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湖南代表谭震林说
取消“四大”正是真正发扬民主
谭震林代表书面发言说，对宪法第四十五条进行修改，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不是取消“大民主”。“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这是与实践相反的。取消“四大”，正是为了放手发扬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大发展，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是发扬民主的实践。法律先发下去让大家讨论，也是发扬民主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实践来判断，“四大”是反民主的。取消“四大”正是真正发扬民主。
第3版()
专栏：
河南代表胡立教说
要调整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胡立教代表说，全国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河南更严重。过去30年中，国家在河南总投资285亿元，其中农业47．5亿元，占16．9％；轻工业7．1亿元，只占2．5％；重工业192．3亿元，占70．7％；其余为财贸、科技、城市建设等。这些数字说明，对农业、轻工业太不重视了，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首先把农业搞上去。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以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形势很好。前进中也有些问题，已经引起重视，是不难解决的。发挥河南的优势，要努力增产小麦等粮食作物。同时，要在保证粮食自给并略有节余的前提下，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全省耕地10，700万亩，从现在情况看，经济作物保持在2，500万亩到3，000万亩比较适宜。要抓好轻纺工业。轻纺工业积累高，见效快，产品市场需要。现在，农民收入增加了，就业的多了，增加了工资，购买力提高了，只有抓好轻纺工业，才能适应市场需要。一定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抓好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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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顾卓新谈
想方设法把经济搞活
顾卓新代表说，安徽1978年大旱，粮食总产仍然达到296亿斤，接近正常年景。1979年获得大丰收，统计数字是322亿斤，实际不少于350亿斤，因为粮食征购达到80亿斤（过去最高年是58亿斤），商品率达23％，上交国家13亿斤，超交了5亿多斤，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作物长势极好，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丰收，但是因为多年不遇的水灾，小麦和早稻都受到损失。即使这样，如果不再遇到特大灾害，基本上仍可维持去年的水平。凤阳县小麦大丰收，全县40多万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可分450斤，一季解决了全年的口粮问题。全省油菜籽大幅度增长，去年总产4．4亿斤，收购1．9亿斤，今年已收购3．3亿斤，群众还争着卖，收购量比去年增长1．4亿斤，总产可能有5．8亿斤。棉、麻、茶叶、蚕茧可比去年增产。猪、牛、羊和家禽有很大发展。安徽多种经营落后。皖南多种经营占农业总收入的40％，淮北广大地区只占17％，今后决心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林、牧、副、渔，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顾卓新说，去年安徽拿出1亿元资金投到轻纺工业的挖潜、改造方面，今年开始发挥作用了。上半年，全省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6．6％；其中重工业增长6．6％，轻工业增长28．5％，开始打破轻工业落后的局面。
顾卓新说，怎样把国民经济搞得更活？这是当前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现在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坚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解决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要从方针政策上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这两年已经初步打开了局面。安徽是先从农业开始的，从1977年冬就搞了六条政策规定，后来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工业上，去年开始搞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多劳多得，利润分成。今年在流通领域也搞开了，商店直接进货，工厂企业也搞推销，减少流通环节，增加流通渠道。搞了大大小小的贸易货栈，恢复了一批个体工商业户，直至城市的三轮车。银行也开始变化，扩大放款，开展金融业务。安庆市搞投资公司，集合两千多万元零星资金，扶持几百家大小工厂企业。现在中央决心很大，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多种经营方面，应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大发挥优势。滥砍森林、偷鱼炸鱼，说明我们和当地群众对立严重。林业、水产要坚决依靠社、队力量以及个体的积极性，只靠少数国营单位，是不行的。
顾卓新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目的，改造和调整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评价一种生产关系或劳动组织形式，应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老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不强调发展生产力。农业生产责任制那一种形式好，主要看效果，凡是能够增产、增收、增贡献的都可以，不要搞“一刀切”。在那些解放三十年来贫穷面貌没有什么变化的地方，生产很落后，群众生活很困难，集体所有制仅仅剩个空壳。这些地方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采取订合同，超奖减赔，搞包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及大包干办法，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在安徽，主要是江淮之间丘陵地区，以及其他长期贫穷落后的地方采用上述办法。在那些生产搞得比较好，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地方，仍然坚持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稳定下来，加强领导，使之完善提高，来个互相竞赛，而不要互相排斥。总之，在当前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不能只允许两种所有制，要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打破各种人为的行政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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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代表刘元香、汪秀兰等反映
农民对一些现行政策有意见
刘元香、汪秀兰、辛志英、高玉田几位农村代表说，农民对有些现行政策有意见。譬如：
——招工，没有农民的份。现行政策规定，国家招收工人，只要吃商品粮的，不要农村的。
——招兵，今年又来了个新精神，城镇的多招。
——提干，现在不从文化低的工农兵中直接提拔干部。
——招生，大专院校招生，由于农村的教学质量低，录取的比例比城市小。农村中、小学民办的占多数，同城市相比，在师资、经费、校舍、教材等方面，悬殊很大。松滋县九千多名中、小学教师中，民办的有六千多名，他们多半是初中毕业教初中。在三千多名公办教师中，有不少教学水平高一点的老师，为了给自己中、小学毕业的子女找出路，都在搞退休顶职。因此，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在下降。农民的子弟考学校很难。
高玉田代表说，现在企业扭亏增盈，扭来扭去，亏了农民。比如食品部门收购鲜蛋，实行季节差价是应该的，但是今年三月间，农民还在穿棉袄，收购鲜蛋就开始降价了。据说这是商业部通知叫搞的。我们公社食品所今年收购的鲜蛋，降价以后收购的占79．2％。农民气不过，就杀鸡杀鸭，全公社一万多只母鸭，杀了七千多只。有的代表说，中央文件规定，三年内支援农业的工业品降价10％，现在快两年了，不仅没有降价，有的还提了价。
有的代表说，农村不脱产的干部，有不少是从土改、合作化搞起的，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弱了，不能工作，只有回家当社员，生活困难很大，他们感到伤心。有的说，我们辛辛苦苦，跟着党干了一辈子，国家干部老了，可以退休，领退休金，我们老了没人管。建议中央对这类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应该作个统一规定，给予适当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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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李玉、赵桂香等
建议改变农村电费收缴制度
李玉、赵桂香、蒋春松等代表说，农村生产的收益分配制度，是一年夏秋两次分配，平时很少有收入。特别是多种经营和队办企业都很少的一些经济困难地区，往往按月缴不起电费。而农村急需用电的高峰时期，一是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涝灾害时，必须日夜抗旱、抢排，战胜灾害，夺取丰收；二是每年几个大忙季节，必须抢收抢种，确保增产。而这几个时期，农业上一般没有什么收益。尤其是碰上大旱大涝等自然灾害，为了抗灾需要，电、油等抗灾费用开支较大，一般社队往往难以负担，需要国家给予适当支持。根据目前农村的经济状况，为了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建议国家电业部门，将按月收费改变为夏秋两季收费，实行“按月抄表，两季缴费，年终结清”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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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胡绳说
经济工作应该越做越细
胡绳代表说，国务院的两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鼓舞人心的。我们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生产建设已走上正轨，只要上下一致，发愤努力，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不断地有进步。但也有些政策、措施的决定，考虑不够周到。例如这一次工资调整，是件好事，但做法不很恰当，各方面的意见很多，至少没有能起到预期的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甚至发生了些消极的效果。其实开始试点时，在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已经对调资的做法提出很多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多数是有道理的。但是负责的领导同志没有或者很少考虑这些意见，只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不能做多做少一个样，不能“熬年头”。这些原则固然是对的，但光凭原则办不好事情。如果考虑到大量职工多年未加工资的历史情况和各种实际状况，充分吸收干部和群众的合理的意见，那么做法和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提高若干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当然也是大好事，是非做不可的。但作出这种决定时，对于可能引起的各种影响似乎考虑不够周到，对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也不够及时和得力。中央同志已经指出，如果当时分两步走会是更适当的。这些经验都证明，经济工作应该越做越细，特别在采取一个重大措施时，必须事先充分地研究，考虑到会有哪些连锁反应，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和流弊，尽可能采取哪些预防措施。
旅游方面，似乎也有这种情形。外国人对我们提高价格反映很大。有的外国朋友说，你们这样做是会受到惩罚的。也就是说，不合理的高价会使人们不愿再到中国来旅游。火车票对外国人是另一价格，这是铁道部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服务，对本国人和对外国人是两种价格，有的对华侨又是一种价格，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值得考虑。还有，外汇兑换券似乎也是仓促决定的，不知道是不是慎重地权衡利弊而作出的决定。实行以来，引起的反响和批评是很强烈的，也没有看到负责方面对此作出有力的答复。（石林代表插话说，两种价格这一条非取消不可。外汇券也非取消不可，规定外国人只能在几个大商店使用外汇券，别的地方不行，大城市还可以，小城市没有外汇商店怎么办？中外两种价格结算，我们外经部苦死了。为执行这一办法花了大量的人力，事情还办不好，来华的外国人意见很大。我来参加人代会时，机关里的同志要我在大会上把这条意见提出来。国务院的工作要改进，大的事情应好好研究，用外汇券这个决定，事先连外事部门都没开过会征求意见，准备工作没做好就匆忙实行，外国人意见很大。罗马尼亚等国想办法把来旅游的外国人带来的钱都赚进，而我们却是层层限制外国人花钱。）
胡绳代表又说，基本建设也要求周到的考虑。北京有个纺织厂，计划修建在靠近饮用水源的地方。事先，有关方面已提出异议，但仍然不改变计划；现在虽然地基已经打好，终于只好停下来了。这还是不顾各种条件而决定基建项目造成损失的较小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不考虑能源供应、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条件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条件就仓促“上马”，是不行的。如宝钢的确定，至少是不够慎重的。
总之，一个政策和措施的确定，特别与广大人民利益有关的，有长远影响的，一个基建项目的确定，特别是大型项目的，都需要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和研究，事先考虑得周到一些、细致一些，作出的决定总是会好一些。因此应该多听听有关专家的意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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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代表沈其益、农绍华说
农业高教必须尽快恢复发展
沈其益代表、农绍华代表说，中央领导一再强调把农业搞上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在中央农业文件中，把办好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等重点大学，作为加速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这两所大学受“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迄今还未得到恢复，被外单位占用大量校舍（共约12万平方米）未还。两校原来各有3千名学生，现在只能招收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即使学生这样少，教室、宿舍、实验室还严重不足，没有图书馆，致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北京农大还承担联合国同我国政府协议举办的国家农业遥感中心和现代化农业训练研究中心的任务；国际银行准备帮助建立农业生物研究中心；该校并与美国、西德、加拿大的3个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北京农机学院也与美国爱阿华农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如两校不能在二、三年内恢复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农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损失，而且有损于国际声誉。广大教师员工愿为农业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面对这种情况，内心极为焦急。建议国务院要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使占用校舍的单位定期归还。请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前往两校视察教学、科研和教职工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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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代表提出
在宣传工作上要注意的问题
江苏省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谈到宣传工作时，大家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宣传党的实现四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城乡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宣传先进人物、先进典型，反映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渤海2号”事故的连续性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宣传效果是好的。同时，代表们对宣传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防止片面性。有的代表说，在宣传“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时，过分强调了个人发家致富，什么“朝思暮想富起来”，“千方百计富起来”等等，引起了农村中有些地方青壮劳动力的盲目外流，生产队长急得直跺脚，但是管不住，没办法。有些农村干部提出了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富裕之路，还是搞个人发家致富等问题，说被报纸上的宣传搞糊涂了。所以，在宣传和阐述一种观点时，要讲唯物辩证法，讲得全面一点。再如宣传“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时，在这句话的前面应加上一个限制词，“农村要在完成‘三基本’（基本工、基本肥、基本劳动日）的前提下，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有了这个前提，问题就明确了。有的代表说，现在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到底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哪些要鼓励搞，哪些要限制搞？希望在宣传上要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正确地加以引导。
二、防止绝对化。有的代表说，在报纸的宣传上有时把话说过头，不留有余地，容易引起副作用。8月份有个报社宣传常州市发展工业生产的经验时，有的地方就把话说绝了，给有关部门添了麻烦。如说现在常州市再也找不到一个闲散劳动力和待业人员了。试想，有45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怎会找不到一个闲散劳动力呢？因为人员是有流动性的，不可能安排到一个不剩，只能说是基本上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报上这样写，给市劳动局带来了工作上的麻烦，这仅是一例。希望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宣传一个先进单位、一个先进人物时，要掌握分寸，要留有余地。有的代表还提出报纸在刊登批评稿件时，要注意核对事实，出了差错影响不好。
三、防止向“钱”看。有的代表反映，报纸、电台、电视台上的广告宣传，有时篇幅太大，分量过重。不能因为登广告收入大而挤掉新闻版面，占去较多的电视节目时间。应当规定每天刊用广告的篇幅和时间，有一定的比例。有的代表说，职工群众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积聚了三、四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可是看不到好节目，广告一个接一个，浪费了好多时间，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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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代表张爱萍说
改革的事要与有关各方充分研究
张爱萍代表说，现在我国经济建设还处于治理乱世的时期，我对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提几点建议：①调查、改革的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一定要与有关各方进行充分研究，再作出决定。不应只听某几个人或某一方的意见，就轻率决定。决定后不得不被迫改变的事，这几年已经不少了。②方针、政策决定之后，要有严密的组织实施工作。只有规划，不组织实施，都是空话。最近，有的报纸上说，搞经济建设不能用打仗的办法，这样讲是不妥的。搞经济建设当然有搞经济建设的规律，打仗也是要讲求军事科学的。有人说，“渤海2号”事件是按打仗的办法指挥的。这个说法更是错误的。如果认真按海军作战使用舰艇的科学组织指挥，就不会沉的。③要加强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分了工就要负起责任来，不要尸位素餐，遇事不负责任，既不摇头又不点头，拖而不办，不了了之。对那些该完成的任务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完成的，应依法惩处。现在已经有了各种法令，任何人都要执行。④当前，派性在党、政、军、民中并没有完全肃清。全国还要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深入清除那些小宗派、小山头。不解决这个问题，对四化建设的影响是很大的。⑤姚副总理、王部长的两个重要报告，我建议应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两者定个原则比例。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是应该的，但对国防建设也不能放松，两者的比例要实事求是地定出来。⑥在国防建设方面，应进一步减少一般的兵员，而把主要财力、人力用在改进和研制新式武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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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许多代表提出
要用法律保证民族区域自治
宁夏回族自治区许多代表在讨论中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政策。要使少数民族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使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就必须用立法来保证。代表们说，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认真搞好民族立法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必须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为主要成分组成；
2、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能强迫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这样那样；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4、根据宪法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地区有权制订适合本地区、本民族情况的法律、法令；
5、自治地方有比同级一般地区更大的财政权利；
6、在矿藏、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收益分配方面，应有更大的主动权；
7、有权根据民族自治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特点，发展对外贸易；
8、国家应优先支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9、在招工、招生中要占有一定的比例，要壮大工人阶级战士和知识分子队伍；
10、少数民族自己在自愿的前提下，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
11、少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要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共同搞好自治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少数民族尽快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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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代表侯宗濂
谈计划生育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侯宗濂代表说，我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从法律上限制每个家庭小孩出生数量是完全必要的。解放以来，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卫生事业，不少疾病减少甚至消灭了，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老年人寿命延长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人口增长率显著提高。今后应该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不断降低人口出生率，否则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平均国民收入一千美元的指标就很困难。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城市提倡生一个孩子问题不大，农村生一个孩子在赡养双方双亲上可能有些问题，生两个可能好些。
侯宗濂代表说，对姚依林副总理和王丙乾部长的报告，我完全拥护。特别是在有赤字的情况下还增加了教育经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高兴。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特别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非自己培养人才不可。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才能作出第一流的成果。教育是四化的基础，科研是四化的关键，教育要上去也好，科研要上去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培养人才，特别是要拔尖子。国外在大学升学衔时都是拔尖子，不拔尖子很难在四化中达到赶超的目的，这是一件非作到不可的事情，可是又非常困难。由于习惯势力论资排辈的影响，想提拔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年富力强的人阻力很大！我亲身看到过国外的作法，他们是把年资高而发展前途不大的人首先另行安排，之后再提拔年青有为之士。我觉得这一点我们非学不可，否则提拔青年有为的人才就要遇到很大的阻力。破格是正确的，有困难也是必然的，为了培养人才，选拔尖子，就要作适当的人员调整，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多年来没有这样作，需要调整的教员可能人数较多，但是不克服这个困难，高等学校的水平是上不去的，必然影响到赶超。学校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办好办坏的关键在于领导。现在领导太多，我院书记、院长12人，太多了；处长、科长、一般行政干部也太多。记得我在旧社会一个医科大学工作时，他们只有一个校长，而且是教授兼任，每天完成教学、医疗、科研任务之后，只作一个小时的校长，日常工作有一个类似秘书长的人给他管上，能作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事按规章制度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国外的教研室主任、教授权力较大，有事不必去找校长，自己就能决定。高等学校扩大教研室自主权可能有好处，可减去不少行政干部。现在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一定要大大加强起来，首先领导要带好头，才会产生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