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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沼气更好地为农民造福
——访沼气科学研究工作者周孟津同志
去年12月，在全国沼气办公室和北京市科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甲烷八叠球菌成果鉴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微生物学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位身材修长，看来有些腼腆的中年人报告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赞扬。大家认为他们分离出的甲烷八叠球菌，是我国首次分离出的产甲烷菌纯种。他们的工作不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受到前来我国讲学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微生物学专家亨盖特教授的好评。这个中年人就是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讲师周孟津，近几年来他写了几篇颇为出色的沼气研究论文，并在研究工作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株甲烷八叠球菌，对沼气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
周孟津今年45岁，是1961年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生。他带我参观了辛勤劳动建起的实验室后，兴致勃勃地谈起沼气的应用、发展和研究工作。
周孟津说，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应用沼气能源最广泛的国家。去年夏天国际大型沼气讨论会就是在北京召开的。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也前来我国考察参观，对我国的沼气建设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回国后还修建了中国式的沼气池。一些国家还邀请我国沼气研究人员和专家，去帮助建设沼气池，介绍沼气技术和传授经验。
周孟津是教微生物学的，从1976年开始研究沼气，就爱上了这门科学。他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杨秀山在担负教学工作之外，一直坚持沼气的研究工作。每当他们在农村看到农民用沼气烧水做饭，看到社员们在明亮的沼气灯下阅读书报、收听广播时，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在有的农村，虽然有了沼气池，长期不产气或产气不好，农民把它们叫作“招气池”。群众的呼声督促他们要加强沼气的研究工作。
沼气是各种有机物质在一定温度、湿度、酸碱度和隔绝空气的情况下，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产生的一种可燃性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所以能不能分离出产甲烷菌，研究它们的习性，以促进沼气产量的提高，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周孟津和杨秀山刻苦钻研，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整天从早到晚工作在实验室里。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去吃，孩子病了，没时间照顾。冬天实验室内温度只有4．5℃，手脚冻得发僵，夏天小小的接种室内几乎达到40℃，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他们全然不顾。失败了再来，不知反复试验了多少次，从不灰心。产甲烷菌是一群特殊的细菌，短时间接触氧气会有极高的死亡率，要在极严格的厌氧条件下，产甲烷菌才能生长。开始他们用化学吸收的方法，经过多少次试验毫无结果。后来又采用物理的方法，生物的方法除氧。当时一些实验用品很难买到，不知跑了多少次才买来一台旧抽气机。分装好的培养基，还要一试管一试管地抽掉空气。一年多过去了，产甲烷菌仍毫无踪影。他们努力改进实验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实验，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当1979年10月的一天，他们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甲烷八叠球菌，同时试管里也有大量甲烷产生时，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他们没有停步，又继续进行了纯培养分离工作，半年后一株甲烷八叠球菌的纯培养终于成功了，他们拍下了清晰的甲烷八叠球菌的照片。
几年来，周孟津和杨秀山连续写了几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受到各方面的好评。特别是关于甲烷八叠球菌纯培养，大家建议他们继续进行这株菌的形态学、细胞学、生理生化特性的补充实验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其种名。
对沼气科研事业的发展，周孟津充满信心。他说，沼气科研工作应当对我国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目前能源严重缺乏，而沼气这种生物能源在农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沼气发酵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农产品成本，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也可发挥重大作用。我国农村沼气建设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沼气科研工作却还远远赶不上沼气建设的发展。比如，在提高产气量的科学研究方面，在沼气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必须赶上去。周孟津说，他们研究的产甲烷菌纯培养的分离工作，国外早已进行，由于困难较多，至今仅分离到纯培养十种左右。我国对产甲烷菌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现在，他和杨秀山花了两年多时间，经过反复实验，培养出了甲烷八叠球菌，在这一基础上，终于获得了我国第一株甲烷八叠球菌，为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迈出可喜的一步。周孟津说他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继续在沼气科研中作出新贡献。
本报记者 柏 生（附图片）
周孟津（中）等在实验室工作。 宋铭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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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丰富的沼气资源
我国制取沼气的资源很丰富。据估计，仅作为燃料的秸秆和人畜的粪便，如果全部入池发酵，每年就可制取沼气一千三百多亿立方米。如此巨大的资源，除了可以满足全部农村民用生活燃料的需要外，还可供500万个5—8千瓦的沼气动力站每天工作六小时的需要。利用城市的污物、污水制取沼气也是大有可为的。以广州市第四食品公司为例，去年建的一个沼气池，每天就产气40到5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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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蒲圻县兴办茶工商联合企业
全县一半以上的茶叶生产单位参加了联合，去年既完成了国家细茶派购任务，向国家多提供了税收，同时茶场、茶农也做到增产增收。
湖北省蒲圻县盛产茶叶，去年成立了县茶工商联合公司，全县922个茶叶生产单位，有556个参加了联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完成国家8，000担细茶派购任务；流通渠道畅通，购销两旺，去年10月底，入股茶就实现纯利润117万元；国家茶叶税收比1979年增长34．66％；茶场、茶农增收，平均每担毛茶增加收入235元。
他们注重从经济上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自愿互利，不用行政命令硬联。参加联合的社、队、场先完成派购任务，然后把多余部分组织联合经营。联合的形式有四种：一是来料加工，返回产品。有加工能力的单位给原料生产单位加工，原料生产单位拿回产品，付加工费，产品自行处理。二是提供原料，返回利润。没有加工能力的茶叶生产单位向有加工能力的茶场提供原料，加工和经营所得的利润大部分返回提供原料的单位。三是只在购销环节上联合。在收购时采取加价，以价格形式返还利润。四是投茶入股，按股分红。不论采取那种形式，参加联合的单位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核算单位不变，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退出自由；经济上平等，按股分红的，不论单位大小，股多多分，股少少分；参加企业管理有平等地位，实行股东代表大会制，选出管理委员会，制定联合章程。
合理分配利润是巩固经济联合的核心因素。开始时，部分干部和社员说：“供销社入股分了几斤盐。社队企业入股没有见到钱。农工商入股分红，我们还要看一看。”为了取信于民，对入股单位，尽快返还加工利润，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样做，使很多持观望态度的单位参加了联合。
他们还突破现行经营体制。在所有制、核算单位和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打破行政区划，把县烟麻茶公司同县茶工商联合公司合为一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两副担子，两本帐。 龙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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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等等看”与“放手干”啸静
湖南攸县推广联产计酬的责任制，经历了一个从“等等看”到“放手干”的过程。最初，县里有的干部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不予支持，采取了“看”的态度。群众则感到高兴，自发地悄悄地在那里干了。经过一二年时间，领导和群众的认识才统一起来。由于领导干部思想通了，决定让群众“动手干”。于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全县普遍推开，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般地讲，人们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往往先要“看一看”，经过一个认识的过程。可是，现在有些同志，在嘴巴上老叫“等等看”，并不是他们对事情不了解，感到没把握。例如“推广责任制，不搞‘大概工’”，这是广大农民多年来一致的呼声，党中央也在早几年就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决定，发出文件。一些同志却一直在那里“等等看”，闻风不动，群众一再要求，他仍然不动。象这样老是落后于群众，跟不上形势，甚至对群众的要求、党中央的决定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作为一个领导者，从政治上、组织上来说，显然都是不对的，他的工作也必然陷于被动。
其实，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并非一件多么难以理解的新鲜事。十年浩劫前，一些地方就曾经试行过，成效很显著。后来是非颠倒，它也挨了“批判”，近两年才恢复名誉。有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极左流毒还在内心作怪，就对这种责任制形式横看不顺眼，竖看不放心，老在那里“等等看”，这种状况，实在应该赶快改变。
从“看”到“干”，首要条件是自觉地去清除头脑里“左”的影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尽快缩短“等等看”的时间，使自己的认识赶上发展着的形势，真正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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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为咱谋利益 咱不能忘了党
中滩公社依靠党的政策开始摆脱多年的贫困，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还是共产党好！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中滩公社，水源充足，土地平坦，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可是在“四害”横行时，“大批”、“大斗”把农业生产折腾坏了，把农民坑苦了。最差的年景，这个只有16，000人的公社吃国家的返销粮达二百三十多万斤，社员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三四元钱。有些老农说，我们靠共产党领导翻了身，现在又“批”又“斗”，总怕我们富起来，不知是怎么回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来到这个公社，走家串户，同农民一起商量如何治穷致富，积极支持农民推行“大包干”等生产责任制。两年来，中滩公社一没要国家投资，二没要特殊照顾，翻身了。1980年，全公社每人平均口粮600斤以上，分配收入达到100元。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还是共产党好。前些年在他们心目中受到损害的党的威望又恢复提高了。大家说，我们打心眼里拥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
党的政策体现了社员群众的意愿，社员与党的关系更贴紧了。这也体现在干群关系上。前些年，上边的干部下来，群众不欢迎，有的生产队连饭都不给派。如今，上边的干部来了，又象土改时的工作队进了村一样，社员们争着往家拉。去年秋收时，自治区党委的一个干部到了下滩，正在干活的社员一下子把这个干部围起来，大家象报告喜讯一样谈起地里的收成。1979年是中滩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头一年，按理说这么穷的地方，第一年不吃国家的返销粮就很不错了，可社员们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己日子好过了，还要想到国家。全公社向国家交售了16万斤粮食。社员们说，党为咱谋利益，咱们如今有了粮食怎能忘了国家。
新华社记者 刘云山
新华社通讯员 王明勋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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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要合理使用耕牛
我县过去是耕牛发展比较快的县，每年都有上千头的耕牛向外省、外县出售。十年浩劫中，由于农村经济政策不对头，耕牛发展缓慢。近几年来，虽然耕牛有所发展，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实行联产到劳的责任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一个大点的生产队最多有十几头役牛，小点的生产队只有几头役牛，一头役牛一般要负担十多亩、甚至几十亩耕地，得力的牛负担就更重，因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铁牛闲死，耕牛忙死”。一户社员喂养的一头牛，三天三夜没有见到户主的面，张三交李四，李四给王五，用起来没完没了。有个生产队，有一头价值八百多元的好役牛，冬播中劳累过度，死在田头。有个生产队的一头刚满两个月的小牛，三天三夜没有吃奶，跑到塘里喝水，淹死在塘里了。一季冬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开春以后，耕牛又将是何下场呢？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呼吁，把牛看作“农家宝”，把养好、管好、合理使用役牛作为责任制的重要一条。特别是冬季，都要把耕牛的保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湖北京山县 牛 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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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溜穷”摘掉穷帽子
河北省青县西部，从北到南，有139个人均收入不足50元的穷生产队，人们统称它为“一溜穷”。1980年这“一溜穷”地方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在139个穷队里边，有132个生产队的人均收入达到八十多元，最高的达167元。剩下七个变化较小的队，社员生活也有改善。
“一溜穷”不是历来穷。1957年以前，这里没有一个吃返销粮的队，每年都卖很多余粮，当时这里号称青县的“粮仓”。后来领导上搞瞎指挥，劳动管理上搞“大呼隆”，分配上搞“大锅饭”，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结果，粮仓成了穷窝，139个生产队都吃返销粮。二十多年来，国家曾经用免收农业税、拨发资金等办法帮助这些穷队，但并没有根本改变穷队的面貌。
党的三中全会后，这里的干部、社员才解放思想，看清了瞎指挥、大呼隆、大锅饭的危害，决定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年的实践证明，生产责任制是抵制瞎指挥，克服大呼隆、大锅饭的有效方法。有个大功大队，穷得出了名。去年，他们首先按人七劳三承包了550亩小麦地，按劳力承包了500亩拉腿田和650亩花生地，其余一千五百多亩耕地实行包产到作业组的责任制。这个大队去年与1979年相比，粮食总产增长20％，农业总收入增加1．3倍，社员人均分配增加1．8倍。
半截河大队年初思想不够解放，种植秋庄稼时才把大面积的土地包到作业组和劳力，去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40％，人均收入也提高63％。
“一溜穷”在推行生产责任制时，通过社员充分讨论，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增产增收尽管程度不等，但都增产了。固庄子大队是全县有名的“三靠”队。在县社的帮助下，经干部、社员反复讨论，试行了几种生产责任制。这样，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各显其能，施展自己的“一招鲜”。去年这个队粮油全面增产，一年摘掉了“三靠”帽子。
“一溜穷”跨出了可喜的一步。去年秋后，这里的干部、社员总结了经验教训，商量了新的办法，决心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本报记者 石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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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姜家大队户户腌咸鱼
历来吃鱼较难的江苏省兴化县临城公社姜家大队，去年一次就从30亩庄沟塘里捕了八千多斤鲜鱼，全大队人均分到5．5斤，相当于前几年的十倍。各家各户将吃不了的部分，纷纷腌起来。五队社员邹柏元一家分得七十多斤鱼，腌了一瓮缸，老邹高兴地说：“春节女儿结婚不愁缺鱼了”。 徐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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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林又绿上坪山
上坪山的竹园新生了。竹林郁郁葱葱，冬笋茁壮，社员们怀着丰收的喜悦勤奋地锄草、培土，育竹护笋，一座座新房掩映在青山翠竹之中。去年上坪山大队竹子由三年前的三万多支增加到十万多支，竹笋的产量由实行责任制前的14万斤提高到35万斤。
早在五十年代，福建龙海县上坪山大队就竹林葱茏，有竹子20多万支，年产竹笋90多万斤。后来，好端端的竹林在错误路线的摧残下，几经刀斧，使竹子折枝断杆，日趋荒芜。到1977年只有三万支竹子，平均每亩残存六支。
1978年春，如何抢救上坪山竹林的讨论在社员中热烈展开了。大伙献出了高招：将比较集中的麻竹分成206片，一户分管一片；将比较分散的毛竹划为20片，自报公议出20个专业工，一人承包一片。
这样，农民育竹护笋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20名毛竹专业工，在山上搭起了简易草棚，吃住在林间，专心抚育。白天他们挥锄垦复，夜晚他们巡逻看守，安放土炮，防止野兽糟蹋。有些社员还把毛竹一株一株地编了号。每个麻竹专业户中的老老少少，都起早贪黑精心养竹。还有二分之一的专业户给竹子施了化肥。年上六旬的老社员陈松兴，实行科学管竹。他承包的那片麻竹，长势特别喜人，前年留足了母竹，竹笋收入六百七十多元。
如今，上坪山大队偷砍竹、滥挖笋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老竹林获得了新生，个人集体双增收。第一生产队有三个专业工分管三百多亩毛竹，收入一万二千多元，每人平均收入454元。
本报通讯员 蔡遵庭 本报记者 陈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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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走的“凤凰”又飞回
去年8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双寿大队的吴老汉，喜滋滋地引着女儿吴凤莲和小外孙女，来到山西省左云县辛窑子大队，找到女婿赵章，送女归来，一时传为佳话。社员们说“飞走的凤凰又回来了。”
1970年，赵章与吴凤莲结婚后，家庭生活境况拮据。辛窑子大队那时是个有名的穷队，工分值只有二角多，全村人均收入三十来元。赵章一家三口人，辛苦一年，穷得连咸盐也买不起。1977年，吴老汉来探望女婿和女儿，一见这穷光景，心疼地带着女儿和外孙女回了内蒙古。
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给这穷困的小山庄送来了生气。辛窑子大队农工副一齐抓，后来又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当年，工分值增到五角六分钱，人们眉宇间有了喜气。去年，辛窑子大队上半年副业收入就达到二万多元，当时预计年底每个工能到一元五角钱。这好消息很快传到了吴老汉和吴凤莲的耳朵里，那冷了的心又复活了。于是，吴老汉便送女儿回了婆家。
秋去冬来，辛窑子大队去年农业丰收。吃粮第一次达到自给有余。全队人均收入达到300元，工分值达到二元五角。赵章和吴凤莲一家从集体收入1， 325元，家庭副业收入378元，比过去十年挣的钱还多。吴凤莲正忙着扯布做衣裳，杀猪，买年货，准备全家过一个欢心年。 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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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蒙自县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各族社员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更加繁荣。图为彝族、苗族姑娘们在商店里挑选自己喜爱的衣料和首饰。
孙仁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