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5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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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祖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在分组会上讨论叶剑英同志的开幕词和姚依林、王丙乾同志代表国务院作的两个报告,一致表示拥护。代表们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这里刊登的是部分代表发言的摘要。 ——编者
  上海代表周传甲建议
  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
周传甲代表说:1979、80、81三年基本建设投资都在500亿元以上,我认为还应大大缩小基本建设规模,除了能源开发、煤电油运、住宅投资不能减少外,其他都应减少,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财政赤字。基本建设项目应该一个一个审查,是否有经济效果,都要有可行性分析报告。30年来基本建设经济效果差,浪费很大,1978年花了很多外汇,进口了22套大型设备,至今仍背包袱,例如南京化工厂进口了一套60万吨乙烯设备,单原油每年就需要几百万吨,根本不能保证,只好让设备睡觉。这些教训一定要吸取,不能样样都推到“四人帮”头上。今后厂长、经理对基建项目应负直接经济责任。另外,农业基建投资是必要的,但财政报告中说,把有些钱直接分散到公社去,效果如何,值得怀疑,现在有些公社干部无法无天,把这些钱拿去搞“西水东调”一类蠢事或落到个人腰包,值得引起财政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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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许家屯、叶圣陶
  谈发展江苏教育事业问题
许家屯代表说:最近我到苏南、苏北不同类型地区作了调查。江苏中小学教育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和基础,绝大部分地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城市和大部分县基本普及初中教育,高中生比1949年增长40.6倍。教育质量也有提高。突出的问题是:(一)师资方面,政治地位还得不到应有重视,业务水平不高,生活待遇还存在不少实际问题。由于前几年一度要求过高过急,曾经提出“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形成学校逐级戴帽子,教师层层拔高;教师不够,就用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公办教师不够,就用民办教师补缺;正式教师不够,就增加代课教师。越是经济基础差的地方,民办教师的比重越大。盱眙、泗洪等县,民办教师占70%以上。(二)办学条件跟不上。全省仅中小学校舍就缺一千六百多万平方米,急待维修的危险校舍达二百多万平方米。徐、淮、盐地区条件更差。(三)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很多地方只有普通中学一个模式。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升学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提高了师生教学的积极性,但又产生了追求升学率的偏向。目前初中生能进入高中的不过30%左右,高中生能升入大学的只占4%左右。这就给绝大部分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很大困难。教师、学生、家长以至各级领导,都感到很大压力。
为了使教育事业合理地调整和发展,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最近召开的全省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几点:(一)强调了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要德、智、体(包括美)全面施教。现在有的中学只抓数、理、化和语文,政治放松了,音乐、美术、体育没有了(叶圣陶代表插话:还有生物)。还要重视发展幼儿教育,这又是办好整个教育的基础。(二)强调了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1、广泛宣传,造成尊敬教师的社会风气,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议国务院确定一个“教师节”。2、在教师中继续评定特级教师,试行职称条例,对有特殊贡献的教师,可授予荣誉称号。3、大力办好师范院校、教育学院和各地、市的教师进修院校,努力培养提高各类师资水平。4、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适当提高教师的待遇。(三)强调积极稳步地改革中等教育结构,采取多种多样办法,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适应四化建设和广大群众的需要。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是正确的,实际上不止两种。(四)努力发展和办好成人教育。
国家逐步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目前国家的财力有限,我们决不能单纯依赖国家的投资,必须继续贯彻依靠集体办学和群众办学的方针,充分调动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使教育经费多源化。我们省里决定通过从以下六个渠道来解决:(一)省财政适当压缩其他开支,多挤出一点钱来支持教育事业。今年经费已比教育部规定指标多拿了9千万元,明年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二)各市、县在地方财力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教育事业。(三)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在社队公益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农村教育事业。(四)工厂企业和社队企业可以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本单位的教育事业,或由公社统筹使用。(五)中小学校办工厂和其它勤工俭学收入,除去扩大再生产外,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福利。如试办教龄津贴,鼓励教师终身教学(叶圣陶代表插话:校办工厂、农场,最好同学科联系起来,不是专门为了赚钱,经营管理也是一种学问)。搞勤工俭学,还同学生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如涟水县中小学学生上学,结合割草、拾粪,一年收入达几十万元,不但增加了学校收入,还培养了勤俭爱劳动的良好风气。还可以同附近厂、队挂钩,利用工厂车间,推行职业教育。(六)中小学学杂费收入。此外,农村民办教师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搞点副业,增加点收入。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还可以酌量提高学杂费的标准。
叶圣陶代表接着说:江苏省委的想法很好,要使各级领导都能有这个想法,就要使他们自己动动脑筋,想通了,变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我有一种想法,讲思想教育是对的,但什么都采取语法上无主语的句子:“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好。教育不能用命令、教训语气,教育也不是我授你受,而是要“化”,要“薰”。不要板起面孔,要融化在随便言谈之中。家屯同志刚才讲得很好,还要地、市、县、社都能如此,怎么贯彻下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党制订了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准则,我虽非党员,许多地方也要自觉照“准则”办,“以身作则”四字很重要,真正做到的不太多,做得好的报上登了,做得很不好的报上也登了,但未上报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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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代表王湘浩说
  要大力培养中等专业人材
王湘浩代表说:现在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办的太少了,比文化大革命前还少。在我们国家里,做不到大部分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而有些部门还缺少中等专业人材,但普通高中毕业生又不能胜任。最近,我参加一个计算机方面的讨论会,大家呼吁要赶紧办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计算机维修人员。据了解,全国的计算机,有三分之一使用的不错,有三分之一使用的差,有三分之一在那里睡觉。要使全部计算机都动起来,需要10万人,如果到1990年赶上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50万人,而现在每年只能培养2,000人,10年才能培养2万人。因此,需要大量培养中等专业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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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张发奎、马浩谦、陈桂真、黄其政等说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多宣传
张发奎、马浩谦、陈桂真、黄其政、张谦德等代表说: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有些干部群众还存在一些顾虑。一是等,等中央进一步明确政策;二是看,看别人怎么办;三是怕,怕弄错了又要挨批。特别是实行责任到人、责任到户的办法,有些人就错误地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还有的人担心国家的政策会不会变。建议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要明确政策,做好宣传工作,统一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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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代表吴冷西说
  计划报告对发展农业轻工业讲得少
吴冷西代表说:计划报告对发展重工业讲得不少,而对发展农业、轻工业只有一句话,叫做“要努力加快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如何发展?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我国有8亿农民,从报告中看不到有什么措施把农业搞上去。明年支援农村人民公社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只有88亿元,比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还少。当然,文教卫生费用也是不多的。究竟把农业放在什么位置上?发展轻工业也只是一句空话,看不到有什么有力的措施。如果这反映了国家计委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指导思想仍然是重轻农,那就危险了。这是计划报告的最大问题。国家计委的重点到底放在哪里,我们不放心。请国家计委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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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代表生钦·洛桑坚赞说
  搞经济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
生钦·洛桑坚赞代表说:前些时我到四川、福建等地参观,特别看到四川市场物资供应充分,人民生活改善了,心里很高兴。这两个省过去是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大的地方,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是很不容易的。西藏自从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和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以来,形势发展也很快,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事实证明,不论哪个地方,只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形势就会很快好起来。但是,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西藏过去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有盲目性,有些工厂建起来了,由于原料、燃料不足,产品成本高,常常亏损。在农牧业生产上也有类似情况。西藏日喀则地区有一个叫乌玉的地方,是半农半牧区,有农,有牧,还有手工业。地势高寒,无霜期短,种庄稼常常遭霜冻,过去却强调搞农业,结果农业年年收成不好,牧业、手工业也丢了,群众生活越搞越穷。这种教训应很好吸取。西藏工业基础差,发展手工业不容忽视。有些手工业产品群众很需要,有些手工艺品外宾也喜欢买,应该很好发展。前些年不重视这个工作,一些手工工艺技术已有失传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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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程序、任仲夷等
  谈节约能源等问题
程序代表说:抚顺是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文化大革命”10年,煤炭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调整任务很大。但是,开始进行调整时,提出要“骑在马上调整”,仍压上很重的任务。实践证明,“骑在马上”是不能调整的,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任仲夷代表说:解决辽宁的煤炭问题,一是靠挖出来,二是靠运进来,三是靠省出来。近几年内要在省出来上下功夫,主要靠节约能源过日子。不抓节约就可能倒在“煤”(霉)上。
张国士代表说:两个报告中都讲到节约能源问题,但目前管理体制的问题不解决,就影响能源的有效利用。抚顺市的几个石油厂,每天可产生20万立方米石油气,现在白白放空。我们计划搞个工程,提取两万立方米,不仅可以解决7万户民用燃料,还可以减轻城市污染,但石油部不同意。
李薰代表提出,工矿企业采取子女接班的办法安排就业,这不是个好办法。这样搞,不仅促使有技术的老工人提前退休,使工厂的技术水平降低,产品质量下降,而且也助长了职工中的裙带关系和封建的世袭思想。另外,工厂搞子女接班,那么文教科技部门、国家机关怎么办?如果今后还采取子女接班办法,国家就应当对别的部门职工和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做出规定。
刘永洲代表认为,子女在本单位安排就业确有弊病,常此下去,就可能把公司变成“亲家公司”、“连襟公司”。建议改变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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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代表王大珩、张开荆等说
  对财政赤字不能掉以轻心
王大珩代表说:1979年我国的财政工作,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财政上出现了赤字,支出大于收入,占总支出的13%。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在今明两年的预算和概算中也有赤字,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今后要解决这么大的赤字问题,工作是很艰巨的。需要充分注意由于出现赤字对物价上涨的影响,财政部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把它做在计划里。当然,我们对某些物价上涨也不怕,要有计划地上涨,同时又能对职工生活有一定补偿,不因涨价而有所降低。要使我们的经济措施,确实能够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国家要有计划地控制物价,不能任其乱涨。从现在国家采取的经济措施上看,最主要的是经济上的体制改革,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全国各条战线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厉行增产节约,经济就能繁荣起来,赤字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
张开荆、孙顺理、刘克静、朴伟勋代表说:为了尽快地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要搞好增产节约,珍惜有限的资金、原材料和能源,杜绝浪费。现在,有23%的工厂亏损,对这些企业要有严格的规定,限期扭亏为盈;基建战线过长,有不少半拉子工程,积压资金过多;人防工程要平战结合,讲究实效,不能每个城市都搞,不能乱花钱;引进的设备要很好地利用,不能把进口的机器放在那里睡觉,国内能制造的,就不要引进;国家对有些商品的补贴不能太多,要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严格控制经营性的补贴。比如蔬菜,由于经营管理不好,烂掉不少,损失浪费很大,应当搞产销见面,减少中间环节。
金明汉代表说,财政的预算和概算,应该留有余地。我们是否花钱多了?花钱要考虑到需要和可能,这几年对可能性考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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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代表扎西拉姆、次仁
  希望从财政上支持西藏
扎西拉姆和次仁两位代表在发言中说:姚依林同志的报告中提到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乡卫生条件,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一条很重要。西藏地方病很多,凡是内地各省、区有的地方病,西藏几乎都有。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医药和人员上给予帮助,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在医药卫生费用的开支上能把地方病的防治列入计划。
次仁代表还提到,如何注意发展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和重视使用藏语文的问题。他说,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年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学校的数量仍然不多,教学质量也差,适龄儿童入学率低。旧的文盲没有扫除,又产生了新的文盲。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中央和地方都很重视,但缺乏具体有力的措施,往往落实不了。有些同志口头上讲重视藏语文,实际上还是只重视汉语文,对不懂汉语文的瞧不起。解放以后,西藏先后办了民族学院、农牧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但师资、设备都很差。这次胡耀邦总书记在讲话中要西藏办一所综合大学,这是很好的事,但对原有的院校也应注意充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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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代表袁雪芬、倪谷音要求
  把治理黄浦江列入国家计划
袁雪芬、倪谷音等代表说:两个报告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还未处理好,还是只抓生产,不抓生活。对治理三废污染问题,还只放在从缓的地位,报告中只有两个地方提到,而且没有措施,上海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生产是上去了,可是三废污染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以水为例,1千万人民吃的用的水源都是来自黄浦江。但是居民的粪便、医院里含菌的脏水、工厂里的有毒废水都往黄浦江中排放,每天达到四百多万吨(经过处理的污水,仅24万吨),使黄浦江的水质越来越坏,黑臭时间逐年增长,据一些专家们测算,黄浦江水再不治理,长此以往,用不了几年,将成为苏州河第二,到那时,1千万人民将如何饮水?对于这样关系到人民和子孙后代身体健康的大事,政府应该帮助上海认真治理三废,应该给予一定的经费。可是上海花到治理三废方面的钱少得可怜。按报告中说“1979年,国家确定全国49个大中城市可以从工商利润中提取5%的城市建设资金”。据说上海不包括在内,这是为什么?上海每年上交利润达一百多亿,等于创造一个多上海,曾要求每年给5亿元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三废之用,却一直落实不了。相反,象宝山工程,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追加,大笔一挥就解决了,这真是令人愤慨!我们强烈要求把治理上海黄浦江列入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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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王炜钰、李何林等
  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王炜钰代表说:准备在北京兴建的外贸中心投资原报二亿三千多万元,现已增为三亿二千多万元。这个项目要给美国人一大笔设计费和施工管理费,所借外债据说得12年才能还清,太冤枉了。清华大学许多人都对此感到气愤。我来开会前,大家对我说:“这次人代会如有诚意,你就给说说,如果没有诚意,那就算了。”刘达代表说:外贸中心要花多少钱?要不要搞这样大的规模?我们中国人又不是不能搞,为什么要找外国人设计?小组会上不少代表也希望外贸部负责人前来说明这个项目的情况。对去年这个问题的提案的处理,也不满意。刘达代表还说:现在有一股风,就是都在争建什么“五星”旅馆,据说每套房间的造价要八万多美元。旅游应该发展,但要不要建那么多高级旅馆?今后有没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住得起?对重大的建设项目,不能是哪位部长或副总理一说就定。如果不向人代会报告,大家提意见又不听,还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要人代会干什么?让他们少数几个人独裁算了!
李何林代表说:这次会议主席团决定,一个提案要有三人以上附议才能算数,我不同意。一个代表提的提案,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代表他接触的社会上有关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说话的,提案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这个规定是给代表提意见设置障碍,建议取消。而且希望提案审查委员会平时也能接受代表的提案,送有关部门处理。第一、第二小组不少代表都有同样的意见。中央乐团刘诗昆代表说,在人代会上,代表提出的一些构不成提案的意见,大会秘书处应收集整理,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并答复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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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代表云曙碧、杰尔格勒说
  要尊重民族自治地区的自主权
云曙碧代表说: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一般都分布在边疆、山区。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照顾,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给民族自治地区更多的自主权,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发展经济;只给些特殊照顾而不给自主权,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央煤炭部门在内蒙古霍林河建设煤矿,把80万头牲畜赶出草场,随便占地又不给一分钱,牧民和牲畜吃什么?建矿的解放军还随便占地垦荒,破坏了大片的草场,影响军民团结,影响牧民生活,也影响了牧业生产的发展。
杰尔格勒代表说:其它省有自己的林管局,如吉林、黑龙江都有,唯独内蒙古没有。我们只希望和其它省平等,也应该有自己的林管局。山西大同每运出一吨煤中央补给2元,而内蒙古运出煤炭一分也不给,这怎么能叫平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首先要搞好地方工业,而内蒙古许多地方只调出原料而不加工成品,很赔钱,比如煤炭、羊毛、皮张等等。呼盟扎赉诺尔煤矿,采煤赔钱,煤炭调给黑龙江省发电赚钱。昭盟元宝山电厂烧平庄煤矿的煤,发的电调走,税收却交辽宁省,这很不合理。希望国家在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要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能就地生产、就地加工,多用当地职工。
孟庆海代表根据鄂伦春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加格达奇、松岭两地区原归鄂旗管理,现在鄂旗划回内蒙古而加格达奇、松岭两地却没有划回来,要求中央能把这两地重新划回鄂旗领导。二、加格达奇地区有一个面粉加工厂,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地面粉加工问题而建的。现在归黑龙江省管辖,这个面粉厂只加工外省运来的小麦,本地小麦反而不加工了,我们只好把小麦运到外地去加工成面粉再运回来,这样每年国家损失370多万元的运输费,希望中央能把这个面粉厂划归我旗管理。三、我旗是林业区,现在我们只有保护森林的义务,却没有使用的权利,希望中央能解决我旗林权问题。四、我旗人口二十多万,盲目流入的就有二万七千多人,希望中央能明确规定,清理一些盲目流入的人员,减轻鄂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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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代表苏钢建议
  发挥贵州经济林木等方面的优势
苏钢代表说: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如叶委员长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正在迈着胜利前进的步伐。我们贵州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连续两年旱灾造成的严重困难。今年的油菜籽已经获得丰收,产量和收购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如果9月上旬气温正常,今年的粮食产量可望有一个较好的收成,人民生活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贵州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发挥贵州山区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的优势,逐步由穷变富,减轻国家负担,建议:
一、希望国家给贵州处理部分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产品的自主权。1985年以前,在国家每年调给我省10亿斤粮食帮助克服困难的前提下,确定我省木材、桐油、烤烟、生漆、茶叶、菜油等几种产品上调的基数,超基数的产品,由省自己处理,用以换回部分粮食和必要的轻工原料。要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使之能真正休养生息,使我省山区优势产品尽快发展起来。
二、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象油菜籽提价那样,希望国家适当提高木材、桐油、烤烟、生漆、茶叶的收购价格,并实行优质优价。
三、对油桐、生漆集中产区,给予适当粮食奖售,鼓励农民退耕种桐、种漆。目前我省尚无力支付这笔奖售粮,希望国家给予支持,如果有困难,我们拟用部分桐油换回粮食,进行奖售。
四、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实行“三包一奖”,即包种、包管、包产,责任到户到人,全超全奖。自留山、房前屋后和“四旁”植树,谁造谁有谁收,所有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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