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宋黎委员说
思想不解放，四化搞不成
宋黎委员说，四化是场深刻的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革命，也是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僵化、半僵化，仍然是我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落实规划的主要障碍。思想不解放，四化就搞不成。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当前，解放思想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做起：（1）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2）破除现代迷信的束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3）克服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旧方法、旧框框，认真按经济规律办事，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4）改变干部队伍的结构，利用各种形式培养大批人才，提拔接班人。
第4版()
专栏：
费孝通、钱伟长、刘景范委员谈
对宝钢建设工程的意见
费孝通委员说，人民群众对于人大代表向部长提出质询的做法表示满意。可是唐克部长对人大代表的答复，象是用对待外国人的办法，十分不够。建议由人大、政协组织检查团，听取专家们的意见。现在的方针是农轻重，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果断的措施，不能将错就错下去。
钱伟长委员说，唐克部长说宝钢投资可以在13年内全部收回。宝钢总投资214亿元，如每年能上缴16．3亿元，13年可以还本。但是他没有讲利息问题，如按年利8％计算，每年要付息17．1亿元，连还利息都有困难，怎么能还清全部贷款呢？
刘景范委员说，人大代表就宝钢工程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唐克部长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据说宝钢的地基建在一个沙滩上，700米以下才是岩石层，打桩只打了70米深，下面的基础是否可靠？原来预计投资多少，实际要花多少，浪费多少？都应有数字说明。此外，矿石的来源、运输，投资的回收等问题回答得都比较含糊，大家不放心。希望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宝钢工程进行全面考察，作出科学鉴定。
第4版()
专栏：
刘亚雄委员主张
动员社会力量监督经济建设
刘亚雄委员说，“渤2”事件如果只靠石油部来检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此要建立一个有权力的、经常性的监督检查机关，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监督检查。希望对类似“渤2”事件多检查几件，教育群众，提高领导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国家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各个地方可以自行其是，一个公社、一个县可以自行其是，这样下去不行。
第4版()
专栏：
凤冠绥、傅士英委员说
反对铺张浪费，要有法可依
凤冠绥、傅士英委员说，我国各方面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惊人，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投资和建设的过程中，铺张浪费更为严重。要解决这类问题，也要有个法律上的规定。对严重失职或工作不负责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人，要追究法律责任。希望人大法制委员会尽快制定出这方面的法律。
第4版()
专栏：
刘楷委员说
不尊重科学，基建浪费严重
刘楷委员说，30年来，在基本建设工作中，我们没有立法，教训是惨痛的。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没有科学根据，不讲经济效果。有的大、中型项目，只凭某个领导人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上马，将人民辛苦积累的一点资金付之东流。对这种现象竟熟视无睹，无人过问。据说有9个化纤厂、几个化肥厂，都是从国外引进设备，因国内原料（石油、天然气）不足，厂已建成，投不了产。另外，宝钢是既无原料，又建在软地基上。真是领导“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不立法怎么行？因此，我有三点建议：（1）请建委对重点建设项目作全面的调查，如武钢1．7米轧机、上海宝钢、南水北调等项目，并将调查结果在报上公布；（2）请冶金部将宝山钢铁厂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政协做个介绍，政协代表面广泛，并且有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一下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投资；（3）应立即动手草拟经济法，广泛征求意见，在经济法未颁布前，应对有效的基建程序规范条例，加以重申。要严格执行经济建设项目经过可行性研究的程序，没有做这一工作的，不能列入计划。
刘楷委员说，国民经济调整，确实改变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后，有显著成效，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对这两年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分析一下，就感到虽然1979年轻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5．8％，比1978年增长了0．4％。但是轻工业部行业多，老企业多，要进行老企业改造，并要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早解决全国人民对轻工产品的大量需要，改变市场供不应求状况，增加的投资就显得不足。再加上有一部分投资不是用在直接生产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上，而是建设了轻工原料厂，如南京烷基苯厂和昆明五钠厂，都是生产洗衣粉用的主要化工原料。因此，轻工业的投资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仍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解决。
刘楷委员说，轻工业部目前工作的中心任务，我认为既要尽快解决人民急需的短线产品，满足市场需要，也要抓好长线产品的增加品种和提高质量。轻工业部的工作重点不应是抓三大件、家用电气。这些产品充分利用8个机械部的闲置设备转产即可解决。轻工部应将有限的基建投资发展更急需的产品，以满足人民需要。但这件工作，经委或计委应抓总，统筹安排。
第4版()
专栏：
张少铭委员建议
改革、挖潜还须注意更新设备
张少铭委员说，现在把工业增产的重点放在改革、挖潜上，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重点还是应当放在加快基建项目的完成和回收投资的速度上，因为这方面所占的费用多，又都是国家四化的重点。现在的建设是8年建成，8年才能回收投资。那么1985年以后的投资2000年以前就回收不回来了，四化哪年才能实现呢？就在轻工方面，除挖潜以外，也必须注意设备更新。
第4版()
专栏：
张化东、陈翰笙、钱端升委员谈
扩大自主权的问题
委员们听到明年起全部国营企业将推行扩大自主权的消息后，认为这是我国改革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实施得好，则可预见它将为四化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法、严密制度和管理办法。张化东委员说，前些日子，经委发了文件，说是要在重点企业进行试点，如今又要全面推广，要有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翰笙、钱端升委员认为，高等院校也要扩大自主权，教育部不能管得太死、太具体。钱端升委员还说，解放前北大教授选举的“评议会”，抗战时西南联大有“校委会”，都有充分的权力。
第4版()
专栏：
潘国定委员说
民航总局落实政策不力
潘国定委员说，一年来全国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取得了很大成绩，令人鼓舞。但在民航总局阻力仍然很大，他们采取一顶、二赖、三拖的办法欺骗中央。对44条人命案迟迟不予彻底复查平反。民航总局已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建议国务院抽调党性强、作风正派的人员，认真调查，彻底把民航总局整顿好。
第4版()
专栏：
林亨元、吴克清委员说
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刻不容缓
林亨元、吴克清委员说，青少年犯罪问题至今仍然相当严重。有人把青少年犯罪增加归咎于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这是不公正的。“文化大革命”前有那么多小说、电影，犯罪率并不高。青少年犯罪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中违法的、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东西都成了合法而又合理的，致使青少年思想十分混乱。砸烂公检法，打砸抢无人敢管，助长了犯罪青年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其次是社会原因，就业门路狭窄，升学无门，没有出路，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还有，社会各方面，学校、工厂、家庭等对青少年教育不力。有些人思想僵化，对青少年提出的问题不能做出积极的回答，而是用老一套的大道理去教训青少年，这是无济于事的。有些家长对子女过于溺爱，孩子娇生惯养，容易受坏人影响，走上邪路。
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要综合治理：（一）广开就业门路，广开学路；（二）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对待业青年不能放任自流，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和技术；（三）进行社会文化教育，我们应该开办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娱活动场所，让青少年向身心健康方面发展。建议拨款给共青团抓这项工作；（四）搞好犯罪青少年的挽救教育工作，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过劳改、劳教的青少年出路问题，以免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五）建议社会科学院设立青少年教育研究所，加强对青少年问题的专门研究。总之，要全社会关心，大力进行综合治理。
第4版()
专栏：
叶至善委员建议
改进语文教科书
叶至善委员说，教科书好不好对教育质量很有关系。现在的语文教科书不是编课本，而是编杂志，不按提高小学生语文水平来编，而是杂凑，离儿童的思想感情太远。我的父亲（叶圣陶）收到两个中学生来信，对语文课本中《终于发出的一封信》一文指出许多毛病，提得很对。这篇文章报上发表后是有很大影响的，应受到欢迎，但是否适合选作语文教材应研究。建议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几套课本试行，由学校选择。如高中语文课本，至少可以编文言文的、白话文的和两者兼有的三种。
第4版()
专栏：
朱光潜委员希望
重新校译马列经典著作
朱光潜委员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很落后，包括某些领导同志在内。原因有两点：一是马列著作的中译本错误很多。例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终结”应译为“结果”、“出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到了马克思时代并没有完了，而是被德国工人阶级所继承。又如《国家与革命》一书，“国家”应译为“政权”。因为，这涉及国家消亡论，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消亡的是政权，而不是国家。再如《费尔巴哈论纲》中的第一段：“人的最重要的本质力量就是理论”，这也译错了。费尔巴哈是反对抽象理论的，第一段的译文与第五段内容发生矛盾。二是解放后学苏联，全套教学内容从苏联搬来。这对我们很有影响。我建议，要把重要的经典著作重新校译，要全面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第4版()
专栏：
徐迈进委员谈
文化事业的几个问题
徐迈进委员讲到文化事业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现在许多文艺团体队伍“老化”，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人员老的出不去，新的进不来，影响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允许文艺单位定额定员编制，希望各级劳动局帮助安排精简下来的人。有的基层文化单位没有编制，希望各级领导能给一定编制。
第二，现在文化结构发生了变化，电视逐步普及，在电影电视之间产生了矛盾，即观众在电视中能看到的电影，不再到电影院去看了。目前还不能一盘棋地部署这方面的工作。现有7个电影制片厂有很大潜力可挖，可以承担电视制片生产，但广播局为发展电视，又需要建设摄制棚和培养各种人才，各搞各的，势必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建议国务院下设电影、电视事业管理委员会，以规划与计划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
第三，现在票价比“文革”前低，“文革”前是“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并没有影响社会上的物价。请物价总局考虑，可否适当提价，使艺术表演团体增加一些收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现在稿费太低，要调整。上演税似应恢复。
第4版()
专栏：
徐肖冰、于蓝委员谈
有关电影方面的几个问题
徐肖冰委员说，对电影制片厂和洗印厂的发展，全国要有统一规划和布局，没有必要到处成立制片厂。洗印厂也不从长远着想，进口设备不能广泛应用，造成极大浪费。
于蓝委员说，制片厂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影响了一些影片的创作，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题材没人敢搞了，因为创作的周期长，费钱多，但上座率不高，收回来的钱少，吃力不讨好。
她还说，电影学院导演系两年没有招收学生了，据说是没有房子，无法招生。希望文化部领导深入下来，扎扎实实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4版()
专栏：
强致和委员说
中医中药面临失传的危险
强致和委员说，现在中医中药人才青黄不接。中央规定的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新医新药的方针，下面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新乡地区中医学会开会，各县有名老中医都参加了，最年轻的也有70多岁。中医后继乏人，面临经验失传的危险。
第4版()
专栏：
吴鸿宾、包童孔、李羲一、谷苞、邵良础委员说
民族立法工作必须尽快进行
吴鸿宾委员说，我们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很多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深感急需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四化建设。
包童孔委员说，民族自治的关键是要通过当地民族干部来实现，也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我们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6个县，只有两个县是当地民族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他都不是当地干部。有的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也是由外省来的汉族干部担任。解放三十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培养不出一个少数民族同志当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吗？要相信各少数民族是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既然是民族自治地方，就要名副其实，不能只拿来当金字招牌。
承认各民族平等，就要尊重各民族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景颇文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以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几十座学校用少数民族文字组织教学，现在只有瑞丽县一个小学，过去的景颇族、傣族的学校都变成汉族的学校了。
李羲一委员认为，民族立法必须注意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民族教育与文化是民族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几年来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无力解决，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延边大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延大”已有30多年历史了，设备差，没有足够的教室、宿舍、礼堂、图书馆。外宾看了认为不是大学，与中专差不多。今年招生后因教室不够用，学生只好象小学一样搞两部制，一部分同学上午上课，另一部分同学下午上课。“延大”为了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拟成立朝鲜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朝鲜研究所，报了55个人的编制，但省里解决不了。东北三省共有朝鲜族80多万人，民族的文化教育全靠延边一个州来搞，力不能支，困难重重。周总理曾经说过，少数民族事业得靠国家支持才能解决。为此，我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中央拨一批特别经费解决上述问题。（二）从体制上解决。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民族院校由中央直接管。“延大”应定为部属学校，由人大民委直接管。
谷苞委员说，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不少人生活很苦。过去他们那里是自然经济区，自给自足，现在打破了原来自然经济状况，当地所产棉花、皮毛等都统购了，群众只好去买制成品，但价格十分昂贵。如新疆的细花羊毛很有名，收购时一公斤4元多，到上海加工成毛线一公斤50多元。我们现行的民族自治是名实不符，自治地方与没有自治的地方区别不大。为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应该尽快搞一个新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保护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
邵良础委员说，1958年后，民族工作逐渐受到干扰和破坏，影响了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人大民委对民族区域自治应该有一个实施法，形成法律条款，这样才能保证民族自治权利得到实施。中央关于5个自治区和云贵川3省的财政有新规定，但其他民族地区的财政怎么办，也要有个具体规定。
第4版()
专栏：
全国总工会小组要求
制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全总小组的委员们普遍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职工代表大会条例，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任务和职权范围，以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改变那种以企业少数领导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局面，使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真正制度化、经常化。目前，制定统一的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4版()
专栏：
谢文清、陈翰伯委员说
协会是群众组织，领导人要有代表性
谢文清委员说，现在好多协会的领导，如摄影学会、中国记协等，都是各单位的行政领导人，没有什么代表性。建议至少半数以上是有成就的记者、摄影家，代表这方面群众的思想、要求、利益，这对发扬民主有好处。
陈翰伯委员说，这与国家社会风气有关。协会主席任期太长，下期选不上就好象一定是犯了错误，事实上还是个终身制和半终身制问题。
第4版()
专栏：
来函照登人民日报编辑部：
9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辽宁代表崔德志的发言，说“会议期间，有天晚间，代表们到警卫局礼堂看话剧，因为有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去晚了，开演时间推迟了15分钟。”
实际情况是：辽宁代表是在9月1日到警卫局礼堂观看话剧《陈毅市长》的。开演时间应是7时30分。但该场演出票误印成7时15分。因时间很紧，没有改票，而在取票时通知开演时间为7时30分。
当晚有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看剧，是在规定开演时间前6分钟到达的。
我们没有把推迟开演时间通知到每一位代表，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总务组
第4版()
专栏：
人大小组会讨论民主空气浓厚
北京代表对本市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北京市代表对本市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王惠德代表说，关于北京市的工作，虽然我住在北京，但不了解，群众议论纷纷，到底对中央书记处的四条建议是什么态度？《北京日报》作了些报道，但据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大家意见一大堆。究竟思想通不通？对四条建议赞成不赞成？听说，思想不大通，说中央的几条方针与发展生产不符合，北京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工业，要发展首钢。
焦素芬代表说，据说北京市同外国合资要建设建国饭店等三大饭店。外贸部搞外贸中心，北京市是反对的，对三大饭店的建设是什么态度？有的同志讲，有十几项大的建设工程的水、电、气、交通都解决不了。这里边包不包括北京市同外国合建的三大饭店？三大饭店水、电等能否解决？如果这能解决，那不能解决，就不好了。北京市贯彻中央书记处四条建议不力，物价问题、蔬菜供应问题等等，群众意见很多。
杨春茂代表对物价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一直到现在涨价风还没有制止，特别是变相涨价。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不可忽视。周发歧代表指出，有些部门还利用所谓“新产品”来提价。如有一种女鞋平底的每双七、八元，一加高跟涨到28元。
冯至代表说，提到北京，我也有些感触。我们住的那儿，一下雨就成了“龙须沟”。关于北京建设问题，我们社会科学院办公楼，挖了坑，就不管了。群众说是建国饭店动工影响的，建筑工人都去那儿了。对科学事业这样看待，而把供旅游用的工程看得那样重，使人感到不平。
刘渡舟代表很关心中医人才的培养。他说，中医人才培养和使用都存在问题。北京中医学院今年只招生170人，不能满足需要。对中医重视不够，希望领导上具体抓一下中医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