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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
周恩来
郭沫若来①，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②，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③，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④。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⑤、严重⑥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⑦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隤。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⑧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
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同志等。）
注 释
（1）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2）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备处，打伤多人。
（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
（5）薛岳（一八九六——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6）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
（7）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
（8）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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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建议书
——兼论1927年东下与北上之争
叶蠖生 苏东海
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这时候，党内发生了东征讨蒋与继续北伐之争。东征与北伐之争不是策略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思想的斗争，关系到如何挽救革命的问题。这段公案，有重新评论的必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同志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紧急建议书，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份建议书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由周恩来亲笔起草，陈延年等人亲笔签名发出的。建议书历数了蒋介石的“叛迹”，指出了蒋介石占有京沪与帝国主义结合的严重危险性，分析了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的困境，批判了对蒋介石妥协的机会主义立场，从而得出结论说：东征讨蒋是挽救革命唯一正确的主张，而继续北伐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个东征讨蒋建议的核心思想是把战略打击的重点放在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政权上，把战略地区由北转向东南。这一大胆而又切中要害的战略构想，与当时党中央多数决策人的主张相反，因而遭到了否决。
当时党中央拒绝这个正确建议所持理由是什么呢？后来在延安整风总结经验时，周恩来回忆说：“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当时共产国际是主张继续北伐，反对东征的。理由是：第一，奉军正向武汉进发，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与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对改变武汉处境是极其重要的条件；第三，进攻上海要经过激烈战斗，而且有利于奉军南下。如先向北和冯军会师，巩固自己，再加紧瓦解蒋介石，把上海问题全部提出则更适当些。因而继续北伐的意见，占了优势，主张东征的意见被否决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东下与北上之争是针锋相对的。一方认为蒋介石是最危险的敌人，另一方认为对张作霖作战“刻不容缓”；一方认为东征可以取胜，另一方认为东征必招致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一方认为直捣东南才能挽救革命，另一方则认为向西北发展，打通国际道路，才能解除武汉困境。双方分歧的焦点实质上在于把战略重点放在向北发展争取外援，还是转向东南反帝反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考虑。孰是孰非，只能依靠实践进行检验，用事实作出答复。
现就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蒋介石和张作霖谁是主要敌人
在两湖和江西决战之后，帝国主义集团一致认为，北洋军阀已无力阻挡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只有从革命内部找到合适的代理人，才能阻止革命的发展。而蒋介石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合适的人物。这是当时各国舆论公言不讳的事实。例如，1926年11月24日《民国日报》载《美国基督科学指导报》文章分析：“或指蒋为‘赤化’，实则未必然。……蒋氏不但不与赤俄联盟，且并不为莫斯科所控制。”据日本永见俊德回忆：1927年2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有席卷长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势，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将遭覆灭，而日本尤甚。因此，当时的日本陆相板垣焦急万状，就派永见和松室孝良两大佐，作破坏中国革命的企图。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帝国主义在报刊上为其制造舆论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帝国主义一方面支持上海大资产阶级以巨款援蒋，一方面炮轰南京对蒋施加压力，双管齐下，迫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投靠了帝国主义。
上海既是各帝国主义在华汇聚的中心，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占有上海既可以掌握充足的财源，又可以和各帝国主义广泛勾结，这就比张作霖单独依靠日本危害更大。蒋介石可以得到各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支持，甚至军事上的供应，这就大大加强了蒋的实力地位。因此，在蒋势力还未巩固之前，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就比北上讨伐张作霖更加紧迫而重要。
奉军到底对武汉有多大威胁？我们也看看事实。1926年秋，吴佩孚失去两湖地盘，残部退守河南，求援于张作霖；奉军借援助之名行夺取河南之实，强渡黄河，攻占郑州、开封，吴佩孚逃往豫西山区。吴在豫南的残部力不能支，只得与武汉政府联系，请求支援。西北冯玉祥于1927年2月间已东出潼关，进攻河南，成为奉军的严重威胁。山西阎锡山也在暗中商谈加入国民党，并同奉军争夺石家庄防地，陈兵娘子关，也成为奉军侧面一个重大隐患。在强敌环峙之下，奉军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进攻武汉的。说防御奉军进攻武汉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周恩来等人建议暂置奉军于不顾，全力东征，确实是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正确主张。
二、东征能否取胜
所谓东征不能取胜的根据，在于首先假定帝国主义要进行武装干涉。其实，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受到极大削弱，它对于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尽量从革命内部进行分化，避免直接出兵干涉。国民政府在广东出兵东征、南征时没有受到外国的武力干涉；北伐后收回汉、浔租界时也未受到武力抵抗；上海起义时外国也并没有以武力干涉；对南京和济南的武力干涉也没继续扩大，而转变成了外交谈判。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帝国主义要出兵直接支持蒋介石是不大可能的。决定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是宁汉双方实力的对比。
从总的实力分配来看，宁汉分裂时，北伐主力军十二个军，其中有九个军表示服从武汉政府，有三个军驻在苏皖地区受蒋介石指挥。地方军阀投诚改编的杂牌军有十五、六个军，其中杨森的二十军和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在鄂西，其余十多个军都驻在苏皖地区受蒋介石的节制。这些军阀部队战斗力很弱，又脚踏两只船。其中如张勋旧部白宝山和皖系军阀马玉仁两个军都因暗中同孙传芳勾结，被蒋介石武力遣散了。这些部队分驻在北方前线，蒋介石既不能依靠他们作战，也无法从前线抽调出来抵抗东征军。
蒋介石能用来作战的是一、九、七三个主力军，其中李宗仁的七军属于桂系，因为蒋桂矛盾很尖锐，能否坚决助蒋难予断定。蒋的嫡系部队一军，在1926年“三·二○”事件后因撤走共产党员而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北伐中常被用作预备队，没有打过一次象样的战役。所以蒋介石可用的武力，数量和质量都很差。蒋能直接指挥的部队，据周恩来等人分析不过五个师，这是符合实际的。
武汉政府可以依靠的部队中，首先是张发奎部。张部原是四军的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在北伐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张拥汪反蒋，可作东征之主力。程潜的第六军，军师团各级都有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战斗力很强，是江西战场的主力之一，曾攻克过南昌和南京。蒋介石叛变后，六军中除一小部分在南京为蒋收编外，主力已退到安徽西部，可以用作东征的主力。唐生智部三个军，朱培德部两个军，是武汉统辖下的另两支主力部队。他们的态度虽然是动摇不定的，但根据形势的发展，参加到讨蒋行列中来是可能的。综上所述，武汉政府如果东征讨蒋，可依靠的主力，数量上比蒋军主力多，战斗力也强得多。如果指挥得当，迅速击灭蒋介石，夺取上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周恩来等人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反映了他们对宁汉双方武力状况的深刻了解，看清了蒋介石军事地位的虚弱和各个军阀武装的特点，因此，他们制订的伐蒋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三、外援是否可靠
武汉政府当时正处于反革命封锁中，经济凋敝，财源枯竭，严重影响着军心、民心。怎样打破困境，是打通西北国际通路，还是直捣东南，打破封锁？这是重大分歧。分析这一是非，也必须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虽然还拥有湘鄂赣三省和安徽西部地区，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处于四面包围封锁之中。由于武汉政府还拥有强大的武力，又得到劳动群众的支持，而反革命各派之间则矛盾重重，不可能联合围攻。因此，武装进攻还不是武汉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重要的困难则是如何冲破经济封锁。
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江西、湖南，为朱培德、唐生智等军阀所霸占，财政收入，无法上缴；鄂西、皖西也在动乱之中。因此，武汉政府的财源只能收之于武汉三镇及其周围地区。武汉虽是大工业中心，但它的金融供应操在上海财阀手上，货物外销和原材料的供应也依靠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地方实行经济封锁后，武汉的工商业陷于衰败，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缩减，军费没有来源，市面上日用品供应不足，人心浮动。武汉政府面临政治上如何稳定左派部队，经济上如何冲破敌人封锁，这样两大迫切任务。而经济能否冲破封锁，又对稳定军心起着关键性作用。东征夺取上海，经济封锁立即可以打破。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地区，江浙两省的收入，相当内地十数省的收入。东征讨伐蒋介石不仅解决了政治、军事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经济问题。而继续北伐即使占领河南，打开国际通路，仍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当时苏联通过陆路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给以有限的物资支援，已十分困难；如要继续通过陆路给武汉政府以大量物资援助，来打破经济封锁，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实也说明立足外援是不可靠的。
北上与东下之争孰是孰非，历史事实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武汉国民政府自4月下旬继续出师北伐后，不到三个月，形势急转直下，武汉政府土崩瓦解，蒋介石却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反共的中心。正如周恩来等人在建议书中所预言的：“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后来，周恩来在谈党史时还为未能实现东征讨蒋惋惜。今天重新评价周恩来等的建议书是完全必要的，并应从中引出应有的教益。
革命转变的关头是矛盾急速变化的时刻，要紧紧把握住变化了的情况，确定新的战略重点，才能正确领导革命前进。同时，革命转变的关头又是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刻，要不迷失战略方向，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切实地把握真实情况，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方案。在当时困难重重的时刻，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依靠人民自己的革命力量，而不应该依靠外援。
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当时党中央的决策者自己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只能听命于对中国实际情况并不真正了解的共产国际，因而作出继续北上的错误决定。这怎么能不导致革命的失败呢！而周恩来、陈延年等青年革命家经常在革命第一线领导斗争，对当时人民的革命力量，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力量，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能提出比较正确的挽救革命的方案。
现在我们重读这篇建议书，应该学习周恩来等同志实事求是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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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切实抓好调整
《经济管理》编辑部
近两年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民经济出现了多年没有的好形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总的来说，调整工作才开始，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妥善地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切实地抓好调整。调整的方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肃清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影响，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认真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只有抓好调整，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只有抓好调整，才能为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1957年，陈云同志就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目前，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同现有的财力物力很不适应，这是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物资供应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搞好调整，首先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投资方向，使基本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在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必须大力紧缩其他各方面的开支。
调整国民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改组工业企业。我们的生产结构要调整得更有利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有利于迅速扩大消费品的生产，以保证市场商品的供应。当前，我国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养活不了大大小小的40万个工交企业。对那些产品质量差、消耗多、没有销路、长期亏损的企业，对那些同大厂争原料、争燃料动力而消耗大、质量差的小厂，要坚决关停并转一批，以便腾出能源、原材料和运输力量保证先进企业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需要。同时结合企业改组，要根据自愿互利、经济合理的原则，广泛实行专业化协作，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提高我国工业的组织程度和经营管理水平。
要搞好调整，必须遵循一切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应该下的必须下，应该退的必须退，而且要退够。退够的标志，就是实现财政、信贷和物资平衡。六十年代初我们进行经济调整的经验证明，只有退够，才能尽早争得全局的主动，获得前进的可靠阵地。这样做会有困难，会有损失。但是，应当看到，如果不下决心进行调整，整个经济不能稳定和发展，那么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损失。与其长痛，不如短痛。问题终归是必须解决的，迟解决比早解决只会增加困难和损失。
要搞好调整，必须加强国家对调整工作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根据历史经验，稳定经济，克服困难，应当有更多的集中统一。这次调整，要解决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情况极为复杂，各方面的矛盾很多，强调集中统一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当然，加强国家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决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把一切都统得死死的老路上去，而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在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比如，经济上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带全国性的措施、基本建设的规模和投资方向、重要的物资包括重要农副产品的调拨、物价管理、财政税收制度、发放奖金的制度等方面，必须坚持集中统一。同时，必须切实保护企业和基层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和经济权益，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除了要制止企业盲目搞基建和滥发奖金以外，不应当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多加干预。
要搞好调整，还要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和弊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的改革。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的试点，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于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果，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在以调整为中心的一段时期内，不但前阶段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新的改革试点要有步骤地进行，一些与调整相联系的改革还要积极开展。例如，已经实行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应当继续把试点搞好，没有进行试点的企业，也要继续实行企业基金制度或者实行财务包干的办法，以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正在进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也要认真搞下去；要坚持搞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有关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关工业企业改组等等，则要配合调整而积极进行。有的同志以为，既然以调整为中心，改革就不要再搞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凡是不妨碍调整的改革措施，都要坚决实施；与调整有矛盾的，则应推迟、缓办。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调整好了，就会为我们实行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条高消耗、低质量，盲目追求高速度的路子。这条路子图虚名，招实祸，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积累和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今后，我们必须走一条新的路子，即主要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努力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和提高效率的路子。这样做，速度可能并不那么快，但经济效果会提高，人民得的实惠会增多。现在，不论生产建设还是流通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惊人的浪费，提高经济效果的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各行各业、各级领导都应当集中主要精力把现有企业搞好，狠抓提高经济效果的工作。
（摘自《经济管理》 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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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在津举行
为了促进地方史的研究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史学会委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近在天津召开了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
会上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代表汇报了当地编史修志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前各省、市、自治区大都进行过规模很大的编史修志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地方陆续恢复了这一工作，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还未开始。
会议指出，对待旧志书，同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修新方志，既要继承又要创新。要占有大量材料，整理研究这些材料，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严密的科学分类，使新方志成为地方上的一部百科全书。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