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控制人口增长与我国妇女的进一步解放
邬沧萍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因素，尽快提高广大妇女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控制人口增长，要改变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我国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
旧中国广大妇女受到的压迫最深重，除了受到三座大山压迫外，还多受一重夫权的压迫，她们婚姻没有自由，在经济上依附丈夫，在家庭中处于生儿育女和奴仆的地位。男女在政治、教育、就业等许多方面的不平等权利在法律上作了规定，许多则成为长期的风俗习惯。旧中国妇女的低下地位，是旧的生产关系和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不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妇女就不能得到解放。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中国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地位，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最近开始执行的新婚姻法，进一步保障了婚姻、家庭方面的男女平等。中国妇女今天已达到的政治地位，是任何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五届人大中，女代表有653人，占代表总数22．6％，比英、美、日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多十到二十倍，就是按女议员的比例也高出几倍。
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及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男女在许多方面仍有不平等的痕迹。中国妇女进一步解放最少还要创造三个条件：（1）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减少妇女多子女的拖累并广泛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3）大力肃清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为创造这样三个条件，控制人口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因素。今天我国重男轻女思想所以顽固地存在，有社会、思想、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但经济原因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国生产工具落后，特别是广大农村不少地方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以手工劳动为主，妇女由于生理特点体力一般不如男子；另一方面，我国能够发挥妇女特长的国民经济部门，如轻纺工业、科学、文教、卫生和服务业等都不发达，限制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范围。从长远来看，只有把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实行机械化、自动化才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显然有利于加速这个进程。具体说来，控制人口增长，就能把少抚育新生人口而增加的积累资金用来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增加固定资产，同时由于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因而能迅速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一步。
第二，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提高广大妇女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她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低，特别在一些农村，由于商品经济、公用事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生活重担大部分落在妇女的身上，使得不少妇女的精力和时间全都用在最基本生活需要上。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妇女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更谈不上业余爱好。这样的生活水平既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也限制她们视野和才能的发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各个家庭的孩子少了，可以保证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广大妇女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都会大大地发生变化。
第三，控制人口增长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控制人口增长可以腾出资金、物力用于发展能取代家务劳动的消费品生产（如各类食品加工厂、服装鞋帽厂等），发展公用事业和兴办各种生活服务业。这样可以加快为城乡家庭提供大量省力、省时、高效、廉价的现代化家庭用具，如洗衣机、电冰箱、缝纫机，等等。所有这些将使我国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国男女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但是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就业和教育上。旧中国在2．7亿妇女中，女职工只有60万，约占全部职工的7．5％。男女职工的比例是12∶1左右。到1979年，女职工人数已超过3，000万，在许多行业中女职工占大多数，纺织工业、美术工艺和医疗卫生等部门妇女都超过一半。占劳动力最多的农业妇女，被称作“半边天”。妇女就业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那就是女职工至今还只相当于男职工的一半，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学教授、高级科技人员中妇女的人数还很少。中小学女教师能占到全体教师的一半，大学助教、讲师中女的只占26％。
旧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很少，90％以上是文盲。解放时，我国五亿多人口中，大学生11．7万，中学生104万，小学生2，439万，已是少得可怜，但女学生的人数就更少，解放前最高的一年女学生在小学只占1／4，在中学只占1／5，在大学只占17．8％。今天我国有小学生1．4亿，中学生6，000多万，大学生已超过100万，比解放前多几倍到几十倍。在法律上男女都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女学生在小学还未能占到一半，在中学则降到40％，在大学则只占到1／4左右。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
造成男女在就业和教育上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但是人口增长快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解放后平均每年出生2，000万，其中有十年超过2，500万。从宏观来看，人口增长这样快，不能不超过我国就业安排的能力和各级学校容纳的能力；从微观来看，家庭人口多，势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在多子女的家庭，有些子女不能继续升学或不得不中途停学，以帮助家里劳动或参加工作补助家庭收入。目前我国学龄儿童能入小学的90％以上，但读完五年毕业的只有60％，其中30％就是中途停学的。在我国目前还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情况下，在学龄青少年停学人数或劳动适龄人口待业人数中，妇女人数多于男子是很自然的。显然，人口增长快是不利于我国妇女进一步解放的。如果人口的增长得到有力的控制，每年出生人数大幅度减少，国家就有能力吸收更多学龄男女青少年进入各级学校，各个家庭也有更好的条件保证青少年学习到毕业，而从各级学校毕业的适龄劳动男女青年，就能有计划地被安排到各个工作岗位，这样持续下去，男女在教育和就业上的不平等就会逐步消除。
我国男女事实上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务劳动太多。而家务劳动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子女多少。一个多子女和一个少子女的母亲受家务拖累的程度是显然不同的。我国解放后有二十多年一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五个左右，这不能不是我国一部分妇女被家务拖累的重要原因。第二，作为一种天职，妇女承担的一些母性职责，如妊娠、生育、哺乳、抚育子女等，即或有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广泛的社会服务也不能取代，很多仍得由妇女负担。从妇女解放的要求来说，我国妇女也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的生育，否则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受到限制，男女事实上不平等还不能真正消除。
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需要批判重男轻女的思想。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主要是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在这点上计划生育的宣传同妇女解放的宣传是完全一致的。
在生育上重男轻女并不单纯是个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我国除了在宪法第五十三条对男女平等权利，男女同工同酬和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个总规定外，还有更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从今年元旦起施行的新婚姻法，就有许多在家庭关系方面的男女平等的条文。如“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此外在劳动、教育、住房分配等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男女平等权利的规定。
所有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款，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必然会逐步消除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各种具体顾虑，这既有利于计划生育的顺利开展，也将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中国妇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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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抛弃“重男轻女”的旧观念
张纯元
在我国社会里，常常碰到这种现象：生了男孩阖家欢喜，生了女孩闷闷不乐。这是“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在作怪。
旧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女性则不成。这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男性为中心而形成的错误观念。实际上男女都一样传宗接代。现代人类遗传学表明，女性遗传基因比男性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更为深刻。至于儿女只从父亲姓氏，而不从母亲姓氏，并用它来表示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这不过是男性中心的另一种反映而已。如果我们抛弃“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确立“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那么，后代姓氏从父从母都可以的习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旧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才能继承先人遗产，顶门立户，不生男孩就“绝户”了。这也是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由男性独占继承权的产物。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男女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实行同工同酬。他们辛勤劳动积得的个人财产，不但可以传给儿子，也同样可以传给女儿。国家法律规定，男女公民都有遗产继承权。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同样可以顶门立户，继承父母遗产，不存在什么“绝户”问题。
旧的传统观念还认为，“生儿养老，生女嫁走”，只有男儿能够养老送终，女儿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移这个风，易这个俗，主张女到男家、男到女家都可以。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男方的老人还是女方的老人都应同样地受到尊敬、体贴、照顾和赡养，使他们老有所养，幸福地度过晚年。同时，随着我国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事业一定会大大发展起来，社会完全有条件、有力量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使老年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有些人认为，男的比女的力气大，应该重男轻女。由于男女生理特点的不同，力气大小是有差别。一般说来，同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力气大些，这是事实。但是，仅从男性比女性力气大些得出应该“重男轻女”的结论就不对了。男性和女性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能绝对化。说男性力气大，无非是说与此相应经济收入也会多些。但这种力气大的经济意义是暂时的，随着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缩小，它将逐步消失。
“重男轻女”纯粹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抛弃它，树立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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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建规模和综合平衡
彭昊
陈云同志早就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并一再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而长时期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从多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作用，导致或者加剧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第一，导致物资不平衡。一个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一般需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需要消耗生产资料却不提供任何产品。马克思曾说：“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397页）我国基本建设需用的物资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近10年用于基本建设的钢材，一般占钢材国内消费量的1／5到1／4，木材占1／4到1／3，水泥占1／3到1／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必然破坏物资平衡，占用生产所需的物资，使得扩大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甚至损害简单再生产。当前我国社会再生产中的阻碍，很多来自基建规模过大造成的物资不平衡。
第二，导致财政收支不平衡。我国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一五”时期平均基建投资占国民收入13．5％，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37％。“二五”时期分别占21．5％和46．2％。基建规模过大，投资过多，不仅会影响其他财政支出，而且会导致财政赤字，破坏财政收支平衡。这几年财政之所以有赤字，基建规模过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财政赤字往往导致信贷不平衡，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财政连年有较大的赤字，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
第三，加剧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部门间的主要矛盾，形成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落后，但和工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也有关系。例如去年新增加了一批小棉纺厂、小丝绸厂、小酒厂、小烟厂、小油漆厂、小肥皂厂等等，就加剧了农产品原料和加工工业的矛盾。目前全国收购的棉花仅能满足现有棉纺厂生产需要的2／3。但去年不少棉区又建了一批小棉纺厂。仅河南省就有小纱厂一百多个，全年要耗用二十多万担优质棉花。江苏省原有的丝绸厂已吃不饱，每年约缺十万担蚕茧，而全省又新建了16万担缫丝能力的工厂。这些盲目发展的工厂和老厂争原料，同时也加剧了工业和农业的矛盾。
第四，加剧能源供需的矛盾。基建规模过大还加剧了能源问题。例如过去引进的一批大化肥装置，由于缺油缺气等原因，建成后也远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但是却又签订了合同，要引进一批耗油耗气极多的项目，这些项目如果建成，其所需原油近一千万吨是一时难以满足的。这样做，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第五，加剧投资方向上的矛盾。人们认为基建投资多、规模大有利于解决投资方向上的矛盾，事实上，基建规模过大，势必加剧投资方向上的矛盾。这是因为，规模过大导致物资和资金供应紧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就会使得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竞相争投资，争设备，争材料。即使开始时投资多了易于缓和各单位投资需要的矛盾，但随着在建规模愈来愈大，整个基本建设也会愈来愈被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该增加投资的不能增加，不该增加的投资反而增加了。长期以来，我国建设规模很大，但一些短线并没有上去，能源交通运输等先行部门不能先行，住宅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导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失调。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过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基本建设，特别是用于生产性基本建设，必然导致积累率过高，影响人民生活。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民收入增加很少，重要原因之一是基建规模过大，使得积累挤了消费。这两年国家采取措施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但却没有使基建规模压下来，结果是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我国1978年积累率为36．6％，1979年为33．6％，1980年仍高于30％，都远远超过当前条件下合理的积累界限。
此外，基建规模过大还导致经济效果的下降。总之，在基建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中一些基本的比例关系是难以协调的，经济效果是难以提高的，因此，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也就成了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保证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曾经流行过一种“理论”，主张积极平衡而反对消极平衡，认为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平衡可以达到经济的高速度。我国基建规模长期过大和这种“理论”密切相关。现在有些部门和地区仍然在资金、物资有缺口的情况下扩大基建规模，说明这种“理论”还在发生作用。实际上，主张积极平衡就是主张搞不平衡，反对消极平衡就是反对综合平衡。这样做，即使带来某些部门的暂时的高速度，却加剧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降低经济效果，最终使所有部门都难以迅速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陈云同志1962年曾对这种积极平衡的理论和实践作过科学分析。他指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有的同志担心当前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后果。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是要使它和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样做，正是为了克服建设规模过大必将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因此，这是一次健康的清醒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当然，在压缩基建的过程中，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例如停建缓建项目需要维护，有些施工队伍可能窝工，有些企业会发生产品销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不是由于调整，而是由于过去基建规模过大，经济畸形发展。而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采取妥善的措施处理好。当前尤其要研究合适的基建规模的数量界限，使基本建设退够，也就是退到合适的界限，以保证这次调整既有利于克服当前存在的严重比例失调，又能使经济在几年之后逐步地迅速发展。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调整，处理好基本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使基本建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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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治学研究情况简介
把政治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最早是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把社会政治领域现象的研究变成了科学。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对政治学的研究发展很快。1977年同1952年相比，各国研究政治学的机构增加七倍。
1949年9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现已召开过11次代表大会。从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每次代表大会讨论的题目可以看出，政治学所研究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当然，各国代表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理论观点去探讨问题的。
世界各国虽一般认为政治学是以国家和政权及其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具体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不相同。有的把政治科学作为独立学科，称为“政治学”，有的称为“政治研究”、“国家社会学”、“关于国家的一般学说”、“政治哲学”等。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除了理论分析方法，越来越广泛地运用数学统计和模式方法，利用电子计算机的数据，以及采用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方法。
美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最发达的国家。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很广，国家的一切政治决策几乎都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既包括政治理论的研究，又包括我们所说的“政策研究”。美国设立很多政治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在国家决策中起很大作用。在各个有名的大学都设立政治学系。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政治学”，把美国政府处理内外事务的基本知识几乎都包括在内，共有120个专题课程。在课程中除“政治学概论”、“政治思想及其历史”外，十分重视“比较政治学”，如“比较宪法”、“比较西欧政治”、“比较拉丁美洲政治”、“比较政治行为”等。另外还把“美国联邦政府”、“美国政治变化过程”、“公民权利”、“美国总统之责任”、“美国政治制度的改革”等作为重要课程。从课程的设置，可窥见美国政治学包括内容很广，分得很细，注重实用。当然，美国的政治学基本上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来研究政治领域活动的。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非常重视政治学研究。五十年代初就成立了“政治学协会”。六十年代初，各个大的中心城市都开办了政治学院，并建立了科学研究专门机构。广大青年对政治学有强烈兴趣，如贝尔格莱德政治学院每年招收全日制学生600名，加上非全日制学生总数约为6，000名。在全国出版了大批政治学著作和许多国外的译著，同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南斯拉夫的政治学是随着自治制度发展而兴起的。他们在政治学上的研究，是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以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刘怡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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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工具书简介》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文史哲工具书简介》，是近年出版的同类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
此书共计九章，第一章“绪论”，概括说明工具书的性质、类型和各种检索方法。第二章“查文字”，介绍古今各种类型的字典、韵书和使用方法。第三章“查词语”，介绍古今各种词典（辞书），包括虚词词典、成语词典、方言俗语词典以及专门词典和字词索引。第四章“查篇名”，分类介绍建国前、后报刊论文索引和古籍篇名索引。第五章“查书刊”，分类介绍书刊目录。第六章“查年代”，着重介绍中、西、回三种主要历法的换算和年月日的检索，并分述年号纪年、史事年表等。第七章“查地名”，分地名词典、地名索引、地名沿革和地图等类。第八章“查人物”，分六类，有人名辞典、传记索引、同姓名录，以及别号、笔名、谥号、史讳等。第九章“查事物”，分五类，有年鉴、手册、类书、事物源流考等。其中以第五章最为丰富，介绍书目五百余种，仅语言文学一类，就有一百六十种之多。
本书介绍工具书一千三百多种，一般应用的工具书都具备了，有一些还可供专门研究之用。编者从实际应用的问题出发安排章节，分别说明遇到哪类问题可以查什么工具书和有关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此外，本书最后附有笔画书名索引，凡介绍的一千多种书，一索即得，极为方便。
（鲍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