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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
——关于北京河流污染情况的调查
近些年来，首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环境污染也随之加重。北京的群众不断反映，在这个理应成为第一流优美、清洁的城市里，“当年的龙须沟又回来了！”
龙须沟，是旧北京一条以臭著称的污水沟，也是党中央迁到北京后首先动手根治而出了名的一个历史陈迹。30年以前生活在北京或看过老舍名剧《龙须沟》的人，都不难回想起那条“臭沟沿”凄惨破败的景象。现在人们拿它比喻受污染的河流，当然不是指其凄惨破败、恶霸横行的情景，而是就河水肮脏而言的。
如今首都的河水污染，真有那么严重吗？带着这个问题，最近记者对全市的水源环境进行了调查。
和世界各主要大城市大多毗江临海的情况相比，北京是一个缺少地面水流的城市。构成北京市地面水网的，只是总长约900公里的46条河流沟渠。据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水利、卫生等部门的检验监测，现在全市除远郊水源上游地区少数几条河流尚属清洁以外，其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受污河道长度竟达400多公里。这些受污河流大多集中在市区附近，已经占了城区和近郊区河道总长度的90％。其中被比喻为“龙须沟”的，至少有34条！
这样说，并不过分，有事实为证：
西北郊流经风景、文化区的万泉河，过去清澈见底，绕北京大学围墙，点缀清华园的风光。近年来沿河兴建起的造纸厂、养鸭场等很多单位任意排放污物，水质变得黑臭混浊，水面漂浮着垃圾粪便，成了蚊蝇和孑孓横行的世界。
西郊莲花河，原以荷花满池、盛产莲藕得名。近年，随着上游钢铁、炼焦、机械等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含有酚、氰等毒物的污水顺流而下，虽经多年治理，河水氨氮含量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几十倍。现在水质发黑，莲花绝迹，鱼虾罕见。
南郊凉水河，解放初水清鱼肥，还发现过名贵的鲑鱼。现在受沿河40多个重点工厂和百余个社队企业工业废水严重污染，河水黑黄粘稠，臭气熏人，形成了28公里长的无大型生物带。
始自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下的通惠河，向东流往通县入北运河。如今化工、印染、造纸行业的废水，每年把约4万吨有害物质带进河道，河水黑中透红，表层漂浮着发了酵的污泥和有毒的气泡，5种主要毒物（酚、氰、汞、铬、砷）都有检出，其中含酚量超标90倍。再加上近两年前三门大街新建30多栋高层大楼的粪便、污水全部通过暗沟流入这条河里，坐在进出北京站的火车上都能闻到刺鼻的臭气。
东北郊的亮马桥河，穿过使馆区和正在兴建的旅游饭店，向东流进坝河。北京造纸厂含有大量碱液的造纸黑液，带着半尺厚的黄、白色泡沫漾漾而下，轧钢厂的红色铁锈汤再注入其中，使这道河水宛若一条长满癞痢的乌龙。……
30多条“龙须沟”的重新出现，给首都的经济生活、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一）污染了地下水。在全市400多眼地下水观测井里，目前受5种有害物质污染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达四分之一，水的硬度和硝酸盐含量逐年升高。地下水的恶化，既给首都人民生活带来危害，又使工业生产受到相当影响。据估算，全市仅纺织、制药、造纸、酿酒等行业用于水质软化处理和锅炉结垢所耗燃料，每年就多花几千万元。
（二）危害了水生物、土壤和农作物。在被严重污染的河湖沟塘里，鱼虾濒于灭种，水产越来越少。市水产科研所前几年用凉水河的水养鱼，鱼种、鱼苗成批死亡，近年改用机井水养殖的鲤、鲫、鲂、虹鳟鱼等，也经常发生鱼体变形和中毒现象。群众反映，现在的河鱼吃起来不是味。沿污水河两岸以及长期采用污水灌溉的大面积农田土壤，都含有不少有毒物质和各类病菌，直接影响了粮食和蔬菜。
（三）破坏了市容环境。东直门外大街离城仅1公里处的污水沟，原是修建工人体育场时为引进清水、美化环境开挖的渠道，现在被沿渠不少单位的垃圾、钢屑和碴土填垫挤占，只剩下一条深不逾尺的烂泥沟。每逢雨季，浮着红、黄、黑色泡沫的臭水溢出河槽，冲进居民住房，有的工厂大门口都要筑起1米多高的
“拦洪闸”。目前，市区的9条河、湖两岸，也有1，237个污水排放口直接把脏水灌进来。这里既有含毒工业废水，还有带菌医院污水。
（四）影响了首都人民的健康。位于焦化厂、染料厂附近的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孛罗营大队，一条被严重污染成五颜六色的大柳树明渠穿村而过。水中含煤焦油、酚、氰、氯苯和三四苯并芘等有害和致癌物质几十种。这里气味呛人，初闻咳嗽，久闻即喘。社员气管炎、肺病、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上升。类似景象，在其它一些污染严重的地方也多有发生。
30多条“龙须沟”的出现，到底是因为什么？
解放以来，我们在发展北京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方面都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但也曾发生某些失误，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都有关方面的人士指出，这些河流环境恶化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从主观上看，起码有这样几条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近十几年来，首都建设的指导方针被搞乱了。“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提出的“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庄严美丽的、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方针，在十年浩劫当中全部被否定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突出强调了要建设“成为一个以钢铁、石油化工、电子、机械仪表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由于忽视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首要职能而片面地抓工业，抓产值，也就形成了头重脚轻污染多的局面。
第二，工业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北京地区本来并不适宜发展那些用水多、污染重的工业项目。可是这些年来，在决定政策时很少考虑水资源条件，恰恰是让用水多、污染重的冶金、化工等行业得到了大发展。特别是在水源上游和城区近郊区，对环境有污染的工厂越拱越大，越建越多，污染愈演愈烈。
第三，市政建设欠账太多。随着城市用水、特别是工业用水的逐年增加，排放出来的污、废水也成倍增多，可是与之相配套的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却发展缓慢。据统计，北京市1954年时约有城市地下污水管道600公里，那时每天全市排放的污水只有67，000吨。如今排污量增长了29倍，而地下管道的长度只增加了一倍。目前全市只有32％的污水可以流入下水道，其余全部就近灌进各条河湖沟渠里。城市污水处理场既少又小，只能以沉淀方式简单处理全市污水的7％，其余流入下水道的污水还要溢流到下游河道里。这是河流变成了排污沟的直接原因。
第四，环境保护和污水治理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市造纸试验厂每天排放含碱黑液200多吨，对通惠河水污染相当严重。如果厂内加以处理，不但可使污染减轻，每年还能回收纯碱2，000多吨。可是由于有关领导不支持，轻工业部1971年投资200多万元购买的治理设备在路边躺了7年。去年底由工厂自己施工，好不容易安装上了，回收出来的纯碱又不给销路。而与这个厂同属一轻局的一些厂却每年花大笔钱从外地购进纯碱。就这样，该厂这套治理设备至今不能投产，黑液照样淌流。市染料厂的治理废水工程6年前就得到了批准。可是市里迟迟不给安排施工材料和基建力量，拖到现在仍然没有动工。目前的状况是，全市原有的污染源治理不快或未加治理，而新的污染源又不断增加，难怪问题喊了几年，污水却越流越多了！
其实，北京出现30多条“龙须沟”的问题，在市领导机关那里并不是什么新闻。两年前，这类情况就已经通过新闻单位反映了上去。市规划局、环保局也曾就此向上级写过治理措施的报告。可是有关领导除了在会议上原则性地讲过几句话之外，至今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当然，解决这个多年形成和积压的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既有不少实际工作上的困难，也需要有一个分批治理的过程。首都人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但我们总不能年复一年地拖下去吧！
在老舍先生的《龙须沟》里，那个善良正直的程疯子有这样一段唱词：“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先给咱穷人修。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不要以为这只是戏文，它反映着我们搞建设的目的。如今我们的一些同志，眼看着环境污染一天天危害着人民，难道心里就不难受吗？
周恩来总理生前在谈到环保工作时有一句名言：“不要让子孙后代骂我们是蠢材。”假如听任北京市的水源污染这样发展、拖延下去，难道还用得着等到后代去骂吗？
新闻研究生 杨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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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时刻记住发展生产的目的
解放以后，我们很快地治理了北京的龙须沟，如今北京却出现了30多条“龙须沟”，这一变化确实令人震惊。
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害，是当今世界上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就很容易打破原有的自然环境平衡和生态平衡，造成各种形式的污染。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防止公害而不搞建设。生产总要发展，科学技术总要前进，人们利用、改造和保护大自然的能力也会不断提高，人类在自己的星球上还是大有作为的。这里，关键在于能不能尊重科学，坚持为人民造福的目的。
不少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若干年前，大工厂未经处理的烟尘把伦敦变成了“雾都”，美国的威拉米特河变成了排放污水的“死河”，日本出现了吓人的“水俣病”……这些国家是在污染深重、公害成灾的情况下，被迫耗费巨资加以治理的。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照理应该坚持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并重，避免走弯路的。但是，前些年，由于我们不尊重科学，特别是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结果造成了日益加重的污染和公害。这是对我们工作失误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抓紧治理，任其危害加重，就很难说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了。
对环境污染单纯地“治”是消极的，重要的是“防”。我们工业战线目前有大批在建项目，将来还要有一系列新建项目上马。要真正做到造福人民而不贻害后代，就一定要端正生产目的，尊重科学规律，按照正确的建设方针办事。党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条建议，不仅为首都的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也给全国各大城市的发展以启示。我们搞建设，根本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为子孙后代造福。这一点，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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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农机局党组不按党章规定吸收新党员
天津市委严肃处理违反党纪的郭志实等人
本报讯 记者史博、杜继昌报道：最近，中共天津市委严肃处理了天津市农机局党组不按党章规定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对这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党组成员郭志实给予免职处分，同时宣布该党组按十大党章批准的新党员无效。
1976年8月，农机局劳资干部左普德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入党，上报党组审批，由于党组成员意见不一致，当时没有批准。1979年3月，农机局党组竟按十大党章，批准左普德为正式党员，党龄从1976年8月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
这一违反党章党纪的作法引起了中共天津市委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市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了解，讨论批准左普德入党问题时，6名党组成员有两名没有出席。会上，副局长、党组成员郭志实说：“左普德入党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带有落实政策性质，路线上又是拨乱反正，可以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郭志实发言后，参加会的4名党组成员一致通过批准左普德为正式党员，党龄从支部大会通过时算起。会后，两名未到会的党组成员提出：党的十一大已召开一年多了，应按十一大党章办，应有预备期，计算党龄应从批准之日算起。党组主要负责人和政治工作部门的负责人，不听这些意见，要求他们服从党组“决定”。市农委组织处长张普乐也支持农机局党组和郭志实的意见，并于1979年7月21日在左普德申诉信上批示：“批准成正式党员也是可以的。”又派人到市委组织部询问，市委组织部和市农委党委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错误做法，强调一定要按十一大党章规定办。张普乐仍不死心，于1979年8月2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中央组织部于8月10日正式函复：
“这个同志的入党问题应按十一大党章规定，重新办理入党手续，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重新交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再报上级党委审批。他的入党时间，应从上级党委批准之日算起，要有预备期。”张普乐接到这个批复，既不向农机局党组传达，又不向农委汇报，擅自把中央组织部的复函扣压了八个多月。
据群众反映：天津市农机局党组所以会发生这样明目张胆违反党规党法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党组成员中有的人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毒害较深；郭志实和张普乐曾利用左普德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的职权，为他们的亲属调动工作开过方便之门。
天津市委于今年8月初作出决定：免去郭志实党组成员职务，并建议撤销其副局长职务；农委组织处长张普乐听候处理；按十大党章批准左普德入党是错误的，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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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胆有识 推贤举能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张伞推举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吴庭训出国考察受到好评
本报讯 记者张持坚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张伞，据理力争，说服上级，推举一九五七年被错定为极右分子的副研究员吴庭训出国考察访问。在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最近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张伞这种推贤举能的行动，受到与会者的赞扬。
今年一月底，农业部应日本农学会和兽医学会邀请，决定派一个既是团长、又是团员；既会日语，又精通专业知识的专家，代表中国农学会到日本兽医界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并把人选任务落实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张伞接到通知后，便想到了六十三岁的吴庭训。他专业知识渊博，一九五六年就提升为副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错定为极右分子，撤职降薪。十年动乱期间，吴庭训遭到更大的迫害。一九七八年才恢复了原工资和职称。张伞认为，根据上级的要求，这次出国派吴庭训最合适。两个副所长同意张伞的意见，党委书记、所长也表示赞同。但是，名单上报后，农业部有关部门几次书面和电话要求换掉吴庭训，另选他人。张伞知道他们原来是对一个“改正右派”只身出国不放心，便回答说：“一个错划成右派的同志，为啥至今还得不到信任？你们的胆子是否太小了！”
经过多次交涉，农业部终于同意吴庭训出国。吴庭训在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四天的考察访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国驻日使馆和农业部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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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不谋权位一心为公
马玉田在猪场操劳二十六个春秋
在浙江省江山县，人们经常谈起南下老干部、共产党员马玉田不谋权位，甘当猪倌的事迹。
马玉田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立过功，受过奖；在解放江山后，他担任县委机关的党小组长，做的是机要工作。嗣后，他根据组织需要，到县食品公司工作。当时，城关食品站生猪仓库缺个饲养员，他就主动要求到生猪仓库当了“猪倌”。
“你是个南下老干部，怎么去当猪倌？”
“你的同事，有的当了书记，有的当了局长，你去找他们说说，改个行吧！”
长工出身的马玉田听了这些言谈之后，坚定地回答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交给党安排，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既然养猪也是一份革命工作，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干呢？”就这样，从1954年到现在他已坚持在猪栏边度过了26个春秋。
马玉田养猪从来不计较苦和累。他为了让猪在食品站等转运期间吃得好，不掉膘，有一度曾日夜呆在猪栏旁，熟悉猪的生活习性，摸索猪的生长规律，终于研究出了根据不同类型的猪，采用不同饲料进行喂养的办法。这种办法，可以使喂养的毛猪，精饲料用量平均要比规定指标节约8％，掉膘指标比规定减少了17％。他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还坚持每天用手工搅拌谷糠和青粗饲料二、三千斤，制成糖化饲料，节约了大量的燃料。26年来，他亲手喂养过的生猪有10万多头，平均每年至少要饲养4千头以上。
去年，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但是55岁的马玉田不居功。他谦逊地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本份，是我应该做的！”
新华社通讯员 王田良
新华社记者 郭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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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的感情 过细的工作
——浒坑钨矿团组织帮助后进青年的故事
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拉她回来
去年秋的一天，江西省浒坑钨矿选矿车间的女工小赖，又不辞而别，去向不明。人们议论纷纷：“这号人心野了，谁也收不拢。”
原来，这个刚满20岁的姑娘，前几年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了朋友，染上小偷小摸、好吃懒做的坏习气。去年年初，她私自离开矿区，在萍乡、南昌等地游逛。当时，有人主张，干脆按自动离职论处，把这个包袱扔了算了。但是，团组织认为，小赖曾是个聪明伶俐、学习认真的小姑娘，只因父母前几年相继去世，自己年幼无知，才渐渐被人拉下水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姐妹堕落而不管。于是，团支部征得党支部同意，派人把她从外地找了回来。谁知现在旧病复发，她又跑出了矿区。
怎么办？是撒手不管了，还是继续拉她一把？团支部又一次认真地分析讨论。大家认为，光找回来而不稳住她，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到家。于是，团组织又派出人，四出寻找，终于在离矿区十多里远的一个村里找到了她。小赖见到派去的人以后，又想躲开，他们赶紧追了上去，深情地对她说：“小赖，你不要再走了。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拉回来！”这真诚的话语，使这个心野腿快的姑娘停住了脚，低下了头。
回来以后，车间的团员、青年主动去看望、安慰、规劝她。团小组长彭萍主动跟她交朋友，和她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帮助她分析过去所以犯错误的原因，鼓励她挺起腰杆做人，并有意邀请她参加青年突击小组的活动。小赖这颗冷漠了的心终于热了起来。从此以后，她不但坚持上班，而且经常参加团支部组织的学习、文体活动和各种突击劳动。去年年底，当她过去那帮
“朋友”又窜到矿上，邀她去喝酒时，她断然拒绝，并主动把情况向团组织作了汇报。
决不让重新燃起的火花熄灭
选矿车间青年工人邱祥云，1972年参加工作以来，经常旷工、打架斗殴，还盗窃车间各种物资价值数百元。群众骂他是个“臭鸡蛋”。
为了教育他，车间团支部书记小左主动亲近他，让他参加团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一次，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搞义务劳动，回收废旧物资，小邱第一个来到现场，干得非常卖力。结束时，团支部特地表扬了他。小邱异常激动，在本子上写道：“我也是一个有志青年，也有理想和抱负，我不甘堕落，我要重新振作起来，走正道。”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去年7月的一天，小邱在劳动中和值班长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值班长一拳。团支部里有人泄气了，说：“对这样的人再做工作也是白搭，只有靠公安部门来收拾。”但多数同志认为，小邱的反复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也与我们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有关。不能因为他的一次反复就动摇我们的决心。为此，团支书找了小邱，严肃指出他打人的错误是严重的，同时帮助他正确对待一些同志不信任自己的问题，鼓励他以改邪归正的实际行动争取大家的信任。针对小邱爱好文体活动的特点，矿团委和车间团支部还推荐他参加了矿里业余文艺宣传队和篮球队。小邱从党团组织得到了温暖和教诲，从同志们身上看到了一片至诚的心，非常感动，主动作了检讨。从此，他坚持不旷工、不迟到、不早退，遵守劳动纪律，还经常找团支部汇报思想，积极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活动。
帮他放下最后一个包袱
三坑口青年工人向东，过去是上班报个到，下班先溜号；别人干活流大汗，他却躲起来睡大觉的“皮大王”。此外，还有偷摸行为。经过耐心的工作，小向进步很快，于1978年刷新了全矿采掘历史的个人最好水平，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可是，小向在前进道路上还背着一个沉重包袱——夫妻关系一直不和。去年七八月间，竟弄到夫妻分居的地步。那一段，小向情绪低落。团支部书记汪巧然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支委会，研究如何帮助向东放下这最后一个包袱。团支委主动与小向爱人小左所在的一坑口党、团支部和工会联系，请他们帮助小左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小汪和团支委黄启明等人，先帮小向把铺盖从集体宿舍搬回了家里，随即又去做小左的工作。不久，小左也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
从此以后，小向在家里的脾气好多了，也积极支持爱人全力扑在生产上。后来，共青团江西省委授予向东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金廷 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