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突出个人
顾锦屏
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必然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他们站在斗争前列，组织群众，指引方向，没有他们，人民群众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神化个人、迷信个人，反对把个人置于群众之上，置于集体之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原理，同鄙视群众、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了不懈斗争。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就批判了德国封建贵族的辩护士“把个别人物神圣化”，妄图使人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卡莱尔把世界历史归结为伟人的历史的谬论，批判了他鼓吹的“英雄崇拜”，指出群众才是实现先进思想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一起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蔑视群众的错误观点。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把群众污蔑为“没有批判头脑的”、“目光短浅的”群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痛斥了他们的妄说，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清除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个人迷信。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把德国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他们坚持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在制定同盟章程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抛弃章程中那些可能造成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助长个人迷信的规定。马克思谈到这一点时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厌恶突出个人，鄙视沽名钓誉。恩格斯在1859年给燕妮·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谴责了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利用报刊吹捧自己，并表明了共产党人对这种做法的态度。恩格斯说，这些人总是希望别人在报刊上奉承他们，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写的最蹩脚的诗看成比世界上最大的事件还重要，而我们共产党人“对成名感到一种几乎是犯罪似的厌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2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德国工人运动中曾一度流行的对拉萨尔的迷信作了坚决斗争。拉萨尔在世时，千方百计地突出他个人，不择手段地树他个人的威信，甚至大言不惭地授意别人为他写歌功颂德的诗文。一次马克思读到一首颂扬拉萨尔的诗，诗中说什么拉萨尔为德国无产阶级“开辟幸福之路”，“为民喉舌”，说什么“拉萨尔的豪言壮语，已经遐迩皆闻，响彻云霄”，等等。马克思极为愤慨，为了表示对这种可耻行径的蔑视，用了这样一句德国谚语：“这种东西臭虫都嫌臭！”拉萨尔死后，他的门徒又煽起对拉萨尔的迷信。他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大肆吹捧拉萨尔，把他奉为偶像，向他顶礼膜拜。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严厉斥责对拉萨尔的迷信，一再警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尽快地清除报上的这种幼稚的“偶像崇拜”。他们本来答应为该刊撰稿，但鉴于该报顽固地坚持拉萨尔派的立场，继续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最后声明同该报断绝往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如一地坚持唯物史观，同任何背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基本原则的言行作不调和的斗争。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行动中严格遵守这个原则，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他们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公认领袖，但他们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置身于群众之中，自觉地把自己列入无产阶级战士的行列。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但他们从不居功自傲。他们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普遍的崇敬和爱戴，但他们从不谋求个人的声望，不允许突出他们个人的作用，反对无原则地颂扬他们个人的功劳。这方面的事例是不少的。这里举出若干事例，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益。
马克思讨厌对他的歌功颂德。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作为国际的“灵魂”，为国际无产阶级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为团结各国工人组织，发展壮大各国工人运动，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战胜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作出了巨大贡献。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各种革命组织为了表示对马克思的敬意，给他写了大量信件。但是，马克思讨厌歌功颂德，不愿突出他个人的作用，这些信件都不予公布，甚至不予作复。他自己在一封信里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6—28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言过其实的推崇话。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辛勤劳动的结晶。它的出版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次革命。《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资产阶级报刊用沉默来扼杀它，无产阶级则把它看作是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热烈地欢迎它。他的许多朋友纷纷向他祝贺。一次马克思收到他的朋友库格曼的一封信，信中赞扬马克思，并转达了柏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汉森对《资本论》的评语，说它的出现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等等。马克思对库格曼信中的溢美之词感到不安，写信给恩格斯说：“无论如何我要写信给他，禁止他今后再使用他那一切过甚其词的推崇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77页）还有一次，库格曼给马克思寄去了他批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科比的信件。库格曼批评雅科比在关于工人运动目的的演说中抄袭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只提亚里士多德、德·梅斯特尔、欧文、约翰·穆勒等人的名字。他在信中向雅科比指出：这些人和马克思相比，除了亚里士多德，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您却不提这位被公正地称之为十九世纪的智星的思想家，等等。马克思看了库格曼的信，对他称颂自己的话很不满意，给他回信说：“你和雅科比的通信我基本上同意，但过分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一切总归有个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38页）恩格斯也一样，在他70寿辰时，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他看了很不高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对她也要训一训，因为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过分地颂扬我”。
马克思不同意给自己写传记。1868年7月，库格曼得悉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的刊物《凉亭》同意发表一篇马克思的传记。他立即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和恩格斯考虑到当时斗争的需要，劝说马克思同意写一个传记，由恩格斯亲自动笔。开始马克思被说服了。后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明了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说：“由于您和恩格斯都认为有好处，我让步了，曾同意在《凉亭》上刊登这一广告。就我的本意来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恳切地请求您彻底放弃开这种玩笑！……我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例如，迈耶尔百科词典的出版者早就写信来要我的传记。我不仅没有给，并且连信都没有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1页）
恩格斯反对为他组织公开的庆祝活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他的事业，单独挑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深受各国劳动群众的爱戴。在恩格斯生日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用不同方式庆贺他的寿辰。恩格斯反对这种祝寿活动，认为完全是不必要的热闹，他感到不能忍受。1891年11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为庆祝恩格斯71岁寿辰准备举行音乐晚会。他清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信中说：“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事稍有所闻，我就会赶快预先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9—310页）事后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中谈到，他对这个庆祝会未能举行感到满意，还说他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对这类场面过去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
恩格斯不赞成为他举行欢迎会。1893年8、9两月，73岁高龄的恩格斯实现了他回欧洲大陆旅行的宿愿，他到了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他本打算只以个人身份旅行，但在苏黎士适逢第二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代表的坚决请求下，他只好答应参加闭幕式，并致了闭幕词。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违背了他的愿望，打乱了他只以个人身份旅行的计划。后来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社会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在维也纳和柏林不得不参加了几次盛大的欢迎会。他虽然为革命同志的热情所感动，但他并不赞成这种排场。他对友人说：“所有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胃；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
葬礼简单朴素。1895年8月5日，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了一生的恩格斯与世长辞了。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仍把自己的一颗还在跳动的心献给劳动群众。他忍着癌症带来的剧烈疼痛，给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和劳拉写信，谈论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至于他个人的后事，他嘱咐葬礼从简，把骨灰撒在大海里。根据他的遗嘱，葬礼举行得简单朴素。参加追悼会的，只有他的最亲近的朋友、学生和几个亲属，约80人。遗体也遵照他的嘱咐进行火化，骨灰罐被送到恩格斯心爱的休息地方伊斯特勃恩海边，抛入离海岸两英里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一生中的这些片断，反映了他们质朴谦虚的高大形象。他们能够把自己制定的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贯彻于自己的行动，自觉地抵制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反对突出个人，提防个人迷信。多少年来，由于个人迷信流行，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受到压抑，人们的思想出现僵化，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最近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终身制、少宣传个人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对消除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在贯彻党中央的这些精神时，我们重温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模范行动，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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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值得想一想的“生活琐事”
裴少军
据报载：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经常深入实际，体察群众疾苦，解决了群众乘车、吃饭、住房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受到群众的称赞。
本来，文敏生同志所做的不过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的事，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可是，这样的事，居然在群众中引起了那样大的反响，这就值得想一想了。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黄金所以贵重，是因为它稀少。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象文敏生同志那样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人们也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了。遗憾的是，这样的事现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一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才显得那么难能可贵，才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这就正好从反面说明，在一部分领导干部身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还没有得到恢复和发扬。
回想战争年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那样亲密融洽，上自司令员、政委，下至士兵、炊事员，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战士负了伤、生了病，领导干部主动把自己的坐骑、担架让给伤员、病号，谁都不会觉得“稀罕”；那时的领导干部，既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威严架势。领导干部没有把自己当做什么特殊人物，群众也没有把他们当作
“外人”。如果有哪一个领导干部喜欢摆架子，搞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随便侵占群众利益，反倒是比较稀罕的事，立即会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有人觉得，领导干部整天忙的是大事，类似群众生活这些琐事，似乎值不得一顾。这种看法不对。什么是大事？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疾苦，就是大事。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不为群众谋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就丧失了当干部的起码资格。很难设想，一个遇到群众有困难无动于衷的人，能够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看起来是一些具体的小事，然而，群众正是从这类小事情上看我们干部的作风、党的作风；我们党的威信和传统，也正是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关心和爱护群众的具体行动，逐渐恢复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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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市发展商业网点的调查
近三、四年来，江苏常州市的商业网点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79年底止，全市已有商业网点（包括粮食、供销、商业、饮食、服务）1，036个，和1976年全市504个网点比较，增加一倍多，按城市人口计算，也由平均千人1．3个点增加到千人3个点。
常州市在商业网点建设上的主要做法是：
组织力量，迅速填补一批空白。1978年9月，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城建、公安、交通、物资、供电、财政、商业、粮食、供销等各主管部门和区居民委员会的力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82个网点，相当于原有网点总数的33％，缓和了商业网点不足的矛盾。
城市建设保证商业网点设置。结合城市改造，统一规划，新建了一批大中型的商店、饭店、旅馆。这些建设事先都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城建部门规划统建房屋时，坚持按建筑面积百分之六、七的比例，拨作商业用房，配套设置网点。在主要街道因改建、并迁等需拆除网点时，采取先建后迁，谁拆谁建的办法，保证商业网点不致减少。
利用社会力量，挖掘内部潜力。在郊区工厂、企事业单位办“下伸”商店，由工厂提供房屋、设备、运输能力和部分售货人员，商业部门出资金、给货源，在厂内办商店。同时，大力发展区办集体性商业和“三代店”，全市先后发展了152个点，其中有居民食堂、点心店、酒酱店、小百货店、洗衣店、理发店、水灶、缝补修理等十多个服务项目。在利用社会力量的同时，注意挖掘商业部门内部的潜力，有些主要街道的临街门面被占用当作仓库、办公室的，尽量挤出来开店，或扩大堂口和营业室。饮食、服务两个公司1979年挖掘这方面的潜力，就增加了67张饭桌和280多个旅店床位。
允许合作、个体商业存在和发展。1978年以来，给三百多户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发放了执照，允许他们经营饮食、副食、小百货以及修理服务行业。同时，注意搞好集市贸易。1979年全市集市贸易成交额达七百多万元。
陶琲 孙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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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将重印
中华书局在六十年代初编印过一套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当时出版了八种，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这八种即将再版重印。《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选取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以其在正史中的传记为底本进行注译，有的还附本人的年表及有关史料。对古代的一些人名、地名、职官和典章制度等都作了浅近明白的注释，译文也尽量作到通俗、生动、流畅，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将再版重印的是：《信陵君》、《廉颇、蔺相如、鲁仲连》、《商鞅、李斯》、《项羽》、《刘邦》、《赵充国》、《魏征》、《刘晏、杨炎》。除这八种外，已拟定了若干新的选题，正在组织译注，也将陆续出版。（凌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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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自觉地遵守“少宣传个人”的方针
于吉楠
最近，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并作出了具体规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采取积极而妥善的措施，把“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认真落到实处。
三中全会以来，在“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经过拨乱反正，逐渐地做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多了，宣传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少了；宣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四化奋斗的成就多了，宣传领导者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少了。曾经盛行一时的“突出个人”的局面开始改变了。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活动，仍然存在着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的情况，甚至对在世的领导人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过的场所、用过的东西，也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种做法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不仅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还不能认真落实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突出个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没有肃清。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封建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宗法思想、皇权思想、神权思想等封建遗毒，渗透到党内来，成为一种顽固的精神力量。再加上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别有用心地大搞“造神运动”，把革命领袖说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把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归功于个人，把一切希望和命运寄托于个人，从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一批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人物，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行一些恰当的不事夸张的纪念活动，对于研究历史和教育后代，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滥用各种形式，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就会走向反面。林彪、“四人帮”大搞现代迷信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我们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
有些同志并不赞成搞“突出个人”，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常常回避表态，或者把矛盾上交，害怕“秋后算账”。这种思想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把搞不搞“突出个人”当作“政治表态”。搞得凶的，可以博得“觉悟高”、“紧跟”、“高举”等美名，因而飞黄腾达；不愿搞的，难免被扣上“反对领袖”直到“反革命”的大帽子，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冒犯“禁区”，大有谈虎色变之势。彻底纠正这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恶劣行为，本身就是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遗毒。现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明确规定：“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借口“政治表态”，抵制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都是党的纪律不能允许的。要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突出个人的言行。
有的人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理由，为“突出个人”辩护，似乎“少宣传个人”就是没有或缺少“感情”。这是“神化个人”的影响没有肃清的另一种表现。共产党人从来不抽象地谈论感情，总是把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而不是用“感情”去代替原则。我们承认唯物史观，就必然承认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和党的领导，而不能仅仅归功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显而易见，没有党的组织哪能有党的领导人？没有亿万无名英雄哪能有少数有名英雄？我们党提出的“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如果一方面高喊热爱领袖，一方面又看不起人民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不惜拆毁工厂民房，修建纪念堂、馆、亭、碑，去搞“突出个人”，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感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出于对已故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热爱和怀念，要求搞一些必要的纪念设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非议的。对这个问题，党的方针是明确的，这就是应当有，而且应当管理好。但是，对领导人的热爱和怀念，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际行动。通过回顾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继承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才是最有意义的。
当前，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各项具体规定，需要大力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破除各种思想障碍，在党内外造成一种自觉地不突出个人的新风气。这对于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速四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