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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胡平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无数正直的知识分子，被加上种种罪名，受到无情摧残和打击，有的被折磨致死。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这样大的规模上使很多知识分子遭到严重迫害，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是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来为社会服务的。他们犯了什么罪，应该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呢？“罪名”固然有千条万条，但归根结底只是一条：他们有知识。在“迷信即真理”、“知识即罪恶”信条盛行的年代，知识分子只能有这样的命运。
其实，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并不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个个沉重的打击，就接二连三落在他们头上。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正式归入“资产阶级”一类，变成了革命对象。此后每次政治运动，总有一批知识分子受到打击。
当然，在新中国建国三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有过幸福和美好的时刻，有过欢乐的春天。那是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时候。每当这样的时期，知识分子大都能够心情舒畅地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可惜的是，这样的时期往往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所中断。而每当国家和人民遭受磨难的时候，打击总是最先落到知识分子头上。知识分子的苦难成了民族苦难的先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个别人别出心裁的恶作剧，而是一种有深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现象。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生巨大影响的特殊表现。这种现象发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看成是历史的“返祖现象”。
知识，无论是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几千年来辛勤劳动的产物，是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除了那些浸透着剥削阶级利益和偏见的反动理论和伪科学以外，真正能称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无不包含着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期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真理的成分。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知识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知识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对于知识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而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随之具有不同的历史命运。
在封建社会，知识是封建权力的奴仆。它的价值是由权力决定的。只有有助于巩固封建皇权和神权统治的东西，才能受到统治者的宠爱。反之，凡是不利于或有损于其统治的思想、理论、学说，皆在被取缔之列。从政治上说，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皇权。有权就有一切，知识是无足轻重的。相反，推行愚民政策才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从经济上说，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完全以世代相传的狭隘经验作为进行生产的依据。它不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进行管理，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迷信和盲从受到鼓励，知识和科学受到排斥，正直的知识分子当然逃不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产阶级是同新兴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小农经济和手工劳动。社会生产走出了狭隘经验的圈子，进入社会化和科学化的时代。它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也对管理人员和雇佣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教育培训事业因而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封建皇权和神权让位给“市民社会”的人权。人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和肯定。随着大生产的发展和人权运动的深入，人类智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迅速的发展。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了。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争相把科学技术迅速应用到生产上，直接转化为财富。知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同社会生产和财富密切结合在一起。知识成了资产阶级的摇钱树，知识分子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开路先锋。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天堂。在资本统治万物、利润就是一切的社会里，知识的价值是由利润决定的。一旦它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资本家就毫不吝惜地把它扔到一边。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为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提供最广阔的天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知识的价值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国民经济的技术更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的统计和管理，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等等，更加需要专门知识，需要知识分子。正如列宁十分中肯地指出的，只有在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知识总和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对知识的需要，对知识的尊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的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惜的是，多年来，由于路线和政策上的失误，以及由于终身制、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等体制上的弊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相反，在政治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却再现了封建时代的某些特征，出现了鄙薄知识、迷信权力、以外行管内行、以无知管有知等等反常现象。我国建设事业中的许多积弊，如低效率的管理，浪费型的生产，无科学根据的瞎指挥，等等，无一不是同这种情况联系在一起的。
究竟有哪些具体历史原因，直接促成我国长期不重视科学知识的作用呢？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第一，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落后，劳动人民教育文化水平很低，愚昧迷信在群众中有很深的基础。第二，我国革命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干部主要从事革命战争，没有机会加强文化知识方面的素养，对近代科学是陌生的。有的人甚至把知识同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采取盲目排斥态度。第三，我国民主革命着重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对封建专制主义在上层建筑的影响估计不足，批判不够。我们缺乏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类持久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致民主传统不多。而缺乏民主的地方，科学也难以繁荣。第四，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购包销等一套办法，吃大锅饭，经济内部缺乏对科技需求的刺激，以致往往出现科技成果无人要，聪明才智不值钱的奇怪现象。第五，错误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重视发挥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危险等，所以一再限制、排斥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而恰恰是违反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结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改革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项工作还仅仅是开始。当前，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左”倾思想的流毒和影响，仍然严重存在。知识分子在工作条件上仍存在着很大困难。各种排斥和压制知识分子的舆论，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应该估计到，过去二十多年中提出的形形色色打击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口号，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东西，我们至今还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清是非，以致有些人继续援引这些东西来打击知识分子。例如，把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似乎知识分子是一种异己力量，重用了知识分子，就是排斥和打击了劳动人民。又如，不加分析地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化”，似乎脑力劳动不是劳动，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用知识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又如，容不得知识分子提各种意见，似乎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反对领导”或“翘尾巴”，而百依百顺、唯唯诺诺，才是他们应有的美德，等等。所有这些观点，不过是过去“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专皆白，无知即红”的谬论的翻版而已。
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除了需要继续批判“左”倾思想以外，还需要从组织上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各个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应该从现在起就一步一步去解决它。作为第一步，至少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把发展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的工作，提到国家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使智力开发的投资成为国家优先的投资。事情很清楚，教育水平的高低和人才质量的好坏，是决定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在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所有差距中，教育水平的差距是最根本的差距。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社会，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建设投资上重物不重人的政策，最终只能导致人物两空的结局。
第二，坚定不移地逐步改革我国的干部结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争取经过一段时期使我国干部结构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使我国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必须了解，在复杂艰巨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再按照“外行领导内行”一类原则办事，那是对人民和民族极其不利的。
第三，建立吸收科学家和专家参加决策工作的制度，把我们的每一项重大政策措施，都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真正树立科学在国家建设和管理中的权威。
第四，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崭新的人才选拔、考核、晋升、流动和竞争的办法。人事部门可以考虑建立
“人才公司”、“职业介绍所”一类的机构，广招贤才，量才录用，以能授职，使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都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把各种人才从“部门所有制”中解放出来。
第五，建立一种能从经济内部刺激知识需求的经济体制。它能够迅速地把知识转化为财富，从而提高人们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爱好。在国家经济立法中，应改变无偿使用知识的传统做法。这既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又是刺激智力发展的有效手段。
以上这些，是任何一个社会取得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已实现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能够做到，而且一定能够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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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
——读《论俄国革命》
李宗禹
罗莎·卢森堡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她还被关在德国布勒斯劳监狱中。尽管处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困难条件下，她仍然密切注意和关心十月革命的发展，想方设法了解十月革命的消息，对俄国发生的一切进行思考和研究。1918年秋，她开始写《论俄国革命》一文。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她获得了自由，但这时尚未完成此文，因此，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手稿。1922年，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后，发表了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的一个手抄本。1928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原件，同列维发表的文本核对，将脱漏和错误之处加以纠正，发表在卡尔·格律恩贝尔格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上。
《论俄国革命》一文自发表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目前，国外在研究卢森堡的思想时，仍然把这篇文章当做一个重要的文献。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都竭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俄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大多数，因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有成熟。卢森堡在文章一开头就以锋利的笔调嘲笑和批判了考茨基之流的这一机会主义论调，说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议会真理”，而不是革命的辩证法。卢森堡满腔热忱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高度赞扬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所采取的大胆果断的行动。她说，“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没有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布尔什维克“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由此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少的全部革命荣誉和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荣誉。”
但是，卢森堡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在极其困难的、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俄国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完善的顶峰”。她说，如果认为对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就会损害俄国无产阶级的威望，那是错误的。列宁自己也决不可能认为对十月革命的范例“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烈模仿”。她认为，“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本着这种总结经验教训的精神，卢森堡对俄国革命作了一些评论。
卢森堡在文章中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实行的政策，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观点。
卢森堡坚决拥护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她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外所处的阶级斗争条件，认为俄国当时必须进行这样的抉择：是反革命取得胜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不能象考茨基那样，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只能是背叛革命。她说，布尔什维克只能“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从这一立场出发，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谈到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时，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她强调，“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她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一定要保证人民群众享有最大限度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统治，没有民主，革命就要蜕化。她认为“任何一种专横独裁都会对社会起腐蚀作用”。
卢森堡十分强调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监督作用。她认为，“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官员排他的圈子之内。”
卢森堡拥护苏维埃制度，但是她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保证，苏维埃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只剩下几十个或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卢森堡说：“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
卢森堡强调，社会主义不能靠命令来推行，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她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这种制度并没有现成的方案，“我们的纲领所具有的只不过是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卢森堡说，“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是一块“处女地”，“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民想到成千上万的新形式、新主意，解放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
卢森堡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在她出狱后投身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发表的一些热情洋溢的文章中也反复谈到过。1918年11月她在《国民会议》一文中说：“今天，问题不在于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象资本主义利润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而是运用全部政治权力手段，按照无产阶级多数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本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1918年12月，她在《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历次的革命不同，过去的革命都是少数人领导斗争，把群众仅仅当作工具来利用。“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只有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并由大多数劳动者去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群众必须“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也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群众承担的过程才能完成”。她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厂主的皮鞭，却很勤劳；没有资本家的监工，却有极高的效率；没有奴役，却守纪律；没有统治，却有秩序，群众从公众利益出发的理想主义、最严格的自我约束、真正的公民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正如愚昧、利己主义、腐化堕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样”。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一文的结尾反复说明，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革命是在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起到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占领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期待俄国的同志们“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的确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但是，卢森堡认为，决不能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不能变成普遍适用的公式。她说，布尔什维克“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固定下来并且打算把这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是卢森堡在评论俄国革命时阐述的又一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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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
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究竟是什么关系？多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文章与著作中，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好的，改良则是坏的，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套入简单的公式之中。近一年来，史学界就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有：邓广铭、张希清同志《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1980年8月26日《光明日报》），陈旭麓同志《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1980年第6期《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就这个问题也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见1980年7月8日《光明日报》）。
邓广铭、张希清在文章中指出，改革与改良完全是同义词，在许多外国语言中甚至是同一个词，在汉语中，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本来也是同义词。社会的改良与改革的含义是一样的。文章指出，改革与改良是同义词，改良与改良主义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而改良主义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它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改良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与改良主义在同革命的关系上，也具有根本的区别。改良和革命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所以能互相转化，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运动形式。改良虽然是局部的、缓慢的、逐渐的，但却是前进的，因而是进步的。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前，它往往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而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用来顶替社会主义革命的，它毫无进步意义可言。正因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态度也就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改良。它认为，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应当尽可能地争取和利用改良，以此为革命作准备；当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就要毫不犹豫地不失时机地把争取改良的斗争转变为革命。
陈旭麓在文章中指出，革命是变旧质为新质，改良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它们既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对立关系，认为改良总是拖历史的后腿，这显然是不对的。综观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第一，当帝国主义猖狂入侵、封建统治者顽固颟顸不知所措的年代，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这从早期的改良思潮到戊戌变法运动，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十九世纪末的改良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那时的中国大地并没有出现比它更进步而成为主流的东西。第二，在革命势力与反动统治的尖锐对立中，改良派作为第三种势力出场，既和反动统治者有矛盾，又同革命势力相争夺。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趋向决定的。但不能对其全部否定，首先要承认他们对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有不满，有要求改革的积极性；再要看到他们在左右开弓中的矢主要对准谁。对清末的立宪派和“五四”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都要作这种分析。第三，经过急风骤雨的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度，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样的改良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