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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外资要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
刘礼欣
去年以来，国家直接安排的国内投资是大大压缩了，但是，利用国外资金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又有扩大。从近几年来利用外资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项目是我们当前调整经济迫切需要的，国内又有相应的配套能力进行建设；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一些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还有一些项目虽然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但国内配套建设的能力一时跟不上；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不但不能使比例失调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会造成许多新的矛盾。因此，今后在利用国外资金、引进技术设备工作中，应当明确树立为调整经济服务的思想。
要合理确定引进规模，这是当前利用外资为调整经济服务的关键。最近一个时期，《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量力而行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利用国外资金进行的生产建设事业。利用外资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果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可能，滥用外资，盲目引进，就必然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苦头，付过学费，教训是很深刻的。
引进规模究竟搞多大比较合适？多年的经验证明，应当同偿还外债的能力和国内配套的能力相适应。所谓偿还外债的能力，就是还本付息的能力。借用了国外资金，就要用外汇还帐，不论是国家统借统还的，还是企业自借自还的，都是如此。外汇的来源，归根到底是用出口商品换回来的，只有增加出口，才能多用外资。按照国际惯例，借了款每年要还本付息，每年的还本付息额一般不超过当年出口收汇总额的20％，最高不超过25％。如果超过这个额度，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偿还能力不足。这就是说，利用国外资金、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要受出口规模的制约。具体到一个引进项目来说，有没有足够的外汇还本付息，决定于三个条件：一是这个项目生产的产品能够出口，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二是这个项目生产的产品虽然不能出口，但可以顶替国家进口的同类产品，使国家可以腾出相应的外汇用于还本付息；三是这个项目的盈利水平高于借款利息。如果做不到这几条，那就要用国家的统一外汇来偿还外债，这就说明这个项目没有偿还外债的能力。因此，要想多利用国外资金，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否则，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就不可能持续增长。所谓国内配套能力，就是建设中所需的国内投资、材料设备，以及项目建成投产以后所需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等能否得到保证。也就是说，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要受国内配套能力的制约。按七十年代初期引进的大型成套项目测算，引进一美元的设备，平均约需四元人民币的国内配套投资。如果利用外资的规模超过了国内配套投资的能力，就会推迟建设进度，造成严重浪费。只看国内配套投资的能力还不够，还要看基建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性，切忌不量物力，仓卒上马，停工待料，拖延工期。引进项目建成以后能否正常进行生产，除了技术条件以外，主要取决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等能否得到保证。如果只搞引进项目的主体建设，不重视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等配套项目的同步建设，势必搞“无米之炊”，建成以后也不能投产，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正确安排外资的使用方向，使之同调整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我们要大力加强农业和轻纺工业，同时要大力加强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材料工业。这就需要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方向，逐步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调整好。利用国外资金，要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绝不能继续拉长国民经济中的长线，造成新的不平衡，加剧比例失调。1978年，我们引进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绝大部分是消耗能源很多的，加剧了燃料、动力供应方面的紧张。这就叫外资的使用方向与调整方针不对路，今后决不能再作这种事。
利用国外资金，引进什么样的技术设备，搞些什么样的建设项目，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发挥经济优势。农业投资在调整期间不可能增加很多。轻纺工业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消耗能源少，盈利多，创汇高，回笼货币能力强，是国内投资的重点，也是利用外资的重点。尤其是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应当优先。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工业，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今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无论是国内资金，还是利用外资，应当尽可能多地投放到先行工业上去。特别是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重点项目，需要的投资较多，建设周期较长，在国内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更应当积极利用外资，争取时间尽快地搞上去。在能源工业中，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可以同其它国家合作开发，订立长期出口合同。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内需要，又可以扩大出口，多换外汇，增加我国偿还外债的能力。为了提高煤炭的热能利用率，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应当有重点地引进先进的洗煤技术和煤炭热能利用技术，提高洗精煤的比重，力争在短期内把我国烧煤的热能利用率大大提高一步。
利用国外资金进行建设，要处理好建设新厂与改造老厂的关系。在调整经济期间，必须贯彻“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有利于调整经济的方针。今后，我们在利用外资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要优先用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要少引进一些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少上新的基本建设；多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是实现多快好省的重要途径，坚持下去，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外资兴建宾馆、饭店，开展旅游事业，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指出，新建专供旅游使用的宾馆、饭店，也要从实际出发，要少建一些高标准的，多建一些大众化的。这样才能少花钱多办事，接待更多的旅游者，增加外汇收入。
切实讲究经济效果，学会善于利用外资。我们要学会善于利用外资，力争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用最少的外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无论在三年经济调整期间还是在今后的长时期内，都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对于每一项引进技术，每一种引进设备，都要事先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多方论证，综合平衡，证明这个引进项目在技术上确实先进可行，在经济上确实有利合算，然后再进行商务谈判，签订引进合同。引进合同已经签订，引进设备已经到货，就要把它按时建成投产。这样才能节省投资，迅速为国家提供商品，提供积累。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要同国内的科研制造相结合。周恩来同志早就指出，对于引进的技术设备，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引进设备要与引进技术同时进行。过去我们引进设备较多，引进技术的比重太小，已经吃了亏。今后我们不仅要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大力培养和建立自己的科研力量和设备制造力量。要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学习、消化和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努力做到学习外国与自己独创相结合。对于引进的设备，要根据我国的资源条件，不断创新，不断研究改进，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应当立个章法，支持机械工业部门，多引进一些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技术。凡是国内能够生产的设备，严格禁止引进；引进设备，要引进关键的，一般设备尽量由国内制造分交，关键设备要力争与外商合作制造，以不断提高我国的设备制造能力。引进技术，也要引进关键的，凡是国内可以搞的，就不要成套引进。由于国家外汇有限，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把关，严禁重复引进。这样做，既可以少花钱，又可以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技术设备，一定要考虑技术设备的适应性。美国、西德、日本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人工费用很贵，他们搞高度自动化是为了降低产品成本，节省人工费用。我们每年需要安排几百万人就业，不能照搬他们的作法。联系到我国人口多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个生产环节上都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应当多引进投资少、容纳劳力多而又能够为国家多提供积累的实用技术，切忌不惜多花外汇，盲目追求高度自动化的倾向。
利用外资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应当择优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借款形式，有短期商业贷款，出口信贷，政府间或者国际金融组织的长期低利贷款等。根据我们的经验，短期商业贷款，即借自由外汇，利息较高，只能用于短期周转，不宜用于搞基本建设。至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也是利用外资的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择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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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从我做起”好
刘先廷
前些时，清华大学学生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从我做起”。这个口号表达了青年一代立志成材、马上行动起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的决心。在学习讨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章草案时，许多党员接过了这个口号，“从我做起”，对照检查、付诸行动，认真改进工作和作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这个口号突出了一个“做”字，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历来言行一致、重视实践的好传统。十年浩劫，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遭到极大破坏，使得一些同志热衷于“假、大、空”，习惯于唱高调，光说不干的歪风比较盛行，甚至以为说得越多、越漂亮就等于做得越多、越好。这种歪风使我们党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从我做起”，“做”字当头，把实践放到了第一位，只说就不行了，《准则》所要求的，必须在行动上予以兑现。这样，言必信、行必果，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必将得到发扬光大。毫无疑问，空谈家一少，实干家一多，四化建设必将插上翅膀，加速前进。
其次，这个口号充满着革命的主动精神。“从我做起”，和那种左顾右盼，等待观望，推一推、转一转，甚至推也不转的精神状态是绝然相反的。古今中外，大凡一个新制度的建立，一代新风的开拓，总是有一批不安于现状、敢于向旧世界主动进攻的先驱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党风正、军风好、民风淳，主要是因为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员自觉地“从我做起”，逐渐培育起来的。现在我们要堵后门、破陋习、禁特权、立新风，把《准则》上的条文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同样也离不开广大党员积极主动地“从我做起”。假如仍然是你看我，我看你，你不动窝，我也绝不迈步，而不是当仁不让，敢于带头，《准则》再好，也还是一纸空文。
第三，这个口号反映了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严于律己，勇挑重担，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在战争年代，入党时别的道理懂得虽不太多，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思想上非常清楚；要起模范作用，脑子里十分明确；这两条是毫不含糊的。到一个单位去住上两天，不用介绍，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都看得十分清楚：行军时，党员主动给别人背东西，身上的负荷往往最重；供给困难时，群众吃两勺，党员只吃一勺，……苦、累、脏、死，党员主动去承受，所以党的威信特别高。现在有的党员遇到事情不讲模范作用；有的甚至利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搞特殊化，当官做老爷，甚至违法乱纪，借革命以营私。这些同志，不是为党争光，而是给党抹黑。这和战争年代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过去，我们党靠党员的模范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当前我们还要靠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威信全面恢复起来。
应该指出：“从我做起”，首先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新的党章草案规定，党的领导干部“担任的职务愈高，他们所负的责任愈重，党对他们的要求就愈严。”所以，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领导者首先“从我做起”；凡是不准下面做的事，领导者首先坚决不干；诚如是，扬正气、播新风，变歪风邪气为过街老鼠，也就指日可待了。
十年动乱，问题如山，积重难返。但是，党中央决心已下：积重必返。我们应该充满这样的信心：积重能返。旧中国三座大山压顶，污泥浊水泛滥，靠我们共产党人的努力，终于推倒了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当前，虽然还有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留下的“内伤”，但是，只要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首先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切实按照《准则》的要求，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我们的党就大有希望，我们的四化事业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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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自荐者的遭遇谈起
李松晨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山东省有个退伍回乡的年轻人，为了改变本大队的落后面貌，向公社党委申请自荐当大队长，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公社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愿受党纪处分并扣除自己半年的工分。然而，他的要求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视为“狂妄的野心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连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也撤销了。
把“毛遂”与“野心家”相提并论，恐怕连死了两千多年的毛遂也会叫冤。然而现实生活中，确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自荐当生产大队长怎么能和“野心家”联在一起呢？“野心家”是指为了个人私利而篡党夺权的人，林彪、“四人帮”一伙即是。自荐当生产大队长的那个年轻人，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改变全大队的落后面貌；二不是为了私利，搞不上去他宁愿被扣半年工分；三算不上篡党夺权，一个大队的权说不上显赫，何况他已经是团支部书记。所以，给他戴上“野心家”的帽子是毫无道理的，取消他预备党员资格和撤销他团支部书记的职务更是错误的。
因为自荐而受处分、受打击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的，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这种事情能够发生，很值得人们想一想。
某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对自荐的同志采取这种错误态度呢？不外以下几种原因：“小麻雀嘴还没变黑，想啄硬食哩！”看不起自荐者，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此其一。“羊屎蛋自插鸡毛想上天，这算哪一回？”看不惯自荐的方式，视之为大逆不道的越轨行为，此其二。“两个人玩猴，他上来还有我耍的！”妒贤嫉能，怕别人超过自己，此其三。“用惯的车马配好的套，换人就是拆我的台。”怕自己经营了多年的干部班子给打乱了，损害了小集团利益，此其四。……这里，既有个人思想品质的问题，也有封建主义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为人民服务不大讲了，“当官”、“掌权”的观念却大肆泛滥。当干部就是当官，当官就是为了掌权，有权就有一切，……这一套腐朽的东西，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当中影响很深，很顽固，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而是人民的公仆；干部手里的“权”是人民给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只知道“铁交椅”坐起来稳当，“铁饭碗”别人打不破，很少考虑什么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管他们所管辖的单位或地区如何落后，群众生活如何困难，他们都满不在乎，反正领导权应该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里，“铁交椅”应该永远由他们来坐，“铁饭碗”应该永远由他们来端。一旦有人“自荐”要进领导班子，要为群众做一点事情，谋一点利益，要改变一下那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们就象条件反射一样跳起来：“这是有野心，想篡权！”于是乎，为了“打”一警百，就发生了错误处理和打击迫害“自荐”者的可悲事件。说“自荐”者有野心，想夺权，往往是某些人保官保权的借口。其实，不是人家有野心，想夺权，而是他们自己视权如命，过于敏感。广大群众完全有理由向他们提出：既然你们对权如此重视，那么，你们就应该很好地运用人民给的权力，替群众多办一些好事；就应该有带领群众实现四化的雄心壮志和实干精神；就应该努力提高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干，又不准别人干，甚至还给愿意为“四化”贡献力量的同志扣上种种帽子，采取种种办法打击迫害，这种人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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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格尔《自然哲学》翻译出版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分。《哲学全书》出版于一八一七年夏季。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逻辑学》，即通称的《小逻辑》，第三部分是《精神哲学》。黑格尔曾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自然哲学》是他的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然而其中仍表现了他的丰富的辩证发展和普遍的辩证联系的思想。恩格斯在撰写《自然辩证法》时，曾经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合理的东西。
《自然哲学》中译本已由梁存秀、薛华、钱广华、沈真四人合作译出。译者兼收了各种原文版本和英译本、俄译本的长处，并加了许多学术性译注。
（伯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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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当前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不久前在昆明召开。现将讨论中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 美的本质是国内外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我国从1956年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美是主观的，是人的主观的观念和意识，不是物的属性。“同一个东西，有的人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本身无所谓美丑，它们美或不美，是人给它们的评价”。“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第二种意见认为，美是不依存于人的客观存在。“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鉴赏的人而存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客观事物的美，即在于客观事物本身，不在于欣赏者的主观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美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现实事物必须先有某些产生美的客观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必须与人的阶级意识、世界观、生活经验这些主观因素相结合，才能产生美。美是文艺的一种特质，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美必然带有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第四种意见认为，美是物的一种客观社会属性。“美与善一样，都只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都只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才有意义。在人类以前，宇宙太空无所谓美丑，就正如当时无所谓善恶一样。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并不是一种可以超脱生活而独存的精神性的概念或实体，恰恰相反，它只是生活本身，它是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内的人类蓬蓬勃勃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
关于审美教育问题 在讨论美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时，很多同志提出了审美教育问题。这是会议讨论得比较热烈的问题之一。同志们以大量的材料说明，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加强审美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有不少青少年，真假不辨，美丑不分，甚至以怪为美，以丑为美。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而审美教育有它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帮助青少年树立高尚的情操和生活情趣。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说，美育也是不可缺少的。
甘肃师大洪毅然同志说：“普遍地实施美育，乃是培养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新人必不可少的重大工作之一”。他还指出：美育，包括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三个方面。抓好这三方面的教育，有助于改变被林彪、“四人帮”糟踏了的社会风貌。
与会同志认为，搞好审美教育，关键在领导重视。很多同志建议中央修改教育方针，明确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成为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才。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 前一时期，报刊上多数文章认为形象思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马奇同志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艺术认识论初探》的学术报告中，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批评了所谓抽象思维的提法，也批评了所谓形象思维的提法。他认为形象思维的提法不科学。从认识的过程来说，任何认识都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适用于艺术家的。他指出那种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导致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不在于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而在于没有丰富的生活。他认为，想象也不是艺术家所独有的。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不在思维方法。他认为艺术的特殊性是：（1）艺术是以人为中心的；（2）艺术是以感性形式表现，是诉诸于感觉和想象的；（3）艺术家的情感在创作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4）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他自己主观的东西。“艺术作品中有艺术家自己”。
会上虽有不少同志同意或基本同意马奇的看法，但多数同志还是对形象思维持肯定态度。看来艺术认识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关于美学史的编写问题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整理、研究中外美学遗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会同志就美学史的对象、方法、体例和资料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武汉大学刘纲纪同志认为，美学史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应包括表现在文艺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审美意识发展史。狭义的只包括那些上升为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但从目前的人力和水平看，以编写狭义的美学史为宜。（朱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