辛亥革命年间,她11岁,随父来到祖国大陆厦门,后来到新加坡侨居。1950年回到祖国大陆。
台湾雾峰林氏家族,具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历来受到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尊敬。
林双英同志追忆说,她的先祖,由福建漳州平和县移居台湾彰化。乾隆年间再由彰化迁居雾峰,开发宝岛。她们家在台湾,还开办过垦牧公司,疏通北溪至华崶河道,开发龙岩的煤铁。
林双英的祖父林朝栋,是清代台湾的著名爱国战将。光绪年间,他曾经领兵击败法国侵略军对台湾的进攻,被清廷封“二品官衔”;祖母也因之被封为“一品夫人”。1895年,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拱手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林朝栋和刘永福等爱国将领一起,又同侵略台湾的日本军队作战,固守台湾。次年,清政府把林朝栋骗到上海。台湾沦陷,林朝栋气恨交加,客死上海,终前遗言:台湾,是在我的任内丢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设法把台湾收回来。
林氏一家,实践了林朝栋的遗训。他的儿子林祖密坚决拒绝日本侵略军利用林家威望,怀柔台湾人民的企图。为此,他毅然回到大陆,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1916年,袁世凯称帝,林祖密又积极地投身于讨袁斗争。他受孙中山先生委托,用自己的家资,在闽南组织了一支国民革命军。后来,他在孙中山先生指挥下,率领福建的国民革命军收复了闽南永春等七县。民国七年,孙中山先生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闽南军司令;民国九年又委以粤军第九支队司令。后改任大元帅府参军兼侍从武官。林祖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十几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学生和部下。1925年七、八月间,反动军阀张毅部旅长杨某杀害了林祖密,当时他年仅48岁。
林祖密牺牲后,林双英的长兄林正熊(志民,亦名少密),继承父志,带兵与军阀作战。在战斗中,他受重伤,双目失明。林双英的六弟林正亨,不忘祖父遗嘱,积极投入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林正亨于1948年被国民党逮捕,于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林氏一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前仆后继,英勇不屈,斗争不息。
林双英回忆说,1949年,她正在新加坡,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万分激动。她回想到:父兄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目的就是实现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富强。现在,他们的理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于是,她毅然决定:“回去,回到祖国去,让子女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把力量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0年,林双英同志带着独生女儿回到了祖国大陆上海。在她的教育下,女儿于1954年自愿报名,支援大西北,全家来到兰州。现在,林双英同志年逾八旬,仍然为四化建设、国家的统一辛勤地工作。
林氏家族,被人为的藩篱隔绝在海峡两岸,三十多年来,音讯不通,来往断绝。林双英说:“作为一个久别家乡的台籍同胞,我还有数十名骨肉至亲在台湾。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同时也怀念着雾峰的山山水水。我多么盼望回到家乡探亲的日子早日到来啊!祖国分裂,亲人分离的令人痛心局面,应当结束了。”她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点建议,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这个世代为维护台湾同祖国的统一进行过艰苦斗争的林氏家族,盼望祖国统一,亲人团聚的呼声,充分代表了祖国大陆人民、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心愿。
本报记者 穆扬 张连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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