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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案选登
组织对物价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陈昊苏、曾海生、毛宪和张来芳提出：近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物价滥涨和变相滥涨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物价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现在物价所以控制不住，既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执行不力的原因，还有一些企业单位不顾人民的利益任意敛钱，而政府却没有得力的措施来加以制止。
建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由人大常委会组织对于物价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赋予它对政府物价管理部门以监督之权，并责成它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制止物价滥涨的有效措施，以备审议。
建立能源开发和节能的具体工作机构
李津身、郑在校、赵方民和任邦怀提出：能源问题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四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能源消耗水平，相当于日本，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却为我国的四倍，可见我国能源节约的潜力是巨大的。但节能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课题，除中央及省市成立能源领导机构外，还应当设立执行上述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要在适当时机召开一些能源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经验交流会等，以便集思广益，使能源开发和节能工作，尽快取得更大的成效。
建议中央和主要省市成立能源的调查研究、综合规划、制订方案、措施的具体工作机构。召开能源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中央及省市有关方面及专业人员参加），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统一认识，拟议初步方案、设想等。制定有关能源政策法令、规章制度以及对能源工作成果的奖惩办法。
纺织工业要尽快实行四班三运转
吴桂林、杨兰英、章丽均和沙德义提出：为了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轻纺工业要尽快搞上去，这对轻纺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来讲，是光荣而艰巨的。根据纺织单位女同志多的特点，一些地市已经实行了四班三运转，这样大大减轻了工人的负担，有利于身体健康，促进了产量、质量的不断上升。可是由于职工人员有限，很大一部分地方纺织工业还不能实行四班三运转。八小时的紧张工作是很疲劳的，再加上女同志家务繁重，直接影响了身体健康。现在没实行四班三运转的纺织企业普遍存在胃痛病、心动过速、关节炎、贫血病等，大家都很渴望早日实行四班三运转。因此，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轻纺工业人员定额多拨一些，使四班三运转普遍实行，以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促进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解决群众售猪难的问题
杨德水、张臻平、屈天富和李保田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正确政策，农民无不欢欣鼓舞。农民饲养猪、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农民好不容易喂了猪却三番五次卖不了，同时在收猪中还出现了走后门和压等、压价的现象，有的还规定了卖猪带肉的土政策，长此下去将影响社员养猪的积极性。
建议对社员养猪卖猪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真正使三中全会的精神得到落实，使农民从养猪中得到好处。
因地制宜发展多年生经济特产作物
章文才、陈华癸、李国平、吴于廑、王之卓、华煜卿、裘法祖和刘叔鹤提出：我国南方亚热带、热带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自然资源非常优越，但由于长期破坏生态平衡，水土冲刷严重，有“山穷水尽”的现象。江西赣南19个县（市），红壤荒地有500多万亩，成为“红壤荒漠”。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估计有可以利用垦殖的荒山丘陵1亿亩以上。利用这些荒山丘陵，因地制宜地发展柑桔、龙眼、荔枝、凤梨、柿、枣、核桃、板栗、香蕉、鳄梨、檬果、咖啡、可可、胡椒、茶叶、蚕桑、油茶、油桐、漆树、乌桕、油棕、剑麻、香茅、苎麻、橡胶、楠竹、文冠果、猕猴桃、药材等经济特产作物，可以保水保土，防止土壤冲刷，保持生态平衡，发展山区经济，提高集体积累，提高山区人民生活水平。积极发展南方山区丘陵多年生经济特产作物，是集体经济由贫到富，恢复生态平衡，加快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的捷径。
建议由国务院召集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联合制订区划，按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建立特产作物商品生产基地。农、林院校，中国农、林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互相配合，为基地的建设服务。在适宜的地点，选择一个地区、县或公社，建立以一种多年生经济特产作物为主的现代化示范点，农、工、商，产、制、贮、运、销密切配合，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多年生特产作物的商品生产基地。
加快修建北京市地下铁道
王森、张启斌、冀先民、彭合朋、刘森、孔庆智和刘英智提出：地下铁道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北京市地下铁道的建设，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以及后来几次变换领导关系，致使当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为：一、一期工程1965年开工，1970年就正式对外开放，到目前已达10年之久，仍不能正式运营。主要是北京市和有关部门互相扯皮，推来推去，至今不验收和接管，致使一期地铁管理混乱，年年亏损，吃基建投资，造成严重损失。二、二期工程1971年开工，已经9年多了，由于国家缺乏统一计划，材料投资均得不到必要的保证，因此造成二期工程工期长、浪费大、造价高，北京市人民对此意见较大，希望有关部门向群众说明情况，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地下铁道的修建速度，以便挽回政治影响。一期工程（北京站——福寿岭）应尽快正式验收交付运营。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北京地铁一期工程验收委员会或验收小组，办理正式移交手续。当前地铁主要是解决北京市的交通问题，应由北京市接管，不能再推来推去。
制定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批准程序
王惠德、关山复、钱钟泰、刘振奇、赵喜明、田中山、王若水、李何林、焦素芬、许维英、江牧岳、侯宝林、李瑞环（陈昊苏、周启国、陈志新、余光茂也提出同样内容的提案）提出：多年来某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确定，没有经过仔细调查研究，没有成文的制度规定确定这些项目所必须经过的法定程序，往往只经少数人批准，仓促上马，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因此，必须制定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批准程序法案。
建议确定法的内容应包括：一、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法定含义。例如投资一亿元以上、十亿元以上的项目，应列为重大和特大基本建设项目。二、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设立，必须分别经过科学技术专家讨论和经济核算专家讨论，提出几个方案，以便进行比较，选择最优方案。三、由主管单位负责人签字负责向人大常委报送最优方案，同时报送技术比较方案和经济效果比较方案，以便讨论。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例如一亿元以上），必须经过人大常委讨论通过，才能列入国家计划。特大基本建设项目（例如十亿元以上），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列入国家计划。五、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例如南水北调方案、长江三峡水电站方案等的确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送办法同上。六、其他必要的法律程序。
治淮工程任务要继续完成
张劲夫、马长炎、张祚荫、孟富林、马浩谦、张学勤、沙承祥、朱朝俊提出：解放以来，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下，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治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安徽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治淮工程任务没有坚持下去，是一项重大的半拉子水利工程。现在治淮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的遇水不能排，有的遇旱不能抗，有的水利工程没有配套。安徽淮北泉河、北淝河、包河、浍河、奎河、濉河等河流没有根治，淮河干流很多工程还没有做，淮河省与省之间的很多水利纠纷矛盾也未解决。这些问题如不全面规划，彻底解决，沿淮两岸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好发展。
为此，要求恢复建立象解放初期那样的治淮委员会，由国务院一个副总理挂帅，水利部长、农业部长及苏、豫、皖、鲁四省负责同志参加，把淮河流域全面规划抓起来，并解决省与省之间的矛盾。至于工程进度，根据国家财力、物力量力安排，时间长些也可以。
尽快解决天津市区用水问题
沈尔炎、于桂兰、刘俊秀、田秀英、陈金荣、庞淑兰、刘家英、李玉琴、叶大清、冯德路、高玉堂、张立贵、殷宝华、伉铁隽、张初阳、曹本熹、闵恩泽提出，天津市目前严重缺水，但天津外围地下有含水丰富的奥陶纪石灰岩地层，它与煤矿伴生。因此，在采煤的同时，采取措施降压，把水一起开发出来，既可以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又可以解决天津市区用水。峰峰、邢台、蓟县、玉田等煤矿均煤多、水大，建议天津市与煤矿合作，开发水源。
把治理黄浦江污染问题纳入国家计划
吉长山、邵荣宾、施如璋、左淑东、吴若安、王玉贵、袁雪芬、倪谷音、裔式娟、左英和姚芳平提出：黄浦江是与上海一千多万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一条河流，上海人民都饮用黄浦江的水，六千多家工厂都使用黄浦江的水，郊区10个县的庄稼都靠江水灌溉。由于工业三废排放，1956年以后，黄浦江水质开始恶化。现在污染程度重，污染范围大，全市每天约有四百多万吨未经处理的废水污水，直接排入了黄浦江及其支流。黄浦江的10条支流——苏州河、杨浦港、虹口港、蕴藻浜、沙金港等支流已终年黑臭如柏油。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不仅黄浦江受到污染，长江和东海也已遭殃。不仅黄浦江鱼类绝迹，连长江口过去盛产的银鱼也濒于绝迹，拷子鱼损失了95％。
建议一定要把治理黄浦江列入国家计划；新建的工厂企业，一定要做到“三同时”。建造宝钢一定要有除尘设备，脱硫装置，绝对不能让二氧化硫到处飞扬，污染市区；一定要制订逐步改造、治理老企业的计划，有些必须搬迁的，一定要搬迁；全市兴建3个百万吨级2级污水厂（包括管道配套），使污水经过处理后才排入江河；培养建设一支治理三废和预防三废的专业科技队伍。
改革社会车辆管理体制节约能源
曾祝钦、朱正春、曾吉明和吴晖提出：目前我国车辆管理混乱，浪费能源的现象相当严重，社会车辆主要分散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占全国车辆比例相当大。这些车辆在运输中单边空驶率约占60％左右，运输效率很低。有些企事业单位，由于生产所需原材料运输无计划，有时车辆仅装几百公斤来回跑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有的还跑遍几个省。企事业单位用车只图方便，不讲经济效果。这样，就严重的浪费国家的能源。现在交通部门搞了一个“三统”（即统一安排货源、统一平衡运力，统一管理运价）管理。但是车辆的产权还是属企事业单位，这样与“三统”管理就出现了不少矛盾，企事业单位要急运的货物运不回，与“三统”管理单位经常发生吵闹，不服管理。因此有些县、市搞不起来，就是搞了“三统”管理的县、市，仅起了收管理费的作用，单边空驶的现象仍然严重。车属单位对收管理费很有意见，既收了养路费，又还收管理费，认为负担太重。
建议社会载重汽车统一归口管理，成立运输公司，专业对口管理。
将南疆三地区列入国家重点支援地区
铁木尔·达瓦买提、阿衣奴拉·阿皮孜、塔衣尔·买买提力和阿不都拉·吐逊提出：南疆三个地区（喀什、克孜勒苏、和田）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人口三百五十多万，少数民族占90％以上。解放后，在党和国家关怀下，有一定的变化。但是，经济、文化发展很慢，人民吃、穿、用很困难。近一、二年来，自治区党委重点抓了这些地方，政策放宽了，逐步发展南疆的优势，已有一定效果。但自治区本身经济不发达，力量有限，要彻底改变这些地区的条件，经济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把这三个地区列入国家重点支援的地区之一。这对改变和繁荣整个自治区的经济，将有重要意义。
恢复原国歌歌词
钱钟泰、关山复、冯至、许明月、夏鼐、赵喜民、王惠德、王若水、侯宝林、王言昌和江牧岳提出：（一）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名作家和音乐家田汉、聂耳的传世之作，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英雄豪迈情操，是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曲。开国时，经首届政协通过为国歌，体现居安思危的精神，深入我国人心。（二）修改国歌歌词，是在极左思潮流毒尚浓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当时所谓的“理由”有二：一曰原歌词作者“有问题”；二曰我国社会主义形势大好，不能再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看来，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新国歌歌词，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欠妥。（四）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新国歌歌词并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听不见有人唱。因此，提议恢复原国歌歌词。
改革干部病故处理办法及追悼仪式
陆惟善、姜泗长、刘白羽和洪民提出，干部病故后，多数已同意作尸体解剖，为革命作出最后一次贡献。但一般干部家属、工人、农民对此则很难同意，或甚至有反感。死后仪式则多数力求隆重，把子女都从外地叫来。火化前要穿新衣服、新鞋，结果一烧了之。每个来参加追悼会的人，至少要花两小时时间，如能用在工作上，不更好吗？其它如花圈、礼堂的费用，不在此列。为此，宣传每人死后，都做尸体解剖，为革命作出最后一份贡献；由火化场特制大纸袋或塑料口袋，代替穿新衣、新鞋；除必需照顾另一位父（或母）的一、二个子女外，其余一切亲属不应从外地叫回，更不应从国外叫回；骨灰由火化场统一处理不由家属取回；除有特殊贡献的高级首长、科技人员、工农群众外，一律不登报。可用墨油印发一份此人已病故的通知，寄给至亲好友。
建议湖南省停建长沙革命公墓
陈国忠、罗廷保、黄仲藩、周兴昌和吴晖提出：据长沙市一些群众和熟悉内情的干部反映：湖南省委批准兴建的长沙公墓，规模宏伟，耗资巨大，据说长远规划高达三、四百万元。第一期工程就耗资70万，其中火化间一项就用30万元。对此，群众很有意见。长沙革命公墓的毗邻就是火葬场，为什么革命老前辈逝世后，就不能与普通老百姓同炉火化，而非要另起炉灶不可？建议：湖南省政府重新研究，或缩减此项工程投资额，或将此工程下马。
适当增加职工探亲时间
张华、田泽普、唐泽淮、刘连生、罗春堂、赵琦、李临庄（潘松辰、王守宪、刘汉三、朱凤珍和阎志新也提出内容相同的提案）提出：国家职工，探亲假时间太少。每年只有12天（不包括路程）。一个职工工作30年，才只能得到360天探亲假期。夫妻两地分居，一辈子在一起生活也不过是一年左右。职工婚后，便不能再探望父母。尽管父母年老多病，也不能去探望。要探望也只能请事假，自备路费。这对于工资本来不高的职工，是一个很重的包袱。
建议：适当增加探亲时间，可仿照部队的办法，未婚前探亲时间为16天，婚后为一个月。尽可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对于家属在农村的职工尽量调近或规定工作一定年限后准予带家属进城（如15年或20年均可）。对于婚后职工，可适当给时间去探望父母（如5～8年探一次父母，时间在15～20天均可）。
解决插队知青就业后工龄问题
章丽均、杨兰英、陈贵真和吴桂林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有的已有10年之久，国家又把知青从农村调回城市，安排就业。这次40％的工资调整，在对待农村插队知青与农场知青待遇问题就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对插队知青来讲，工龄从就业后进单位开始算，那么插队10年不做考虑，而农场的知青却从到农场后算起，有一年算一年的工龄。这样对插队知青来讲，是想不通的。再讲，农场每月收入有保障，农村插队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给，要靠父母来供给，包括吃、穿、零用。在这次40％的工资调整时，工资待遇还是比农场差，这样不公平、不合理。因此，建议农场和插队知青的工资待遇要一样对待。
建立国家经济监督检查机构和制度
刘建章、廖诗权、谭葆宪和胡逸平提出：当前在经济活动中贪污盗窃，特别是损失浪费问题，大量存在，这是进行四化建设的一个障碍。为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经济政策、法令、制度切实贯彻执行，只依靠一时一事的监督检查和内部的监督检查是不够的。鉴于我国在经济监督方面，国家的经济监督还是一个空白，为此我们认为在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建立国家的监督检查机构和制度，进行专门的经济监督检查，这对克服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领导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作风，防止损失浪费和经济犯罪行为，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提高对经济活动的高度责任感和遵守政纪、法纪的自觉性都是必要的。
建议对检举揭发实行物质奖励
戴兴庆、丁金国、蒲云开和陆国平提出：建国以来，群众对于检举和控告违法乱纪的积极性一贯是高的。但绝大多数是检举人由于国家、集体或其本身利益遭受侵犯时而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经济政策，当集体违法乱纪取得利益时个人也可分享，这种情况的出现肯定将会降低群众检举和控告违法乱纪的积极性，使国家较难发现和惩办这些违法乱纪现象，因此应该实行物质奖励的办法鼓励检举揭发，使检举人在经济上有所得益。
加速经济立法工作
陈国忠、黄仲凡、周国和、黄仲钦、唐利君、丁招娣、周兴昌和李惇谊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保护竞争。所有这些新的经济方针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这就要求国家行政部门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以保护国家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由于目前立法不全，在实行这种管理和监督时，缺乏法律、法令根据，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从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来看，如工商企业经营法、商标法、合同法、打击投机倒把条例等都急需研究制定，颁布施行，才便于工作。
精简行政机构
樊玉珍、靳传廉、黄文忠、刘应泽、高述存和傅登殿提出：当前各级行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层次繁多，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十分严重。中央曾多次强调精简，而实际在不断地增设新机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相当普遍，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改革、精简，提高工作效率。
建议，国务院要对中央、省、地、县各级行政机关，分别不同情况，拟订一个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并规定一定幅度，对不合规定的，坚决撤、并、缩，对精减下来的职工，可以采取多条办法，妥善安置，有的退休、离休；有的可选送进修班；有的可充实到生产单位去。
人民公社政社分开
佟玉兰、马玉莲、杨宝清和陈玉良提出，政社合一不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目前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有党委、有管委会、有公安、武装、民政、共青团、妇联、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等，部门特别繁多，而真正抓农业生产、抓经济的人员却少得很。这样结构带来的只能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势必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所以政社合一的体制应该进行改革。因此，建议政社分开。
成立民意测验委员会
魏正亭、傅长云、马同恩、韩秀云提出：我们国家决议的重大事情，在人民群众中究竟赞成拥护的多少，反对的多少，不表示可否的多少，要搞调查。这样才能使国家机关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调动人民群众大干四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也可改进政府工作。国家、省、地、县对重大事情实施一个时间后，由各方面的可靠人员组成民意测验委员会，进行民意测验；民意测验委员会应在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人大增设各类委员会
吴康民、费彝民、石慧、何贤、杨光、冼为铿和胡九建议：人大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物价调整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遴选人大代表参加。每年人大会议开会前，各委员会先行开会（会期可连接，以节省交通及召集时间及费用），将各类专门性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建议，可使人大会议开得更精简一些，也使一些要通过的法律和提案能得到更好的酝酿和研究。设立若干委员会的办法、人数、职责可参照原有的各委员会而酌定。
在人大常委会下设外交委员会
滕耕耕、邢信福、张永义和张香芬建议：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外交委员会，由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专家组成。
外交委员会以研究、制订对外法令、宣言和政策为主要工作。外交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有责任向代表们报告我们国家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归纳代表们对我国外交工作提的建议，提出修改我国对外法令、条约的建议，呈人大常委会审议；负责回答人大代表对外交工作的质询。在人大闭会期间，负责收集、整理人民群众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建议和批评，负责向人民群众公开解答我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外交委员会还负有监督外事部门的工作，积极地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各部门和人民群众对国家外事工作的反映，提出改进我们国家外事工作的积极意见。
严格控制修建纪念建筑物
夏鼐、侯宝林等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及其流毒的影响，在建立纪念馆的问题上出现了多而乱的现象。这种作法，不仅把领袖人物偶像化、神秘化，而且搞得劳民伤财，毫无教育意义，而在客观上却起着散布封建主义，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副作用。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对建立革命纪念建筑物问题进行一次普查。加强对革命遗址和历史旧址的保护，严禁在保护区修建院校、工厂和高大建筑物。不要在历史旧址搞绿化设施，设立说明牌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要加上我们的主观意志。
大力培养企业管理高级人才
陈华癸、陈宗基、马承诚和刘叔鹤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工、农、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高级生产技术人才，还需要大量优秀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没有能胜任的经营管理人才就不能将现代化企业管好，使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人力、技术力量发挥到最佳状态。高等学校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系在我国实际上处于空白情况。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既需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社会科学知识，还需要有有关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系统地掌握这些知识需要接受四年制的高等专业教育。为此，在工、农、商业高等学校中设立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系，在系内分设若干专业或专门化；选派有生产技术知识的人员去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取长弃短，结合我国实际，建立我国的工、农、商业经营管理高等教育。
实行科教人员交流
陈念贻、赵兴华、吴肇光、周恕和杜棣华提出，目前科教人员人才浪费严重，人才成长很慢，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事制度统得太死，特别是对于中、青年科教人员，基本上是“本单位所有制”。目前人事制度，科教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安排，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毫无自主权。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人事制度的根本改革，牵涉的面很广，我们此处先提一套目前切实可行的人才交流做法：
（一）凡讲师、助理研究员以及研制单位的工程师以上科教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工作的前提下，有权接受外单位聘请兼职，或者担任客座职务。
（二）各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可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兼职人员和客座人员，各有关单位可根据应聘者的科研成果、教学经验、学历，经过考核，择优录用。
（三）各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应要求本单位的讲师、助理研究员及工程师以上人员每隔三、五年到外单位工作半年到一年，可以根据本人专长到高校讲课，到工业部门参加解决技术问题，或到其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课题，通过这种做法，使科教人员扩大学术视野，交流学术观点，并考核其成绩和水平。
（四）特别提倡地区之间科教人员互相兼职或短期交流，担任客座职务，以利边疆和后进地区科教事业发展。
（五）在本单位内部组织研究课题，也要注意尽可能自愿结合，以利发挥积极性。
（六）关于兼职、客座人员的待遇，建议制订一套合情合理的办法。
大力提高一般中小学教育质量
吕叔湘、刘佛年、钱宝钧、李锐夫和苏步青认为，现在谈到培养人才，多着眼于大学教育以及研究生、留学生等等，谈到中学则往往只谈保证少数重点学校、重点班，以及多办职业中学等等，而为数众多的一般中学（尤其是初中）以及数量更多得多的小学，它们的整顿提高问题则不知不觉被忽视了。目前大中城市的中小学，能保证质量的不到半数，其余则有的较差，有的很差；边远城镇以及农村地区，则合乎部颁标准的为数更少。因此，大力整顿提高城乡一般中学（尤其是初中）和小学的教育质量，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的根本，已经是刻不容缓。建议：
一、请国务院通令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最短期间内做到下列各项：
（一）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教育专款绝对不得挪作他用。（二）校舍被占用的要限定在最短期间内归还；校舍破旧不适合使用的要迅速修复；校舍不够用的要增建；课桌等用具要配备齐全。（三）教学参考图书，教师进修用书，教学仪器要备齐。要有供学生借阅的图书馆。（四）中小学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是有教学经验的专业人员。不合此项标准的原有领导人员限于一年内撤换。（五）三年至四年内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六）不得将优秀教师尽数配给重点学校、重点班，非重点学校和非重点班也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七）各地教育厅、局、科要对所属学校认真实行视导督察制度。（八）学生毕业一定要符合部颁标准，绝对不得以“毕年”代替“毕业”。（九）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如因家庭困难无力升入中学，要给予奖学金，使能升学深造。
二、请教育部制定中小学教员检定制度，分别免试检定与考试检定，严格执行。检定合格的发给证书，检定不合格的限期进修，再次检定不合格的不得充当教员。
中小学学制恢复原来的12年制
范毓彪、马承诚、华煜卿、彭志忠和黄德忠提出：根据湖北应城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教育局到黄滩、天鹅、三合3个公社6所中小学调查情况的报告，从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制度以来，广大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但是，由于中小学学制缩短，教材层层下压，教材分量加重了，学生学习年限反而由原小学6年缩减到5年，中学由原6年也缩减到5年。据广大师生反映，很多学校每学年的教材都讲不完，学生也难以接受。现根据我们调查和召开部分教师座谈情况的反映，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使学生基础知识底子打得牢固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建议中小学学制恢复到原来的12年制。
加强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
曾海生、毛宪、康风、张来芳提出：妇女、儿童占全国人口的60％—70％，目前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综合性的儿童医院和妇女、儿童的专门研究机构太少。北京市30年来只有一所儿童医院，每天看病的儿童高达上千人。城市中儿童要2岁才能入托，家中如果没有老人照看，势必极大地影响父母的工作精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加强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建议增设妇女、儿童保健的研究机构及综合性儿童医院，建议女工的退休年龄可以再提前一些，并且实行对计划生育的女同志哺乳期留职休假的办法。实行计划生育以后，独生子女的数量不断上升，更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
发展电视广播大学和函授教育
滕耕耕、张香芬、乔平、程开甲和李扎根提出：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不富裕，尽管国家每年在财政预算中不断增加教育经费，但是毕竟满足不了全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广大青年求学的迫切愿望。由于校舍、教员的局限，我国目前每年只能招收二十多万大学生，远远适应不了飞跃发展的四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建议象党中央号召的那样，广开门路，举办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加速培养技术人才。除了中央电视大学逐年扩大招生外，中央电视台可以在每天傍晚7点以后，开设新的频道，重播当日电视大学讲授的课程。这样，可以使许多没有被电视大学录取的中青年在下班以后，也能收看电视，接受高等教育。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也可安排数理化和外语的高等教育。还可大力开展高等函授教育，尽量扩大招生人数。总之，要千方百计使我国更广泛的群众，直接利用工余空隙时间上“大学”。
电视台开辟专门频道进行业余教育
赵喜明、李义福、刘振奇、王言昌等提出，目前电视大学的教课时间是白天，在职青年无法广泛利用。应从速开辟专门电视频道，在早上5时至7时、晚上5时30分至9时30分进行电视教育。广播电台可以在没有电视的地方起辅助作用。
尽快制定“青少年保护法”
曹文年、李子良、牟增善、栗成文和季贵行提出：彭真副委员长、黄火青检察长分别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和如何处理青少年中的犯罪分子的方针、措施是正确的，关键是怎样落实。青少年一代的总体、主流是好的，是建设四化的生力军。但是，由于这一代青少年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缺乏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法纪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犯罪活动越来越多，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1．青少年处在长身体、长知识、想象力丰富的时期，但思想单纯，缺乏社会经验，容易上当受骗。因此，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要尽快制定“青少年保护法”，坚决打击诱骗、怂恿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严惩首恶犯，教育挽救大多数，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人大常委会应成立一个青少年伦理、道德、心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小组，为如何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开展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提供理论根据。
建议在北京设立“青少年科技中心”
高士其、路达、任玉珍、廖灿辉提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培养科技后备力量十分必要，非常迫切。建议国家在首都——北京建一所“全国青少年科技中心”，以满足广大青少年学习、研究科学的需要。
“科技中心”是专供中、小学生课外开展科技活动的中心场所。在那里，通过电影、录象、展览、报告把孩子们带进科学的大门。通过实验、观测、考察、动手制作让科学成为青少年们的好朋友。在那里，从天文、地理、地质、气象、航空、航海、生物、化学、物理、数学各个领域向青少年们普及科学知识。把电子技术、能源、生态、激光、空间、计算机等新技术交给一代新人。
“科技中心”追忆祖先的业绩，宣扬“四化”的进程，激励青少年攀登科学的高峰。此事，请国家计委列入计划，由北京市列入城市建设规划，解决地皮问题。具体筹建工作可交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负责办理。
青少年业余教育经费列入计划
赵喜明、田中山、沈秉镇、林佳楣、焦素芬、许维英、芦国俊、杨世荣等提出：
一、我国有1．88亿青年，近两亿少年，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建国30年来的实践证明，业余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拨专款加强业余教育是很划得来的，也适合我国实际情况。
二、目前我国每年有300万中学生走上社会。这些青年应该组织起来进行文化补习和职业训练，为他们继续深造或就业作准备。
因此，建议把青少年业余教育经费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可占预算总额的2％左右（不含地方财政拨款）。此款主要用于建设青少年宫和各种青少年文化、科技、体育活动场所。
提高农村教学质量
申纪兰、朱文华、贾巧香和杨频提出，现在农村教育质量不高。一般都是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教师很缺，质量很低，学生应该学的东西，好多都学不到。建议1．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充实农村教师队伍。2．一些高等学校可以挖潜办一些专科班，两年毕业充实农村教师队伍。3．有计划地轮训现有农村教师。4．给农村中、小学多拨一些经费，增添一些教具和图书。
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办法
魏心一、许学受、周怀衡、赵敏学、杨承宗、张涤华、王泽农、王劲草和孟富林提出，全国第一届考试录取的学生，1982年初就要毕业了。如何分配使用、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大学毕业仅是完成学习的第一步，以后在工作或学习中还要再提高。所以，毕业后的分配和工作，是能否培养出有用之才的关键之一。
过去的大学生分配，由计委订指标，由学校人事处及系总支按照学生的出身、成份等有关情况分配。有些成绩不好，学习并不努力的，也可能留在大学当助教，或者分配到研究机构做研究人员，结果事倍功半，培养不出人才。有些人因为生活习惯、家庭牵制或其他原因，分配到新工作岗位，就不安心于他的本位工作，要求调动，长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建议：
1、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待遇，应根据他几年的学习成绩，给予不同的安排。
2、分配前，应征求接受单位意见，使他们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及其特长，以免安排不适当。
3、分配的工种要尽量照顾个人志愿，发挥专长，避免用非所学。
4、分配地点，在国家需要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志愿，尽量使他能高高兴兴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做出贡献。
5、大学毕业生待遇，不应全国一律，应按学历及成绩，分几个等级，以别高低。
6、大专学校需要的接班人，可采取招考办法，有志于大学教育者报考，择优录取，不但本校的毕业生可考，其他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费大学或同等学历者也可报考，这样对选拔人才有利。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在兑现
严祖逖、张志鹤、唐霞辉、王远和曲永洵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目前在不少方面还没有兑现，如在工资、住房条件、子女就业、夫妻分居两地、工作学习条件等方面，很少或没有得到具体照顾。特别是中年工程技术人员，在工资待遇方面和工人相比，差距较大。所以他们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并没有真正调动起来，感到不如当工人。
建议国家下决心及早进行工资改革，统一技术人员工资标准，科研、企业单位的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统一按国家技术级；在套改技术职称的基础上实行基本工资加职务津贴；在住房、解决夫妻团聚等问题方面，定出具体条条，使人有盼头。
拨专款解决中小学危险房屋问题
周尔辉、斯霞、晏夕飞、王学仁、彭传友、李子良和盛桂元提出：目前中小学危险房屋大量存在，仅江苏省就有200万平方米，严重危及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尽管省委今年专题补助400万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建议国务院和教育部认真研究，最好挤一点其它经费，专题拨款解决中小学危险房屋的问题。
关心教师、班主任的工作和生活
严惠珍、黄荣昌、何天宠、冯德民、吴诸辉、马允武、艾万胜和王兆成提出：当前在学校出现重数理化，不重政治的严重倾向。如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不愿当干部，不看报纸等。在教师中也认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可有可无的。95％以上的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工作，因为班主任工作繁忙，特别是住读学校担任住读班的班主任，从早晨五点多钟起床，深夜12点钟，甚至更晚才能睡觉。同家长联系，社会联系也少不了班主任的份，有时发生偶然的事件，得花一周多的时间才能处理好，班主任很辛苦是众所周知的。班主任是一门学问，班主任工作是一套艺术。既然如此，在一些政策上，我们认为是处理不恰当的，以至造成在学校教师中95％的人不愿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愿当班主任。比如特级教师每月补助30元，模范班主任每月一文不补助，彼此相差悬殊太大。建议：
1．评定“特级教师”除其它教学知识方面的条件外，强调应有教育和管理学生的能力。2．评定“模范班主任”要增一条能胜任自己所教的学科，效果较好。班主任工作有一整套经验，并能胜任高初中的好班、差班的班主任工作。3．在待遇上“特级教师”“模范班主任”同等对待。4．教师的工资应同工人同级工资相等。
改革公费医疗办法
李何林、赵喜民等提出：建国初期实行公费医疗，是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利的一大措施，深受群众欢迎。但也产生了一些浪费现象。1957年，已有许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建议，要求加以改变，但未予采纳。二十多年来流弊渐多，主要是浪费惊人。病人动辄向医生多要药，要贵药，而有些医生也随便开药。
目前，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并未完全改变，城市也还有许多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群众。在这种条件下，对公费医疗中的浪费现象更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少收一点药费，并不至于增加职工很多负担，但可为国家节约不少。因此，建议：一、改公费医疗为半公费医疗，除挂号费照旧外，药费一律按半价收费。
二、治疗费、住院费仍不变。
三、收半费的办法，只适用于有奖金的单位，对一部分没有奖金的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可暂不实行。
四、改收半费，只是一个设想。如觉得多了，也可改为收三分之一或更少。总之，以达到既不使职工觉得增加负担，又能为国家节省大笔费用为目的。对于重伤、重病花医药费过多者不在此例，仍然可全部报销。
重视中医队伍的建设
丁继恩、陈宝友、齐发恒、王桂勤和郭金明提出：中医是我国传统医学，其源远流长，多少年来在防治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医疗队伍中，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人数所占比重很小，国家对中医工作亦重视不够，而在这些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人员中很多已年过花甲，后继无人，应尽快解决上述问题。
建议：在我们的科研、教育经费的使用中，对中医的科研、教育应安排适当的比例；在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加强对中医院校的管理，适当多招收一些中医专业班；为尽快解决中医后继无人的问题，可在目前的社会闲散人员中经考核择优录用部分中医人员；解决好学非所用，使中医人员迅速归队。
抢救、发展中医事业不可等闲视之
刘渡舟、唐由之、李承为、秦力生和刘德源提出：今年上半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存在，各以不同的形式走各自不同的发展途径。对此，我们表示同意和拥护。但从目前的三支力量情况来看并不平衡，尤其是中医这支力量存在着许多问题，阻碍了它的发展和发挥应有作用。如果中医本身的科学得不到发展，那么，无论中西医结合，或者中医与现代科学的结合，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所以，中医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据建国初期调查，当时中医队伍有5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20多万人，中医队伍如此的凋零也意味着中医事业的危机。因此，抢救中医，发展中医事业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件大事。
因此，（1）建议卫生部加强中医的专门机构，任命中医或懂得中医的干部担任领导；（2）建设真正的中医医院；（3）全国各地的中医学院坚决贯彻以中医为主的教学安排，其附属医院也包括在内；（4）中医院、中医学院院长，中医科室的主任、组长应以中医充任，调动中医的积极性；（5）全国开展师带徒的学习中医群众办学方法，考试合格者给以出路；（6）卫生部首先贯彻三支力量发展的方针，把发展中医这支力量的办法，提到议事日程。
加紧培养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谢玉林、赵祥、张玉文、李川江和姜殿奎提出：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健康关心，对农村卫生工作重视，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卫生战线也有技术力量后继乏人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后备力量不足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卫生技术力量不足，直接影响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产的积极性。从长远考虑，必须加强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培养，充实农村卫生机构的技术力量。
建议：（1）适当给农村医务人员增加一些生活待遇，对其子女就业问题妥善解决，稳定技术力量。（2）卫生技术学校应当从农村招收部分学生，毕业后把他们分配到农村。（3）经过二年制学校毕业的大队医生，经过考试、考核合格者，确实具有中专水平的，应当充实农村卫生院。（4）允许相当于中医师以上老中医带徒弟，学习期满后，经国家卫生主管部门考试、考核合格，授予相应的职称，让其在卫生院工作。（5）各市县对农村卫生机构技术力量培训工作给予优先照顾，力争三年内技术力量配龙成套。
保护景德镇明代建筑群
夏鼐、赵喜明等提出：在景德镇附近保存有一百多处明代建筑，其中有住宅、商店、里门、作坊、窑房等，特别是有一条街道完整地保存了明代街道和建筑，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罕见的，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建议将这些重要的明代建筑在原地完整保存下来，并保持它们原来的环境气氛，建成一个别具风格的露天博物馆。利用景德镇的声誉发展旅游事业，为国家争取较多的外汇。
清理和鉴定积存文物
关山月、吴作人、方增先和蔡若虹提出：在过去的10年动乱中，很多有价值的古文物（包括字画、碑帖、瓷器、金石……等等），流散到全国各地的文物仓库，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廉价销售。这种情况是令人痛心的。我们建议在全国文物主管部门或博物馆、美术馆的领导下，邀请各种文物专家，组织专门小组，对市场上和准备出口的各种文物加以清理和鉴定，对其中重要的文物，应由国家处置并予以保护。
赤脚医生须改名
宋昌规、陈彩娣、李庆逵、唐志高和黄自山提出：在目前情况下，农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是不可缺少的。建议把赤脚医生改为农村医生或民办医生等。要对赤脚医生在经济上给以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