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对外国专家要团结、合作和学习
——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关怀和教导
杨放之 吴凡吾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卓越的领袖之一、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我们想起他老人家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关怀和亲切的教导，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建国初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陆续派遣了不少苏联专家来我国工作。1950年，周总理指定伍修权、杨放之任正副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起草了《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并经他批准施行。1953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有关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规定。1954年3月，周总理召集的有各部部长、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局长参加的讨论专家工作的一次会议上说，拟向政务会议提出成立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作为专家工作统一管理的办事机构，并建议出版《专家工作通讯》，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后来周总理亲笔为这个刊物题了刊名。1960年夏，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以后，外专局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周总理说：“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外国专家还是要的”。1973年，当周总理听到要撤销外国专家局这一机构的消息时，非常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向他报告！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这个机构总算留下来了。
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抛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帽子，把一支支毒箭射向周总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外国专家被批判斗争，甚至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离开我国。周总理在1973年“三八”妇女节，邀请所有在京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和她们的家属参加这一纪念会。在会上，周总理严厉批判林彪一伙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被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周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有过许多指示，有些指示虽然是在建国初期或以后一段时期作的，但其基本精神，今天仍然适用。
主 动 团 结
周总理多次告诉我们：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适当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帮助工作是必要的。同时强调说，既然我们把他们请来了，就应当把人家当作朋友看待，以礼相待，主动做好团结工作。为了团结他们，周总理提倡同外国专家交朋友，批评那种不愿同外国人来往的不良风气，驳斥同外国人接触就是“里通外国”的极左谬论。
为了体现主动团结精神，周总理经常要求我们做好对专家的生活接待工作。周总理指出，外国专家远离本国来到我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困难很大，一定要热情相待，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当听到有的外国专家患重病时，他便让卫生部派最好的医生到那里抢救。
周总理每逢重大节日，总要亲自出面，或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宴请全体在北京的专家和家属。有时还利用各种联欢场合与专家亲切会见，表达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感谢，并增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1965年“五一”节，部分外国专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他们看到五彩缤纷，群众欢腾的动人场面，非常兴奋，有十多位专家自动上台唱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起参加联欢，当他看到这种情景，就兴高采烈地前去和专家们一起歌唱。唱完后，周总理又热情地和专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密 切 合 作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外国专家来我国帮助工作，应当同他们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工作中要密切合作，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此，周总理要求各聘有外国专家的部门应当根据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要求，经常向他们介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与他们本身业务有关的情况，以便他们能及时了解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他们的专长，更好地为我国服务。此外，周总理责成外国专家局制订计划，要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请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向外国专家介绍我国情况。周总理在这方面则是以身作则，在百忙中总要挤出时间同专家负责人见见面，谈谈问题。每当大批专家来华或回国前夕，则在中南海紫光阁给他们作长达几小时的报告，向他们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周总理非常重视外国专家的建议。经他亲自修改，后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颁发的关于专家工作文件中指出：对外国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对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应及时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专家。对专家建议如有不同的意见或不合中国目前实际而难于采用时，亦应向专家坦率说明，并进行讨论，务使各种建议成为实际可行的东西，避免发生表面接受，事后又不执行的毛病。
周总理非常关心合理安排外国专家的工作问题，常批评有些部门，聘请专家时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请来以后却不很好使用。有的竟让专家闲得无事可做。这样不仅浪费人才，使专家不满，对外也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为了合理安排专家的工作，周总理强调要同外国专家协商共同编制工作计划，使双方合作共同完成某项任务时做到胸中有数。
虚 心 学 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应当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尽量发挥他们的专长。周总理在1954年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必须承认我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还很落后，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当然学习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愿意学，一种是不愿意学。我们要提倡好的学习态度，批评不好的学习态度……学了先进经验总有好处，错了可以改，今天不能用，明天可以用。总之，肯定要学。至于如何学，就要有一套办法，就要靠我们积累经验。
从196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又从其他国家聘请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来我国工作。周总理指示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国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要点，并于1965年以国务院名义颁发。文件中规定：我们聘请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来，主要是利用他们的技术，顺利完成建厂任务，并向他们学得有关技术，这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
周总理还提出学习外国时应遵循“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指出对于任何一种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首先要学懂弄通，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当这些外国的先进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以后，由于经验的积累和不断总结，就有可能把原来的外国东西加以改革，创造出独特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在学习基础上产生创新，这在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是不乏先例的。
敬爱的周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给了我们许多亲切教导，他在处理外专局呈报的公文上的批语，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有一次，周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有关同志向总理报送了一份宴请计划，其中提到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总理对在京专家人数了如指掌，他在这个数字上打了问号，并对各类专家具体数字作了计算，在旁边批注：“至多280人”。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感愧交集。又如，1953年国庆节前夕，我们向周总理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总理在审查时，除对宴会程序和主宾名单作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这种处处精打细算、节约办外事的精神，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在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外国专家工作多年。我们要永远铭记周总理的亲切教导，把这项工作做好，在四化建设中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以期不负周总理在世时对专家工作的巨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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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济南部队积极支援农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阎吾、谭吉安、郭殿成报道：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各部队在过去一年里，根据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研究和制定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拿出一百五十多万义务劳动日，积极支援地方发展生产，深受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从去年春天开始，济南部队各部队就对驻地治土治水的工程项目做了调查，决心发挥部队人力集中，车辆、机械多，突击性强的优势，对一些受益面大的工程进行重点支援。淄博、潍坊、胶东地区的34项大型水利工程，驻军指战员都全力以赴地参加修建。海阳县的徐家店公社，想搞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解决西部山区的灌溉用水。这项工程要经过六个山头，地形复杂，工程量大。公社领导感到人力物力不足，没敢动工。驻军某部领导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主动去支援。军民并肩劳动，十多天就完成了原计划由十几个生产大队奋战一冬春的工程，结束了当地“东山有水水白流，西山无水年年愁”的状况，扩大水浇地四千多亩。莱阳县境内有一条20里长的水渠，由于泥沙淤积，逐渐失去效益。附近社队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进行治理。当地驻军先后派出六个团的兵力，对水渠加宽加深，使水流量增加近一倍，使下游三千亩农田得到灌溉。
济南部队各单位在支援农业生产上，力求帮在节骨眼上。尽快帮助生产落后、生产条件差的穷队和困难户以及劳动力少的烈军属治穷致富。去年，各部队与驻地二千八百多个生产条件较差的生产队固定挂钩，重点支援，成效显著。胶东驻军某部重点帮助的267个农村生产大队，80％以上生产有了发展，其中98个大队成了县、社发展生产的先进单位。鲁中驻军重点支援的四百多个后进队，生产都有了较大的起色。看到这些变化，社员群众高兴地说：“这样的好军队驻在家门口，不愁富不起来。”
济南部队在支援农业生产中还注意帮助驻地社队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驻海岛、沿海地区的部队，协助驻地社队兴办了水产捕捞、水产品加工厂；驻城镇附近的部队，帮助驻地社队开辟原料、销售门路，兴办加工车间和作坊，发展服务性事业；驻内陆各部队，帮助社队发展编织、机械修理、农副产品加工、烧砖、采石等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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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拜尔的感谢信
不久前，在粮食部江苏科学研究设计所的食堂里，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感谢信，它是用维吾尔文和汉文书写的，上面还写着一行醒目的标题：“最忠诚的感谢”。署名是乌孜别克族阿克拜尔·玉素甫。
阿克拜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局的技术干部。去年11月下旬，他到粮科所参加有关业务学习。这位少数民族干部还是第一次来到太湖之滨的无锡，曾担心自己在生活上会不习惯。所行政办公室了解这个情况后，对他的食宿及时作了妥善安排。食堂听说他不吃猪肉，专门外出采购了鸡、鱼、蛋和牛肉等食品；几位老师傅不怕麻烦，每天研究订好食谱，单独为他炒菜，让他能吃上本民族所喜爱的饭菜。有一次晚饭时，阿克拜尔看到其他同志吃鲜肉馄饨，很感兴趣，也想尝尝这种南方小吃，可他的饭菜已另外准备好了。食堂老师傅知道他的意思后，立即又重新给包了牛肉馅馄饨，当他吃完这顿别有风味的晚饭后，高兴地翘着大拇指连连说：“好吃！好吃！”直到晚上看电视时，还在赞不绝口地向大家夸奖第一次吃到的这次美餐。热心的照顾和真挚的友情，使来自几千里以外的阿克拜尔生活得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感到非常愉快。短短半个多月的学习快结束了，临走前阿克拜尔到食堂与工作人员一一告别。还特地要了张大红纸，亲笔用维、汉两种文字写了这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上说：“你们这种崇高的同志之情，使我内心感动，我一定要把你们的好品德、好作风带回新疆，象你们一样，做民族团结的模范”。
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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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现在，全县少数民族干部有943人，占干部总数的50．2％。这批少数民族干部在侗乡山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晃侗族自治县地处湘黔两省交界的群山之中，是侗、苗、回、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全县有18个公社、一个城镇，共21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自治县党委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地处边远山区，经济不够发达，群众多不懂汉语的特点，采取多种办法，加速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到目前止，全县已有10名少数民族干部分别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副县长。县委、县政府各部、委、办以及公社的负责人也都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同时还调整了一些在少数民族社队工作的汉族干部。近几年来，自治县党委先后选送103名县、社级干部到省地委党校、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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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某部队将校舍归还佛学研究班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某部，不久前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占用的西藏自治区佛学研究班的校舍完好无损地归还了原主，受到当地藏族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欢迎。
这里过去是一座专供高级僧侣讲经和居住的寺庙。民主改革后，自治区政府在这里办起了西藏第一个佛学研究班，有系统地开展研究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佛学研究班被撤销了。当时西藏驻军某部因住房紧张，征得地方政府同意后，驻进了这座寺庙的三个殿宇。粉碎“四人帮”以后，部队为了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即着手修建营房准备搬出。一九七八年腾出了其中的两处，不久前已经全部撤出。撤离时，部队严格申明纪律：任何人不准破坏寺庙的任何设施，如有违者，严肃处理。
陈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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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某部部队长颜世忠又红又专，既熟悉业务，也重视做思想政治工作。几年来，他写了三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制导雷达兵器教案。
新华社记者 吴森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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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工作效率
抚顺市委直属机关建立岗位责任制
实行以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领导干部有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本报讯 中共辽宁省抚顺市委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去年以来，市委直属机关相继建立岗位责任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抚顺市委先制定各部、委、办和各处、室的职责范围，然后再制定个人的岗位责任，同时还制定各项工作标准和必要的工作程序。在建立个人岗位责任制时，按职务定权责，按分工定任务，按任务定工作数量、质量要求和完成期限。他们在建立岗位责任制过程中，领导带头，首先从市委做起。市委书记程序同志带头制定了自己的岗位责任，并交给常委和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监督检查，其他书记和常委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岗位责任。
为了确保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抚顺市委直属机关把建立岗位责任制同党内民主生活，以及学习《准则》结合起来，定期检查评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评选先进单位和优秀党员；还把建立岗位责任制同干部的考核结合起来，对那些精通业务，贡献大，作风好的同志，在调资升级、选拔干部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抚顺市委直属机关建立岗位责任制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在实际工作中已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利于建立正常的机关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如市委办公厅提出了为生产、为基层、为群众、为市委、为机关的“五服务”方针，层层制定了职责范围、办事程序、工作细则，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他们催办和处理的事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开始改变过去那种职责不清、任务不明，有些事无人负责，有些问题互相扯皮，久拖不决的现象。建立岗位责任制以后，层层有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不推不拖，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工作。同时领导干部摆脱了事务缠身，有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去年，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帮助抚顺钢厂总结和推广了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
有利于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促进干部又红又专。过去，机关许多干部由于岗位不定，责任不清，要求不严，学习无方向，钻研无目的，考核无标准，普遍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现象。建立岗位责任制后，对每个干部的工作质量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定期考核评定，促使每个人熟悉情况，精通业务，掌握技术。为此，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学政治、学理论、学政策、学业务，努力练好基本功，现在市委直属机关参加各种业余和专业学习的人数占机关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柏玉刚 崔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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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北京市少年管教所教育挽救失足少年的事迹
北京市少年管教所于1955年9月建立，收容年龄不满16周岁、根据《刑法》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犯罪少年，管教期限一至三年。这个管教所的干部和教师认为，失足少年是“受害者”。因此，对他们只“恨其错”，但“爱其人”，立足于挽救。
不少失足少年送到少管所后，开始时心里忐忑不安。为了消除他们那种紧张、对立的情绪，管教所首先向少年们宣读了“安民告示”：不打人、不骂人；不说挖苦、刺激人的话；开展“请，您，谢谢，对不起”的讲礼貌活动，处处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们感到少管所的温暖。有个少年来少管所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可他身上只穿着单衣秋裤。管教队长看见后，立即给他穿上了棉袄棉裤。这件事使全队一百多个孩子都受到了教育，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一中队还有个少年从小没有了妈妈。有一次他病了，发烧39度，几天吃不下东西。队长给他请医生、端饭，还送来几个大苹果。从此，这个孩子把队长当亲人。
有些孩子，“邪火”太旺，常常会出现反复。一位管教干部说，碰到这种情况，还是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有个少年，一直表现不错，当了班长以后，突然逃跑了，后来才由他的家长送回了管教所。由于认错态度较好，对他作了从轻处理。去年2月，这个少年又乘他的家长来管教所看他时，偷拿了他家长的一盒烟。事情发生后，这个少年等着挨训。可是，队长还是耐心开导他：“人只可错一时，不可错一世”，“知错、认错、改错，大家照样会欢迎你”。这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终于唤醒了这个少年，他向队长吐露了犯错误的原因，并诚恳地表示了决心：“我一定咬紧牙撵上去”。果真，这个少年如今有了明显进步。
“因人施教”，是这个管教所挽救失足少年的一个“高招”。少年们爱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管教所就“投其所好”，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篮球队，开展乒乓球、小足球、拔河、棋类等比赛活动，有的还举行文艺晚会，开展“学雷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少年们受到了教育。有个“二进宫”的少年，自称是“无事生非”的人。管教所就把他编进“学雷锋”小组，闲时就给他找点好事做。仅仅一年，这个少年就利用业余时间给猪圈做了5个御寒帘子，修理了四十多双破旧布鞋，受到管教所的表扬。这个少年已经提前解除了管教，进工厂当了工人。
为了挽救这些失足少年，管教所还认真组织他们学文化，学技术。这个管教所现有三十多名教师。许多教师精心备课，认真教学，受到少年们的尊敬。女队的语文课教师张丹军，来到少管所后，工作积极，态度热情，她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化成毛毛细雨，去滋润孩子们的心灵。张丹军刚刚同管教的女少年见面的时候，这些年方十四五岁的孩子却嚷嚷：年岁大了，学不进去。张丹军就给她们讲马克思50岁时开始学习俄语的故事，孩子们听了，个个窘得哑口无言。在张丹军老师的启发教育下，这些女少年的学习热情很高，进步很快。有个少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了一百多篇作文。
春风送暖百花开，辛勤园丁育花来。去掉花儿病虫害，花儿复苏人人爱。这首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写的诗句，抒发了少年们的情感，同时也是这个管教所挽救教育失足少年的生动写照。现在，这个管教所里许多失足少年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在学业上也有明显提高。从1979年到1980年的两年时间里，已有一千多名失足少年被解除了管教。这些孩子有的回到原来所在学校继续学习，有的当上了工人，还有的考上了大学。他们决心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对“四化”有用的人。
《新观察》杂志社记者 丁正良
本报记者 黄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