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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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题词、演讲之类
晓红
偶翻鲁迅著作,看到他对“开会、报告、演讲、奏乐、礼成”那一套开会套子的针砭,很有点感慨。
开会的那一组程序,原也不是徒具形式的套子,后来到了那些为开会而开会的人手里,必要的程序就变成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套子了。
现在办许多事,就很讲“套子”。
例如,新创办个报纸、刊物,必先请一批首长、名家“支持”,或题名,或题词,或登电函,或发短文。首长的级别要越高越好,专家的名声要越大越好,发表的位置当然很显要。有的还要将题词印成金字,敲锣打鼓,以志盛典。好象这个报纸、刊物的社会地位、事业前程,全维系在几片题词和祝词上。至于这些文章是否确系首长、名家所写,对读者来说,其实是并不怎么太认真注意它的。
又如,开一个会,不论是工作会议、座谈会,也必定要搞开幕式、闭幕式,而且也必请首长出席,首长请的位数越多越好,地位越高越好,似乎谁能请得多,说明谁的工作重要。于是,后继者只好援例去请,不然,那不就显得很不体面、很受冷落了吗?
既然请得首长、名家到会,那当然要轮番发表演讲。领导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不可能事事精通,要他们到处发表演讲,实在使他们为难。首长们一再婉拒,也实在是理所当然。但我们有些同志,也实在是世故练达,左说右说,非把你逼上讲台不可。有的领导出于礼仪,只好敷衍几句;有的正中下怀,半推半就。这样的演说,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或者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或者“要这样”、“要那样”地清谈一番。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开什么会,就要排主席台上的座次,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左右折腾,煞费苦心,据说还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名单学。
最近各个报刊都在议论封建思想的毒害。我想,上述种种,颇有点封建意识的味道。靠名人题词,以提高刊物的威信;靠首长出席与否,来决定这项工作是否重要,是否受重视,这不有点封建主义的“勅封”的味道吗?
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等级观念,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那一套害得我们够苦了。现在,新的繁文缛节这个包袱,也让我们背得够重了。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很舍不得扔掉这一套东西,他们倒很有点象孔老夫子。子贡(端木赐)看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经废去用活羊祭祖庙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活羊去掉,但孔子却摇头摆脑地哼哼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你看,他爱的就是那种“套子”。
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都在争分夺秒地为四化流血流汗,那一套封建的东西应该赶快丢掉,否则,许多事情,都可能误在这套并不需要走的过场上。当然,有些必要的会议,请领导同志到会指导,以后也还是要办的,演说也还是要发表的,但要讲究实效,真正解决点问题,切莫靠那一套形式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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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一束玫瑰
梅苑
一瓣心香访故居
“孙中山故居”是一座红墙绿瓦的楼房,在建筑上混合着中西的形色,是孙中山先生在1892年亲自设计的。院子里成卧龙状的酸子树,楼前的水井,大厅内名贵的红木家具,使我想起刚才和关干事的辩论,由于他介绍孙中山先生诞生在贫农家庭。我笑着告诉他:这不符史实。关干事也含笑反问我:“那你认为他诞生在怎样的家庭,书香世家吗?”
当时,我几乎语塞,因我从来没有想过孙中山先生诞生的家庭。我只是记忆着他对国家的贡献。因为一个人的卓越成就,不一定关连于他所诞生的家庭,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因此我回答: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诞生的家庭,但根据史料,他绝不可能诞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因为在一百年前的旧中国,贫农的孩子连饭也吃不饱,代代为牛马,哪有机会进私塾,更不可能在二十六岁就成为一位西医。”
“可是我们有证据。”他回答。
“有什么证据呢?”我问他。
“一些田地契约,可以证明他的父亲是贫农。”他回答。
我听后,为了尊重主人,没有再说话。但脑海里却翻腾着这个贫农问题。我发觉国内不少人都以出身贫农为荣,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留在农村工作,希望调入城市。对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真正伟大的人物来说,无论他诞生在何种家庭,都不会减损他一分成就。托尔斯泰本身是大地主,却由他开始解放农奴,更无损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马克思诞生在一个律师家庭,却写出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并不是叫每个人都要变成穷光蛋,才是社会主义的生活。
故居最具纪念性的地方是书房。当年,孙中山先生和陆皓东常在此商议革命大事,直到深夜,然后同睡在室内的铁床上。他的《上李鸿章书》也在这里执笔。环顾室内这些普通而陈旧的家具,为什么会让人油然生出敬意?因为它们有一位伟大的主人。可见人不会因物而贵,而是物因人而贵。
辞别故居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来去匆匆。但有时候,生命如同一列开行的火车,只能停一停,就要继续往前走。
(198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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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我也坐一点吧 庄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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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蒙文创作的文艺作品获奖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花的原野》(蒙文)杂志社,为进一步繁荣蒙古族文艺创作,评选了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以蒙文写作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选出二十篇优秀的小说、诗歌、革命回忆录和民间故事,并授予创作奖。获奖的作品,小说有扎拉丰嘎的《达丽额吉》、阿·敖德斯尔的《含泪的笑》、莫日根毕力格的《纠纷》、莫·阿斯尔的《在途中的浩特里》、巴图孟克的《花牛犊》、赛音巴雅尔的《不错的小伙子》、清照日格吐的《弟媳妇》;诗歌有巴·布林贝赫的《理想的骏马》、勒·敖斯尔的《苏米亚》、贝·敖斯尔的《草原的欢乐》、波·都古尔的《冰象与七勇士》、敖力玛苏荣的《根深源长》、道·耶仁帕拉的《总理的床》、吉·道尔吉的《该死的“麻子”》、策·孟克苏荣的《荒野上的坟场》、特·宝音的《西拉木沦河的抒情》;以及格日勒朝克图的革命回忆录《草原神骑兵》和其木德道尔吉的民间叙事诗《英雄的格斯尔可汗》等。
这次蒙文创作作品的评选办法是,由各报刊杂志推荐,然后由作家协会和《花的原野》组成的作品评选委员会研究评定。
利格登 布和特木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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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的怀念
——日本朋友热爱聂耳
车承丕
5月18日中午,从北京起飞的1403班机,在昆明机场徐徐着陆。
日本湘南各界友好访华团团长、藤泽市市长、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叶山峻和副团长、湘南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副会长佐藤乐造在机舱内眼望窗外,激动地自语着。秘书长、湘南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户上恭二感动得流下了泪珠。
日本朋友为什么这样激动?为什么这样爱春城——昆明?他们爱聂耳、怀念聂耳,主要是他们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这种友好感情,从他们的父母时代就有了。
聂耳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7月9日到神奈川县藤泽市,住在日本朋友滨田实弘家中。7月17日下午在藤泽鹄沼海滨浴场游泳时,不幸被太平洋的海浪吞没,结束了这位年青的人民音乐家的宝贵生命。
叶山市长的父亲叶山又三郎、母亲叶山冬子,在生前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中日友好。叶山意味深长地说,就是因在严峻的年代生了我,父母给我取名为“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叶山的母亲得知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时,她更加怀念溺死在本地的年青的中国朋友——聂耳。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她首先看到的是英文的中国国歌。为了纪念聂耳,宣传中日友好,她迅速将英文译成了日文,开始在日本朋友中唱了起来。
1949年11月在叶山市长的双亲倡议和藤泽市各界人民、华侨的积极参加下,开始了建立聂耳纪念碑的募捐、筹备和建碑运动。经过他们的努力,1954年11月1日建碑完工,中国红十字会李德全会长等人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但是,在1956年因27号强烈台风的袭击,纪念碑流失了。日本朋友怀着深厚的友情,又于1963年6月1日成立以藤泽市原议会议长山口仓吉为会长、叶山峻为事务局长的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并开始重建聂耳纪念碑,于1965年9月建成。以耳朵形状的聂耳纪念碑坐落在引地川流入太平洋的鹄沼海滨。郭沫若同志于1965年7月17日为聂耳纪念碑题词:“聂耳终焉之地”。聂耳在日本结交的日本新剧运动的友人秋田雨雀先生也特地写了碑文:“侧耳聆听,我们至今还能听到聂耳解放亚洲的声音。”
聂耳纪念碑保存会、湘南日中友好协会和藤泽市各界朋友、华侨,每年7月17日都举行纪念活动。据秘书长户上介绍,在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湘南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支部印发了《聂耳小传——中国国歌作曲者的生涯》。藤泽市交响乐团在演出中还专门演奏了聂耳作曲的《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印制了聂耳纪念帖,帖中有聂耳的照片、简历、国歌谱、郭沫若的题词、由秋田雨雀撰文、丰道春海书写的碑文,还有叶山峻写的纪念文章《聂耳与我》。保存会还特制了银白色的聂耳纪念证章,以示爱聂耳、怀念聂耳之心和中日人民友好的深情。
以藤泽市长叶山峻为团长的日本湘南各界友好访华团一行22人,在访问昆明期间,为了表达对我国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崇敬和怀念,全团前往西山瞻仰了聂耳新墓,并敬献了花圈,还把特意带来的五棵藤泽市市树——藤树,和昆明四大名花之一——杜鹃,植于墓碑两旁。在聂耳合唱团与访华团联欢的时候,叶山市长还慷慨激昂地用日文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他们说,我们爱聂耳,怀念聂耳,是因为聂耳那么年青就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志,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压迫者,才绕道日本去苏联。但不幸溺死于日本。日本人民是痛心的,也非常惭愧。日本人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纪念聂耳,宣传聂耳,并用聂耳的精神,推动中日友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他们一些人保存有聂耳歌曲唱片,愿意听聂耳的作品,认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情、意志,它给人以力量。
1980年7月17日是聂耳同志逝世45周年。我们纪念聂耳,就要学习聂耳的精神,把中日两国人民、昆明市和藤泽市人民的友谊发展下去,要以纪念聂耳活动为纽带,使中日友好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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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舞台与银幕

四部外国影片陆续上映
最近将在我国陆续上映几部外国影片——埃及彩色故事片《萨拉丁》、故事片《忠诚》,西德彩色纪录影片《想往将来》和《新的野生世界》。
《萨拉丁》描写十二世纪后半期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王菲利普带领十几万人马企图征服东方,埃及君主萨拉丁领导阿拉伯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阿拉伯人民的英雄气概:捣毁敌驻军蓄水罐,迫使敌军下山;放弃阿克城,诱敌深入;扣人心弦的沼泽地激战;萨拉丁只身入敌营直至火烧战车,全胜十字军,都表现了萨拉丁和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机智,有胆有识。
《忠诚》描写青年医生卡玛尔,与一孤苦无依的少女艾明娜结婚后,因一次误会,卡玛尔抛弃了自己忠诚的妻子,经过无数的波折和痛苦,两个人才重归于好。从中塑造了一个勤劳、朴实、忠贞的妇女——艾明娜的形象。影片情节曲折生动,对人物内心世界作了细致感人的刻画。
《新的野生世界》,是曾五次荣获德意志联邦纪录影片奖的探险家海因茨·西尔曼,带着摄影队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热带丛林到加拿大积雪的洛基山脉以及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北极圈,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忠实地拍摄了沿途原野中的动物。影片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野生动物世界,能使人开阔视野,增加科学知识,得到艺术享受。
外星球上的生物曾经到过地球吗?我们的祖先是否接待过来自宇宙的访问者呢?影片《想往将来》的导演哈兰特·赖尔带着这些疑问,冒着风险,花了十二个月的时间,跑遍了世界五大洲,到处寻找这个迷离的答案。随着探索者的步履,影片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外星球上的生物也许到过我们地球。
影片《想往将来》是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优秀纪录影片,它为人类探索外星球上的生物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鲁鸿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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