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俞调梅、徐光宪委员说
没有高度民主，就没有四化
俞调梅委员说，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心齐了，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所以高度民主很重要。不发扬民主，就听不进群众的话，就要瞎指挥。这方面我们吃了不少亏。宝钢浪费很大。我们有些领导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科技人员。对此，我曾提出过意见，但不接受。
徐光宪委员说，不仅要充分发扬民主，还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国务院关于“渤海2号”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安全方面的典型，还有浪费方面的典型没有抓。如武钢的轧钢机、宝钢工程和为了引用四川天然气而铺设的管道，都是因未能很好进行调查研究就急忙上马造成的恶果。今后对严重浪费的失职人员也要依法严肃处理，不应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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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元发、张汉丞委员说
发扬民主，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罗元发、张汉丞委员说，现在民主的政治空气比前活跃，但是不让人讲话，只能听顺耳之言，不能听逆耳之言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还有打击报复。哪里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哪里就是一潭死水，更谈不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也只有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批评，才能克服和避免。
罗元发还说，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还顽固地存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把三座大山都搬掉了，四化也一定可以建成；但必须有一条，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在一部分人中有贪图享受，怕苦怕累，钱越多越好，生活条件越优越好，工作越少越好的思想。在青年中有这样一种风气，一讲爬雪山过草地，就认为那是过去的事，似乎艰苦奋斗的精神已不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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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颉伯委员说
官大、无知加粗暴的领导危害太大
李颉伯委员说，宝山钢铁厂不知花了多少亿，结果建在沙滩上，既无铁矿又无煤炭，连长江下游的水都不能用。现在基建战线仍然太长。国民经济应“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不能打赤字”。去年铁道部投资是23亿多，其中挖设备折旧、更新、大修费8亿投入基建，借款3 ．5亿，我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由于挖了设备折旧、更新、大修费，使铁路严重失修，也影响了更新设备。齐齐哈尔局今年就发生桥梁失修列车掉到河里的严重事故。官大、无知加粗暴的领导危害太大了。
李颉伯说，58年我国出现过大浮夸，78年出现了小浮夸。如提出搞十来个大庆，根据什么？现在看来没有根据。78年刮了一阵风，冶金部、煤炭部提出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结果出现拚设备。我们铁道部也跟着喊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78年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三季度超二季度，四季度超三季度，结果一季不如一季。“铁路装车数”这个口号是很不科学的，不能真正反映运输水平。78年经委让我们搞“大庆式铁路局”，郑州局受“四人帮”破坏很严重，粉碎“四人帮”后坏人被抓起来了，但其它问题还很严重。后来经委派了个工作团，几个月就搞成了大庆式企业，完全是形式主义，不久就出现杨庄撞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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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仲逸、杨逸棠委员说
培养民主和法治观念
孙仲逸委员说，邓主席讲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听了这句话，谁不爱国，谁不高兴呢？当然，要建设这样一个强国，需要作极大的努力。最近，我们广西开了一个教育会议，会上很少有人敢于暴露自己学校的缺点。我不怕，讲了几句，对学院工作提了十条意见，回来又直后悔，谁心无余悸呀！在大会结束时，自治区文教办的负责人上台讲话，讲的是真话，他说，现在犯错误的共产党员很多，他们也争名夺利。要整顿党风提高思想。在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贯彻法治精神，领导要带头，党团员要带头，我们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要带头。
杨逸棠委员说，人的尊严一定要保障。这问题不解决，人可以压迫人，甚至人吃人！“文化大革命”中，一张大字报可以把国家元首揪出来，批斗、关押、打骂。所以我说要提倡民主，一定要把人的尊严树立起来，培养民主和法治观念，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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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章龙委员说
要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的顾问班子
罗章龙委员说，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对改革经济体制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我完全拥护。有的人怕乱，怕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抬头”，这些都是庸人自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不会出现担心的那些问题。
我们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关系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现代经济学有许多新的发展，如“计量经济学”、“经济预测”（包括长期的、短期的），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使领导心中有数，便于分析研究，综合平衡。要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要有“顾问班子”，以备咨询；要大力培养经济管理干部和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要普及经济管理知识和大力开展宣传；还要有选择地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我国在历史上有些领域是领先的，现在落后了，“礼失而求诸野”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许多优势，尤其是人力资源，可以多发展密集劳动的行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我们四化建设的步子一定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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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文龙委员说
赶快解决“三线”厂问题
李文龙委员说，我在“三线”厂工作，这些厂浪费国家人力、财力、物力很严重。一方面民用厂生产设备落后，另一方面“三线”厂的生产设备却又摆着不用；一方面知识分子少，技术水平低，另一方面我们那里几百个大专毕业的技术干部整天闲着无所作为，只是成天在山沟里为个人忙吃忙穿；一方面某些缺乏公心的干部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很大，另一方面大部分有公心的干部却又无权为人民谋福利；遇事这要党委讨论，那要上级批准，什么事也解决不了。这些情况与四化的要求不适应，我们几千人曾签名上书中央，请中央赶快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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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大猷委员说
外币兑换券应该取消
马大猷委员说，我们民航服务质量之低，实在不象话。不久前，我们一个代表团去澳大利亚，购联运机票，国内这一段也要收外汇，从广州返北京，行李超重也要补外汇。本国人在本国境内旅行要付外币，太没有道理。产生这一情况，政府要负责任。这是由于发行外币兑换券造成的。中国科学院请了两位英国客人来，每人发给100元零用钱，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在中国境内不能使用人民币。因此，建议取消外币兑换券，通令全国不准使用外币。我们的民航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在国际上毫无竞争能力，没有正确的经营思想和态度，据说去年赔了4亿元。这样的企业必须彻底整顿。
最近，我去北戴河参加大百科全书审稿，住在“外国专家休养所”（友谊宾馆的分店），深感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待遇完全不同。没有水用，游泳分开，觉得中国人在本国受侮辱。中国人在外国没有受气，反而在自己的国家有不幸之感。外事工作要真正贯彻不亢不卑的原则，既不要盲目排外，也不要媚外。（千家驹委员插话，有些地方和商店只准外国人参观，本国人不准去。有的时候有外宾来了把中国人赶走，这完全是殖民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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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鸿业委员说
注意技术改造，节约能源
钱鸿业委员说，过去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能源危机，现在觉得我们也有能源危机问题。发展能源和节约能源这两方面都同样重要。81年石油产量只能保持近两年生产水平，煤炭也只能增加1，000万吨，能源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要特别重视发展能源和节约能源。首先，要注意技术改造，提高汽油辛烷值标号。这个问题我国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关键是这些问题在领导思想上没挂上号，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我们大量生产的还是77号汽油，只生产少量80号、85号汽油，供出口和高级轿车使用。如果把汽油普遍提高到80号、85号，用同样多的油可以开更多的车，这样既节约油又能扩大生产。其次，有关工业部门要互相配合，尽快解决氢气压缩机质量问题，搞好加氢精制技术的推广应用。再次，把烧油的锅炉改为烧煤，节省下来的重油，除增加出口外，要进一步加工，增产汽油和柴油。发展新能源问题，报告中虽提到沼气，但强调不够。解决农村燃料的出路在于沼气化，要针对各地具体条件，扎扎实实地稳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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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宗燠委员提出
环境保护采取区域性综合治理
赵宗燠委员说，环境保护、能源问题都是我们国家的大问题。环境保护，自国务院环保办公室成立7年来，做了不少工作，但从全国范围看，污染还在发展。环境保护一行一业地单项地搞不行，必须进行区域性综合治理。能源问题，我国确定以煤为主的能源政策，我完全赞成。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煤的流态化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环境保护。希望国家下决心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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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嘉委员说
机构臃肿影响工作效率
陈嘉委员说，不提高工作效率，要很快发展生产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一在组织形式上，机构重迭，人浮于事。南大有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教务处长、乃至科长，一层又一层，而且副职很多。往往讨论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办事怎么能快呢？二在工作制度上赏罚不明，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现在有的系主任就不上课。建议学校对教员发聘书，工资待遇好的就增，差的就减，利于调动积极性。三不注意提高思想觉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为人民服务否定了，思想工作不提了。我认为还是要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要宣传这方面的典型。这样，提高工作效率才有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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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裘维蕃、陶大镛委员谈
培养人才要立足国内
裘维蕃委员说，当前，我国在选派留学生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有一些留学生对所在国的语言不通，不能交流专业学术观点，甚至连听课也听不懂，留学生苦闷，导师摇头，学习效率很低。有些学科，国内有水平较高的专家，本应首先发挥他们的作用，却舍此不用，反而到国外去向水平较低的外国专家学习。培养人才首先要立足国内，只要保证有较好的学习条件，照样能够培养出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陶大镛委员说，现在，按单位分配留学生名额的办法不好。建议今后一律实行公开招生的办法，由国家统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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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洛桑朗杰、关布委员呼吁
必须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
大洛桑朗杰和关布两位委员，就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表了意见。
一、从实际出发，是办好西藏高校的关键。大洛桑朗杰委员说，我区现有四所高等学校，但问题不少，主要有两个：一是师资力量不足，水平低，藏族教师很少。就拿我们学院来说，数理系藏族教师只有一人，而且是从小在北京念书，以后才转去的。二是学生来源不足，质量差。去年师院理科班准备高考总分在180分以上就收，结果没有几个达到，办不成。后改为办预科班，总分在80分以上便收。就这样降低要求，还是招不到一个藏族学生。这两个事实说明，我们办大学应从这个实际出发，讲究质量，不要图形式，图数量。
二、把培养少数民族教师的工作，认真抓起来。要改变西藏面貌，就需培养和造就一批建设人才和建立一支以藏族教师为主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培养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靠内地支持固然重要，但不是长久之计。目前，不仅大学藏族教师极少，中小学情况更为严重，农村更差些。从中小学到大学，藏族的师资队伍如何培养？建议教育部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关布委员说，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应注意培养数、理、化等专业方面的教师外，还应注意培养能够担任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教师。
大洛桑朗杰说，过去西藏对教育不甚关心。当前教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政策不落实，地位低，待遇差。例如，今年杨静仁同志代表中央在西藏开了个招待会，各阶层的代表都有，唯独没有邀请教师参加。甚至社会上也看不起教师工作，晚上经常不给学校供电。
少数民族教育经费，应给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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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建春、殷明连、贾学谦等委员建议
抓好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建设
徐建春委员说，青少年活动阵地搞好了，就能象磁石一样吸引住青少年。可是，现在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太少，我们山东省才有三个少年宫，太不适应青少年活动的要求。
委员们还反映了不少地方的青少年活动场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被占用，至今仍未恢复的情况。北京作为首都，连一个青年宫都没有，原有的少年科技馆成了园林局的植物园。北海公园的红领巾水电站，“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现虽已修复，但仍由公园使用。委员们一致要求各级政府责令有关单位尽快退还青少年活动场所，损坏了的要进行修复。
殷明连、贾学谦等委员说，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建设，应在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纳入城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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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福利组委员呼吁
大家都来重视幼儿的保健和教育
社会福利组的委员们认为，幼儿工作事关重大，影响深远。培养人，必须从基础开始，从幼儿保健和教育抓起。幼年发育不好，后来就难上去。在幼儿保健和教育上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但是我国目前幼儿教育落后，问题成堆。诸如：经费缺乏，儿童教育、保健机构少，保健知识的宣传很差以及幼儿工作者数量少，水平低等等。大家建议：1．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把幼儿教育列入议事日程，发动社会力量，互相协作，共同把这项事情办好。2．增加幼儿教育经费，多办些托儿所、幼儿园，增添设备，改善环境，修缮房屋。例如北海幼儿园，现在是破烂不堪，今年只收了40名幼儿，原因是房舍修缮问题解决不了。3．城市建设时要把托儿所、幼儿园的配套规划进去；办好现有的儿童医院和小儿科，各医院普遍增设小儿科；广泛建立和发展儿童保健站和红医站。4．加强和发展幼儿师范学校，培养大批热爱幼儿工作、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培训在职保教人员，并不断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5．加强对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及营养学等的研究，大力宣传幼儿教育和育儿常识。6．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对孕妇经常作胎儿检查，防止怪胎、非常胎，减少不正常胎儿的出生，提高生育质量。母奶对幼儿发育极为重要，提倡喂母奶。因此急切需要从立法上作出延长妇女产假的规定。7．计划生育要搞好。强迫命令千万要不得，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力提高技术。现在独生子女增多，父母特别关心子女的成长。要研究解决好对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要把独生子女政策稳定住，落实好，否则会影响父母的工作和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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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默涵、贺绿汀、王朝闻、筱文艳委员谈
现代化、民主和文艺的关系
林默涵委员说，虽然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但文化艺术起着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因此它又能促进经济建设。愚昧、没有文化，是滋长官僚主义、家长制的根源之一。因此，科学文化也能促进政治民主化。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也就不可能真正有艺术的民主。
贺绿汀委员说，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文艺。不去掉封建主义思想，怎么实现现代化？文艺要暴露黑暗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暴露？这些黑暗面不属于社会主义。我们要拿起批判武器给予暴露。战争年代我们用枪、炮打掉了三座大山，但打不掉人们头脑里的封建思想，所以我们要用文艺来讽刺和暴露。
我们的国家交响乐团、歌剧院……不是去提高国家音乐艺术和人民欣赏水平，而是要他们赚钱，这就使他们只好拆散了去搞轻音乐会，这怎么行！
王朝闻委员说，没有高度民主，就建设不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高度文明，就除不掉封建主义残余。民主与文明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应该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是相当落后的，与高度文明有很大差距。他举例说，有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儿童在跪着种树，有位领导看后说，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怎么还画跪着呢？！这种批评有多少文明！
筱文艳委员说，我们既要重视经济指标，也要重视剧目质量。完全为经济指标而奔忙，必然会影响艺术效果。上海原来有四个淮剧团，现在只剩下一家。由于没有剧场，只好到苏北去演。因为票价低，加上旅费等开支，赚不了几个钱，所以每天要演二、三场，疲于奔命。这样长久下去很危险，也不利于演员的健康和提高艺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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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运泽、龙泽汇委员谈
抓紧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
廖运泽委员说，目前对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工作做得不够，在城市的很多人都落实了，在农村的没有落实。这个问题要抓紧解决。
龙泽汇委员说，落实政策问题非常重要，地方上一些事往往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起义人员的成份问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起义前是旧军官，起义后在军队服务的填“革命军人”，在地方工作的按职业填写。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机关工作几十年，也只能填“起义军人”或仍填“旧军官”，这不仅影响本人，而且影响他们的子女。另外，一些起义人员死亡后，遗属的生活补助也不能按国家一般工作人员的规定享受，生活上非常困难。还有一些执行政策的同志对于起义人员和宽释人员的界限也弄不清。我认为，我们政协要反映情况，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这也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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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新、徐萌山委员谈
旅日台胞恳亲会
苏新委员说，我们大陆台胞参加旅日台胞恳亲会代表团的十个团员，在日本会晤了离别数十年的亲戚朋友，彼此握手，都眼含热泪。台湾省民会会长刘启盛告诉我：过去有个别台胞参加一些代表团访问日本，大半都是当翻译，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也见不到他们。这次才是真正的乡亲聚首，无话不谈。代表团吸引了许多旅日台胞前来参加恳亲盛会，直接接触不下四百人，间接影响当以千计，而且把不同政见的台胞，不分左、中、右，都卷进了这股旋风。这对于促进旅日台胞的团结，提高他们爱国主义的觉悟，将起不小的作用。
徐萌山委员说，过去国民党宣传共产党不许大陆台胞出国，有人以为大陆台胞不是早已死了，就是饿得骨瘦如柴，想不到我们个个都很健康。我们在大阪机场，偶然邂逅来自台湾的一群游客，一听到乡音，他们都围拢了来，睁大惊讶的眼睛，问长问短，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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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新远委员建议
大专学生学龄应算工龄
黄新远委员在书面发言中说，目前我国评工资，分住房和其它劳保福利，工龄是一个重要依据。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学龄长，工龄短。由于工龄问题，往往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为一句空话。科研单位不少已成为骨干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工龄大体只相当一个工龄稍长的青工。按工龄排队，对于两个年龄相等的人，大学毕业生的工龄大概要差4年至7年。因此，不仅谈不上照顾知识分子，就是平等对待知识分子也难以做到。
其次，知识分子中工龄计算也相当混乱，例如军事院校毕业生，学龄算工龄，地方院校就不算。大学、中专是学习专门技术的，与在工厂学徒应该一样处理，学龄算工龄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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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葛志成、牛平甫、郑效洵委员说
办好师范教育，提高师资质量
葛志成委员说，中小学质量高的老教师本来就缺，但有些科研、高教等单位还去“诱调”，以给房子等物质利益为诱饵，把老教师调走。中小学教师退休不要一刀切。有些老教师身体很好，完全可以继续工作，但现在非退不可。
牛平甫委员说，办好师范院校是当务之急。但现在师范院校却有八个“最”：报第一志愿的最少，取分最低，录取最晚，录取过程最长，开学最迟，学生质量最低，入学后不安心的最多，毕业后改行的也最多。因为当教师，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资福利都很低。只要规定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工资，比其他部门的高10元，就一切都解决了。
郑效洵委员说，幼儿师范招生更困难。我到江苏了解，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是个有名的学校，但却招不满学生，特别是幼师班。他说，师范院校学生的助学金标准是否可以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