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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创作手札
生活和“天堂”
高晓声 一
1979年3月，我离开了生活过22年的农村老家，重新进入城市。
我对城市已经非常陌生，也许从来没有熟悉过。因此，我重新握笔写作时，自然而然就去写农村。那没有办法，文学创作不能不受生活的制约。不熟悉生活，就难于写作；熟悉了生活如不继续生活下去，创作的能量也会逐渐枯竭。但是，在大量熟悉的生活面前，如果写作的人缺乏应有的见解，也会象一个不会烧饭的人躺在米屯上饿死。而一个不断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的人，却能在熟悉的生活中发掘出自己原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文学作品里，生活和作者的见解，犹如做馒头的面团，粉里有水，水里有粉，是决然分不开的。作者的见解，源于生活。而正确的见解，一定是忠实于生活的。
“生活本身充满智慧。”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生活不但给作者提供创作的素材和见解，而且还常常帮助作者解决写作的技巧。因为生活也在技巧地走它自己的路。在创作一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作者往往在紧要关头拿不定主意，这时候他如果不联系生活去苦苦搜索，它就无法写下去；而苦苦搜索生活的结果，就往往有一个精致到极点的细节猛然跳了出来，不但帮助作者过了关，而且奇妙地使作品大为生色。如影片《李双双》，导演在开头就要点明双双和喜旺的特殊关系。那时候，双双在水边洗衣服，而喜旺和一群男劳动力喧闹着从小桥上蜂拥而过，用对话的办法不可能，在喧闹中听不见。让喜旺停下来也不可能，既冲淡了气氛也拖长了时间。导演想不出好办法，后来是李准出了点子，让喜旺把搭在背上的一件脏衣服丢给了双双。这个亲昵的、随便的、好象理所当然的细节，就把夫妻关系准确地点出来了。这个细节导演想不出，李准想出来了，原因在于李准更熟悉生活。有了它，技巧问题也解决了。
出于方便，我不怕献丑，想提一提《漫长的一天》和《周华英求职》这两篇小说。《漫长的一天》写到公社书记姚和生夜里到南张大队去找大队书记姚再洪时，我还没有决定碰到了那个“吃酒”场面应该怎样写下去。如果姚和生闯进去，那么，场面就要拉开，笔墨就要大洒，而且落入老套，意境全消。如果碰上了又不进去，那他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写不下去。结果还是生活帮了忙，因为我在生活中多次看到一个品质高尚、思想深沉，有志于创业的人不肯卷入这种庸俗、丑恶的纠纷中去。于是我决定让姚和生带着愤怒离开，并且毫不怀疑这是真实的。这一笔，讲究艺术性的人就会说是技巧。《周华英求职》显然套用了“欲扬先抑”的老办法，但一直“抑”到最后，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扬”起来。如果“扬”不起来，小说就该报废；“扬”得不够高昂，就压不住阵脚。失败与成功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最后一段的处理。看过那篇小说的人，很容易知道我完全是依靠生活得到解决的。如果我找不到“天然的图画”那个情节，让周华英喊出“让我的希望快点实现吧，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啊”这句话，任何技巧都无法帮忙。周华英这个人物，主要就是依靠这一句话才站起来的。我能够找到这个情节，也决非偶然；因为20多年来有许多时候（比如被关押在“红色治安分部”里），我无聊得只能神驰于那些“天然图画”中。 二
生活属于大家，任何人无法霸占。每一个人总在不断的生活之中，决无空白。即使是密封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例如，你可以神驰于那些“天然图画”之中……等等。
不能说哪一个作家没有生活。然而生活是一个深无底、广无边的怪物，谁也不能自满。“知识里手”固然可笑，“生活里手”更易出丑。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虚心些，努力些，求得对这无边无底的生活的更多了解。
我们不妨把作家已有的生活当作“深度”来看。你生活在那个环境里，熟悉那个环境，而且达到了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无疑是很好的。但那个环境毕竟是有限度的，毕竟不算广泛。农村诚然是广阔的天地，但任何农村都不过是农村；你不可能因为熟悉了农村就熟悉城市，就熟悉一切生活。那么，你是否应该扩展你的生活面呢？我看很有必要。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本来是互相关联的，不要人为地加以割裂。城市和农村，本来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一旦割裂，你对农村的了解也就深入不下去。生活只有比较着、联系着研究才能步步深入。只吃过大米没有吃过面粉的人，要说明大米的滋味也困难，足不出苏南的人，很难说出苏南风景的特色。生活面越狭窄，就越不容易深入。反之，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就能潜入生活的深度。如果我没有最近一年来的城市生活基础，《陈奂生上城》是写不出来的。农村和城市一旦联系起来，就会发掘出许多过去没有注意的题材。所以，一个作家没有理由拒绝扩大生活面。《陈奂生上城》也不仅是把农村生活面扩展到城市的产物，而且也是把生活面扩展到城市以后对农民有了进一层认识的产物。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当然，作家在扩大生活面时，仍旧是以原有的生活面为基础的，这个原有的生活基础对新扩大的生活面的理解大有帮助。一个熟悉知识分子的人，一个熟悉工人生活的人，如果一旦把生活面扩展到农村，不但能加深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理解，而且比较容易理解农民。这种生活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的方法，符合辩证法。 三
作家需要一个长久而固定的生活基地。这不仅便于扩展生活面，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熟悉生活，不光是要熟悉生活中的事件。文学既然把生活归结为人的活动，既然一切要通过人的活动反映出来，那么，了解人的工作就成为熟悉生活的中心。
了解事件而不了解人，那就弄不清事件怎么会发生。
每一个人，不但都带着以往生活的一切经验在进行现在的工作和展望着将来，而且以往的不同生活给不同的人铸成了不同的性格。了解人比了解事件要困难得多，需要长期地连续地进行认真的观察。
所以，长久而固定的基地就不可少。在这样的基地里，不仅可以看到事件的连续性，而且可以有把握地掌握住人的性格。一件事情，发生在张三身上是那个样子，但如果你很熟悉李四的性格，你可以把握住同一件事情发生在李四身上的另一种样子。那一件事情，发生在张三身上也许很平常，但发生在李四身上意义就不平常。这一点对创作很有帮助。《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就是《“漏斗户”主》中的同一个人。《“漏斗户”主》的素材是生活中确实发生在陈奂生身上的。可是《上城》和陈奂生毫无关系，纯属虚构，这虚构的东西放到陈奂生身上却更显色彩，原因就在于我能把握这个人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两篇小说中的陈奂生性格完全统一，而且由于性格得到多面的描绘而显得立体化了。
在这样的基地里，作者可以把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来读，读得滚瓜烂熟。
有一位作家不愿离开他的生活基地苏州，他说：“走在马路上，会碰到许多熟面孔，每一只熟面孔，都会使我想起他们的许多事情来。”这算是把道理说透了。作家的头颅也只有“七斤半”，并不能把一切都装进去并且牢记着。如果离开了他的基地，尽管周围发生的事情和基地里大同小异，也不可能象在基地中有那么多的触发。
触发——一切创作的动机之母。
随时随地碰到熟面孔，每一张熟面孔都在触发作者，这简直是天堂。
在这个“天堂”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及一张熟面孔。
有了这样熟透的基地，作者可以比较敏捷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我在基地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我的作品主要不是写它的过去而是写当前。尽管去年我大部分时间不在那里，但每次回去几天，就会受到触发，从《流水汩汩》到《漫长的一天》，从《“漏斗户”主》到《柳塘镇猪市》再进到《陈奂生上城》，基本上把1979年农村在政治经济上的进度和变化反映出来了（写得好坏是另一回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熟悉基地的过去，就容易理解当前。 四
鼓吹了一番“基地论”之后，我想应该补充一句：时代生活是有它的主流的。为了提高和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们应该深入生活，忠于生活，并且让绝大部分作家能够在时代的主流中建立长久而牢固的生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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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创建新生活需要这样的英雄
——读报告文学《励精图治》
李炳银
我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向读者推荐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2期上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在这里，作者程树榛同志，用十分生动具体的叙述和描写，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乔光朴式的厂长宫本言，在富拉尔基我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如何“励精图治”、大干四化的事迹。这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读后真叫人倍受鼓舞。现实生活中“乔厂长”这类人物，是我们四化的带头人。试想，我们国家如果有更多的这样的带头人，那么我们的日子也许就会好过得多，四化建设的步子一定会迈得更大一些。
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是我国工业大厦的柱石之一，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大型轧钢机，……都是出自它的怀抱。1962年6月，周总理曾亲切地把它称为“国宝”。可是，在十年动乱中，一重非但不能拿出钱来支援国家，反过来，国家还要出钱来养活它。上级也曾派来过新领导，但在那“四害”凶狂的年月，新领导“激流勇退”了。也有经受了多年战争考验的老英雄，顶着风浪治乱，然而，铮铮的一把钢刀，亦被政治的顽石碰卷了刃，有力使不上。“国宝”越来越变成了“废物堆”。工厂瘫了，人心散了，从厂领导、总工程师，到技术员、工人，都在谋划着离开这里的门径，人们似乎对一重不大寄予任何希望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多，一重还是全国闻名的“老大难”。正是这时，宫本言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派到一重担任厂长来了。
宫本言过去长期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工作，他有胆有识。十年浩劫中，深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迫害。可是他身遭厄运，不向邪恶低头，被工人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宫大胆”。宫大胆来一重走马上任，同全厂职工一道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征战，去年全厂提前完成产值、产量计划，十多年来第一次提前超额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品种、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一重这些奇迹的出现和戏剧性的变化，多么耐人寻味啊！宫本言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算不上是英雄，可是，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实在是个英雄。是他带领大家把分散了的心聚拢起来，群众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四化的希望，增强了信心和力量。这一点，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励精图治”的精神。怎么治？是固守陈规陋习，大轰大嗡地热闹一番，搞出一点辉煌的表面名堂呢，还是摒弃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完全靠“引进”外来的技术，干出一点“时髦”的壮举呢？宫本言并没有采取上述两方。他的治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党的坚定信念加上讲求实际的科学态度。
“凭党性办事，身正不怕影儿斜”。宫本言最可贵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党的正确方针原则，宁折不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他初到一重，满目疮痍，心里也闪过一丝胆怯，但是，他还没有染上这种20世纪70年代我们某些干部中的流行病——“软骨病”，他打消了顾虑，振作精神，立志打一场硬仗。他向部里立下军令状，“三年不改变一重面貌，撤我的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为党分忧，为群众谋福利，有什么颜面在那儿指手划脚！”言语间可见一颗赤诚之心。他一上任，不象某些目光短浅的人那样，先忙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为儿女亲属的利益大动脑筋，而是一头扎到群众中去作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在有些同志想方设法找一个出国观光的机会时，他主动放弃了部里安排他出国考察的活动。他知道，一重目前最需要的还不是外来的“良药”，何况有人出门求药并不是为了“治病”呢！正因为宫本言有这种高尚的情操，所以，他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作到一呼百应，把党的路线化为群众的行动。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是我们党历来的好传统。这一传统，经过十年浩劫，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现在，宫本言在一重又重新把它恢复过来了。经过调查，宫本言深深感到，图治，关键在于人，在于把人们快要熄灭的热情点燃起来！而现在的一重，不少人“三世同堂”还挤住在一间斗室里；每人每月只能吃到半斤猪肉，每年享受半斤海鱼，南方人每月只有一斤大米……，后顾之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贫乏的生活不能给人一点乐趣，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怎么能充分调动起来呢？因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空喊为人民服务，而在具体的人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搞革命，一定要使人民能享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对。……只开无限远的空头支票，群众是不会跟我们走的！”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抓群众生活入手，解决实际困难，调动群众积极性，厂子的面貌在急速的变化了。在这样的好同志面前，那些只顾自己享受，而在群众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人，难道不感到震动和悔愧吗？
宫本言干一行，钻一行。他几乎没有正规地上过学，但几十年来刻苦努力，勤奋学习，对工厂建设，对生产管理的情况非常熟悉，因而，他工作起来不靠空打雷，发表虚泛而不着边际的号召。他不独断专行，唯我正确，以个人主观的意志治人治厂，而是充分信任干部、群众。他讲科学而不讲情面。1150轧钢机装配，车间领导几次强调困难，要求延期，宫本言从实际出发，毫不让步，最后如期完成了任务。一个车间搬迁，原订“七一”竣工，宫本言作了调查后，认为“五一”足可完成，他同负责这一任务的基建副厂长磨嘴皮、算细帐，说得这个副厂长无言以对。在整顿企业中，他严格仔细，三次不让从作表面文章到遗漏死角的车间过关，他可以从一个加油壶上看出破绽，不允许任何人再翻老皇历。这一切，没有相当的生产知识能办得到吗？宫本言讲科学，科学也给他带来了主动自由。
《励精图治》是一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报告文学，“唯其真实，才有力量”。所以，它有着与别的艺术形式所不同的鼓舞、教育、启发人的作用。在作品中，作者没有过多地追求什么艺术加工，从艺术上来说也不算精益求精之作，但作者把自己对宫厂长的敬佩之情注于笔端，带着激情叙事、记人，有着强烈的感染力量。他不是静止地去描绘人物，宫本言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非常清晰、突出，活灵活现。这种效果的取得，一则在于宫本言的事迹本身是感人的，二则在于作者坚持了真实性这一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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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许攸问粮”给我们的启示
周先慎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故事，这就是第三十回“官渡之战”中的许攸问粮，曾不止一次地被研究者征引来说明曹操的奸诈，其实是不对的。
“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对垒，是“以至弱当至强”。曹操之弱，除了兵力，最致命的就是缺粮。相持两月，果然“军粮告竭”。他那封教荀彧措办粮草的火急文书，不意落入了许攸的手里。许攸是曹操年少时的朋友，这时正在袁绍的手下做谋士。许攸向袁绍献策，刚愎自用的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听信谗言，诬枉许攸与曹操有旧，硬把这个难得的谋臣逼到曹操一边。许攸夜奔曹寨，两人寒暄几句后，便是许攸问粮：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只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胸中有数，故意试探的许攸步步进逼，不明虚实、喜疑交聚的曹操层层设防，这跌宕有致的四问四答，确乎是逼真地表现了在规定情景之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性格。不过，要说是这里表现了曹操的奸诈，却实在有点儿冤枉。试想，在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之中，突然有一位阔别多年的故旧从敌方投奔而来，一见面就打听关系全军胜败存亡的军事机密，难道能贸然据实以告？要是曹操果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许攸刚发第一问，就老老实实地将真情全盘吐出，那他和愚不可及的袁绍岂不是半斤八两？
“兵不厌诈”，用兵之道也。曹操富有军事经验，在斗争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虚冒实，不露真情，不过是以诈防诈。其实，许攸虽然戏称曹操是“奸雄”，却并未深怪曹操，他通情达理，在大声喝破之后，反而授以火烧乌巢的“急胜之方”，帮助曹操一举告捷。
《三国演义》里写曹操阴险虚伪的地方非常多，但此例实不当以奸诈论。奸诈和机警只隔着一层纸，但有界限，有区别。这段有声有色的许攸问粮，意在表现曹操的聪明机警，以与袁绍的愚蠢庸懦作对比，从一个侧面揭示这场战争以弱胜强的原因。
我们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个反面人物，是就全书艺术描写的整体而言，并非指的每一个情节或细节。在“刺董”、
“温酒斩华雄”、“官渡之战”等一系列情节中，曹操实际上都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的形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塑造反面人物而能大胆地写他的优点，写他的优点却又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反面人物，不但不妨碍，反而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而有血肉，更加真实可信。这种看来矛盾的现象似乎有些可怪，其实也很简单：复杂的生活原本如此。同一个人的同
一种性格或素质，在此种条件下是美德，在彼种条件下就可能变成恶行。这种情形，几乎是人人所曾经见。“尊刘抑曹”的《三国演义》，在类似“官渡之战”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并不回避描写曹操的优点，这自然跟作为历史小说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人物的原型有关，但尊重生活，能够写出人物复杂的性格，从典型塑造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表现了罗贯中在艺术创造上的眼光和胆识。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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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历史小说的新收获
——读歌颂捻军英雄的《星星草》（上卷）
邢沅
《星星草》是一部描写太平天国后期捻军革命活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以历史事件的衍变为顺序，继承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传统，运用气势磅礴、错落有致的笔触，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自1864年天京失陷到1868年捻军最后失败的四年间的农民革命战争，塑造了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近代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揭露了清王朝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罪行。书中还通过青年书生李如秀、名妓郑玉莺、江洋大盗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描绘了我国19世纪60年代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风俗图画。
《星星草》上卷，主要是写捻军由失败走向胜利，击毙僧格林沁并粉碎曾国藩围剿的故事。它在谋篇布局、人物塑造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星星草》上卷采用了多头绪的布局结构，于起伏跳跃而巧妙和谐的复式发展中，描写了捻军与清军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这是贯穿小说的主线。主线的重心，放在近代史里震惊中外的曹州大战上。主线的开端即突兀而起，极写捻军之败和捻军之乱，把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革命低潮的形势和捻、清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态势再现了出来。接着，以波澜迭起、传奇色彩甚浓的笔墨，展开了曹州大战的序幕和正面冲突的描写。捻军内部和清军内部的矛盾，作为副线，随主线而展开，使人物刻画和情节铺写收到虚实相映、顿挫多变的艺术效果。李如秀、郑玉莺、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构成一条匠心独运的辅线，巧妙地穿插在主、副线之间，烘云托月，梭织经纬，使小说的布局通篇皆活，主题得以深化。主、副、辅多线错综复杂地结构在一起，使整部小说在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和农民革命战争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较好的统一。
《星星草》上卷，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有思想、有个性、血肉较为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
在捻军方面，嫉恶如仇、慷慨豪爽的鲁王任化邦，抱负远大、才学渊博的遵王赖文光，都写得栩栩如生。朝气蓬勃、智勇双全的梁王张宗禹，是作者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精心塑造出来的人物。他读书多、见闻广、机敏、沉毅、果断的英雄性格，是通过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戏剧性的冲突表现出来的。而张宗禹“这一个”典型形象的灵魂，则是他决心“创立一个更好、更强盛、更公平合理的新天国”的具有类似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和行动。这生动地体现了19世纪中国革命试图超出农业小生产的狭窄眼界而追求近代资本主义理想的历史潮流。此外，张宗禹的爱情生活，被描绘得细腻入微、健康优美，并且贯穿于全书，这是我们表现农民战争题材作品里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在清军方面，僧格林沁的骄横跋扈、刚愎自用、狂暴冥顽，对农民起义的极端仇恨，对汉族军阀的轻蔑鄙视，对大清王朝的忠心不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曾国藩的形象塑造也比较有深度。曾国藩是被满清赋予军政大权并封侯爵的第一个汉人，是把太平天国革命淹没于血泊之中的刽子手，同时他又是道学大师，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反动人物的典型。小说抓住曾国藩的本质，对他极其复杂的思想性格特征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描写，活灵活现地解剖了我国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那套权变之术及伪善刻毒的本性。
《星星草》上卷在塑造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时，比较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白描手法，同时汲取了欧洲小说长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优点，文字上则熔遒劲古朴与诗情画意于一炉。在曾国藩微服察访凤凰街一节中，寥寥三千字，竟将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刘铭传几个清军高级将帅的个性、气质、爱好、教养、才干都一一分头写了出来，绝不雷同。在涡河祭一节中罗晚妹、张宗禹的心理活动，在玉香院一节中郑玉莺、李如秀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力透纸背，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星星草》，是我们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新收获，已经受到读者的注意。这部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北京的青年女作家凌力的处女作。凌力今年三十多岁，出生在延安，毕业于军事学院，她在十年大动乱中，立志为人民做点好事，不参预派仗而潜心读史，广出调查，发愤著书，用尽12年业余时间，七易其稿，终于成就了《星星草》这部长篇作品。应该说，《星星草》是赞颂和纪念捻军英雄的颂歌，也是赞颂和纪念一切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甚至流血牺牲的英雄们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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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笑与泪的结晶
——《卓别林自传》介绍
季定洲
中国戏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卓别林自传》（叶冬心译）。
查尔斯·卓别林（1889——1977）是一位蜚声国际影坛的天才的电影艺术家，他以独创的、卓越的、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了世界声誉，是深受我国人民欢迎的喜剧大师。
卓别林于晚年移居瑞士韦维后，除继续筹拍电影外，还撰写了《卓别林自传》。这部自传，洋洋四十多万字，正式出版于1964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出版。
卓别林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回溯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他那悲惨的童年生活，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底层社会生活的写照。他的父母都是杂耍场喜剧演员，父亲因酗酒而过早去世；母亲因倒嗓而失业，以致精神失常。卓别林则流浪街头，他进过贫民习艺所，当过杂货店小伙计，卖过花和玩具，当过医生的小佣人、吹玻璃工人、印刷工人和剧团小演员，受尽人间苦难，尝遍贫困滋味，直至1913年进入美国电影界，才开始了日益引人注目的电影生涯。
自传以主要篇幅，回顾了他一生的电影生涯。他一生共拍摄八十多部电影，绝大多数是自编自导自演。其中，尤以联美公司时期（1923——1953）拍摄的故事片，如《巴黎一妇人》、《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一个国王在纽约》等，都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邃的思想内容吸引着不同肤色、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这些影片越过语言障碍，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在自传中，卓别林对他的影片，从文学剧本的创作意图，表、导演构思，灯光、布景、服装的设计，音乐、电影技巧的运用，直到影片上映后的反应、评论等等，无不翔实记载。尤其是他对编演喜剧的心得，辨析幽默的意义，探讨动作与表情的关系，笑料的来源等，结合影片纵谈种种体会，详述一生创作经验，更为可贵。
自传以不少的篇幅描绘了他所接触的知名人士，包括剧作家、画家、诗人、小说家、雕塑家、演员、记者和政治家、财阀，辑录了他们的轶事，对他的影响等等。
“天才出于勤奋”。这部自传，介绍了卓别林一生勤奋的事实。他是“天才出于勤奋”的有力例证。
卓别林在自传中回顾了奋斗不息的一生，无论是艺术的探索，生活的感受和社交与婚姻，有成功的欢乐，有挫折的烦恼，有种种恶势力对他的攻击、诬蔑、恐吓、迫害，所有这些他都叙述得绘声绘色，娓娓动人。读到妙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有时却又催人泪下。这部自传动人心弦，不亚于他所拍摄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