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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列宁对检查监督工作的论述
王桂五
列宁在他光辉一生的最后几年，非常重视检查监督问题，先后写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述改善国家机关问题，又写了《论“双重”领导和法制》，论述法律监督问题。在一些书信中，也谈到了检查监督问题。列宁是联系当时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总任务提出加强检查监督工作的。这个总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便
“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也就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列宁说：“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人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列宁在指导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全面地分析了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既看到有利的条件，也清醒地估计到困难的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特别要克服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
列宁提出改组和加强工农检查院，就是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成效地组织经济建设。他痛斥各种不良倾向和官僚主义，比如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假借党的名义招摇撞骗，工作拖拉，消极怠工等。列宁指出：当时俄国的“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列宁提出加强法律监督，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生活在违法乱纪的汪洋大海里”。没有法制的统一，就不能建立起码的文明制度；而没有起码的文明制度，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指出，检察机关的任务，是“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6页）。检察机关应实行垂直领导，以保证独立行使检察权。
工农检查院和检察机关的任务是非常艰巨和繁重的，如果没有组织保证，是不可能完成的。为此，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并使中央监察委员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将上述两机关合并的决议）。这样，工农检查院就不仅有权监督一切中央的和地方的机关，包括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可以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从而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团结。列宁指出：“那些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列宁选集》第4卷第696—697页）列宁认为，这样作的好处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以保障党的统一和团结。在检察机关的组织保障方面，列宁提出国家检察机关“受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个党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7页—第328页），以便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为了加强检查监督工作，列宁还强调运用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群众的和舆论的各种手段。比如，为了克服拖拉作风，列宁提出要给报刊写文章，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工农检查小组的主动性，由他们在代表会上提出质询；要及时向党和上级政府机关反映情况，采取措施严惩拖拉作风。列宁还提出要把有关案件提交法庭去处理，使应当担负责任的人受到审判。在采取这些坚决措施的同时，列宁也提出要防止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出现急性病。列宁指出：“在一个农民的和极端贫困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斗争，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1页）列宁认为，不可能象割“肿瘤”一样立刻割除官僚主义，必须反复进行斗争，经过多年努力，才能使国家机构得到改善，提高文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为了加强检查监督工作，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和同违法乱纪作斗争，列宁十分重视选拔和培养从事检查监督工作的人才。他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2页）当时的俄国工农检查院有一万二千人，列宁提出按照“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精简六分之五，留下六分之一，并选拔一批忠实、优秀而有才干的干部到工农检查院来。列宁认为优秀的人才是有的，但是没有挑选出来，没有组织起来。到那里去挑选人才呢？列宁指出一种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专门人才，这种人才很少，而大学生中是有人才的；一种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但是工人缺少文化，而在改善国家机关问题上又非有文化不可。加强检查监督，改善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为此，列宁提出工农检查院的职员要通过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等等的考试。
列宁关于检查监督问题的论述，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富有现实意义。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考虑到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情况，提出用加强检查和监督的办法来克服这些落后现象，其中主要是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以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得到发展。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以走弯路，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忽略了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忽略了经济文化建设。在斗争的方式上，不看阶级关系的变化，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当作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不重视检查监督工作，没有坚持运用检查监督的方法去同党和国家中某些落后现象进行斗争。这是过去工作中的一个严重失误。本来，关于加强检查监督、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就提出来了，并且写进了“八大”的决议：“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八大”的这一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想，却不断地破坏党和国家的监督工作。先是在1958年撤销了国家监察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取消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砸烂了检察机关，使党的监察工作、国家的监察工作和法律监督工作全部遭到破坏，给林彪、江青、康生等阴谋家横行霸道造成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检查监督工作重新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并且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要把各种检查监督制度健全起来，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学习列宁论述检查监督的深刻思想。我们应当象列宁指出的那样，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检查监督，就是说，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包括对领袖人物的监督。
根据列宁的思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仅在于批评、揭露和处分某些人，更重要的在于改善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造就模范的国家机关。可是，直到现在，我们只是开始注意改善劳动管理问题，还没有认真注意改善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问题。有必要建立相应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至于法律监督，主要是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法不分、以党代法的问题，保证各级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排除各种干扰，为法律的实施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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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封建时代的外戚及其祸害
周修强
一
外戚，一般是指封建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也包括帝王姐妹、女儿的夫族。自司马迁著《史记》立《外戚世家》以后，历代史书大都有《外戚传》，这说明外戚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秦以前外戚起的作用不大，记载也少。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大约始于汉朝。汉时特别尊崇外戚，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刑白马而盟，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但刘邦一死，吕后临朝称制，不仅大封诸吕为侯，而且先后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吕后临死时把军政大权集中在吕产、吕禄手里。吕后死，产、禄兄弟阴谋政变。鉴于这一历史教训，陈平、周勃诛诸吕之后，选立了母族势单力薄的文帝。然而这一历史教训很快就被丢到脑后去了。在这以后，哪一家的姐妹、女儿被立为皇后、贵妃，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妃的父、兄、弟、侄旦夕之间飞黄腾达，高官厚禄。《隋书·外戚传序》云：“历观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权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
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原是平阳公主家歌女，被汉武帝看中立为皇后，其弟卫青封将军。卫青三个儿子，还在摇篮里就都封为列侯。汉宣帝母早死，即位后，找到流落民间的外祖母王媪，舅王无故、王武。一见面就封王媪为博平君，封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北魏宣武帝即位，追念舅家，征召舅舅高肇、高澄兄弟。高氏兄弟平步青云，立封郡公。引见皇帝时，高肇兄弟惶恐不已，举止失礼，但数日之间，富贵显赫。唐朝的杨国忠，既无学术，又乏德行，游手好闲，为宗党所鄙视。后来他的堂妹杨太真成为唐玄宗的宠妃，杨国忠也随之身价百倍，升官晋爵，官至右相，掌全国官吏任免及财政大权，兼四十多个职务。隋朝，冀州列史柳机的儿子柳述娶兰陵公主为妻，为隋高祖宠爱，只一年多就叫他管理全国军队。
二
外戚因宫掖之亲，倍受信任而预闻国政，掌握大权。尤其是皇帝年幼、无能，太后、皇后当政之时，外戚总军国之大权，威权震主，势倾朝廷，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
西汉惠帝、吕后之时吕氏擅权，已如上述。西汉后期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个皇帝在位时，元帝皇后王政君家当权。皇后的父、兄、弟、侄，或为大司马大将军，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或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相继辅政专权。成帝河平二年，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一日五侯”。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用事。有人向成帝推荐刘歆有异才。成帝召见谈话后，十分欣赏刘歆才能，准备封他为中常侍，命取衣冠。成帝左右侍从立即劝止，说不知道大将军同意不同意。成帝说，这是小事，不用告诉王凤，左右不听。成帝问王凤，王凤不同意，只得作罢。成帝无子，弟定陶王来朝，留居长安。成帝病重，定陶王侍候。王凤怕定陶王继承帝位，硬要定陶王离开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成帝也不得不听从，兄弟相对涕泣而别。皇帝都得听他摆布，百官公卿对王凤当然只能侧目而视了。王凤死，王音、王商、王根相继辅政，王根又推荐王莽自代。哀帝时，杜邺上书指出：“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幄帷，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汉书·杜邺传》）杜邺要求改变外戚专权的局面，但根本无人答理。哀帝死，太皇太后以王莽为大司马，立平帝。平帝只有九岁，又有病，太皇太后临朝，权力全归王莽。王莽专威福，“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汉书·王莽传》）王莽还指使群臣上表立莽女为皇后，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子皆封列侯。平帝死，无子，王莽立了一个二岁的小孩当皇帝，自称安汉公。不久篡权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新朝。
光武中兴，建立了东汉。东汉一共十四个皇帝，除了最初两个和最后一个外，没有一个活满四十岁的，最长寿的桓帝也不过三十六岁，所以继承皇位的都是幼主。母后临朝，幼主死后没有儿子，母后贪权，故意援立孩稚，权归女主。东汉以外藩入继为帝者五人：安帝、质帝、桓帝、灵帝、少帝。母后临朝者六人：和帝时窦太后，殇帝、安帝时邓太后，少帝时阎太后，冲帝、质帝、桓帝时梁太后，灵帝时窦太后，皇子辩时何太后。相应的外戚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何进专权，皇帝形同傀儡。
梁冀以太后兄，在冲、质、桓三帝时辅政。“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后汉书·梁冀传》）冲帝死，质帝立，年少而聪颖，知冀骄横专恣，对群臣称冀为跋扈将军，因而被梁冀毒死。东汉外戚长期专权带来的祸害，是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
魏文帝曹丕鉴于两汉女主干政，外戚擅权，尤其是王莽篡位的历史教训，于黄初三年九月下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但是，时隔不久，代魏而兴的西晋就出现了外戚专权。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晚年以天下无事，沉湎酒色，尊宠后党。杨骏以后父任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请谒公行。杨骏及其弟珧、济势倾天下，时人号之曰“三杨”。武帝病危，杨骏乘机弄权，“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晋书·杨骏传》）武帝病势一度好转，发觉这种情况，立即召中书起草诏书，以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杨骏怕失去权势，扣压了诏书。过一天，武帝病笃，皇后奏帝以杨骏辅政，武帝只能点头了。惠帝即位，杨骏进位太傅、大都督，总管百官，树亲党，掌禁兵。皇室怨望，天下愤然。
外戚权力来源于皇权，外戚得到皇帝信任才有权。但当新皇帝年幼或无能，皇权为母后所掌握，后族得到重用，就形成外戚专断朝政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废立都由后族决定。东汉和帝死，邓骘不立和帝长子，而立一个生下来才一百天的殇帝。梁冀鸩杀质帝，擅自主张立桓帝，皇帝往往成为外戚手中的傀儡。外戚专权与皇权本身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一旦母后死亡，或皇帝成年，外戚专权和皇权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因此，外戚专权必然导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出现政变或政治动荡。
三
外戚当政，既非因功勋劳绩，又非因德高才俊，只是因宫掖之亲的裙带关系。外戚在取得权位以后，一方面政治上力图加紧控制以固权位，另一方面经济上疯狂掠夺以遂私欲。外戚专权害民祸国，史不胜书，今举其荦荦大者。
贪功生事，挑起战祸。王莽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北攻匈奴而匈奴叛；南击句町，士卒死者十之六、七，民财十取其五；经营西域，袭杀老幼，西域与中原断绝来往六、七十年，破坏了民族关系，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杨国忠两次对南方少数民族用兵，第一次全军覆没；第二次不战而败，主将阵亡，士卒死者二十万，但均谎报“大捷”，人人怨恨，无敢言者。
排斥贤能，陷害忠良。窦宪专门养了一批刺客，杀害那些比较正直而不肯依附他的官员。梁冀专权时，李固上书主张“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后汉书·李固传》）后来，梁冀毒死质帝，李固伏尸痛哭，要求追查死因，梁冀深恨之。质帝死，百官主张立刘蒜为帝，梁冀却主张立年幼的刘志。公卿百官慑于梁冀权势，不敢再说话，惟独李固与杜乔坚持原议。梁冀无奈，先由太后出面罢免李固，再立刘志为桓帝。结果，李固、杜乔均被杀害。
卖官鬻爵，货赂公行。汉武帝时，韩安国坐事罢职闲居，他送了田蚡大批金银，田蚡替他活动，任命为北地都尉。五代梁太祖女婿赵岩任租庸使，管理国家财政。赵岩以亲贵自恃，货赂公行，天下之赂半入其门。梁冀专权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指皇帝——引者）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后汉书·梁冀传》）后来梁冀被杀，家产没收，折价合三十余万万钱，相当于全国半年的租税，此外还有无数的庄园田产。
依仗权势，强夺民财。窦宪兄弟指使家奴门客强抢民间财物，商店为之关门。窦宪恃宠仗势，以低价强买沁水公主园田。沁水公主忍气吞声。后来皇帝发现了，很恼火，把窦宪申斥了一顿，最后说：贵为皇家公主尚且被强夺，普通老百姓受掠夺就不在话下了。汉章帝的话说出了封建社会外戚欺压、劫掠百姓的真实情况。
奢纵糜烂，挥霍无度。外戚窃据高位，厚禄重赏，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耻的生活。汉武帝舅田蚡任丞相，“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汉书·田蚡传》）“一日五侯”的王家兄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元后传》）
外戚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地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身上的寄生物。汉、唐以来有政治远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对外戚的危害也有所认识，不断予以抨击，有的还想进行改革。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外戚害民之弊与中国封建社会同始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外戚这个阶层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外戚赖以飞黄腾达的封建伦理观念——裙带风，并没有绝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依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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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
金田起义的日期，史学界有不同说法。
太平天国起义日期，定在1851年1月11日（即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是过去史学界公认的。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的社论，罗尔纲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考证》一文，都肯定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起义说。
近年来有些同志根据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在台湾影印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中关于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的新材料，校正了被曾国藩篡改了的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六月”的说法，进而对金田起义的时间问题重新考证，提出了道光三十年十月（即1850年11月）起义说，并对罗尔纲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
最近，罗尔纲写了《金田起义日期再考》一文（载《学术论坛》1980年第3期），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十二月十日起义说。他首先对十月起义说的两条主要根据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一是《遵王赖文光自述》说：“道光庚戌（三十年）秋，倡义金田”，这个“秋”被解释为节气，即道光三十年立秋（七月一日）至立冬（十月五日）的时间，而当时七、八、九三个月各地会众尚未集中金田，所以，金田起义只能是在十月。对此，罗先生认为赖文光所说倡义金田的“秋”，是夏历四季中的秋季，即七、八、九三个月，因而也不能为十月起义说作佐证。其二是《李秀成自述》原稿中有“十月同日起义”的记载，罗尔纲认为李秀成所说的实际上是指十月金田“团营”，而不是金田“起义”。这可以从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得到说明，该书明确指出：“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词义分明，十月是“团营”，不是“起义”。李秀成接到团营令而并未到金田，因此误将十月团营作为起义。罗先生还进一步为十二月十日起义说作了新的补充说明，指出有些同志因洪仁玕未参加金田起义而怀疑他的自述中关于金田起义说法的可靠性，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辛开（即辛亥）元年夏和壬子二年正月洪秀全两次派密使江隆昌等人回花县搬取眷属会见洪仁玕。江隆昌参与了金田起义，是由他向洪仁玕传达洪秀全的命令。洪仁玕未曾亲自参加金田起义，但他当时就亲闻金田起义的经过，具备了为金田起义作证的资格，所以，洪仁玕给韩山文讲述金田起义经过的这一史实是可靠的。有的同志认为洪仁玕在自述中关于金田起义的两处记述前后自相矛盾。对此，罗尔纲认为两处事件不同，时间也不一样，并不矛盾。
罗尔纲还重申他《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考证》和1954年《金田起义考》的基本观点，在金田起义日期十种说法中，肯定洪仁玕在自述中“恭祝万寿起义”的说法，并举出《天父诗》和《天历六节诏》的记载，说明“开基日”不是“开国日”，而是“起义日”。罗尔纲对有关证据再审核，仍肯定为十二月十日起义，并且具体地将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道光三十年春各地拜上帝会众奉命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二、各地分别于七、八、九三个月中团营，因组织武装的条件各有不同，所以各地团营的时间有先后；三、十月一日集中金田团营；四、迎接洪秀全回金田，宣布起义。因此，洪仁玕自述中“恭祝万寿起义”即指第四个阶段，这一天就是太平天国宣布的金田起义日期。太平天国并没有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因此，李秀成、赖文光等人的自述中，也忘掉了“恭祝万寿起义”的日子。
金田起义日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大问题，罗尔纲于1937年就提出了十二月十日起义说，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目前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
（邢凤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