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孙建中、张百发、李淑英、王建明委员说
工业战线的极左问题一定要解决
孙建中委员说，我们国家历来的财经政策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近两年来财政上出现赤字，原因不能归结为农副产品提价和滥发奖金。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极大的浪费。例如，没有根据的要搞十来个大庆式的油田，结果从胜利油田到码头铺了输油管道，还要铺到江南，结果白扔了六十几个亿，根本没有多少油嘛！还有宝钢、武钢的问题，厂址的选择、电力的消耗，都没有听专家的意见，结果白白扔掉许多钱，还不都是造成赤字的原因吗？
张百发委员说，我们工业战线上的极左问题一直未解决，结果使国家和人民吃了许多苦头；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经济形势刚好转，有的人头脑发热，在工业建设上来个浪漫主义，这怎么得了。我们有些领导人不懂业务，又不听专家的意见，可总批条子。例如，有的人许了愿，向某国买了一套化纤设备，产品质量还赶不上国际一般水平，价格高，但已草签了协议，国内专家也不好说什么了。据说照顾政治关系，结果几十亿扔进去，还不能马上投产。再如，在北京建的东方化工厂，选择厂址，很不合适，大家都不同意，可现在已花了2，200万了。象这样的事还很多。这种浪费是何等惊人，应该引起警惕。
李淑英委员说，我们的浪费实在惊人，例如从四川到上海搞的天然气管道，就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四川自己的天然气都不够用，就草率施工，铺设管道的几十万吨钢材全扔了。还有十来个大庆式的油气田，化工设备搞了，结果是无米之炊。这么浪费怎么对得起职工的辛勤劳动？要知道，纺织工人，对一寸布、一钱棉都珍惜得很。
王建明委员说，我们国家用法治代替人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应该受到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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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坪委员建议
增加投资，放宽政策，把轻工业搞活
田坪委员说，加快发展轻工业，一可以活跃市场，回笼货币和稳定物价。以1979年为例，轻工业提供的消费品为511亿元，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5．8％。仅啤酒一项回笼货币2，160万元，为国家增加税收和利润1，280万元。二可以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扩大财源。据统计，27年来，国家给轻纺工业投资1元，就能收回13元，而重工业1元投资只能收回1．7元。30年来，轻工业为国家提供税利2，40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预算内基建总投资的44％。三可以安排更多的人就业。据统计，轻纺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可容纳劳力257人，而重工业只有94人。根据以上情况，轻工业应该大力发展，势在必行。
田坪委员说，多年来，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注意发挥地区优势，轻工业原料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1957年占农副产品原料70％，1978年下降为46％。这种状况，同迅速发展轻工业存在着尖锐矛盾。希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抓轻工业要从原材料抓起，一抓到底。最近，国务院决定，增产1吨糖，补贴1吨粮，鼓励糖料产区多发展糖料生产。希望国家能象抓糖料这样来抓酒花、烟叶、果蔬、芦苇、香料、生漆、毛竹等农副原料，组织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采取有力措施，为轻工业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田坪委员说，多年来，由于极左路线干扰，厚重薄轻，对轻工业的老企业，老基地投资给的少，以致问题成堆，欠账很多。现在全国轻工系统，每万元产值所占厂房面积由1956年的9平方米下降到5平方米，有的厂房破烂不堪。今年国家给轻工业9．7亿元贷款，但却削减了预算内的基建投资和技术措施费，实际只增加2亿多资金，而且建筑材料得不到全额保证。这不利于轻工比例的合理调整。另外，目前我国对轻工业贷款利率4厘2，要求二、三年内还清，条件太苛刻。同时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要给予扶持。
他还说，轻工业行业多，品种花色成千上万，原料来自四面八方，市场需要千变万化，故对轻工业的政策更要放宽。过去对产品销售统得紧，卡得死。去年采取计划收购、选购和允许工业部门自销，对小商品放宽了政策，内销产品搞活了。希望外销产品也要搞活，改变外贸独家经营，鼓励工业部门搞服务性联营，使千家万户做生意，以促进外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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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虞效忠、毛铁桥、李贻赞委员谈
对唐克部长回答宝钢问题的意见
虞效忠委员说，关于宝钢问题，唐克部长的解答，令人失望。13年能把全部投资收回，算没算利息？计算的方法能不能公之于众？
毛铁桥委员说，唐克部长对宝钢问题的回答没有说出关键问题——浪费，也没谈到矿石原料从哪里来，四川攀枝花发现了大铁矿，煤也方便，为什么不就地取材把钢厂设在那里，而选在上海。
李贻赞委员说，唐部长的回答是文过饰非，自我表功。没说明主要问题是什么？哪些已经能够改正弥补？哪些没法弥补？不能只谈现象，不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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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敬业委员说
要解决企业“大而全”的问题
吴敬业委员说，在国营企业中推行扩大自主权，加重了企业领导人的责任，我非常拥护。现在对企业管理批评得多，不少批评是对的，但也应该看到企业也有很多难处。如“大而全”的问题，一个大一点的工厂企业，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幼儿园、学校、商店、俱乐部、医院，甚至连邮电也要管，几乎是把所在地的整个社会都包了。可是你不包又不行，很多实际问题就解决不了。这怎么能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呢？我觉得政府应该出面，让企业管生产，由地方管社会，这是解决“大而全”的一个根本办法。
吴敬业委员说，现在一提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但什么叫经济规律，很少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我认为不能把什么都叫做按经济规律办事。奖金实际上成了变相的附加工资；要钱不择手段，有些东西乱喊价，互相敲竹杠，还美其名曰按经济规律办事。我认为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乱来，要有具体内容，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便于正确运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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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浩然、李建生、李振麟委员建议
制订土地法和工资法
卢浩然委员说，要制订土地法，土地征用要有立法。首先要节约用地，另外要防止国家征用土地时，集体所有制敲全民所有制的竹杠。制订土地征用法，做到既保护土地，又能合理征用土地。
李建生委员说，我们这几年搞的工资调整的办法不能再搞了。这种做法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应当制订工资法，只要勤勤恳恳，遵守劳动纪律的就应该调整，两三年调一次。过去邮政、铁路、海关的职工有较严密的人事考绩和升级制度。他们几年调整一次工资，一般工作都比较好，服务态度好。要吸取这种好制度、好办法。
李振麟委员说，工资问题要立法。过去邮政、铁路、海关，还有一些高等学校如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都有一套制度和办法，比如有提级、提职的严密考核制度。解放初期，中学教师的高级别，相当于大学的7级，小学教师1级相当于大学的9级。那时小学教师起薪为60元，后来降为50元、40元。最后降到36元。民办教师是27元，现在护士也是36元，保育员26元，连一级工都不够。工资制度非常混乱。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工人的奖金，高的可以等于他工资的100％，而文教、科技、医卫、机关没有奖金。有的老讲师、主治医师才70多元，新提升的副教授有的才80多元。简单体力劳动的收入比复杂脑力劳动的收入还高。上海市有的机关节省行政经费，每月勉强给职工发几元钱，复旦大学按4、6、8元三级发奖金，因为有校办工厂。因此，工资制度要通盘考虑，订立法规，否则这个乱发奖金的风刹不住。对企业把留成的钱给职工发奖金，要有严格制度规定，违犯的应追究企业领导人的经济责任。总之，要制定工资法，工资制度应严格遵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简单体力劳动工资待遇高于复杂脑力劳动的现象亟应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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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嶽委员建议
尽快制订专利法
王嶽委员说，立专利法，科技界盼望已久。我们科研经费不多，要开财路，只有靠自己的发明创造。但现在要拿一点专利费，无法可依。如我们的科研成果庆大霉素，现在全国有22家工厂生产，仅去年上缴的利润就有5，400万元。这项药品，已生产10年，累计起来，利润十分可观。工人有奖金可拿，而我们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太不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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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洁琼委员说
加强青少年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
雷洁琼委员说，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相当严重。据了解，在犯罪人数中，青少年约占75％以上，而且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在校学生。北京市在456所中学里，就有389所学校有犯罪学生。这种情况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关心，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现在各省市都成立了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采取综合治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她说，十年浩劫，青少年所受内伤十分严重，有些人精神空虚，没有远大的理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金钱关系。有人甚至说，人是“钱的奴隶，权的差役”。有些青年为了追求金钱、享受，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第一，“四人帮”鼓吹的“白卷英雄”、“打砸抢有理”等极左流毒，影响深远，造成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第二，青年人对社会上存在的搞特权、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缺乏分析，感到理想破灭，前途渺茫；第三，入学难，就业也难，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要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在客观上，应杜绝不正之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从根本上说，还应在中小学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不能只喊口号。即使对待犯了错误的青年，也不能歧视他们，应着重教育、挽救。目前有些少管所、劳教所和工读学校，往往以劳动为主，只劳不教。有的管理人员不尊重失足青年的人格，这样做，实际上就起不到教育、改造的作用。制定法律，惩办犯罪，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毕竟是消极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更要把他们从犯罪的道路上挽救过来。总之，教育好青少年一代，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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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兰、蹇先佛等委员说
取消“四大”得人心
乌兰、沈粹缜、草明、曹冠群等委员都说，取消
“四大”，深得民心。“四大”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它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伤害了大多数人，影响四化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
蹇先佛、李宝光委员说，希望基层民主生活更进一步健全，要让群众有机会讲话，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大家的意见都能集中起来。
委员们对教育青年如何正确对待民主问题十分关注。曹冠群委员说，目前有少数青年错误地认为，取消“四大”，影响民主，所以要注意对青年们进行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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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汲清委员说
法制还要加强
黄汲清委员说，民主、法制、科学、精简，这八个字至关紧要。报纸上已刊载了公开质询部长的内容，这是民主的体现，但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应更多地把不同的意见公开见于报纸。目前我们有了一些法律条文，石油部的局长判了4年刑，说明已执行了法制，但这个局长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宋振明的错误不见得比局长小，看来法制仍应加强。“渤海2号”事件说明了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在过去，科技人员的发言权一般说来是不多的，按照科学规律讲话领导上不一定爱听。光听上级的指示，在执行中不重视科技人员的意见，就有可能铸成大错。精兵简政，当务之急是精“官”简政。毛主席的话讲过已40多年了，如今反而形成了
“增兵繁政”。一个部正、副部长二十几个，一个研究院10个副院长，下面的“官”就更多了。我觉得：顾问倒可多一些，“长”字应尽量少些。此事不易解决，却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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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若愚、严中平委员建议
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国家学说
范若愚委员对吴江委员提出的“人大要抓国家学说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他说，以往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总是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必须向人民揭露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工具，组织民众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国家如何进行管理，我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宪法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现在的国家制度在经济生活方面还不能使人民充分参加制订经济计划、参加生产管理、参加产品的分配，还不能使人民通过自己的切身利益，感觉到他是国家的主人公。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认真系统地对国家学说、现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严中平委员提出，“阶级”这一概念也要重新研究。阶级概念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互联系的，凭掌握生产资料剥削人、压迫人。现在有的国家官吏虽不掌握生产资料私有权，凭官职权力和身份地位就能统治压迫人民，谋求个人享受，挥霍民脂民膏，这批人数量不小，应称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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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泽昭委员呼吁
重视中医医学的发展
周泽昭委员说，中医医学是祖国的宝贵遗产，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在一次会议上曾谈到中医受排挤、中医院病床少、中医青黄不接、中医医学理论研究差等情况。我们现在是用西医理论整理中医，只注重对药物性能的研究，而不从经济学去研究，中医有意见。现在老中医越来越少，再不重视这个问题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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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董建华委员呼吁
大力发展中医事业
董建华委员说，建国31年来，我国中医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工作中的失误，发展缓慢。建国初期，全国中医药人员有50余万人，西医仅有58，000余人。到1978年底，中医只有25万余人，减了一半。其中中医理论水平较高的仅占30％左右，而西医发展到35万多人，增加了5倍，“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全国中医院校共培养5，000余名中医人才。全国447所中医医院，有78所连一台显微镜也没有。全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只有6，200张，只等于三个西医院校病床的总数。中医后继乏人、后继无人的问题相当严重，建议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中医事业给予更大关怀，卫生部应优先扶植中医院校的发展。同时广开学路，办好各种不同的中医短训班，如中医专业班、针灸班、按摩班等等，以加快中医事业的发展。
目前不少中医机构（包括学校、医院、研究院所）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不懂中医业务，瞎指挥与乱干涉的情况，不时出现，严重地影响中医人员的积极性。建议挑选精通中医业务和事业心强的内行担任领导职务，大胆放手让他们工作，使其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专家、教授、教师的积极作用。同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选配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中医担任省、地、厅、局一级的领导。卫生部亦应有一名内行的中医副部长，领导并组织全国名医经常研究中医工作。
目前中医老大夫的徒弟与助手，大多由组织配备，工作不协调，彼此矛盾很多，甚至影响到老大夫医疗、科研和著书立说任务的完成。我院有位80多岁的老中医去世后，留下一大包经验材料，因生前无助手，至今无人能代他整理成书，家属也很有意见。建议人事部门作出规定，允许老大夫自己挑选、物色合适的助手，各级组织并应提供方便（帮助解决户口迁入及住房等问题），以使老大夫、老专家的医术、医道后继有人。
现在许多中医机构（包括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名不符实，以西医为主。例如，在中医院校的教学内容上，原来规定约为7∶3，即中医占7，西医占3，而实际安排上多数院校没有做到，有的甚至把它倒了过来。全国5万多张中医病床，大都变成西医病床或中西医结合病床，长此下去，中医事业势必日趋消亡。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明确规定中医机构必须坚持以中医为主，各中医院校的教学内容主要应学习祖国医学理论；医疗单位的门诊、病房都要坚持中医、中药的特点，使其能独立地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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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力、吴世昌、赵宗燠委员认为
计划生育不宜立法
王力委员说，计划生育问题作为法律规定下来很值得研究。到底生一胎好，还是两胎好，很难规定。对这个问题只能采取以教育、奖励为主，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如果农村都能实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就很不错了。因此，我不赞成制订计划生育法。
吴世昌委员说，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怎么才算实行义务呢？没有实行的怎么惩罚呢？现在还没有听说其它国家有这种法。
赵宗燠委员说，对计划生育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听说四川某地，生了一胎以后，就派医生住到社员家里，强迫妇女做绝育手术，规定每天要负担医生1元6角的生活费，直到同意做为止，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委员们在发言中都表示不赞成制订计划生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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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袁世海委员说
京剧要推陈出新、提高艺术质量
袁世海委员说，建国后，京剧有显著成就，但问题也不少。为了使京剧适应社会发展，急需解决剧目和演出质量问题，剧目要推陈出新，提高艺术质量，还要加强演员的基本功训练。他还说，现在权力太集中了。京剧院出车都得党委决定，这不利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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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苞等委员谈
文艺创作要注意民族团结
谷苞委员提出，在我们的一些文章、书籍、戏剧中存在大汉族主义倾向，伤害了少数民族情感，不利于民族团结。他建议汉族的作家们写少数民族的事，先要真正深入到那个民族，住上三年两载，熟悉那个民族的生活，体会民族情感，这样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好。
严中平委员提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兄弟民族的关系，但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各个独立的政权，甚至是敌对的。这可以通过文艺批评的方法，探讨在文艺创作中如何正确反映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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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镳、曲绵域、蔡演雄委员说
保证体育事业的发展应该立法
徐镳委员说，现在，大家都说体育很重要，要培养一支世界最强的运动队伍，最高的技术水平，但没有一套具体的措施，落实起来很难。要真正把体育搞上去，应该立一个法来保证。如体育经费，学生锻炼时间，健康标准，专职体育教师，体育设施等问题，都应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样依法办事，体育才有希望。
徐镳委员说，应该有个“体育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要作为政治任务，广大青少年要身体力行。全国人民都要过“体育节”。
曲绵域委员说，退出运动队伍的运动员，不少患有“运动性伤病”，如腰肌劳损、脊椎受伤、关节损伤等。而且有些伤相当严重，回到工厂，难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运动员一方面不符合劳保条例，得不到经济补贴，生活很困难，另一方面还受到别人的指责，说是不能参加劳动是没有放下大运动员的架子。他们非常苦恼，见到我就掉眼泪。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在队运动员的积极性。过去，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不敢提。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提出来解决了。我建议订一个《运动保护法》，使这些由于训练而受伤，又不够劳保条件的运动员，在生活上能得到保证。
蔡演雄委员说，在国外，有运动保险公司，运动员受伤，生活有保险公司负担，谁不执行，可以去法院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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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中委员说
加强学校体育，要有严格规定
黄中委员说，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当务之急。各项工作都要相应的有些法规，以便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目前开展学校体育，各方面问题较多，如体育师资、体育经费、体育活动场地和时间都要研究，作出规定，但更主要的是对体育的重视。为了改变学生体质、健康不好的状况，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要把锻炼标准作为升级、毕业、留学的标准，凡未达标准者，不能录取。必需作出一些法规，严格执行。此外要规定体育场馆不得挪作他用，已占用的一律收回。对边疆城镇加强体育场地设施等都要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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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人民日报编辑部：
贵报9月10日第三版刊登政协委员马大猷的发言，说民航去年赔了4亿元。这不符事实。实际情况是：去年民航企业利润共一亿四千多万元，除掉国家规定的政策性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外，还向国家净上缴二亿六千多万元。
委员们关心民航事业的发展，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民航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