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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钱信忠说
要控制人口数量
钱信忠代表说，人口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显著降低。197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95‰，1979年降到11．7‰，9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了14．25‰，累计少生人口5，600多万。但人口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其现状和特点是：
（一）人口基数大。1979年底全国人口已达九亿七千多万，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出生和净增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1979年一年出生人口1，700多万，净增人口1，1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数。
（二）人口增长速度快。建国30年来，全国人口净增4．3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0‰。
（三）人口年龄构成轻。据1978年抽样调查推算，我国人口中，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8．6％，16至29岁人口占24．8％，即解放后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4％。已经和即将进入婚龄、育龄的人口特别多。
（四）人口发展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口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钱信忠代表说，制定我国人口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大力控制人口数量，积极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据有关方面对未来我国人口发展做的多种预测，如果按1978年平均生育水平，即平均生育率为2．3，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近13亿（不包括台湾、港澳；下同）到2080年约为21亿；如果从1985年平均生育率为2，本世纪末全国人口约为12．5亿，2050年将突破15亿；如果从现在起积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从1985年起做到平均生育率为1．5，到本世纪末总人口约为11．5亿。根据我国人口现状及群众的认识水平，制定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按平均生育率1．7较为现实。即从现在的生育率2．2逐步下降到1985年的1．7，并维持到2000年。这样，1985年总人口为10．3亿，在2000年内把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根据这个设想，除少数民族外，全国育龄妇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要占到50％左右，城镇比农村的比例还要高些。这就要求国家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终身生育一个孩子，对确有实际困难者，可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胎。对于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政策要放宽一些。
钱信忠代表还说，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继续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戏剧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意义，国家在现阶段的人口政策，及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工、青、妇群众团体，学校和民政部门等都要积极配合，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落实经济政策。国家应对终身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给予奖励。在全国没有统一规定前，建议各地总结经验教训，修改充实，使之更符合实际。
（三）加强节育技术指导。卫生部门对县级及县以下社、镇从事节育技术的医务人员组织培养，提高技术水平，保证受术者的安全、健康。卫生部要成立计划生育指导局，国家科委也应设有计划生育专业组，制定年度与长远的科研规划，组织力量提高现有的避孕方法并尽快研究出新的高效、经济、安全、方便的避孕药具。
（四）做好避孕药具的生产、供应工作。当前要解决群众欢迎的长效药、针供应不足和副作用问题，节育措施要以避孕为主，认真提高避孕器具的质量问题。
（五）积极提倡优生，做好妇幼保健及儿童的教育工作。要宣传近亲结婚的害处，开展遗传性疾病的检查和咨询门诊，要加强妇女怀孕期、围产期保健，使畸形、呆傻等低能儿比例降下来。科学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针对独生子女容易产生的各种弱点进行教育，使他们健康成长，真正做到生得好，生得少，长得好。
（六）从现在起有计划地对老年人实行社会保险。建议各有关部门在看病住院、住宅建设、生活服务设施等方面为无子女照顾的老人提供方便，使老人得以安度晚年。这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才有可靠的现实基础。
（七）积极慎重地制定好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一定要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反对搞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或搞强制、惩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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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代表江渭清谈
搞好计划生育要加强宣传教育
江渭清代表说，搞好计划生育要有个法，但有了法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有的放矢地去做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要抓好宣传教育，解决好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历史上，封建社会延续了二、三千年之久，封建主义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是很深的。传统习惯是总想子女多一点，特别是想要男孩子。过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在生育上封建主义思想的反映。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还远未肃清。尤其是女同志受到这种思想的压力很大，首先是公公、婆婆对她们有压力，再就是丈夫的压力。因此，我主张要在全国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一种计划生育的强大的社会舆论，逐步消除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同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提高妇女的地位，使女同志在经济上能完全独立，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我们现在的妇女干部太少了，要采取措施，逐步增加妇女干部的比例。在思想教育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教育大家在生育问题上，同样要识大体，顾大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我们每年增长的物资，基本上被日益增长的人口消耗了。所以，要搞好四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只要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说清楚这些道理，大家是会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当然，我们还要把宣传教育同必要的强制性的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只宣传，而没有过硬的措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是降不下来的。我们江西解放初期只有1，300多万人，而现在已达3，200多万，30年增长将近一倍半，大大高于我们的邻省和全国的增长速度。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予以高度重视，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计划生育这个工作抓紧抓好。
第二，在节育的技术措施方面，不要搞“一刀切”。只要人家采取了某种有效的节育措施就行了，不要只强求搞结扎。现在有的地方，女同志生了一个孩子就一定要结扎，这也不好。人家不生了就行嘛，为什么一定要“吃一刀”。
第三，要加强节育药物、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的研究，提高技术水平，使各种节育措施安全、可靠、有效。
第四，要继续坚持适当的奖惩政策。
第五，要造成尊敬老人的社会风气，把老人安排好，照顾好。
江渭清代表还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设置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重点用于革命老根据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区，我是很赞成的。我省有很多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解放后，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作了很大的努力，发展生产，使那里的面貌有了改变。国家对我省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是关心的，给了很大的支援。省、地、县的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工作做得很不够。今后，搞好这项工作，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坚持自力更生；同时也要求国家在可能的条件下，多给一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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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王惠德、王若水等
谈人大变成最高权力机关的问题
王惠德代表说，将来人大组织法要修改，人大常委要脱产的，专职的，有精力的；不能是荣誉的，年老的，安排性质的，下边要设若干个委员会、小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班子。要使人大变为权力机关，组织上就要跟上来。现在经济上开始解放了，但政治上还没解放，一提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腐朽的，我们比它优越千百倍。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原认为管理国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认字就行，提出人人管理国家。经过了两年，看到不行，派人到瑞士等国专门学怎样管理国家。
程纯枢代表说，现在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这是修改宪法的一项内容，要从国家的根本体制上考虑改革。
钱钟泰代表说，要发挥人大的作用，一是常委会要成为工作班子，人要年富力强；二是人大代表的人数要减少，不要超过600人，象现在这样几千人，很难商量、讨论问题。希望第六届人大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若水代表说，经济改变了，跟着就有个政治改革的问题，现在对这一点认识不够。比如人大，要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做许多事情。现在是党中央决定了的东西，交人大议一议，并不能真正发挥最高权力的作用。我们一再提不搞运动了，但这次调资就是个运动。刚开始，群众意见就很大，《人民日报》社收到很多来信，整理出来转给了劳动总局，没有用。如果人大讨论讨论，知道这样做不好，作出个决定，不能办，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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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杨新盛、龚叔乔等说
人民代表不能搞成挂名的
杨新盛、朱秀楠等代表说，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强调岗位责任制，作为代表人民意见的人民代表也应当规定几条，义务、职责是什么？以便有所遵循。实行这种责任制也便于人民群众对代表的考核，看他是否合格。代表本身要严格要求自己，切实承担起人民的重托，不能光在一年一度的例会上讲几句就完事。群众有意见，代表应当通过人大常委会向上反映，并要求得出答复和处理结果。有关部门要支持和重视人民代表的意见。要使代表能够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该说的话要说，该办的事要办。但是向谁说，说了如何办，由谁办，得有个规定，否则说了也是石沉大海。
龚叔乔代表说，我们单位一位职工的家属户口问题，按规定应该解决，但挂了十几年，今年我给甘肃人大常委会写了封信，省人大很重视，派人专门到下面作了调查，并会同省公安局解决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很感动，群众也说“你这个人民代表还真的起了作用啦。”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也反映过两个问题，一个转给冶金部答复了，另一个还没有答复。建议今后能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如果有人不胜任或不能身尽其责，也可以撤换，人民代表不能搞成挂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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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杨明、刁三九等
谈农村干部的培养等问题
杨明、张炳林、祁明发、沈卫群等代表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是比较好的，当然在领导水平和作风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村经济落后，许多大队干部二十多年来每月经济收入只有一、二十元，公社干部也只有三、四十元，工作非常艰苦，生活十分清贫，对他们不能苛求。文化水平低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老干部原有文化程度比较低，但其中一部分二十多年来已有较大提高；青壮年干部中多数人有一定文化水平，其中初、高中毕业生占相当大的比例。现在影响他们积极性和稳定性的主要是四个问题：一是舆论上对他们指责多、支持少；二是工作上任务多、指导少；三是经济上困难多、帮助少；四是对他们使用多、培养少。加上近来强调“年轻化、专业化”和“一般不从农民中直接提拔干部”，以及坚持原则的干部往往在直接选举中落选等等。为此，应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改变“四多四少”的状况，对如何搞好农村基层干部的
“年轻化、专业化”及他们的提拔问题，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采取稳妥的步骤，切忌“一刀切”。
刁三九等代表还指出，现在中学毕业生不愿报考农业院校，农业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在农村工作的大专毕业生纷纷改行，这个状况不改变，县、社干部的“专业化”问题也无从解决。因此，首先要稳定现有基层干部队伍，加强培养提高，把其中符合选拔条件的基层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下决心提高农业院校及其毕业生的地位和待遇，增加“专业化”干部的来源，否则就可能造成“两头落空”，影响农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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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代表施嘉明、阿登等说
要照顾甘孜、阿坝、凉山自治州
施嘉明、阿登、罗通达等代表说，四川的三个民族自治州，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比有的省、自治区大；人口达400多万，少数民族就有230万，比有的自治区多几倍，可是我们的经费仅为他们的三分之一。再说基础，三州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都是封锁区，十分落后。解放初期，凉山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奴隶社会，经济、文化可想而知，比其他民族地区都落后，这样的民族地区应列入特殊照顾之列。这个问题我们曾多次提出过，省里也是十分清楚的。赵紫阳同志在四川工作时，我们也曾向他汇报过，但至今未能得到解决。这次王丙乾部长的报告中，给予照顾的省和自治区中，唯独没有四川。希望在国家预算安排中考虑这一问题。
阿登代表说，制定国家计划对民族地区，要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强调尊重民族自主权。各民族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以及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民族地区的政策与其它地区不能一刀切，以利于发挥民族地区优势，使民族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苏呷沙且说，要注意发展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现在自治州学校少，教学质量低，师资缺乏。好一点的教师往往上调、内调。去年高考，三个州真正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少数民族考生仅16人。今年凉山州上大专录取线的考生共9人，彝族仅一人。三州办的专科学校，按照全省的录取统一标准，三州学生很少能考上，结果大量学生从外面招。而外地的学生，又大部分不愿在三州工作。有鉴于此，中央、省应允许三州按照地区实际，办一些学校，多招三州学生，为三州培养各类人才。
苏呷沙且说，要开发山区，建设山区，首先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不然内地东西运不进去，山区的运不出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中，应考虑我们三州的公路建设。罗通达代表说，我们甘孜就有15万平方公里，比一些省还大。到成都的平均运距是750多公里，有几个县上千公里。俗话说“豆腐盘成肉价钱”，一吨水泥，成都价是52元，运到白玉县（970公里）运费185元，加原价合计为230多元。再运到公社就更多了。这样，国家给我们的经费很大一部分花在运费上了。对我们这样的民族地区应实行运价补贴，因为与我们州仅一江之隔的民族自治区都有。有的代表提出三州公社的汽车，收入不大，建议免收养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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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罗叔章说
要铲除官僚主义制止浪费
罗叔章代表说，“渤2”事件的处理，是个好开端。但有人反映“下边重，上边轻”。宝钢问题，唐克同志作了答复，但讲得不疼不痒，要求冶金部仔细检查。现在有些进口的东西不象话，天文台电子计算机价很高，一年就进口了五台，核算过没有？有的地方浪费得惊人。我在北太平庄工地附近住了四年多，看到有的工人们吊儿郎当。外国人有罢工，我们的怠工比罢工还厉害，上边无人管。砖木料浪费也是惊人的，工地到处有废木材，附近住户几年不用买引火柴。希望中央各部门刹掉官僚主义，制止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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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团开会
质询宝钢建设问题
9月6日上午，上海代表团对代表们普遍关心的宝钢建设问题质询会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一百五十多人，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回答代表们提出的质询。会议由上海代表团副团长钟民主持。
冶金部部长唐克回答北京代表团对宝钢建设问题提出质询的报道发表后，进一步引起了上海代表的广泛议论，不少代表根据唐克同志回答的一些问题作了准备。会议开始，汪猷、于光远、蒋兰荪、袁雪芬、沈岳瑞、沈鸿、苏步青、唐弢、陆国梁、赵祖康、任新民、王子野、李志侠、姜春华、刘念智、陈念贻、周恕等17位代表相继发言，纷纷对宝钢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和意见，叶志强、周传典副部长作了回答。
当叶志强副部长向代表汇报到宝钢可能造成污染的情况和处理措施时，汪猷代表提出质询说，你谈了三废的废气中二氧化硫和废液的酚和氰化物的处理已达到的标准，但没有谈废渣如何处理。废渣除钢渣外，还有炼焦产生的废渣如何解决，废气废液中还有致癌物质，如三、四—苯并芘，含量多少？你讲的三级处理污水，日本和其他国家还没有实际用过，那么现在用在宝钢污水处理上能不能有把握？我国金山石化厂，燕山石化厂曾有污水处理试验，处理的废水可以养鸭、养鱼，但仅仅是让参观者看看的，没有实际用上，宝钢用这些方法能够有把握吗？叶志强副部长对废渣问题回答说，废渣准备送到水泥厂作原料，本来这个项目不搞，现在决定先搞70万吨。对致癌物质等问题没有回答。
（对于二氧化硫污染问题，叶志强副部长讲到污染浓度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时）于光远代表请他回答现在上海市二氧化硫的浓度已经达到多少，自净能力如何？宝山地区一年风向风速规律如何？
叶志强副部长对上海市上空大气中二氧化硫已有浓度没有答复。冶金部工作人员讲了一年中有两个季度刮西北风，这将会对上海市的污染发生影响，其他两个季度不会。沈岳瑞代表说，建设宝钢工程，没有考虑如何处理对上海市区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冶金工业有毒气体把我们市区包围了起来。上海多是东南风和西北风，刮东南风时，上钢一厂、五厂的二氧化硫吹到市内，一刮西北风，宝钢的二氧化硫就吹到市区。蒋兰荪代表说，对污染问题，不能象叶志强副部长汇报时所说的那样，只说宝钢排出二氧化硫后大气中含量的浓度，每公升不大于0．017毫克，低于国家标准0．15毫克。在兴建一个工厂时，要考虑整个环境，作出“环境评价”。冶金部是否作了这种分析？叶副部长回答说，现在正在作这样的分析，决心下大的力量去作。于光远代表认为，环境分析应在决定兴建一个工程之前考虑。在决定兴建宝钢前是否作了环境评价的分析？叶副部长回答说没有，并说由于缺乏经验，事先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包括环境质量评价，目前正在补做，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叶志强表示，宝钢的环保工作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于光远代表说，问题就在兴建宝钢前没有认真考虑污染上海环境的问题，因此只有事后再想补救办法。方才叶副部长说宝钢是以日本大分厂的标准进行控制的，二氧化硫浓度并不高。但大分厂建立在日本北九州的一个县境内海边，距大城市比较远，而宝钢就在上海郊区，距市区不过30公里，而上海本来环境污染就很严重，兴建宝钢时应该考虑加上这个新的污染因素，上海市的整个环境污染会达到什么程度，不能满足于日本大分厂的标准。
关于宝钢总投资问题，袁雪芬代表提出质询说，她弄不清楚宝钢最后究竟要投资多少，是无底洞还是有底洞？叶副部长说的227亿是否打得住？其他代表也提出质询说：据今年5月20日到28日在宝山“三总”预审准备会议上讲，这二百多亿投资的总概算是不准确的，因为许多项目的投资还没有包括在内，宝钢何时可以拿出总概算？叶志强副部长回答说，今年国庆节宝钢可以拿出总概算。叶志强说宝钢投资不会是无底洞，不会到400亿元，也不会到300亿元。
关于产品成本问题，陆国梁代表质询说：宝钢投资大，成本高，生铁成本比国内高出一倍，宝钢生铁成本要214元一吨，而首钢1979年只要106元，鞍钢也只要110元左右。叶志强副部长说：这是因为矿石进口的缘故，进口矿石生铁成本肯定要贵。陆国梁代表说：一个工厂的优越要看经济指标的好坏，宝钢成本高，能不能算做先进？叶志强副部长回答说：宝钢生铁成本高，这是因为进口矿石，但炼出的钢，因为技术先进，成本就不高了，我们出卖的是钢不是生铁。代表们认为生铁成本高，总是一个问题。叶志强副部长说：正在研究用国内矿石。用外国矿石，命运掌握在别的国家手中，价格上我们吃亏，运费上要多支出。李志侠代表就宝钢用的矿石要从国外进口提出质询。叶志强副部长回答说：冶金部正在研究将来如何改用国内矿石，立足于国内。代表们问：那么为什么要立足于国外？又问：如果用国外矿石，宝山面江临海，也许还可以有点优越性，如果立足于国内用华北的铁矿，上海一没有能源，二没有原料，运输又那么紧张，还有什么优越性，为什么要把厂址选在上海？
关于建设宝钢可以减少钢材进口，节约外汇支出问题，陆国梁代表说：唐克部长在回答北京代表团的质询时说，在80年代后期我国要进口5，500万吨钢材，需要付出220亿美元去购买，因此应该自己建设钢厂，可是他没有说明宝钢生产的钢材究竟能顶5，500万吨中的多少。因此我们难以判断是不是合算。他认为唐克部长这样说，没有回答代表们的问题。于光远代表说：代表们提的是这样来建设宝钢，在经济上是否合理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应不应该自己建设钢厂的问题。唐克部长这样回答问题，在逻辑学里叫做“偷换命题”。要回答宝钢与外汇的关系，应该拿出这样的资料：在80年代中宝钢究竟能生产多少钢材？值多少美元？现在宝钢第一期工程希望在1982年建成，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第二期工程究竟由谁来承包还没有定（叶插话：最近已经定下来了），不知哪一年才能投产。全部投产以后每年才能生产420多万吨钢材，所以80年代所能生产的钢材恐怕最多只有2，000多万吨，这值多少外汇，而买设备，付利息，买矿石，支付各种费用又要用多少外汇，这样两者比较才能说明问题，希望唐克部长拿出这样的帐来向代表们说明。
赵祖康代表和苏步青代表还就由于宝钢工程影响上海市政建设的问题提出质询。叶志强副部长回答说：宝钢建设在上海，我们更有义务在每个阶段总结经验教训，向上海人民汇报。
代表们表示，对宝钢的质询，目前仅仅是促使冶金部总结好经验教训，以便大家努力把宝钢建设好。否则，不认真吸取教训，以后还会发生错误。例如现在宝钢工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要用很大努力去克服。而宝钢匆促上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违反科学，违反常识而造成了许多遗留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想扩大宝钢工程，这就是宝钢工程中的教训没有被很好吸收的表现。代表们对冶金部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许，对在宝钢进行建设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的工作表示敬意。
叶志强副部长最后感谢代表们对宝钢的关切，表示希望代表们在会后有什么疑问意见继续向冶金部提出，冶金部一定接受过去的教训，把宝钢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