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多为国家着想
——读小说《三千万》偶得
建立
1980年11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一篇题为《三千万》的小说。作品描写当前经济建设中，围绕着要不要对某维尼纶厂追加三千万元基建投资的问题，展开了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灵魂的激烈搏斗。以厂党委书记、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安邦为首的一批人，巧立名目，千方百计要从国家手里搞到“三千万”。因为这笔钱是厂内厂外以及他自己利益的结合体。有了这“三千万”，他可以作为资本和手段，搞各种各样的交换。他们为了从国库中搞到三千万，不惜用一切手段损害国家利益。但是，也有不信这个“邪”的人，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就是一个敢于“硬碰硬”的好干部。人人都说无法改变的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的“现状”，丁猛就不信，他就要在这上头试一试，冲一冲这个谁也不敢碰的“现状”。他豪迈地说：“我不相信中国就不行，不相信自己就不行，就不相信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能横行下去……”；他在实践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改变现状，只差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压缩三千万基建投资的主张终于得到了科学的根据，战胜了张安邦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以丁猛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和以张安邦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斗争，其焦点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究竟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出发。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这是小说中描写的主题，也是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我们很赞赏丁猛那种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多为国家着想的精神和作风。在实现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思想作风！
要多为国家着想，首先要求我们顾大局、识大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头遵守纪律，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应该是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经济调整的事就多做、带头做；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经济调整的事就坚决不做。人人都要争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要多为国家着想，还要求我们振奋起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是很好的。但是，在经济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调整也确实存在着种种阻力和障碍。在这种时刻，我们应该提倡顾全大局、多体谅国家的困难，增强前进的信心。在困难面前要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廉洁奉公的精神，奋发图强、激流勇进的精神。
我们各条战线上，有着千千万万好干部，他们处处为国家着想，是我们的良好榜样。《三千万》中的丁猛，不就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读一读小说《三千万》，对我们是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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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萧友梅先生
赵沨
去年12月31日，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萧友梅先生逝世40周年。为了纪念他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北京、上海音乐界举办了纪念活动。
萧友梅先生早年在日本和孙中山先生共居处，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就任总统后，萧友梅任总统秘书，后任教育司科长，为了赴欧洲继续研究音乐，才脱离了政治活动。后来，他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发展音乐教育工作上，可以说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奠基人。
萧友梅先生的音乐思想，在他的《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答记者问）一文中作了很清楚的阐述。他一方面很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又很重视社会音乐生活，主张发展音乐事业要从“培养师资”、“奖励天才”和“鼓励集团唱歌”三方面着手。在音乐形式上，他重视音乐的民族特点，认为无论是“改造旧乐”或是创造一个新的国民乐派，都“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并认为“搜集旧民歌”和“搜集民曲小调”、“整理旧剧”和发展新创作，是发展“新时代的民众音乐”的四条必须采取的措施。
萧友梅先生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上，也是遵循了这些主张的。如：他写的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首钢琴音乐的《新霓裳羽衣曲》，从结构上说，采用了传统的序、遍、尾声的结构，在音调和声与织体上也力求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萧友梅先生在政治上追随孙中山先生，因而写出了象《国土》、《国耻》、《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从军歌》等一系列爱国歌曲。在教育上，他追随蔡元培先生，除了大力提倡“美育”教育之外，强调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他用自己的创作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主张和愿望，还没有和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相结合，因而和其他一些“志士仁人”的愿望一样，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但是，从他的音乐创作特别是音乐教育工作的成就来看，他是作了一些前人所没有作出过的事业和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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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堂课（木刻）
刘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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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从“禁区”到“闹市”
——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小议
夏峰
爱情描写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是文艺创作的禁区之一。近年来，却又成了创作的“热门”。作为禁区的时候，人们深感压抑，强烈要求冲破束缚；一旦变成闹市，不少人又嫌其过于喧嚣而啧有烦言了。
我以为，“闹市”当然比“禁区”强，它毕竟是繁荣的一种表现。不过，文艺创作不是赶集，确实也并非越热闹就越好。受人欢迎的物质产品，可以按照同一张图纸大量复制；精神产品，尤其是文艺创作，却最忌仿造。那些率先冲破禁区的爱情题材作品，使人耳目一新；随之一拥而上的大量作品，却多数似曾相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翻来复去，无非是那么几种恋爱类型。观众读者由于失望而发出非议，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戏不够，爱情凑”。似乎爱情描写类似厨师手中的味精或胡椒粉，有提味之功效。殊不知，别的方面倘无创造，依靠爱情来凑趣，不过是在平庸之外增加一些轻浮而已。辛弃疾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词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所以作了自我批评。倘若“为赋新词强说爱”，那情况一定只能更糟。艺术的情趣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高度的艺术素养。离开了这个基础去寻找捷径，如求助于爱情描写，那末，不仅“爱”莫能助，效果必定适得其反。
我希望读者不会误会我是爱情题材的反对者。我自信还不至于这么蠢。中外文艺名著中，以爱情为题材或有精彩的爱情描写的，不说是大多数，也不能说是很少数，这岂是某个人所能否定或反对得了的。但是，这些成功的作品，可以说没有一篇是为了迎合某类读者的趋时之作，而是发自作者心底的真挚的呼喊。也正因此，才在广大群众心中引起共鸣，传之不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篇作品都成为杰出的名著，但是一切有出息的艺术家，无疑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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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金瓯缺》序
郭绍虞
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则不会原原本本地写成有条有理、丝丝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运用去伪存真、剔异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个线索来的。所以历史知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还不算是创作，所谓创作，乃是“自无而成有”之意。西人的术语称为making outof nothing，这就说明创作与著作不同，由艺术言，著作还低一级，创作要高得多。这却是写历史小说最困难之点，而姚氏运以他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所谓“到动”，即一般人所说“写得活”的意思。姚氏又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李自成》一出版便轰动一时。
现在我又发现一位与姚氏媲美的作家，即徐兴业同志。我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中读到徐兴业同志的《冷遇》一文，即觉徐氏的学识与才华，均不弱于姚氏。二难相并，堪称双璧。盛世育人才，这又是一个良好的例证。
后来知道这篇文仅是徐氏所撰《金瓯缺》中的一个片段，那更增加我对徐氏的钦佩。他是有一股激情要描述北宋之亡与南宋之偏安一隅，从而说明当时政治、军事、宫闱和社会风貌各方面存在的内因和外因的。所以以《金瓯缺》命名就可知其寓意之深，不仅记述一些宫闱琐事而已。
这是历史的大事，也是民族的大事。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放翁临终所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陈同父的《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一般忠臣义士所耿耿于怀的满腔心事都在徐氏笔底流露出来。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所以是一部富有意义的历史小说。
在“四人帮”横行之际，我不知道姚氏受到强烈的冲击没有，而徐氏则因他写了《中国古代史话》一书受到批斗。白天挨斗，晚上则闭户写这部小说，其处境可能比姚氏更艰苦一些。在那恐怖的十年中，竟能写成120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其胆识毅力已够令人钦佩，何况才能又足以副之，写得那么深刻动人呢！
窥豹一斑，我虽只读过他的《冷遇》，但我满怀热情地愿意推荐《金瓯缺》这部小说，用细致的笔触，抒民族之正气，值得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1980年5月5日
深夜12时
〔编者注：徐兴业著《金瓯缺》第一部，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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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皮影戏史话
崔永平
皮影戏，又名影子戏，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唐代就有皮影戏雏形的记载。到了宋代，皮影戏已在社会上盛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逢节庆之日，“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元代初期，皮影戏曾作为军中主要文娱活动进行流动演出。到了明代，皮影戏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武宗正德三年，在北京举行了包括皮影戏在内的百戏大会演。当时京城内，皮影戏班社多达四五十家。
公元13世纪初叶，皮影戏开始传入南亚各国，元代传入波斯；公元15世纪传入埃及，17世纪传入土耳其，18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各国。1767年，法国传教士居阿罗德把我国皮影戏带回法国，发明了法国影戏。1774年，德国的大文豪歌德曾在一次展览会上，把我国的皮影艺术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1781年他诞辰那天，用皮影戏的形式演出了《米纳哇的生平》。皮影戏对丰富世界的文艺宝库，以及对近代电影艺术的发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我国皮影艺术在发展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清末嘉庆十八年，由于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各地纷纷闹起白莲教和农民暴动，社会上谣传皮影人儿能化为天兵天将，助民反抗朝廷，致使清朝官吏十分恐怖。结果，京城的皮影戏班社被称作“悬灯匪”，全部被查抄，艺人们被杀被逐，影戏资料被烧、被毁。从此，京城的皮影戏艺术一蹶不振，日益衰亡。
但是，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的业余皮影戏班，却得以生存，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我国北方的唐山、滦县一带的皮影戏仍在流行。当地的皮影唱腔不但脍炙人口，而且逐步地发展成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地方剧种——唐剧。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皮影艺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最近，全国剧协又在北京召开了木偶皮影艺术工作会议，强调加强木偶皮影艺术的工作。可以相信，皮影艺术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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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举行首届年会
最近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提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问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外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并把其中优秀的作品介绍过来，作为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和文化的过程中的借鉴。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外国文学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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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
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于去年年底在武汉召开。我国高等院校从事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的教师自愿组成这一学术性团体。著名语言学家叶圣陶和朱东润当选为名誉会长，著名散文家吴伯箫当选为会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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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青年一代》载文谈道德
最近出版的一辑《青年一代》，以道德和婚姻问题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五篇文章，故事生动有趣，发人深省。《姑娘的悔恨》通过一个姑娘的教训，告诉青年找朋友要慎重。《“祝英台”的新生》一文，说明包办婚姻的危害。在《青年法律问讯处》一栏中，就新婚姻法的几个问题答复了读者问。（何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