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留取丹心照汗青
——纪念皖南事变四十周年，回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上饶集中营”部分老同志
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曾经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已经四十周年了。最近，我们十几个当年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里越狱出来的幸存者，在一起举行了一次聚会。回顾四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四十年前在皖南战场上和法西斯牢狱里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许多同志，我们心潮澎湃，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四十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在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接着就在江西上饶设立了一个法西斯集中营，把包括叶挺军长在内的七百多个不幸被捕的新四军同志，和从各地搜捕来的共产党员、革命青年，投入了监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折磨和屠杀。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同志又面对面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这是我们在皖南战场上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斗争的继续，这是进步与邪恶的搏斗，是光明的中国与黑暗的中国的搏斗。为了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使灾难深重的祖国早日走向光明，在皖南战场上，我们有三千多名同志牺牲在国民党罪恶的子弹之下。上饶集中营里，又有二百多名同志，包括冯达飞、张正坤、李子芳、黄诚等一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惨遭屠杀。上饶集中营里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我党监狱斗争史上是罕见的，是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
今天我们回忆往事，当年火红的斗争生活，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许多男女战友的亲切容颜，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头可断 血可流 志不屈
上饶集中营是1941年3月，即“皖南事变”以后两个月设立起来的。当年周恩来同志曾经无限悲愤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场千古奇冤，在上饶集中营里却以更加尖锐和残酷的形式继续进行。
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中，以叶挺军长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同志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不愧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老革命家。1941年4月，叶挺军长被监禁在李村。他一次又一次斥退了国民党的“劝降”。有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重叙“旧谊”为名宴请叶军长。席间，顾诬蔑新四军奉令北移是“违抗军令，触犯军纪”，并且规劝叶军长只要对新四军违犯军纪问题发表一个宣言，就可以升任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等。叶军长当即斥之为“胡说”，并严词斥责蒋介石、顾祝同“反复无常”，“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的罪行，责令顾祝同转告蒋介石，必须立即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叶军长在监禁他的李村牢房的墙上贴了张手书：
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被囚禁在集中营石底监狱里的新四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等几个高级干部，在斗争中寸步不让。他们入牢不久，就成立了秘密党支部，推选李子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提出了“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口号，与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亲自跑来“劝降”。“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诚同志把他驳得瞠目结舌，无话可说。黄诚同志说：“你们一再给我们加上‘叛变’的罪名，究竟是谁叛变？自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我们委曲求全，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你们却发动皖南事变暗害我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日本鬼子高兴万分，全国人民无限悲愤，请问，这种行为，不正是你们对祖国人民的叛变吗？……”
黄诚同志义正辞严，驳得张超脸红脖子粗，连叫“住口，住口”，可是黄诚同志就是不住口，继续说：“你们口口声声要我们悔过，我们新四军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一不投降，二不抢掠，一心只为抗日救国，我们有什么过可悔？真正要悔过的是你们，……”
张超再也听不下去，悻悻地走了。特务们的一切
“劝降”活动，徒然留下了一些笑柄。1942年5月，灭绝人性的特务竟用毒药将四个老红军毒死。
人最可宝贵的是什么？
人最可宝贵的难道不是生命么？应当怎样对待生和死呢？在上饶集中营里，不但象李子芳这样的老同志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许多青年同志都交了很好的答卷。我党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同志的儿子张一阳，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一阳同志1939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被捕到了集中营。不幸，他染上了当时狱中流传的回归热，连续高烧，病情危急。这时候，国民党特务跑来了，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的特效药，一手拿着“悔过书”，告诉张一阳，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名，就立即给他打针。生与死的严重考验摆到了垂危的张一阳同志面前。处在高烧中的张一阳在病床上头朝里一扭，根本不理。特务的几次诱降，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最后，十八岁的共产党员、我们优秀的先烈后代张一阳同志，终于在高烧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国民党特务在上饶集中营里使用了“老虎凳”、踩杠子、灌辣椒水、“老鹰飞”、火烙……等等无数惨无人道的肉刑，创造了各种各样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整人方法，也耍出了各式各样卑鄙下流到绝顶的阴谋手段。集中营第三队特务队长曾恭生，绰号“曾魔王”，就是一个最凶残的刽子手，他曾经叫嚣：“就算你们是钢铁，我也要熔化你。”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可以说就是“熔化”与“反熔化”的斗争。就在这个三队，许多同志被毒打，被饿饭，被剥光衣服通宵站在冬天的室外（这是从德国纳粹党学来的），被送进茅家岭监狱站铁丝笼（一种特制的刑具）……有一回，曾魔王要新四军老一团参谋郭胜同志填写“悔过书”，郭拒绝了，于是曾魔王剥掉了郭胜同志的衣服，在隆冬的寒夜，吊在大树上整整拷问了一个通宵。以后又连续多次毒打，被打断了脚跟骨。这个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上海印刷工人，最后被特务绑在树上用刺刀戳死。
在上饶集中营里，囚禁着一批从江西、浙江等地抓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这里有工人、农民、教员、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医生，等等。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们和新四军来的同志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亲密的战友。青年木刻家林夫同志（在集中营改名林裕），1940年春在浙江平阳县被捕，他的腿有残疾，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使他走路更加困难。后来他和新四军来的同志一起，被编入所谓“顽固队”的六队。六队在决定暴动的前夕，同志们想到林夫同志的腿不能跑，非常难过，去征求他的意见。林夫的回答是：“不要管我，还是坚决干！”他首先想到的是集体斗争的胜利，让同志们奔向自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暴动的时候，同志们象疾风似的冲出去了，他们无法帮助留在后边的林夫同志。这位曾经受过鲁迅先生教诲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木刻家，我党地下平阳县委宣传部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赤石河畔。
是什么给了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甚至包括一些党的同情者以力量，使他们能够如此果断地处理生和死的尖锐矛盾，面对死亡无所畏惧？这就是党的教育的结果。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人生观的教育，这些日积月累地在思想上孕育、成熟起来的东西，在平时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在集中营的生死斗争里，它却是力量的源泉。有些青年同志把裴多菲的一首诗改了两个字写在本子上，作为座右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真理故，两者皆可抛！
确实，当时在同志们看来，世界上没有比维护共产主义信仰与理想更可贵的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集中营里，尽管死亡每天象影子似的跟随着我们，但是大家依然利用一切机会唱歌，讲故事，学习，乐观地生活。饿着肚子躺在茅家岭监狱的木板上，我们唱；在集中营的苦役工地上，我们唱。我们唱《国际歌》，唱“铁流两万五千里”，唱《黎明曲》：“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我们唱得起劲，起初国民党特务犹如鸭听天雷，莫名其妙，有的小特务甚至很得意，认为是他“管教有方”。后来坏蛋告密，才知道我们唱的是“奸歌”，勒令禁唱。但嘴巴是禁止不住的，我们一有机会，依然纵情高歌，我们用歌声交流思想，互相鼓励，汲取斗争力量。
我们被押到集中营不久，就普遍开展了学习活动，从外边偷偷弄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把它拆开，分装在国民党反动书籍中间，秘密传读，作笔记。文具从哪里来呢？我们把拣来的子弹壳磨成笔尖，装在竹杆上，就是一支好笔。再把手纸订成学习本。就这样，我们学社会发展史，学科学社会主义，也学外文和其它知识。我们虽然身在狱中，时光还是不能虚度的呵。诗人冯雪峰同志（狱中化名冯福春）患着严重的肋膜炎，疮口化脓。他克制着疼痛，整天支靠在墙边写呀，写呀，写出了歌颂方志敏烈士的诗《灵山之歌》等三十九首。
1941年1月，钟袁平同志又一次被特务毒打一顿，关进了茅家岭监狱。他刑创未愈，就支撑着病体，和王传馥同志合作编写《中国革命百年史表》，供狱中的同志们学习讨论。就在四个月之后，他们两个都在茅家岭暴动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边是严肃的生活和斗争，一边是荒淫与无耻。那群国民党特务，整天争权夺利，花天酒地，不堪入耳的丑事层出不穷。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使我们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懂得了人间原来还有这么一群寡廉鲜耻之辈，不扫除这些垃圾，人民何以翻身，中国怎能得救。正是这些鲜明的对比，使一些原来思想糊涂的人擦亮了眼睛。有几个国民党宪兵和下级军官，竟冒着生命危险站到了我们一边，替我们送信和传递消息，给了我们不小的帮助。我们反而把他们“熔化”过来了。
她们是党的好女儿
1941年初秋的一天，集中营里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一个女难友狠打了曾魔王，使特务们大为震惊。这位女英雄就是牺牲在皖南战场上的著名音乐家任光同志的爱人徐韧同志。
皖南事变的时候，徐韧和任光正是新婚不久。国民党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她的爱人。她自己也头部受伤，押到了集中营。徐韧在抗战初期走出学校，参加了新四军。这个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奔抗日的女青年结果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阶级的仇恨，失去亲人的悲痛，在这个娇弱姑娘的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一天，徐韧和一群女难友正在从事苦役，特务队长曾恭生不怀好意地走到清秀端庄的徐韧同志身边，下流的动手动脚。徐韧猛一回头，一把把他推开，厉声斥责道：“放规矩点，我们不是好惹的！”曾恭生恼羞成怒，骂骂咧咧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徐韧怒从心起，随手抄起身边的一条小板凳直朝他脑袋砸过去，吓得曾恭生踉踉跄跄几乎栽倒，凳子从脑袋上飞过。
一个负伤未愈的弱女子，居然把集中营里不可一世、口口声声嚷着要“熔化共产党”的曾魔王打得威风扫地，抱头鼠窜，同志们高兴极了。不一会，曾恭生派了几个宪兵，把徐韧关进了一间小囚笼。于是，集中营里的女同志们又开展了一场要求“立即释放徐韧同志”的斗争，他们撕碎蒋介石的画像和反动标语，砸坏牢房里的各种东西。特务们怕丑事外传，最后只好把徐韧同志放了出来。1942年元月，卑鄙无耻的特务们在一个黑夜里，终于杀害了我们的女英雄徐韧同志。
上饶集中营里有几十个从新四军和地方上抓来的女同志，最初被分别囚禁在两个队里。她们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健壮姑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希望，但是为了捍卫革命的真理，捍卫革命的气节，她们暂时抛弃了个人的幸福，在斗争中一个个成了勇敢的战士。施奇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施奇同志原是上海纱厂的一个女工，参加新四军后在军部任机要员，在被俘时遭到了特务的无耻污辱，这个曾经是健康、美丽而活泼的姑娘，被押到集中营时已经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特务以治病为名诱骗她屈服，都被她痛骂回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仍然一心眷念着党，眷念着同志们。一个女同志偷偷去看她，施奇抓着她的手说：“你们如果能逃出去，回到军部，一定要把我的遭遇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是多么想活，多么想把一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多么想看到革命的胜利啊！”1942年5月，这个饱受苦难的党的好女儿，被特务活埋在茅家岭监狱的小山脚下，时年二十岁。
监狱斗争史上的壮举
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到1942年4月和6月的两次暴动达到了高潮。集中营里有一个所谓“禁闭室”，即茅家岭监狱，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黑牢，专门用来拘禁所谓的“顽固分子”，同志们在这里过着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5月25日傍晚，被囚禁在这座黑牢里的26个身体衰弱的同志，在党的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赤手空拳，打碎牢笼，与国民党反动派决死拚杀，夺得了轻机枪两挺，重机枪两挺，步枪八枝，手榴弹39枚，胜利地冲出了茅家岭地狱。为了掩护战友冲出去，22岁的共产党员、暴动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王传馥同志，自动留在后面掩护，用手榴弹炸死了监狱的卫兵班长，自己负伤，最后他被特务活埋牺牲。
茅家岭暴动象一枚炸雷，把上饶附近的国民党特务和军政要员们惊得呆若木鸡，大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赶到上饶集中营，层层包围，如临大敌。手执精良杀人凶器（国民党宪兵装备的都是最好的武器）的特务们，在徒手而又身体孱弱的“囚犯”们面前，居然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了。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削弱了抗日力量，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1942年5月，日寇为了迫使国民党妥协投降，打破了长期不战的局面，沿浙赣铁路西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面前不战而溃，金华、衢县相继失陷，玉山、上饶门户洞开，国民党第三战区军政机关乱成一团。特务们赶紧把上饶集中营的“爱国犯”武装押往福建建阳。就在队伍行经崇安赤石镇的6月17日下午，第六队近百名同志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暴动，他们徒手同特务格斗，奋勇冲出重围，进入了武夷山丛林，和那里的地下党胜利会合。这两次暴动规模之大，在我党的监狱斗争史上是空前的。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慌乱不堪的国民党特务，在赤石暴动以后，便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从6月18日开始，在赤石镇外的茶树丛中，先后集体屠杀141人，其中有七位女同志。被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是15岁的张复权。我们的同志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倒是把杀人的刽子手们吓慌了，有的宪兵闭着眼睛乱开枪，26岁的女共产党员杨瑞莲，被打了三枪，仍在血泊里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了七枪才停止呼吸。有一位同志因刽子手乱开枪未打中要害，死里逃生，半夜爬出烈士们的遗体堆，跑回了武夷山，他是这次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在日寇重兵压境，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就这样把枪口对准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被屠杀的同志中有一个王子燕同志，他临刑前写了一首告别诗：
浩气永长存，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这四句诗，道出了遇难烈士的共同心声。
从集中营脱险归来的许多同志，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重新回到了革命部队和党的怀抱。有的同志到了重庆，向一直惦念着集中营里几百名同志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全部情况，并转报了党中央。党中央对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党对劫后余生的同志十分关怀。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事迹，五十年代曾经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一份学习党的斗争传统，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的活教材。
可是在十年动乱里，历史被颠倒过来了。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事业，对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历史百般诋毁，竟胡说我们的两次暴动是“假暴动”，诬蔑冯雪峰同志编剧的电影和同志们集体写作的革命回忆录《上饶集中营》是“两株大毒草”。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个所谓“上饶集中营叛徒集团”，把矛头指向许多革命同志。十年间，这些从上饶集中营九死一生脱险归来的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坐牢几年，有的打伤致残，有几个同志被迫害含恨而死。当年国民党特务未能把这些同志抓回集中营绞死，恨得咬牙切齿，而
“四人帮”终于完成了特务们的罪恶勾当。林彪、“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人，通过这件事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岁月流逝，四十年过去了，时间抹不掉革命的业绩，只会使它更加焕发出光辉。林彪、“四人帮”一伙终究受到了人民的审判。我们的伟大祖国，我们亲爱的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曲折，今天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我们内心的喜悦难以形容。在上饶集中营牺牲的两位新四军领导同志李子芳和黄诚，在被敌人毒死之前，曾和几个同志告别，嘱咐他们：“我们相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定要来到，你们将来如果有人胜 利地回到党的怀抱，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详细地向党汇报，一定要好好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工作……”。
上饶集中营死难的烈士们，我们一定永远记住你们的嘱托，并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记不忘。（附图片）
赤石暴动 “上饶集中营”老同志之一 邵宇 画
上饶集中营一角 邵宇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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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继承革命前辈的精神遗产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重视运用革命斗争的史实教育后一代，让他们从前一辈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在五十年代，反映党的监狱斗争的报告《在烈火中永生》和《上饶集中营》，以及各种介绍革命英雄人物的读物、电影等等，曾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群众中发生过深刻的影响。那时候，我们有比较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广大青年以助人为乐和自我牺牲为荣，无疑这和当时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大有关系的。
在十年动乱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党的历史竭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这样他们也就从根本上搞垮了党的思想工作的这个好传统，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们党五十年来的斗争历史，是无数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历史，革命先烈们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是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丢弃这份遗产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党的历史正在恢复它本来的面目，我们也就有条件把党的思想工作的好传统迅速加以恢复。
上饶集中营里许多感人的斗争事迹生动地说明，当年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坚决斗争，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就是因为党的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革命传统与革命人生观的教育，真正武装了他们，在斗争中就成为力量的源泉。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当然与四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了。但是，党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这个传统，用革命前辈的斗争事迹教育后辈的传统，是不能丢的。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我们党的斗争历史非常陌生，甚至完全无知，我们应当严肃地正视这个现状，切实把革命传统教育这项工作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