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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陋室生辉
韦顺
记得五十年代某一天，我第一次去南京大学。走到汉口路一看，嗬，真不愧是大学，一条大马路被夹在中间，路南是宿舍区，路北是教学区。南园，北园，高楼幢幢。金字门头，耀耀闪光。我走向门卫问党委办公室在哪？门卫答我：“往右一直走，看见平房就是。” 找到党委办公室后，同时看见，校长室、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保卫处等等校级机关，都在铺着方砖地水泥地的平房里。当时我想，这可能因为解放之初，百废待兴，权且将就一下，过几年，这个堂堂学府还能不盖个现代化的办公大楼么？
时光荏苒，跨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进入了八十年代。这二十多年，南京大学增添了不少建筑，新楼房拔地而起。前不久我又去南大，门卫换了新人，可他告诉我的话，还是“找党委向右走，看见平房就是”。当我走到老地方一看，校长室、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保卫处等等，完全还是老样子。见到一位熟人，我问他：“你们怎么还是依然故我呀？”他笑笑说：“我们是衣冠不改旧家风的。”
好一个“旧家风”。这其实正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四人帮”把老传统破坏之后，这反而是在树新风了。还是那位熟人说得好：“我们不是苦行僧主义。我们现在守平房，是为了将来进楼房。”由此可见，他们的艰苦，是包含着高尚的情操、豪迈的气概和远大的理想的。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在有人争享受图安逸的时候，拒腐蚀，永不沾；就可以甘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一个单位，要发扬好精神，关键在领导。南大校长匡亚明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至今仍住在几间水泥地面的房子里。听说他决意在教职工宿舍问题解决前不搬家。我钦佩这种精神，由此也悟到：要使陋室生辉，就要陋室里面住有思想发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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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第一朵花
汤延涓
展览大厅里，挂满了风格各异的山水风景画。有的清淡，有的壮丽，有的峻峭……前来参观的人们，一个个带着极大的兴趣，品评着，指点着。
他，一位年青俊气的小伙子，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也一幅一幅细细欣赏着每一件展品。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欣赏，观摩，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一边看，一边思索，一边随手记下些什么。在一幅色调明朗、景致秀丽、构图新颖别致的山水画前，他停留得最久。身旁几位观众的一迭声的赞美，象一股股热流涌进他的心窝。原来，这幅精美的山水画，就出自他的手笔。
他学画十年，经他涂抹过的画稿，叠起来恐怕比他的个子还高。可正式参加画展，这却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并且，他还是参加这次画展的最年青的作者。叫他怎么不激动呢。
在那动乱的年月里，他迷上了绘画。尤其喜爱山水画。他虔诚地拜师，虚心地求教，刻苦地钻研、磨练。人说，古代王羲之练字染黑了一池清水，他呢，练画的粉墨油彩也几乎将屋后的一条小河染成了五颜六色。
那一年，也是省里举行画展。一位热心的老师将他的几幅颇有新意的山水画给推荐上去。结果，不仅一幅也没选上，而且给扣上一顶“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的帽子。
小青年的心，被重重地挫伤了。他一度想丢弃画笔。可艺术终究是艺术，它的魔力是无法抗拒的，大自然的美的诱惑力也是无法摆脱的。还有，崇高的事业心。他坚信，表现祖国大自然美的山水画，决不能摈弃，祖国艺术之宫需要它，人民需要它。
小伙子更勤地挥起了画笔。
在百花盛开的山头，在知青点昏暗的油灯下，他一笔一画地勾勒着、苦练着。一晃多年。时代变了，他的艺术也更趋成熟了。
使小伙子感到欣慰的是：
据省美协的一位老师说，这次展出前，共收到一千多件作品，但入选展出的，却只有一百来件。并且，入选的作品，全是以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为依据，不考虑资历名望等其他因素。所以，他这个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名字，才能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画展大厅里，才能在这艺术的百花园里开出他的第一朵花。
他看着，想着，想着，看着，心里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他决心在老一辈画家的帮助下，用自己辛勤的笔，再画出第二朵、第三朵……为祖国艺术的百花园增添更多的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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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茶馆》在西欧
（连载）
（西德）乌韦·克劳特
赴欧途中的意外
我随《茶馆》演出团全体成员于9月25日从北京国际机场登机启程。在这之前，我一直对《茶馆》的成功充满信心。但是，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庞大的演出团时——总共七十多人——不觉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因此，我对英若诚开玩笑说：“但愿我们的飞机不会坠毁。”他笑了笑说：“即使坠毁了，也会给我们召开追悼会。”
当然，我们的飞机没有坠毁，但毕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周折。由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事，我们乘坐的班机在卡拉奇着陆返航。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三十多小时才搭上了一架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班机。由于飞机出了故障，我们又不得不在迪拜停留了数小时。后来，我们再次启程，经开罗、巴黎，最后飞抵法兰克福。在这期间，当我们给曼海姆剧院打了几次紧急电话，告诉他们飞机中途延误的情况后，几家西德报纸发表了消息，大字标题是：《中国人尚未进茶馆，还在卡拉奇》。
长途飞行和途中时间拖长，自然使我们感到很疲劳，但大家的情绪始终很高，即使是在到开罗之后，我们明知不可能赶上预定的首次演出的时间后仍是如此。在我们的飞机飞越地中海上空时，于是之走过来操着法语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哪怕我们是深夜到达曼海姆民族剧院，只要那里还有一个观众，我们都要为他演出，而且要让他享受到我们毕生最精彩的演出！”
然而，我们到达法兰克福时不是深夜，而是9月28日凌晨3点钟。在正常情况下，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只需18小时，而我们却花了整整80个小时！当然，我们没赶上预定首次演出的时间。因此，我们决定在到达的当天举行旅欧首次公演。城里贴满了精美夺目的《茶馆》海报，上面画有剧中人常四爷和松二爷。当演出团得知两场演出的门票已全部售出，而且包括中国大使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以及来自西德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各大电视台、广播电台的记者都将出席观看时，大家深深理解到广大观众对演出抱有非常殷切的希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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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风味〔油画〕钱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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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蝎子姑娘
山东烟台 于书恒绣只蝎子领尖上跑，蝎子发卡头上戴，姑娘的笔记本里，能拣出一堆“蝎”字来。问她为啥把蝎子爱？她说可给集体生钱财。姑娘不嫌上山苦，伺候一窝窝小乖乖。头一年惹得小会计乐，第二年招得专家来。姑娘胸前的大红花，常有蜜蜂嗡嗡采。蝎子姑娘够厉害，听这名字谁敢爱。可翻开小青年的梦，梦中都有这姑娘在。东村的媒婶来说亲，彩礼扔出大门外；西村的羊倌来求婚，回信中拆出对蝎子来。小伙莫要犯疑猜，姑娘留言信皮外：你放羊，我养蝎，咱们两个赛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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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说戏
难答的问题
黄裳
一位老作家曾经指出过一种现象：在孩子中间有一个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看戏、看电影时，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很令人头痛的，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在前些年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时候，这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在那里“好人”总是挺胸腆肚，气概轩昂；“坏人”一律獐头鼠目，举止猥琐。何况在不同人物身上还总是打上强烈的红光，蓝光，甚至使一切都看不清楚的“黑光”，对孩子“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样的发问，闭起眼睛都能回答。用不着伤脑筋。
可是看旧戏时，这问题就要变得复杂一些了。有人发现了一种便捷的办法，就是看脸谱。只要脸上涂得一塌糊涂的，就一定是坏人，反之则是好人这方法有时好象很灵，但又不尽然。杨七郎的面孔并不怎么美，却是为国捐躯的勇士；崇公道确有一个白鼻子，难道他是坏蛋么？
何况还有缺乏脸谱可据的时候。有一位作者说过，他带孩子去看田汉编剧的《谢瑶环》，公堂之上，两边站着衙役之类的角色，他们是不画脸谱的。一会，他们把“好人”拉下去打屁股了；过了一会，起劲打着“坏人”屁股的也还是他们。这就令人糊涂。对孩子的发问也只能沉默，或大呼一声“闭嘴！”
等到林彪提出“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绕口令“理论”以后，问题就更变得复杂，终于使全国许多人都糊涂起来。那后果是大家都清楚的。有的人被莫名其妙地痛打了一顿，还心甘情愿地自认为“坏人”，原因就是打人者早已被指定为“好人”的缘故。
前些时出现过一个写小骗子的话剧。他在社会上到处串来串去，使各色大小人物都上了当，受了骗，出了丑。有人就说，这是想出老干部的洋相，才把他们的脸全部抹黑，但有些人对骗子却充满了同情。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我觉得那些上当受骗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也没有必要一一打倒。至于那个小骗子，当然不能同情，他是该被逮捕法办的，戏也这样写了。不过他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切责任，好象也难说。到底是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呢？幸亏这个戏因为有争议，没有上演，没有被孩子们看到，否则不停地发起问来，那可不得了。
十年浩劫期间，要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事，可以说是孩子们的问题的放大，不过缺少一点孩子们的单纯。结果如何，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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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子湖畔的《东方》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丛刊——《东方》，将于今年一季度与读者见面。
《东方》以发表当代创作为主，并刊载同创作有关的文学评论和作家研究等文章，适当介绍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东方》创刊号除了发表陈沂、李杭育、白刃的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心与爱》（胡尹强）、《第一次挨斗》（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增写的一节）；短篇小说则有本省青年女作者张抗抗、方方、袁敏、袁丽娟等一组作品；电影文学剧本有《山神帽传奇》（季康）；外国文学有《大仲马传》安德烈·莫洛亚（法国）著、秦关根译等。《东方》创刊号还将发表茅盾的文学回忆录《我的学生时代》。
（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