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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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力盲目外流,是目前农村一部分生产队里存在的问题之一。处理好这个问题,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健全生产责任制,继续搞好农业的调整,全面发展各项农副业生产,使农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则是稳定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办法。上面这两封来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编 者
山绿了,队变了,人回来了
前年以来,我们河南林县石板岩公社全面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因地制宜,发挥山区优势,搞活了山区经济,稳定了群众情绪,全社“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迁的46户,现在已迁回28户。原准备外迁的五十多户,都已安心山区建设了。
石板岩公社是个深山区,山多地少,沟壑纵横,适宜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林牧业、工副业、家庭副业等,统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结果,经济停滞,山秃了,队穷了,人走了。
三中全会后,这个公社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以林牧为主的发展方向,山区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全公社共植大叶桑树八万四千多棵,建立密植桑园130亩,嫁接桑树一万多棵,培育桑苗46亩。去年已有340户社员为集体养蚕、收茧21,000斤,收入35,000元。截止去年9月底,全公社2,200户,仅养猪、养鸡、养兔、采集药材四项共收入183,371元,全公社人均收入83元。家乡变化的消息不断传到外地,外迁户听到家乡开始变化的喜讯,陆续迁回了家园。
群众高兴地说:“党的政策就是好!山绿了,队变了,人回来了。”
河南安阳市 刘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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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好了队长的哑嗓子
我们大队的第十一生产队队长李少明,自从担任队长以后,由于年青性急,再加上过去生产上没有责任制,搞“大呼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有些社员出勤不出力,生产不顾质量,出工一催再催,常常发生争吵,嚷个不休。天长日久,他就变得嗓音沙哑,小伙子们开玩笑叫他“鸭公”队长。
前年,生产队实行了油菜、小麦的小段包工。责任到劳后,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了,棉花秋播的进度是全大队最快的。油菜比上一年多栽了13亩,由于责任到劳,产量在全管理区是第一位。
以前出工象赶鸭子,在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责任到劳后,如今不用队长催,就纷纷主动下地,生产不顾质量的现象基本消除。这样,没有过多久,队长李少明那沙哑了多年的嗓音,也变得清亮了。
湖北省浠水县兰溪公社道桥大队 李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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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天飞”安心务农
在聊城县阎寺公社西吕大队,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着“满天飞”安心务农的故事。
过去,在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西吕大队的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社员刘振华一家6口人,4个孩子,住着两间破房子,每年平均口粮只有200斤,超支欠款共六百多元。因此,他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整天东跑西窜,四处抓钱,前两年,他北到东北三省,南跑上海等地,社员们都叫他“满天飞”。
刘振华虽然东奔西忙,但自己得的钱却寥寥无几。去年夏季他去黑龙江三个月,还是队里寄去路费,才回了家。回家以后,刘振华看到一派丰收景象,得知生产队实行了联产责任制,爱人和孩子分包了三亩棉田,得超产奖金五百多元。另外,麦季得超产小麦1,400斤,秋季得超产玉米2,700斤。他想起自己奔跑一年,分文未得,于是下决心安心务农。在拔棉柴以前,他和爱人、孩子精摘细拾,把棉花一点一点捡起来,全部卖给国家。现在,他管理的五亩小麦责任田,已经划锄两遍,追肥一遍;还添置了家具、农具,买了一头猪,一只羊。社员们看到刘振华这样,都高兴地说:前些年大批资本主义,没把他批回来;生产队罚款扣粮,没有把他卡回来;今年建立了责任制,农业大丰收,却使他安心务农了! 山东省聊城县阎寺公社 梁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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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彝寨歌舞庆丰收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官屯公社马游大队地处哀牢山区,聚居着三百多户彝族人家,过去平均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五万多斤。去年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彝族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出现连续八个月的干旱,社员起早摸黑,挑水点种、保苗,加强田间管理,春秋两季都获得好收成。社员再不用为吃粮发愁了,大队还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斤。完成秋收和小春播种后,能歌善舞的彝族社员,聚集在村头地坝,吹起芦笙,跳起“跺脚”舞,彝寨处处洋溢着欢乐。
毛中祥 胡立洲 刘汉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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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生机勃勃
方放
当前正是分配季节,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鼓舞!尽管去年有些地方遭了灾,但不少地方收成很好。特别是一些过去很穷的地方,去年竟奇迹般地丰收了。河北大名县有个三百多户的生产队,在大片沙荒地上种花生,去年户均收入近千斤,最多的一户竟达六千多斤。黑龙江肇东县,去年的“金疙瘩”(甜菜)多到火车运不及,糖厂榨不完。山东高唐、夏津等老棉区,棉花生产长期衰落,去年银花满地,如云似雪,产量比前年猛增一倍。南方有些多年废弃的坑塘,如今肥鱼欢跳,鹅鸭满塘……。祖国大地真是生机勃勃。
土地种庄稼,坑塘养鱼,这本来是自然的事。但在极左横行时期,地荒着不让种植,塘空着不让养鱼,“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叫做“革命”。这股政治飓风,一个时期竟吹得草木凋零,万户萧索,大地有如千里冰封,亿万劳动者被捆住了手脚,多少生机和创造力被扼杀!
人民不只欣喜多收了棉花、花生和“金疙瘩”,更欣喜有了党的好政策和制订好政策的党中央。1978年春天我曾去过肇东,那时可以说刚刚“解冻”,党还没来得及制订出一套好政策。肇东本来有大片盐碱地适宜甜菜生长,还有著名的肇州大蒜,但当时都不能多种,因为这些主要是商品,是要去换钱的,而钱就等于资本主义。林、江横行时,肇东各级干部被迫整天大批什么“金蛋子”(甜菜),“钱串子”(大蒜编成串),集体限量种,自留地不让种,多了就要拔掉,说这是“拔掉资本主义的根子”。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起这些事都很气愤,也觉得迷惘:“怎么共产党竟干起这些事来?”党的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符合农民心愿的政策颁布了,大堆“金蛋子”也就从肇东盐碱地里冒出来了!
经过严冬的人,倍觉春光的明媚,饱受“四人帮”极左危害的农民,对党的好政策、对制订好政策的党中央,从内心里发出了欢呼,表示由衷的拥护。他们说:“政策暖人心,遍地是黄金,只要照这样干下去,别再折腾,过上几年再来看看农村吧!”有的反映,农民现在的高兴劲,就和土改后那股劲差不多。高涨的劲头和解放了的土地一结合,沉睡的大地自然就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十年浩劫给农村造成的苦难正在过去,欢乐的日子开始到来。尽管我们面前还有重重困难,但有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有了亿万农民这股劲,在党领导下,一切艰难险阻将被战胜。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现在,祖国的大地露出了这种勃勃生机,这正是我们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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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信箱

信用社贷款为什么要按期收回?编辑同志:
农村年终决算分配快开始的时候,各地信用社的同志也纷纷下乡,回收社队到期的贷款。我们这里有些生产队,本来有能力偿还贷款,但他们却拖着不还。有的人说,这些贷款收回去了,有的队下年发展生产还得再借,与其这样,当年不收不是更好吗?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处理呢?
江苏靖江县 尹守元尹守元同志:
信用社用来贷款的资金和财政资金的性质不同。财政资金,如农村救济费等,是国家财政拨款,发出后是不收回的;信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集体和个人的存款,存款是要偿还的,这就是贷款放出去之后要按期收回的道理。
贷款的发放与收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发放,就没有收回;收回是为了再发放,只放不收,放款就要中断。因此,收回到期贷款,正是为了使资金更好地周转使用,支持生产。
收回到期贷款,有利于社队加强经济核算,合理使用资金。如果该收回的贷款不收回,就容易助长社队铺张浪费和盲目扩大分配比例;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的利息负担,很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收回到期贷款的工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有力还,无力缓”的原则,从信用社讲,要帮助社队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按党的政策办事。从贷款的单位和个人讲,则应当遵守信用,尽量主动地归还到期贷款。事实证明,只有这两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信贷工作才能做得好些。
中国农业银行
信贷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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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林海之舟”——驯鹿
驯鹿属鹿科动物,它的外形奇特:鹿角、驴身、马脑袋、牛蹄,因此人们习惯叫它“四不象”。无论是在枝杈繁茂的密林,还是塔头草遍布的沼泽,它都能穿行无阻,如履平地,有“林海之舟”的美称。驯鹿乳、肉可食用,皮可制革,茸角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千百年来,内蒙古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猎民就以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
解放初,这里的驯鹿只有四百来只,被列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解放后到1966年前驯鹿发展很快,总头数达到800只,短短十三四年,增加了一倍,为国家提供驯鹿茸二千多斤,为全国各地动物园提供观赏鹿一百多只。十年浩劫中,驯鹿连同它的主人鄂温克猎民一起遭到了厄运,十几年中驯鹿不但没有发展,还有所下降。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春风又吹进敖鲁古雅的密林,驯鹿又获得了新生。政府派来了医疗队,为驯鹿普查治疗疾病;还专门拨款建起了驯鹿试验场,进行驯鹿品种改良试验。猎民们生产积极性也十分高涨。近几年来,驯鹿的繁殖成活率一年比一年高。去年总数达到1,087头,比前年纯增100头。
驯鹿的发展,使鄂温克猎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光驯鹿收入平均每个猎民就达二百五十多元。
本报记者
刘云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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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内蒙古通讯

盐碱窝变成葵花乡
土地严重盐碱化的内蒙古杭锦后旗,近两年大种向日葵,群众贫困的面貌初步有所改变。
杭锦后旗地处河套平原,由于历史上长期排灌失调,土地盐碱化比较严重,全旗有六十余万亩程度轻重不同的盐碱地,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加上过去不注意因地种植,粮食产量低,群众收入少。前几年,各级领导从实践中发现,发展向日葵生产可以趋利避害,使贫困的盐碱窝逐步走向富裕。1978年全旗种向日葵28,000亩,葵花籽总产178万斤;1979年种六万多亩,总产一跃为1,200万斤,增加收入480万元,仅这一项,每人平均增加收入22元。1980年种植面积扩大到二十六万多亩,虽受干旱,单产低于1979年,总产仍达四千万斤,人均收入预计可比1979年增长50%。
为了鼓励发展向日葵生产,杭锦后旗作出若干具体规定:土地盐碱化严重的社队,从1980年开始,免去粮食包购任务,使他们重点发展向日葵;社队和社员生产的葵花籽,完成油料包购任务后,允许自由出售;集体不便管理的零星闲散土地,可以划给社员种植向日葵,谁种谁收。
有人顾虑发展向日葵会影响粮食生产,事实打消了这种顾虑。1979年粮食增产,多卖了粮食,群众口粮还有所增加。1980年虽然粮食因灾减产,但是经济收入增加,人心安定,社队有力量添置生产资料,为今年发展粮食生产打下了好基础。 由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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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发展向日葵生产
近两年来,我国的向日葵生产发展很快。去年,葵花籽的总产量可达一千三百多万担。向日葵过去是不被人们重视的小油料,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的五大油料作物(油菜、花生、向日葵、胡麻、芝麻)之一。
发展向日葵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向日葵是一种品质优良的油料作物,具有耐盐碱、耐旱、耐寒等特点。我国有大量的盐碱地和盐碱荒地,利用其中的一部分种植向日葵,既可使农民增加收入,又可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有些老盐碱窝,由于种植向日葵,已经出现了油多、猪多、肥多、粮多的可喜局面。象河北省沧州地区,过去白茫茫的盐碱遍地,不少地方现在已经成了兴旺的葵花之乡,社员得到实惠,生活有所改善。
大规模发展向日葵生产,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妥善地予以解决。为了保证向日葵生产的稳定发展,农业部门的工作要迅速跟上去。要在合理布局、轮作倒茬等问题上给予指导。其它各有关部门,都要热心支持这项利国利民的生产事业,妥善处理好一些有关的问题。要做好收购、加工等工作,使农民增产的大量葵花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及时地出售,做到使国家、集体和社员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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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
——江西宜春县五个生产队的调查
江西省宜春县三年前开始建立生产责任制、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时候,农民和基层干部 热烈欢迎。也有一些人有顾虑,怕这样搞下去,一 部分人很快变富,一些人会穷起来,出现两极分化。三年过去了,实际结果怎样呢?我们最近到这个县调查了五个生产队。
富裕之门打开了 这五个生产队是:渥江公社上石大队的马塘生产队,洪塘公社洪塘大队的样路口生产队,三阳公社三阳大队的小坑生产队,西村公社社台大队的廖家生产队、洪江公社洪江大队的三观生产队。在全县来说,这五个队的自然条件、原来的基础都是中等的,1978年搞了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和1980年发展到实行“四专一联”,即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特长设立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
现在,五个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水平都超过了全县的平均水平,而且具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每个队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劳力投入多种经营,粮食增长了三成左右,林、牧、副、渔都已开展起来;二是农产品的商品率增长一倍左右,提供给国家的粮、油、猪等农副产品都增加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变;三是多种经营的收入都超过了农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说明,通向富裕之门已经打开了。1980年各队平均每人的纯收入分别达到190元至310元,口粮700斤左右,与三年前比较,收入增长了50%以上,多的增加了一倍多,口粮增加了100多斤至300来斤。这样快的增长速度过去是没有的。
部分社员富得更快一些 每个队的平均数都是比较大幅度地增长的。具体到各家各户又怎样呢?五个生产队一共251户,1979年每户从集体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比1978年增加了,没有出现减少收入的户;1980年初步结算,除三户的集体分配收入将比1979年有所减少之外,其他户的收入继续增加。
社员们普遍地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迈向富裕的步子更快一些。每个生产队都大约有10%左右的户,家里平均每人的收入水平比全队的平均水平高出50%以上。样路口生产队41户,1979年平均每人收入210元,比1978年增加59元,其中有8户平均每人收入达到338元,比1978年增加132元,与其他一般户比较,他们每人要多127元的收入。
这些户富得快一些,主要是劳力多,发挥了特长。廖家生产队有两户这样的社员,1979年摘掉了“困难户”的帽子,1980年每家的人均收入超过250元,成为全队数一数二的富裕户。这两户前些年人多劳力少,劳动分值又低,年年超支欠款;这三年里孩子大了,各户增加了一个劳力出勤,家里还有人当了队里的熬糖、做砖瓦的专业工,队里的劳动日值又从五角四分上升到一元五角。这样,困难户便成了富裕户。
困难户也在富起来 超支欠款金额的大幅度下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员们在共同富裕起来。五个生产队过去都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社员家庭有超支欠款。去年五个队中有三个生产队已经没有超支欠款户。廖家生产队73户,1976年有42户超支欠款,社员们称这一年是“最困难的一年”,1978年下降到30户,1979年又下降到21户,1980年只剩下一户了。三观生产队1978年11户超支欠款,这些户平均每人收入71元,比全队人均收入少66元;1979年他们的人均收入上升到107元,比全队人均收入只少32元。他们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主要的原因是队里的生产门路增多,这些户的男女老少都有力所能及的活干了。1980年这个生产队还有三户老欠款户。这三户19口人,只三个劳动力,负担太重,而且每户的男主人或女主人患慢性病。他们总的收入虽然一年比一年增加,但是还无力一下子归还过去多年累计起来的大笔欠款。
工干家属共同增加收入 五个生产队的工干家属的收入都是连年上升的。廖家生产队只有一户职工家属王金莲,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家,她除了操持家务,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79年集体分配收入达458元,1980年又增加到525元,除了拿回六人的口粮、口油及其他一些实物,每年还进六、七十元现金。马塘生产队的工、干家属多达七户,队里根据她们的特点,安排她们到专业队或当专业工,她们都积极出勤,收入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全队的平均水平。1979年全队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比1978年增加42元,而七户工、干家属的人均分配收入比1978年增加49元。这些户的工资收入没有计算在内。
五保户更有保障 责任制促进了增产增收,也增加了公益金,给五保户带来了实惠。廖家生产队有三个孤寡老人,生活已不能自理,1980年都搬进了大队新办的敬老院。费用由集体公益金中开支。敬老院里固定了社员做饭、打柴、种菜、养猪、养鸡,生活不断改善。老人说:“想不到晚年还享上了福。”其他生产队的五保户,都增加了口粮、口油和补助经费。
本报通讯员 陈全义 袁志成
本报记者 刘光辉 宋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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