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祝“尤里斯·伊文思从影五十周年影片回顾”映出
夏衍
尤里斯·伊文思这个名字，早已蜚声世界影坛。他的作品也早为人们所称颂。尤里斯·伊文思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我们中国电影界的关系也至为密切。早在42年以前，他和跟他一样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白求恩大夫先后来到中国。那时人们称颂白求恩大夫的手术刀就是他的巧妙的武器，而伊文思手上的锋利武器则是电影摄影机。
伊文思如今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数十年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从未忘记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看到我们延安电影团用他赠送给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革命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镜头，当我们对他感谢时，他非常愉快而又谦虚地说：“可惜在1938年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我到延安。我应该感谢周恩来同志把我的战斗武器转送到延安。我还应该感谢中国电影界的朋友，很好地完成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
解放初期，廖承志同志告诉我说，伊文思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遇到我们的同志，就曾经建议我们拍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故事片。他这个建议和愿望，终于在几年以后由张骏祥同志以及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完成了。1964年，伊文思和我们一同看了《白求恩大夫》的样片，并且提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即使他自己不在中国的时候，都是那样热情地从遥远的国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表示欢欣鼓舞，对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表现了无比的关心，对我国的电影事业更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1957年，他接受邀请，再度来我国访问，和他久别18年的朋友们见面了。看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意气风发的热情，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拿起他的电影摄影机来，奔波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摄制了预示我国经济建设新高潮即将到来的《早春》，并协助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了短纪录片《六亿人民的怒吼》。这段期间，伊文思和我接触是较多的。我感到伊文思思想开朗，对事物的感觉非常敏锐。当时，他针对我们新闻纪录片中某些经过组织拍摄的镜头，人为痕迹太过显露，有损新闻纪录片应有的真实性等缺点，提出了坦率而正确的意见。他告诉我们，要注意对外放映的影片中，尽可能使用国外观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我认为，伊文思历来的作品，不但具有新闻纪录片的明确的思想性，真实性，而且在技术技巧上，特别是剪辑技巧上，在掌握现场拍摄的偶发事件及其取舍的艺术处理上，有他高超的才能。我曾多次在我们电影工作者中推荐。我认为我们的同志，尤其是青年电影工作者应认真向伊文思这位老师学习。为此，我曾与廖承志同志商量，并且请示了周恩来同志，在他们的赞同下，邀请伊文思担任我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顾问。伊文思对于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是尽心尽力的。他对中国的问题，有不了解之处，敢于开诚布公地倾吐自己的意见。为此，他多次约我谈论。有些事，他甚至在周恩来同志面前也直率地提出他自己的不同意见。这种善意的诚恳态度，多次受到领导同志的赞许。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0多年，我没有见到伊文思。前年我再回到工作岗位时，就有同志告诉我，伊文思这几年多次来中国，也多次十分关切地问到我的情况。当然，我在这期间受到的苦难他是想象得到的。前年，当我和他久别重逢的时候，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同时，他很快就注意到我行动不便的腿，用沙哑的声音说：“能见到你很高兴……，可也很不容易呀！”后来，有一位同志告诉我，他说到后一句话时，眼眶里满含着泪花。首次见面，他的话非常简单。但我感到，他是充满国际主义的友好情谊的。跟着，他拉了玛瑟琳过来，把我连拐杖一起扶着，让我坐了下来。在我们那一次见面之前，我早就听到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即1967年，伊文思为了到别的国家摄制影片，经过北京。那时，他所认识的许多朋友，除了一些被点名批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的名字也都从报纸的消息里消失了。他当时住在旅馆，有时特意到街上散步。他想，这些朋友可能不能乘坐小汽车上班了，也许在闹市的路上能够碰到。他路过北京停留的两三天中，为了关心他的朋友，他带着十分焦躁的心情，在喧喧嚷嚷的街上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的热情使我听后十分感激。
国际进步朋友们都在称道伊文思对进步朋友的关怀。他对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的。人们都说伊文思是一个“飞翔的荷兰人”，哪里发生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活动，宣传进步思想。人们多次说到这样一件事：在50年代初期，伊文思把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数万美元全部分给1936年和他一同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各国老同志、老战友，而他自己却因为反对他自己国家里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的压迫侵略，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斗争，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长期漂流国外，过着穷困艰苦的生活。1956年，我们有一个艺术团前往冰岛，路过巴黎的时候，曾被伊文思邀请到他家里作客。这个团有一位同志回来对我说：“我简直想不到，伊文思这位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电影艺术家，竟然还住在巴黎赛纳河畔第9号桥边一家小咖啡店的阁楼上，正如同我们上海亭子间那样的小房间。”1956年秋后，我们另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西欧归来，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伊文思就是为了爱护国际的进步力量，为了尽力解决进步朋友的困难，把自己生活上能享受的都奉献给了进步运动，奉献给了有困难的朋友们。他从来没有自己宣扬过这种对待进步事业的无比热情，对同志非常慷慨而自奉菲薄的革命美德。这种精神和他的可贵的行动是很值得人们崇敬和学习的。
这几年来，伊文思与玛瑟琳·罗丽丹合作摄制的长篇纪录片集《愚公移山》，在世界各地公映获得好评之后，好些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纷纷举办伊文思从影50周年纪念，同时组织伊文思作品回顾公映和展览。我想，这些活动，这些学习，对国际进步文艺界、电影界都有重大意义。积极要求改进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要认真学习伊文思的创作经验，学习伊文思同情和爱护进步人民和进步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支持正义、热爱进步的精神，所以，从青年时代开始，伊文思就以电影为工具，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奔走呼号，永不懈怠。他努力掌握电影这门艺术，使它在数十年间日趋成熟。伊文思本人也因此成为国际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并且在欧洲、北美、拉丁美洲、非洲和我国培养了众多的后一辈电影工作者。
电影的历史才不过85年，伊文思在整个电影历史中，不但时间上而且在创造纪录电影艺术中作出了他自己的重大贡献。我怀着友好的情意和真诚的愿望，祝愿他在“夕阳无限好”的有生之年中，创作出更成熟更优美的作品，展现在国际影坛。我特别高兴的是，前年在他和我重逢不久，他就很快告诉我说，他在完成《愚公移山》以后，还计划在1981年用中国背景和中国题材拍摄另一部新的影片《新的长征》。他就是这样，忘记了他已年逾80高龄，还以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的发展情况为自己的重大责任，真可以用中国的名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他的精神。我佩服这位比我大两岁的壮士。希望我们的青年和我们的朋友们学习他那种热情磅礴的革命文艺家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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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新颖不俗 别开生面
——河北老调戏《忠烈千秋》观后
武培真
河北省保定老调剧团的《忠烈千秋》，最近在首都演出，几乎场场满座。这个戏受到热烈欢迎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表演，新颖不俗、别开生面。
《忠烈千秋》是根据传统小戏《砸宫门》改编而成的。首先，思想内容与原本相比，确实面目一新了。原本写宋仁宗昏庸，要斩佘太君，王延龄保本被害。包拯闻讯赶来，怒砸宫门。戏的剧情简单，主题也不大明确。改编者以此剧为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并且从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高度来展开矛盾冲突，着力表现众贤臣与误国昏君和奸党的激烈斗争，冲破了某些传统戏把忠奸之争单纯写成宗派斗争的俗套，从而丰富了内容，深化了主题。
《忠烈千秋》塑造的寇准、包拯形象，也比其它有关传统戏富有特色。编导为寇准设计的装疯面君，正话反说的情节，使他的足智多谋、诙谐、风趣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庞文阴谋篡位，包拯带铡逼宫，作品在特定的典型环境下，将包拯那种见义勇为、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表现得酣畅淋漓。尤其当演到包公表示要把深受皇帝宠信、而为群臣百姓痛恨的西宫娘娘、庞文太师和御侍太监陈均衡统统处死的时候，观众的内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痛快。
这个戏在表演和导演上也有不少新颖独到之处。舞台上革除了诸如自报家门、龙套走场一类使观众感到枯燥乏味的旧程式。尤其是唱腔和武打更有可喜的探索。佘太君的唱腔吸取了河北梆子的特长，既优雅、深沉、娓娓动听，又激情饱满、波澜起伏。特别是“重整朝风”的唱段，刚劲、挺拔，成功地表现了佘太君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气概。包拯的唱腔，在老调花脸唱腔的基础上，吸收了河北梆子花脸炸音的唱法，弥补了老调花脸唱腔单调乏味的缺陷。武打设计吸收了民间武术和体育方面的技巧，惊险优美，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忠烈千秋》的编导者善于从一出不知名的、濒临淘汰的民间艺术作品中发现闪光的东西，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推陈出新，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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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绊马索 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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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丑小鸭》想到知识分子
徐占琨
夏夜乘凉，给孩子们讲安徒生童话《丑小鸭》：鸭窝里孵出一只特别的小鸭。鸭子们冲着它嘎嘎叫：“呸！瞧那只小鸭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在鸭场和鸡场，这只丑小鸭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丑小鸭被迫逃走，在它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农民救了它。温暖的春天到来了，丑小鸭展翅飞进了一座大花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欢叫：“又来了一只新的天鹅！这新来的一只最美！”
孩子们问：“动物园里的长脖天鹅比扁嘴鸭子美多了，为什么它叫做‘丑小鸭’呢？”我答道：“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天鹅比鸭子美多了；而用鸭子的眼光来看，美丽的天鹅就成了最丑的小鸭！”
孩子天真的问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丑小鸭》是安徒生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包含多少辛酸和不平！我联想起，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横行期间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比丑小鸭更悲惨吗？！粉碎“四人帮”，带来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他们从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天鹅，正展翅飞翔在伟大祖国的蓝天上。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至今仍然戴着有色眼镜，把国家有用之才看作“丑小鸭”。有人对有创见、有能力、不盲从、不拍马、爱动脑筋、敢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特别看不惯，说他们“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不能重用。这种看法和态度，恰巧暴露这些人自己的愚昧、狭隘和偏见。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意见，敢于坚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见解，这是好事。怎么能不加分析就说人家是“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呢？把优点说成缺点，把千里马贬为毛驴，曾经糟蹋和埋没了不少有用之材，我们还能重蹈覆辙，仍用这样的老眼光看待和对待知识分子吗？！还有人说，知识分子研究学问还可以，当领导干部，不是那块料！这种说法是门缝里看人。我们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量才使用。知识分子中有两种人才：一种是适合研究学问的人才，一种是既有科学文化专长、又有组织领导才能的人才。我们要把前一种人放到能发挥他们专长的研究部门去，而把后一种人才大胆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政治上有远见、业务上有专长、工作上精明干练的治国人才，大有人在！关键在是否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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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新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全书共收文章、书信五十篇，二十余万言，其中有部分文章和书信采用的是重新校订过的译文。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多次印刷过，这次重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的篇目增加得较多，共计二十三篇，相当于全书篇目的一半。
这个新编本可作为高等院校、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的辅助教材，同时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必备的案头读物。
（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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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舞蹈艺术》丛刊出版
由文学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辑的刊物《舞蹈艺术》，最近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个具有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群众性的理论刊物，将在舞蹈基础理论、舞蹈史、舞蹈创作经验、民族民间舞蹈研究、舞蹈家介绍、外国舞蹈情况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材料。
《舞蹈艺术》第一期上发表了贺敬之、冯牧、王朝闻、吴晓邦、刘白羽等对于繁荣舞蹈创作和开展舞蹈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此外还有介绍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经验，敦煌壁画的舞蹈艺术，我国古代歌舞伎人的生活，台湾高山族民间舞蹈等文章。
（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