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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贵的文献
力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周恩来选集》。这个决定符合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这里，谈几点学习的体会。
珍贵的文献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的杰出领袖之一。从大革命后期起，五十年中，他一直参与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他的革命实践和政治生活是同党的历史密切相联的。《周恩来选集》上卷收集了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著作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地从很重要的一面反映了党的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在党史研究中的重大缺点，是围绕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来研究党的历史，对党的集体包括其他领袖人物讲得很少或几乎不讲，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过去对于遵义会议之后的党史文献研究较多，对于遵义会议之前的党史文献研究较少。但事实是，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的历史也是十分丰富生动、可歌可泣的。这个期间，以过去曾经习用的路线斗争这一概念来讲，陈独秀错误路线和三次“左”倾路线的时间加起来只五年多，其余大部分时间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革命是向前发展的。这期间党的不少领导人的革命实践，在很多方面为后来党的建设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选集》上卷反映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苏区和白区工作中所作的贡献。
《周恩来选集》中《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是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于1928年11月写的，它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指出了党内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指出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党的组织、党的工作的危害性。《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是1929年3月周恩来在党中央主管军事工作时，为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总结了苏维埃区域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的经验，针对盲动思想的残余，指出当时应该注意的并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这一件和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总结了我们党从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加强红军建设的很多重大问题。《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一文，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的指示信。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的工作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如何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加强组织建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封信正确而及时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为在白区保存党的力量，恢复和发展革命事业指出了方向。当时，我们党在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白区工作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红军扩大到10万人，建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扩大到十二个省、三百多个县。
西安事变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此后，经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这些历史时期，《周恩来选集》也提供了很多新的宝贵文献。例如，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华北抗战的贡献，过去知道的人较少。《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一文，反映了周恩来1937年8月到山西后，进行抗战部署，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对于后来华北抗战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作了精辟分析，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十分赞赏和同意的。《论统一战线》是党的“七大”的四个重要报告之一，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一个提纲，它说明1948年周恩来已经在考虑革命胜利后的未来。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工会、党委的作用”、“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科学管理”等，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著作较多。其中，《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是周恩来在内部所作的党史报告。他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历史的见证人，对大革命前后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很多珍贵的文献都是第一次发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的陆续出版，党的一批重要文献的公布，将大大丰富党史研究的内容，更好地反映革命历史的实际。
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所作的贡献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结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集体的创造，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周恩来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是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的，他对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有深刻的论述。从西安事变的胜利解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日益发展，这是和周恩来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1945年他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总结了我们党从大革命时期以来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而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此后，他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更加炉火纯青。1945至1946年间的国共和谈，明知蒋介石并无和平诚意，但是为了教育人民群众，揭露蒋介石，还是坚持了谈判，结果在人民面前彻底地暴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使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蒋介石召开“国大”，我们党的目标是争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不参加，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结果做到了他们大部不参加“国大”，而于1949年参加了人民政协。在《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等文中，周恩来根据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进一步作了论述。
从武装斗争方面说，周恩来1924年就担任中共两广区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军事工作的最早的领导者，也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最早的领导者和论述者。1927年3月他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8月又领导了南昌起义。党的“六大”后他在中央主管军事工作，大批领导干部包括一些军事领袖是经他谈话后分赴各根据地开展工作的。他和朱德同志曾经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长征中他是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的成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任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参与指挥陕北的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很多重要的命令、计划、决定等出自他的手笔。1948年他亲笔拟定的统一全军组织的规定，有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在实行。编入《周恩来选集》的军事著作，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他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的军事设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的建军论述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部队中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思想，等等。
从党的建设方面说，周恩来1928年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就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等文中，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强调原则精神和策略的灵活性；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他认为，“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他们“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不要把领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
领袖们的集体创造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周恩来选集》中，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是陈毅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它肯定了红四军的成就和经验，维护了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这年12月，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发表在《毛泽东选集》上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各部分红军后来都先后照这个决议做了，这样就为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方向和思想基础。而上述的指示信，对于开好“古田会议”和产生“古田会议决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又如，关于白区工作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经指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去，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并概括成为要求白区工作者“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抗战时期反共高潮中，在延安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出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是白区工作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后得出的一个正确方针，与“三勤”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在蒋介石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时，他将这一方针发展成为“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保全了大批白区干部，有利于后来对城市的接管和恢复。
很多中央重要文件的形成，都经过集体的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复的修改，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讨论。有些由毛泽东署名的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看过后发出的；也有由周恩来署名的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经周恩来看过后发出的。《周恩来选集》中的有些文章，是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修改过的。例如《目前紧急要求》一文，周恩来的原稿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十二条要求，毛泽东加了“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两条，成为十四条。又如《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一文，是周恩来起草后，经过毛泽东几次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指示下发的。
如实反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实践和认识发展
周恩来同志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革命的很多重要关键时刻，站在正确的立场同错误进行了斗争。《周恩来选集》的出版，以铁的证据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托派、叛徒等对周恩来的诬蔑、诽谤。
大革命时期，当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退让的时候，周恩来抵制了党内的投降主义。1926年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国共合作“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是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挽救革命的，曾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第一次“左”倾路线，周恩来是身受其害的。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对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周恩来受到了处分。1930年李立三“左”倾路线形成前，周恩来和李立三是有分歧意见的。后来，周恩来出国了，李立三搞了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对此，周恩来是反对的。他8月下旬回国，就着手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一文中，周恩来指出，要纠正那种空谈大干、空谈武装暴动的错误思想，没有可以大干的斗争力量，没有组织基础，特别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大干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文章批评了“左”比右好，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指出“左”倾同右倾一样都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
1932年2月，上海一些报纸刊登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周恩来的恶毒诬蔑。当时我们党刊登了《伍豪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予以驳斥，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这些文章都是党组织起草和发表的，由于在这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上海，自己没有写东西，所以《周恩来选集》中未能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的认识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我们阅读《周恩来选集》的文章的时候，也要看到它们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为了如实地反映历史，《周恩来选集》中的有些文章保留着当时的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有些文章的有些内容反映了对事物有个认识发展过程，这些作为历史的痕迹，都保留在《周恩来选集》中。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周恩来说：“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这里说的“后两个时期”是指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和抗战初的武汉时期。周恩来讲的这个内容也如实地保留在选集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周恩来虽然有错误，但他在有些问题上是作了斗争的。例如《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就反对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领袖人物有过失和错误，是并不奇怪的。周恩来同志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个方面，就是总把自己在革命实践中曾经有过的错误，不厌其烦地提出来使大家受到教益。这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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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依据唯物史观比较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个明确提出：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只能加速或阻碍生产力的前进运动。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批判地理学派，他着重批判了“地理决定论”最根本的错误，即地理环境通过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决定社会的性质。他后来的政治立场变化，并未影响他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他并没有混淆唯物史观和地理学派的原则界限。
尽管论证地理环境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批判社会学中地理学派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大理论功绩，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明确提出了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地理环境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的性质、方向、范围、速度、复杂程度等等都是由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的。他的另一理论功绩，在于探索了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地理环境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它的不同因素（土壤、气候、动植物区系、地表特性、河流系统、海岸线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制度、艺术和科学的影响等等。他的再一个理论贡献，是对地理环境学说史进行了初步考察，特别是指出了黑格尔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
（作者：王荫庭，原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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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
艺术批评作为一种审美判断，应在美学范围内进行，不应质变为政治评论。艺术批评标准不是机械的检验器和创作的出发点，只是大体上的审美观察点。社会主义艺术批评的美学标准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真实标准，以估量艺术品是否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具备某种程度的可供认识社会的认识价值。二是社会功利标准，以检验艺术品是否具备有益于人类前进的实用价值。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是多元的，其政治价值仅仅是社会功利价值的一部分。三是美感标准，以检验艺术是否具备具体形象性、情感性、独创性等美感特征。三个标准均有独立意义，但不是孤立的尺度，优秀的文艺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综合体。艺术批评应尊重批评对象的特殊性质，从直接的审美感受入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地从上述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
（作者：刘再复，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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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
1980年12月，天津市历史学会邀请京津等部分史学工作者，就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会上讨论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的基础和特点。一些同志认为，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封建自然经济的集中反映。在中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只存在着租佃关系，人身隶属不很严格，因此，地主阶级为维护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便要求建立一个能代表其利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个制度又是宗法性的，是以家长权力为中心的个体小农经济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另一些同志指出：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专制主义政权都是军事争夺的直接结果，因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点和超经济剥削性质特别突出。了解了这一特点，有助于找到这个制度为什么一再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起破坏作用和阻滞作用的原因。
有的同志还对中国与西欧的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比较，指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国家编户制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同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相结合，这是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所特有而为西欧所没有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很难产生出西欧那样的城市经济和市民阶级。这种特殊的结构，正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具有极其长久而顽强的生存力的原因。
会上还讨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作用问题。有的同志指出，从历史上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在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在宋代以前，皇权专制受到多方面的牵制。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绝对君权才达到完备的形态。所以，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阶段性，应该根据不同的经济政治特征加以科学的划分。
关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一些同志认为，这种制度存在了二千多年，说明它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合理性，曾经适应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越到后来，消极作用越显著。有的同志认为，就其对经济的影响来看，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中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长期对简单再生产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严重的抑制和破坏作用，它是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许多同志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必然的附属物和恶劣表现进行了剖析，大都认为，诸如君权神格化和臣民的愚忠思想、个人独断和家长制、外戚宦官擅权和朋党角逐、人身依附和裙带关系、官僚制度和等级特权、超经济的权力意志和冗官冗兵冗费的弊政、思想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等等，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或必然产物。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而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残余影响，仍然是我们实现四化的阻力。有的同志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批判封建主义问题是今天的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关系到我们史学研究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问题。西欧的封建主义远不如中国那样源远流长，但西欧从文艺复兴反封建思想的解放运动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还在批封建主义。他们批了五六百年。中国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多少带有一些近代色彩的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距今不过才一百多年。从这个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必须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
（光胜 左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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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出版消息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将出版
由吴海林、李延沛编纂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共收词目一万三千余条。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人民起义领袖、少数民族重要人物，以及帝王将相、学者名流、能工巧匠等五千八百余人分列条目，按其生年先后为序，备载他们的生平、著述、爱好，并简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本书文字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不偏信轶闻传说，而以史实为依据。它所收录的历史人物，起自商汤，止于清。近代、现代历史人物，他们另编有《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续编》，承接上编至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共收录一千二百余人，约四十万字。 （魏明）
《作品与争鸣》创刊
一家独特的文学刊物——专门转载有争议的当代文学作品并围绕这些作品展开争论的《作品与争鸣》，一九八一年元旦出版问世。这个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编的，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据新华社）
《飞碟探索》杂志即将出版
我国第一个研究飞碟的定期刊物《飞碟探索》将于一九八一年初出版发行。飞碟（泛称UFO）是当今世界上影响颇大的一个谜，支持者深信不疑，反对者认为是误认和虚构。在国外这两种见解都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飞碟事件的不断发生，引起我国飞碟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即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双月刊《飞碟探索》，将如实报道国内外飞碟目击报告，并刊登中外飞碟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该刊编辑部设在北京，是一个跨国编辑部。 （张争）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创刊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双月刊），于今年一月创刊。这个杂志主要探讨国内外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刊登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文章，也刊登经济调查、国内外经济理论评介的文章和资料。 （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