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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代表肖华、郭林祥说
领导制度改革的良好开端
肖华代表说：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改革我国政府领导制度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深信，经过这次调整，必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领导，提高政府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不担任国务院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都是我们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深受全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们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为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为我们的事业永远生气勃勃、团结兴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榜样。积极地去发现、推荐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鼓励、支持和帮助他们大胆工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老干部无上光荣的重任，也是老干部为四化建设作出的最好、最宝贵的贡献。郭林祥代表说：党领导一切是对的，但是多年来变成了党包揽一切，搞得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现在，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把党的工作同政府的工作切实分开，这是我国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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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代表铁瑛说
党政分开非从人事上做起不可
铁瑛代表说：中央带头不兼职，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又做到党政分工。我这个当省委书记的过去又兼省革委会主任，党政怎么分得开？光外事接待工作就应付不了。党政分开，非从人事上做起不可，这样党委就能集中精力考虑、执行党的政策和重大方针，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也才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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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代表胡启立说
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胡启立代表说：权力过分集中，就会走向反面；权力分散，管理层次多，互相扯皮，办事拖拉等。事情正象华国锋同志指出的那样，责任不在具体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要从制度上找根源，是现行的国家管理制度决定了他们那样做的。我们只有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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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代表李文信说
我们的体制统得死包袱背得重
李文信代表说：我们的体制统得死，统得多，包袱背得很重。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要坚决改革这种体制，这表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党中央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态度也应该坚决。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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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代表吴汉锦说
党和国家这个改革好
吴汉锦代表说：嗨，党和国家这个改革好，年富力强的总理、副总理上来，是要办大事哩。我老汉一高兴，真想唱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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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崔德志说
克服官僚主义非常重要
崔德志代表说：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关于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讲话要求高级干部带头遵纪守法那一段，短短四百多字，讲得很有气魄，很得党心很得民心。我们的党尽管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听了这个讲话，使我更加坚信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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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代表董天桢说
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改革制度
董天桢代表说：华国锋同志说要从改革制度入手来克服官僚主义，讲得很深。官僚主义是实现四化的最大障碍。“赶和尚，不如拆庙”，只有改革产生官僚主义的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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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说
不克服官僚主义四化搞不成
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说：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党中央注意调查研究，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订正确政策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以来，官僚主义恶性发作，西藏受到的破坏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不克服官僚主义，四化建设就不可能。同时，还要切实丢掉不正之风，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办好事。现在有少数干部，有了权就走后门，拉关系，搞歪门邪道，群众意见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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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高龙生说
看到了中央的革新精神
高龙生代表说：我感到这个讲话充满着革新精神。目前影响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官僚主义。我们一直想反掉官僚主义，结果并没有把官僚主义反掉，还产生了新的官僚主义。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产生，是由我们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所造成的。这是说到点子上了。不从制度上改，不从管理体制上改，消灭不了官僚主义。干部终身制和“铁饭碗”使得很多人对工作没有责任感，有的人好象拿工资是应该的，为国家作事却是分外的，对这种制度不进行改革，效率就搞不上去。我看到党中央的革新精神，中央有决心建立一个历史上最精干、最负责任、最有效率、最接近群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府，这是人民的期望。我相信这目标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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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张涤华说
要向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张涤华代表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党政不分，就制造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但使工作效率低，还产生无效劳动，成为建设“四化”的阻力。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全党全民要一起动手，向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按预想的速度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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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代表阿不都拉·吐逊
希望从制度上作风上来个根本转变
阿不都拉·吐逊代表说：克服官僚主义，改善政府工作，这个问题很重要。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政府工作很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普遍存在。希望政府部门从制度上、作风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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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谭其骧说
国家要富强关键是敢于解决问题
谭其骧代表说：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富强起来，关键是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解决存在的问题。华国锋同志的讲话说明，党中央了解下情，是决心励精图治的。听后，我感到信心倍增。我认为，还要注意抓好两件事：一、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要抓好科技、教育等体制的改革。过去，在教育体制中也存在着束缚甚至破坏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二、在抓好干部年轻化的同时，抓好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现在对干部年轻化问题谈得比较多，也有些办法。但对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还缺乏具体措施和有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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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任继愈说
年轻人在第一线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任继愈代表说：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初听时感到是新鲜事。其实，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也只有四、五十岁。不要怕年轻人担不起担子，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人事上只上不下，只进不出，才形成“大树底下小树不长”的状况。现在有些老同志退居二线，让年轻的同志在第一线，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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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代表赵喜明说
青年肩负四化重任要知识化专业化
赵喜明代表说：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将会鼓舞青年一代好好干四化。我们这一代的青年肩负着建设四化的重任，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必须好好学业务知识，学科学，学技术。现在许多青年人，只具备了“年轻化”，还要努力实现“知识化、专业化”才能为“四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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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代表蔡子民说
台湾归回祖国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蔡子民代表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有一段讲台湾问题，头两句说：“我们要大力促进台湾归回祖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个“大力促进”，一个“早日完成”，我以为这表明了祖国人民坚定的决心和热切的愿望，它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我们要按照这个精神加紧工作。目前台湾归回祖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可以说比过去越来越成熟了。为了促进祖国的统一，我很拥护华国锋同志讲话中提出的尽快实现通邮、通航、通商。除这“三通”外，我还要补充“一通”，即文化交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重申这一基本原则，反映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愿。我们台湾人民从历史上就认识到，只有回到强大祖国的怀抱，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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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代表于光远、倪谷音
提出改进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建议
于光远代表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一次比一次进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每次全国人大开会，对于人大代表来说，都存在着准备不够充分的不足之处。明年五届人大要开第四次会议，将要讨论通过修改宪法草案，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各组在讨论中，现在就要提出一些问题进行酝酿，明年正式讨论时就能有所准备。为此，联系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为了改进人大过去几次会议对讨论准备不够的缺陷，今后召开全国人大，建议在三个月以前能把会议有关文件发给代表，人大代表会前把这些文件的草案向自己的选民介绍，广泛听取意见。人大代表再把这些意见带到人大会上，使我们的代表大会有更大的代表性。
二、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已经固定下来，但究竟在一年内的哪一月召开，并没有完全制度化。我们人大既然规定每年开一次，虽不能固定在哪一天开，但也可定时定月，使之制度化。而且有些议程如审议国家预决算案等是固定的，更应固定在每年某一月在人代会上审议。这样，我们各项工作就可以早作准备，一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再来讨论本年度预算的情况，在下届大会不应该再发生。
三、人大常委会是一个进行经常工作的国家权力机关，最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委员是专职的，即使有的委员有别的职务，也必须把人大常委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一个正职来对待。人大常委不是什么荣誉职务，委员人选必须对工作是能胜任的，能够代表人民来行使人大常委的职权。因此对常委会的人选、制度都要好好考虑。
四、除了健全选举制以外，还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中健全表决制。表决制的精神是如实表达表决者的意志。要设法研究出既方便又能更好表现表决者意志的方法和技术。一项决议如果投票者的意见完全一致当然很好，但如果经过讨论因时间或其他原因不能取得一致，就应该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所谓表决制就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不必个个勉强在表面上追求完全一致。
五、人大常委会应把所有的常委组成若干专门委员会，例如可以考虑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商业、物价、劳动、城市建设、科学、教育、卫生、文化、青年、妇女、外交、对外经济关系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完全不处理具体事务，但要集中研究一些带有实质性的问题，以及一些有关的立法为人大常委讨论问题时准备材料。政府部门当然要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工作报告，准备人大常委讨论材料，但人大常委对这些问题也进行研究，这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只有好处。
六、各省、市、县的人大常委会更加需要研究带有实质性的问题，考虑发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居住集中，文化程度高，全市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市政问题的解决更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更要走在前面，取得成功的经验。
倪谷音代表说：过去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许多法规和条例，如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但在颁布以后，各方面执行得怎样，就很少过问了。今年我们在上海的人大常委比较踏实的是做了一件事，视察了黄浦江的污染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办法和措施，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正如彭真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哪些法规现在仍然适用，哪些法规要加以修改或补充，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按照当前实际情况来决定。例如我们曾经举手通过的职工退休顶替的条例，经过实践说明，它对教育事业是个很大的冲击，父母退休可以顶替，许多青少年不想读书上进了。象这样的法规和条例，需要人大常委会认真调查、审议，使之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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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代表佟玉兰、邹德安等说
要注意发挥地方人大常委会作用
佟玉兰代表说：现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发挥作用，还有不少问题。北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共有4人，其中有两人病休，有1人已75岁，我是个好劳力，已经61岁了，象这样的班子，咋行？（有些代表插话说，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地方人大常委会是个养老的地方，在配备干部时，往里安排年老体弱的同志，这怎么能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杨广林代表说，县一级人大常委会应设立什么办事机构，应有多少编制人员，至今不明确。邹德安代表说，由于职权、任务不明确，不知怎么开展工作，使有些在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同志感到很苦闷。佟玉兰代表说，县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人家不执行，还说是瞎子戴眼镜，多了一层。我们那里有的干部说，我怎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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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代表王化云说
不管是谁违法必究
王化云代表说：法律要不断完善，但更重要的是要执行法律，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最近对“渤2”事故案件的处理很得人心。对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问题也必须追究责任，依法处理。昔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违章蛮干，搞“西水东调”，水电部就派了一名工程师去，说明利害，要他们不要这样搞。而他们有恃无恐，蛮横得很，说“该怎么搞还怎么搞”，造成经济上损失比“渤2”事件还严重，达六、七千万元。还对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大寨”的帽子，进行打击陷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后果很严重。对昔阳县委前主要负责人要严肃处理。省委、地委有没有责任？如有责任应予追究。赵文甫、李赋都、吴绍骙、常香玉、杭惠兰等代表都赞同这个意见。他们说，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不管是谁，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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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谈西藏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问题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代表说：西藏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所谓区域自治权利，就是指实行自治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在西藏，我们要行使自主权。因为西藏是一个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艺术、心理素质都有很大特点的相当特殊的自治区。马列主义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矛盾必须采取特殊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西藏自治区也同其它自治区一样需要有充分的自主权，以便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四个坚持”的原则下，在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的指导下，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来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真正的大团结。列宁说，如果不保证每一个经济上和生活上具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特殊的民族成份等等区域享受这种自治，那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民主的国家。
前些年，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否定民族的存在的流毒和影响，民族自治徒有虚名，自治区同其他省份没有什么两样。在西藏群众说道：“藏族干部当家，汉族干部做主。”在领导部门行文，绝大多数使用汉文，基层干部和群众看不懂，但硬要不使用藏文。在考核干部、招工招生等方面不用藏文，不管你藏文水平多高，仍把你当成“文盲”，所以造成许多人不愿学藏文，导致藏文在西藏气息奄奄。不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如民族服装当作黑衣黑饰来批，再如哈达本来是象征高尚纯洁，表达敬意的，却硬说白色是不革命的，一定予以取消。还有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过分强调“一大二公”，生搬硬套内地的“经验”，生产上搞瞎指挥，政治上搞穷过渡。这种践踏民族区域自治，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经济建设，苦死人民群众的作法，今后必须防止再次发生。
我们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让西藏自治区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使西藏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各级地方权力机关要让少数民族自己真正的当家做主，逐步做到干部民族化、地方化，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不要成为受人支配的“木偶”。民族干部也一定要保持民族感情，要做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统一，做到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西藏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总之，按中央指示的精神，凡不符合西藏情况的可以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可以不执行。并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地方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族、民政等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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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代表张燕霞
反对确定提案要有三人附议的规定
张燕霞代表说：北京李何林代表对一个提案要有三人以上附议才能算数的规定提出反对意见，我完全同意。这个规定，不利于代表向中央反映意见。这次来开会前，我们海洋研究所与海洋学院研究提了一个重要的科研议案，党委和群众郑重其事地委托我向大会提出，但这个提案专业性很强，在这里找不到三个人以上附议，议案就不能提了。我这个人民代表，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反映意见，还有什么意思！当然，去年的提案，有一些比较琐碎，有的不需要提到中央解决，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就限制代表提出议案。郭贻诚、王守纯、刘志海等代表也支持张燕霞代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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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代表康克清说
婚龄和育龄是两回事
康克清代表说：两个经济工作的报告，如实反映了情况，把财政上的赤字，也公布于众，使全国人民都了解我国当前的财政情况，这是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能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彭真同志的报告着重讲了法制工作。一年来，人大常委会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如婚姻法修改草案，也是经过几上几下，广泛征求了意见，修改为现在的草案。在宣传中，对婚龄和育龄的关系一定要说清楚。男22岁，女20岁是最低婚龄，不是到这个年龄非得结婚。有人担心，现在规定的婚龄会影响计划生育。事实上婚龄和育龄既密切相联，又不是一回事。男女结婚后必然要生育，这是自然规律，但只要掌握了避孕的科学知识，就可实行计划生育。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最多两个，间隔五至七年，坚决不要三个。只要我们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破除多子多孙多福气的传统思想，同时办好集体经济，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中、青年会自觉、愉快地接受计划生育，老年人也会想通的。
要做到安全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卫生部门要大力抓好避孕药物和工具的研制和生产，要做到无副作用，无后遗症，保护男女劳力的健康。必需的原料或工具，国内医药水平又实在达不到，建议进口一些。对育龄男女普及避孕常识，也很重要。
有人主张禁止结婚中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等风气，也要写入婚姻法。我觉得要破意识形态的一些旧传统、旧习惯，要靠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用法律来惩办。
婚姻法执行时间，原来人大常委会讨论定的是1981年元月执行，因为这不是新立的法，是修改的法。但现在又改为1982年元月执行，不知哪位说了算？
发展多种经济，为待业青年广开门路，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劳动不分贵贱，只要勤于刻苦钻研，行行都能出状元的思想。除政府要花力量抓好这项工作外，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多办职业学校和各种技术训练班。如浙江原工商业者办的职业补习学校，北京有的街道办了刺绣训练班等，都深受欢迎。同时我要吁请社会各方面注意，在招工、招生中，要男女一视同仁，尽量把女青年分配到合适的学科和工种去。
第2版()
专栏：
内蒙古代表惠凤山说
要解决林区烧煤的问题
惠凤山代表说，林区职工要求烧煤，但运不进去。我们林场每户每年要烧50立米木头，都是挺好的木材，光我们林场每年得烧3，000立米，连同家家户户，总共一年烧掉二十多万立米，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一年才35万立米。国家木材这样缺，浪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