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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
郑异凡
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光辉典范。
但是，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一无可辩驳的真理提出挑战，借革命的名义否定继承过去的文化的必要性。他们宣传革命万能，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万能，可以凭空制造出无产阶级文化。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一批理论家为代表的一个“左”倾流派。他们的一个主要理论就是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过的波格丹诺夫是他们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普遍组织的理论是他们的基本论据。波格丹诺夫1918年春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后任中央委员，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吹普遍组织的理论。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存在和意识等同起来，认为物理世界是“集体人类”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而艺术则“用生动的形象”组织人类的经验，是“组织集体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而在阶级社会中则是组织阶级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经验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同过去的文化有任何共同之处，过去的文化艺术“不能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这个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理想的特殊阶级”。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旧皮囊不能装新酒”，“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在精神上同过去决裂”，主张“把资产阶级文化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要“摧毁资产阶级文化”。总之一句话：“不需要继承的联系”。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著名诗人基里洛夫在一首叫做《我们》的诗中写道：
我们狂热，我们好斗，
我们如狂似醉。
让人们对我们叫喊：
“你们是刽子手，你们扼杀美！”
为我们的明天——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
把博物馆统统捣毁，
把艺术之花踩得粉碎。
“左派共产主义者”把它当作诞生中的无产阶级新艺术的样板。马雅可夫斯基跟着质问道：“为什么不向普希金进攻？不向古典作家的其他将帅进攻？”他在送给基里洛夫的一本书上题词：“赠基里洛夫同志。同拉斐尔作斗争的同团战友马雅可夫斯基。”
果然，他们向古典作家发起了进攻。《未来》杂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地主作家或者官僚、官吏能写出什么对共产主义有价值的和有教益的东西呢？”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毫无用处，只会起毒害人民的作用，“资产阶级遗产的腐败的空气”“毒害着无产阶级的呼吸”。1918年底为出版古典文学作品展开了一场争论。在总结一年来文学出版工作时，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称赞当时在缺乏纸张和印刷厂的情况下出版大量古典名著，认为这简直是“奇迹”。他兴奋地说，让长满老茧的工农的手从书架上“选取伟大的俄国作家为他们写作，但迄今未能到达他们那儿的书籍吧！”这篇文章立即受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攻击，有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以俄国著名诗人茹柯夫斯基是沙俄国歌《神佑沙皇》的作者为理由，反对出版他的全集。《消息报》上也有人发表文章响应，指责出版古典作家的作品，说“这一切目前都是多余的，甚至是不能容许的”。他们的观点受到克鲁普斯卡娅的反驳。她在《没有根据的担心》一文中指出：现在害怕茹柯夫斯基的政治影响是可笑的，他过去没有这种影响，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更不可能有了；《神佑沙皇》这首诗，工人们过去听过不知多少次，而现在却认为他们读了这首诗之后会突然变成保皇主义者，这真是把他们当作小孩，甚至当作傻瓜看待。按照某些人的逻辑，为防止茹柯夫斯基、普希金等等古典作家的毒害，就应封闭所有的图书馆，把十月革命前出版的书籍统统焚毁。她针锋相对地声明，出版一个古典作家有才华的小书要比出版冒牌的“无产阶级”文集好得多！卢那察尔斯基也发表文章，正确阐述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用全人类的文明武装起来，它是历史的阶级，它应当在同整个过去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前进”，“借口资产阶级性质而扔掉过去的科学和艺术是荒谬的”。
有没有这样的蠢人呢？有的。在协会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有人声明：“我们需要的不是由别的阶级为别的目的建造的旧房子，这种房子充满着异己的情绪，我们在胜利后目前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不，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自己的房子，在这里每一块砖头都是泥瓦工自觉砌上的。”当然，他们没有蠢到愿做“穴居野人”，只是同意“暂时寄居”在充满“异己情绪”的房子里。
无产阶级文化派中有一部分人并不完全否认继承，也说需要过去的文化，但是认为继承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必须先制造出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波格丹诺夫就是宣传这种观点的。他多次说过，无产阶级是旧世界文化成果的合法继承者，不过因为旧文化遗产中既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珍贵成果，也有同它敌对的东西，它们搅混在一起，会“模糊和削弱”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为避免受害，需要学会准确地鉴别出其中有害的成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事先“制订独立的精神文化”，只有这样，旧世界的毒物才不能毒害无产阶级。这样，波格丹诺夫就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为继承文化遗产，避免旧文化的有害影响，就应事先制造出无产阶级文化来。这也就是说，在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无需继承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就能够在一片空白之中制造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来。波格丹诺夫总结说：“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考方式、自己的贯通一切的观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是无产者掌握作为自己的遗产的过去的文化，而是过去的文化掌握无产者，把他当作执行自己的任务的人力材料。”
波格丹诺夫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自然科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也是“阶级的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不在于它为某一阶级服务，或某一阶级用它来为自己服务，而在于科学的观点、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他说：“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具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含义，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中。根据这一观点，说有封建的几何学，然后有资产阶级的几何学，而现在则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几何学，这并非奇谈怪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科学是有组织的集体经验，是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劳动的工具；而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既是组织劳动的工具，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举例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各种不同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是资产阶级科学，从事这种科学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为之收集的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经验材料，从这个阶级的观点去理解和阐述这些经验材料，用他们所习惯、所掌握的手法和方法进行组织；结果这种科学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体制的工具”。如果有个别工人克服重重阻力掌握了这门科学，其结果只能是中毒受害。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这位工人会不知不觉地染上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掌握它的世界观，脱离科学的劳动本质，脱离同劳动阶级的联系，成为具有“典型的行会狭隘性特征的精神贵族”。
正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1920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过了几天，列宁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列宁在这里强调，不是要抛弃过去时代的文化成就，而是吸收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对当时苏维埃俄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俄国是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愚昧落后的封建传统严重存在，资本主义文化并不很多。因此，列宁多次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派高谈阔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列宁为当时文化教育战线提出的首要任务却是扫除文盲。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学会读和写，然后才谈得上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告诫那些一味打倒过去的一切的“革命家”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
否定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也就必然要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排斥以至敌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来，过去的文化是毒药，知识分子就是放毒者。排斥知识分子，这是十月革命后极为流行的一股“左”倾思潮。
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而不能由偶然或非偶然地接近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创造”。有人曾建议利用老知识分子来培养工人艺术家，他们一口回绝说：“绝对不行！不要资产阶级奴仆的可耻帮助我们也行！”他们要守住文化的大门，不放带着“臭味和毒药”的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意识对于“那些根据资本主义竞争原则培养出来的医生、法学家、工程师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说：“旧世界的艺术家不能，而且今后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艺术家。……我们大胆地断言，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即使他们在形式上入了党，按他们的艺术思想体系来说，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有的地方协会竟然以非无产者出身为理由把会员甚至领导成员开除出会。
他们否定大批历史上的和当代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例如，指责普希金用许多年时间去写《叶甫盖尼·奥涅金》，而没有花一分钟去描写矿工的生活；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失意的生活的苦闷，无产阶级不需要它。他们甚至主张把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的高尔基“逐出教门”，理由是他不是无产者出身，不能象无产者那样感觉，不能理解真正工人的心理，与其说他接近于无产阶级，不如说他更接近于资产阶级。
别人都不行，当然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来制造无产阶级文化了。普列特涅夫宣布，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得到解决”。列宁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十足的杜撰”。但是那时候有几个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呢？所以他们干脆取消专业作家、艺术家，即知识分子，而代之以生产工人。普列特涅夫写道：“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将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工人。”（列宁说：这是“一派胡言”。）实际上这是说，只有工人才能当艺术家，只有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搞创作。用他们的说法，就是用建筑工人取代职业建筑师，用油漆工人取代职业画家，用印刷工人取代作家……最后甚至连这种相近的职业也不需要，只要直接从事生产就行了。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显然，排斥广大知识分子，摒弃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结果决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只能是退回到野蛮黑暗的中世纪，甚至回到人类的蒙昧时代去。
对这场有关文化继承问题的争论，谁是谁非，实践早已作出了回答。由于推行文化虚无主义及其他一系列错误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从1920年以后就每况愈下，大批工人退出协会，许多作家另组新的文艺团体。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和当时文化战线的著名活动家却为我们留下了极有教益的意见。在这场争论中，无论是错误的主张，还是正确的意见，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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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介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杨永奎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编入了十位革命先烈的传记，其中有：中共一大代表、早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王尽美；武汉工人运动的先驱、著名的“劳动者律师”施洋；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肖楚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优秀军事干部蒋先云；在北伐军先锋部队叶挺独立团屡建战功、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卢德铭；黄洋界保卫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开辟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政权作出重大贡献的何挺颖；参加秋收起义并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井冈山两军会师立下不朽功勋的张子清；率部举行麟游起义、耀县起义和参与渭华起义领导工作的王泰吉；农民运动领袖阮啸仙；工人运动领袖邓发等。
我们党的历史，是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员，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鲜血谱写而成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党史工作中存在着只突出一个人一条线的错误倾向，因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人们对他们缺乏了解。例如，大家虽然熟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却不知道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是卢德铭同志；毛泽东所写的《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早已为大家所熟悉，但是对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何挺颖同志，却一无所知。这就给林彪、“四人帮”这类反革命阴谋家随心所欲地歪曲党的历史，鼓吹天才史观，造成了可乘之机。现在对于党史人物的调查研究和编写工作，广泛开展起来了，这是当前党史研究上出现的新气象。
占有大量材料，这是党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础。不仅要收集和参阅大量的文字资料，而且要趁许多革命老前辈还健在的时候，抓紧搞好采访工作，“抢救”资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编写者除查阅了许多文字资料外，还走访了烈士的亲属和战友，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新材料。例如，阮啸仙的亲属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阮啸仙论文集》；何挺颖的亲属提供了过去写的关于烈士生平的材料；烈士的亲属和战友还提供了不少照片、碑文、题词和实物等。这就使作者不但能对烈士的生平作出真实而准确的记述，而且澄清了一些存疑的问题，发现和纠正了过去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
过去一个时期，在宣传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是求全责备，完全否定，就是毫无根据地凭空拔高，完全肯定。本书对人物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比较如实的叙述和分析。对事件，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对前人，既不溢美，又不苛求；对问题，既不回避，也不含糊，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是值得大大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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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万岁”的称谓和威仪
穆福田
十年“文化革命”，我们和“万岁”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偌大神州，究竟有多少种“万岁”，恐怕就没人能考据清楚。当然，“万岁”虽多，主要的，为首的，还是领袖“万岁”。其它，则多是由领袖“万岁”加以引伸而来：领袖“万岁”，领袖提倡的事物不也该“万岁”嘛！于是“文化革命”、“一月风暴”、“四大”、“造反”也成了“万岁”。多年来，人们高呼领袖“万岁”，已经相沿成习，不曾觉得有何不当。但当领袖“万岁”派生出来的种种“万岁”肆虐十年之后，领袖“万岁”的口号本身是否科学的疑问，终于被合乎情理地提出来了。
欲审其末者当溯其源。仔细考订一番“万岁”的来源和演变，才发现我们中国人喊“万岁”是很有点子老资格的。“万岁”一词，曾见于《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这个“万岁”，纯属巫觋行骗，与后世的“万岁”当然不同。战国时期，呼“万岁”的就多了：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齐将田单诈降燕王，冯煖为孟尝君焚毁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此种“万岁”，已不同前，但仍是一种欢呼、喜庆之辞，并非呼秦王、燕王、孟尝君为“万岁”。直到秦汉以后，臣民才逐渐开始直呼至尊无上的皇帝为“万岁”。《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了刘邦临朝“殿上群臣皆呼万岁”的史实。《后汉书·韩棱传》记载：韩棱为尚书令时，大将军窦宪威震天下。一次，窦宪奉诏会车驾于长安，宪至，一班大臣欲伏拜窦宪，并呼之“万岁”。韩棱正颜厉色地说：“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于此可见，自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以来，“万岁”就逐步演化成为皇帝的专称了。“万岁”者，封建帝王之别称也。宋代学者吴曾认为，《诗经·大雅》中有“虎拜稽首，天子万寿”的话，人臣之奉上为“万岁”，当源于此。这也是一家之言。
有了“万岁”这个至尊的称呼，还要有显示这种至尊地位的一整套礼仪。唐代名臣魏征有诗云：“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说的是皇帝炫耀“万岁”威仪的整套礼节，是经由汉高祖刘邦手下大臣叔孙通草创的。后来的帝王及其御用礼官，一代代地沿袭、补充、修订，直到明清两代，终于形成了朝拜“万岁”的大套繁文缛节。据《明史·礼志》记载：皇帝即位，先要祀告天地，礼成，“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入朝坐定，“乐作”，“鞠躬三，舞蹈，拱手加额，呼万岁者三”。按明制，每逢重要节令设大朝仪，群臣都要山呼“万岁”。皇帝生辰，叫万寿节。逢此节，群臣不但要“敬祝万岁寿”，要“鞠躬”、“舞蹈”如仪，还要在领呼者引导下，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了清代，“鞠躬”、“舞蹈”、“山呼”仍嫌不足，又加进了“三跪九叩”。
“万岁”的威仪，是宣扬君尊臣卑、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就说汉高祖刘邦吧。他初登帝位时，“万岁”威仪尚未制订，群臣同他的关系颇为亲密。等叔孙通制定了朝拜礼仪之后，一声“万岁”，就把昔日过从甚密的手足远隔在君贵臣贱的丘壑两边了。“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讙哗失礼者”，“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皆引去”。看着旧日将相战战兢兢地山呼“万岁”，刘邦喜不自胜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万岁”的威仪还起了神化皇帝的作用。唐代一位大臣就说过：朝拜礼仪，“与接神相似”。一个地地道道的人，一旦当了皇帝，“万岁”仪仗一排，立时就成了“真龙天子”。皇权一旦被神化，即使雄才大略的帝王，也难免最终陷于自我迷信的深坑。以“贞观之治”闻名的唐太宗，尽管有一批诤谏之士不停地以“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相告诫，仍然逐步走向“渐恶直言”，露出了“万岁”爷的劣根性。
封建皇帝沉湎于“万岁”威仪，为一批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之徒大开了投机钻营的方便之门。后来，竟有人把唱“万岁”赞诗当成了一种职业。明世宗时有个袁炜，无他能，唯善写“万岁”颂诗。世宗常半夜而起，出片纸，让其写诗，袁举笔立就。皇帝过生日，他撰写《万寿节贺表》，曲尽阿谀。在古代典籍中，他的《贺表》居然成了这种拍马文书的代表作。因为颂赞“万岁”有术，袁炜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万岁”的称谓和礼仪，与封建皇权的诞生俱来，却没有随着皇权的垮台而消亡。它象胎痕一样，留在了我们这个反封建斗争很不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党对突出个人的倾向作过斗争，但终因种种原因，没有禁绝。民主革命时期，没有领袖“万岁”的口号。全国解放后，领袖“万岁”的口号开始出现，随着时间推移，“万岁”之声愈来愈高，弊病也愈来愈深。对个人的宣传越来越多，领袖被神化了，集体领导逐渐削弱；“一言堂”慢慢筑起来，党内民主有名无实；诤谏者被疏远，阿谀者却“爵禄高登”。党内生活中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现象，到“文化革命”发展到了顶点，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
教训是深刻的。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但也不能忘记领袖“万岁”的口号造成的不幸。党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决定，深得民心。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应当永远摈弃这类封建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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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出版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罗荣桓、谭震林、何长工、陈伯钧、肖克、张际春等同志在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下编完全是有关单位采访陈正人、何长工、江华、刘型、谭冠三、肖克等同志的记录稿，首次公开发表。陈正人的《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系统地回忆了从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到中国工农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期间，发生在井冈山根据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何长工撰写的《秋收起义和引兵上井冈》，完整地叙述了武汉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所经历的“五关”，即“登陆黄颡口”、“修水整编待命”、“秋收起义”、“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的斗争”、“芦溪遭受伏击”的经过；诸如江华的《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肖克的《从红四军成立到离开井冈山前后的几个主要战役》、欧阳毅的《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谭冠三的《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八月失败”的直接造成者杜修经写的《八月失败》一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八月失败”的全过程，而且以当事人的身分，披露了一些与历来说法有所不同的细节。
（杨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