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结束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
齐亚总统和夫人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齐亚总统由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陪同,在首都机场上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外交部部长黄华等到机场欢送。
孟加拉驻中国大使礼萨·卡里姆和夫人,一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齐亚·拉赫曼总统和夫人等孟加拉贵宾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早上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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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孟政府签订贷款和民航两个协定
华总理和齐亚总统出席签字仪式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贷款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孟加拉国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赛福尔·拉赫曼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与此同时,黄华外长还同孟加拉国外长穆罕默德·沙姆斯·哈克教授签署了中孟两国政府间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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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法科学家合作考察喜马拉雅山地区地质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法国科研中心地质学家代表团第一批12人,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西藏。他们将在那里同我国科学家一起对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
根据中法两国1979年10月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和地壳上地幔的形成和演化合作会谈纪要》和中法双方关于1980年工作协议,法方将先后分两批派来26名科技人员,参加今年野外地质工作和地球物理探测工作。
这是中外科学家第一次合作考察喜马拉雅山地区。
法方代表团第一批人员是由队长、地质学家普鲁斯特教授率领,于7月21日到达北京的,第二批定于9月1日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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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夏希·侯赛因副行长为团长的世界银行代表团,同他们商谈了中国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友好合作问题。
他们就双方今后合作的工作计划和世界银行将向我国提供第一批贷款项目等事宜,友好地交换了看法。谷牧对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已有一个好的开端表示满意。他和夏希·侯赛因都期待世界银行将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计划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次会见是在中国各部领导人同世界银行代表团一个星期来就中国经济计划和发展经济的轻重缓急,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进行的。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中国理事吴波等。
夏希·侯赛因副行长及部分代表团成员预定7月26日离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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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会见泰国府尹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以内政部副次长阿喃·阿喃达坤为团长的泰国府尹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这是今年应邀来我国访问的第二批泰国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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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国庆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埃及驻中国大使易卜拉欣和夫人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国庆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等。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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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炳南宴请美国赵启海教授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晚宴请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启海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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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划破夜幕的陨星
——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拚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了。
15岁的遇罗克是多么留恋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多么想念小学校里那总是笑眯眯的勉励他天天向上的班主任王老师啊!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50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
可是现在,罗克遇上了严重问题,但是,罗克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尔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当他也象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执着地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文理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罗克用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和自己书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壁上和床头,以此表达他的心胸和情愫。从此,这间小屋的桔黄色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遇罗克读了多少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著作啊!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还有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象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
“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高考越临近,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可他又担心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愤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象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短短的时间里,一篇一万六千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一万五千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商榷》草就了,又一篇一万四千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他在日记里写道:“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一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这时,他已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8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斗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发现了,被当作“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了。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 “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晴日,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1967年底,罗克象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5天,遇罗克被捕了。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
“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岂不正是现在人们公认的真理吗?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开始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象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临终遗言:
纪 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赠 友 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拚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林彪、“四人帮”,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映红了祖国的长空和大地。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 王晨
《光 明 日 报》记 者 张天来
(原载光明日报,新华社有删节)(附图片)
遇罗克同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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