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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
加强财政监察工作促进四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务院最近在批转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做好财政监察工作，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财政纪律，正确贯彻国家财政政策，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监察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规定了财政监察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财政政策、法令、制度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受理和检查有关破坏财政制度、违反财政纪律的案件，以及因坚持财政制度而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等。同时规定，各级财政监察机构受同级财政部门的领导，业务上受上级财政监察机构的指导。
《规定》中，对于财政监察人员的职责和要求，也作了具体规定。
国务院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紧建立和健全财政监察机构，充分发挥这些机构的职能作用，同一切违反国家财政政策、法令、制度的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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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用好的党风带出好的社会风气
本报七一社论曾经指出，一个好的党风，是我们最可贵的优势。只要全党同志奋发图强，恢复这种优势是会比较快的。党风搞好了，整个社会风气都会被带动起来。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这是大家都很忧虑的，也是平常议论很多的。怎样才能把社会风气整顿好呢？从党的作用来说，一个是“讲”，就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一个是“带”，就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一讲二带，而且要强调以带为主。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家以其反动理论和反革命行径，把社会主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完全颠倒了，造成了剥削阶级思想大泛滥。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特别是种种封建意识，披着“革命”的外衣风靡一时。于是，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善变成恶，恶变成善；美变成丑，丑变成美。这场浩劫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至今还继续污染我们的社会空气，毒害人们的心灵。现在不少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缺乏起码的法纪观念和道德观念，分不清是非、善恶、荣辱的界限，甚至不懂得最起码的礼貌。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继续拨乱反正，使人们懂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具备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目前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比较薄弱。有些单位确实有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有一部分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教政治课的教师，还不善于根据新的情况，针对人们的思想实际，进行生动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工作有时也有一般化和片面性的缺陷。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注意，加以解决。
但是，转变社会风气，光靠讲，无论如何是不够的。现在有些青年对“大道理”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感到那些大道理同实际生活有很大距离。一位大学生来信写道：“说的那些大道理，从理论上讲都是站得住脚的，但近十几年来，站得住脚的理论却往往同实际生活对不上号。”“群众注重的不是精彩动人的文章，而是身边事物的变化。”有的政治课教师说，学生身边发生的一些败坏党风的事情，可以使老师长年累月政治思想教育的成果化为乌有。这些意见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事实是最有力的宣传，宣传也只有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才有说服力。如果讲归讲，做归做，言行不一，那么，不管讲得如何头头是道，群众也是不爱听的，不但不爱听，而且会起反感。所以解决社会上的一些思想问题，移风易俗，鼓舞人们干四化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搞好党风这一方面下功夫。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风如何，党员能不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对社会风气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全国解放以前，一个国民党统治区，一个解放区，社会风气迥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就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党风有着天渊之别。建国初期，为什么我们能够迅速地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树立起崭新的社会风尚？也是因为党风好。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在苹果产地行军，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半夜打进一个城市，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进民房；军代表接管一个工厂、商店，从不往自己腰包里塞一文钱、一件物……广大群众从这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中懂得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受到教育和感染，于是整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就象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解放后没有几年时间，风气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的国民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全国人民忍受了这种困难，并且团结一致，战胜了这种困难，人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好，整个社会风气很好，并没有多少人搞不正之风。后来社会风气为什么坏了呢？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把党风搞坏了。现在整顿社会风气，还是要靠搞好党风，靠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拿艰苦奋斗来说，如果离开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而单纯在群众中作号召，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因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群众不艰苦。现在首先应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恢复和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上面带了头，讲话就灵了，思想工作也就好做了。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具体说来内容很多。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讲过三条，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把这些作风用具体的条文规定下来了。《准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总结，很多领导干部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体验；《规定》基本上是重申十年动乱前的有关章程，也是很多领导干部过去都做到了的。既然过去能够做到，现在只要决心去做，也是不难做到的。但对于那些喜欢搞一言堂、搞特殊化的同志来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抵触。这里，重要的是政治觉悟，是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把自己置于特殊的地位，“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夫荣妻贵”、“父功子荫”，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我们党的传统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批领导干部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这种艰苦朴素的本色。尽管这些同志不愿宣传他们个人，但是他们的事迹还是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整顿党风，主要靠学习，靠教育，靠党内的自我批评，不搞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确定了的。但另一方面，也要靠党的各级纪律检查组织的督促检查，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此外还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各地党委应该重视和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好好地报道和表扬一些好典型、好事迹，同时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丑恶现象。要形成一种风气，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处分的要处分。有了制度上的明文规定，又有党和群众的监督，我们的三千八百多万党员是能够带好这个头，搞好党风，进而把整个社会风气带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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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同齐亚总统举行会谈
双方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在今天的会谈中强调指出，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各自的国家，中孟两国必须加强团结和合作，并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同殖民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据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中孟两国领导人在两次会谈中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充分地交换了看法，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华国锋对齐亚·拉赫曼总统和孟加拉国政府在维护国际关系准则、保卫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措施，表示赞赏。
华国锋强调指出，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时机还不够成熟。苏联的所谓部分撤军是个骗局。只有苏联无条件全部撤军，让阿富汗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此以前，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当给抵抗苏联侵略的阿富汗人民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并对苏联施加压力，促其撤军。
齐亚重申孟加拉国政府反对外国军队侵占阿富汗的立场，并强烈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
齐亚·拉赫曼还提到他建议召开的南亚国家首脑会议，并且指出，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研究南亚以及海湾地区的局势，以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华国锋表示，中国一贯支持南亚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关系，共同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
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华国锋说，这只有在越南全部撤出其占领军，让柬埔寨人民决定其内部事务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各国人民应该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抵抗运动，迫使越南撤军。
齐亚·拉赫曼表示，孟加拉国决心同伊斯兰国家、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不结盟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努力。
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两国领导人还回顾了中孟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情况。他们对近年来中孟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迅速发展表示满意。华国锋和齐亚·拉赫曼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直接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对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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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剑英委员长最近发出通知
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召开以前组织全国人大常委视察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最近发出通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以前，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视察工作。
通知说，各委员按照自己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就地进行视察。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可以在北京视察，也可以到外地视察。委员在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分别交由当地人大常委会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处理，必要时可函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通知说，参加视察的委员，一般不带随员。视察时，各地一律不组织群众迎送，不举行宴会，不赠送礼品，不组织专场晚会。
据悉：七月中旬开始，委员们已在各地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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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李先念分别会见克立·巴莫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今天分别会见了泰国社会行动党主席、前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
他们同克立·巴莫先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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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同志会见并宴请南共联盟铁托政治学校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铁托政治学校校委会成员吉米尔·莎拉茨率领的南共联盟铁托政治学校代表团。
会见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胡耀邦同志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分珍爱中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说，我们两党相互信赖、相互支持，关系到中南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两党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条件。他希望中南两党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得到发展。
会见以后，胡耀邦同志设宴招待南斯拉夫同志。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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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
《工人日报》记者 陈骥 牛凤和
渤海2号钻井船的翻沉，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参加这次事故调查的同志和海洋石油勘探局的许多职工都认为，这次事故不是偶然的，是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上长期以来坚持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作法的必然结果。
只讲需要 不讲可能
海洋石油勘探局在钻井勘探作业的安排上，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只讲需要，不讲可能的思想。
渤海湾冬季寒流多，风浪大，钻井船容易位移，造成钻井打偏报废，而且，钻井船都是不抗冰的。但是，因为有关领导机关曾经向局里提出“是站着过冬还是干着过冬”的问题，要求钻井船冬季也要出海打井。局领导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冬天也把钻井船轰到海上。职工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局领导就说：“要翻船也给我翻到海里去，不要翻在码头里。”
这样做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据“渤2”钻井队职工反映，1978年冬季，“渤2”主机有毛病，甲板有裂缝，应该检修，而局里非让它继续打井，并说：“要干着过冬，不能泡着过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冬天。”结果在海上打了两口井全部打偏报废，白干了一冬。有的船由于冬季出海打井，不得不在春夏被迫回港检修。
“渤2”这一次所以要在冬季紧急迁往新井位打井，也和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按照规定，钻井船迁移井位，一般应在15天以前把任务正式下达到钻井船队，并且必须同时提供新井位的水深、地貌、泥厚等必不可少的资料，使钻井船可以比较充分地进行拖航准备和顺利地在新井位就位。但是这一次“渤2”迁移新井位的时间很急迫，11月20日确定任务，21日开拖航会议，24日就要降船拖航，拖航准备只有三、四天时间。而且当时连新井位的水深、地貌、泥厚等资料都还没有弄清楚。由于任务要求过急，拖航准备不得不仓促上阵，为了赶时间，在拖航前，应该排的压载水不排，应该卸的可变载荷不卸，应该捞的潜水泵不捞，使这条本来能抗12级以上大风的钻井船，却经不起八、九级风（最大阵风十级）的袭击而翻沉。
冒险蛮干 不讲科学
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上往下压生产任务，常常是要求过急，不讲科学，强令下面接受领导上的违章指挥。据“渤1”职工揭露，有一次在大风警报的情况下，局里强令他们冒险起浮拖航（按规定四级风以上就不得起浮），群众没法子，只好照办。起浮后风浪越来越大，根本无法去新井位就位，只得冒着危险由拖轮拖着顶风走，在海上“大游行”了三天。象这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领导上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相反却把蛮干没有出事，当作经验来总结，出了事就说是“没经验”，“交学费”。领导上根本不把“安全”二字放在心上。“渤2”引进已经六年了，该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一直没有翻译过来，发生事故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事故调查组请人译出。
结果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谁要是不问实际情况只按领导要求去做，即使明明是违章作业，也是“有干劲”，“有锐气”；相反，谁要是讲科学，抵制违章指挥，谁就是“怕困难，不听指挥”，就要受批判，调动工作。该局船舶处一位副处长，提出拖航作业应该由拖轮负责指挥，因为钻井船的队长钻井是内行，对航海并不内行。这位副处长的意见至少可以讨论吧，但是不行！因为这冒犯了局里的规定，一位副局长强令按原规定拖航，这个副处长拒绝参加，就被批判三次，后来被调离了船舶处。到底是讲科学、抵制违章指挥的是对四化建设负责的好工人、好干部，还是只知服从，盲目蛮干的是好工人、好干部？这个重要的问题被弄颠倒了。
这种不讲科学的态度，还表现在不尊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工人的建议和意见。这次“渤2”拖航前，队长刘学曾几次打电报来要求卸载、捞潜水泵和请求用三条拖轮拖航。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搁置一旁。如果按刘学的意见办，这次事故就有可能避免，至少能大大减少死亡和损失。
只讲生产 不顾安全
职工们在事故调查的座谈中，揭露了该局领导上只顾生产，不顾工人安全的大量事实。在海上采油平台上，采油区和生活区、油罐区之间，有不少地方没有走梯和走台，工人们要顶着大风，在一米粗的拉筋管道上来回走，没有扶手栏杆，下面就是大海。职工从交通船爬上平台也总得捏把汗，船在水里晃动，搭上一块一尺宽、几米长的跳板，工人们就在跳板上走上走下。
海上的救生、防火等设备很少配齐过。“渤3”出海半年多以后才配上救生筏。工人们出海换班的交通船上也只有很少的救生设备。如海上井喷、起火时救生用的耐火救生球数量配备太少，有的有了球，却没有放下海的设备，还是不能起到救生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海上救生设备即使有了，工人也不会使用，因为平时不组织学习、演习。
这个局海上作业的职工只占六分之一，以六分之五的人来保障六分之一的前线职工的生产安全和生活，应该是照顾得比较周到的，但是事实上对海上作业工人的照顾却很差。工人出海换班有的要自带行李，船上又无舱房，冬季在甲板上或过道里任凭刺骨寒风吹打。国产钻井船设备较差，工人们每天一身泥水，二十天才能洗一次澡。进口船上原来配有沙发，但引进后一到码头，沙发就被搬到岸上使用。特别是工人在海上得了重病，或出了工伤，更是难以及时回港就医。一次，“渤4”有个工人在船上摔伤，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钻井船要求局里紧急派直升飞机抢救。飞机来了，机上坐着钻井处处长孙治业和另一位海工处的处长。因为飞机只能坐3个人，队长和指导员说明情况，要求他们下机，先把工人护送到岸上抢救。海工处长下了飞机，孙处长无论如何不肯下机，钻井队队干部说了很多好话，他还是无动于衷。最后，只好派一名工人跪在机舱里护送伤员，而孙处长却端坐舱中，不肯帮一手。
海洋局领导上不去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职工，却说什么“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一味地要求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渤2”翻船后，局领导还是用这一套来统一思想。局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在对事故调查组汇报时，竟然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战争年代要付出代价，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七十二人死的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
掩盖矛盾 逃避责任
海洋石油勘探局成立七年多来，发生过许多次大小事故，但是领导上从不认真总结教训，常常用评英雄、追认烈士的办法，逃避领导责任，不了了之。群众批评说：“我们海洋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
1977年冬，“渤1”断腿事故，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这次“渤2”事故，只是由于工人英勇抢救，侥幸没有造成人身伤亡。可是事后领导上不总结教训，钻井船被抢救回港后，给人们披红戴花，设宴摆酒，评了英雄，就算了事。这次“渤2”翻船后，局领导仍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责任。在事故后的第三天，就急急忙忙写出不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定了“突遇大风，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的调子，要在全局大讲“渤2”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绝口不提查清事故责任问题。而且以此在全局强行统一思想，连说“事故”二字都不允许，还宣称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把水搅浑”。其实，局领导所谓的“突遇大风，不可抗拒”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他们说突遇10级至11级大风，但是据查，当天距“渤2”只有三海里航行的“大庆9号”油轮的气象记录是：“11月24日24点，西风9级；25日4点，东北风7级。”天津、山东等气象台的实况记录，也都只有8、9级风，最大阵风只有10级。“渤2”从新加坡拖运进来和送日本大修时，在拖航途中都遇到过11级大风，但是因为照规程办事，钻井船安然无恙。
随后局领导又根据这个报告，向有关领导机关提出追认英雄烈士的要求。职工群众认为，“渤2”船队是有功绩的，72名职工也是英勇的，但是不能允许领导上借此来掩盖自己的责任。职工群众非常担心地说：“如果这次仍然不了了之，我们总有一天要被他们‘指挥’到海里去。”
人们强烈地要求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领导人员，同时要求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确实保障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证国家财产不被糟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总是交这些冤枉的学费！一定要从这次惨痛的事故中引出积极的结果来，把海洋石油事业办好，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二十二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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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检查工作中带头改进作风
任仲夷同志到辽西检查工作时不搞特殊化，和群众打成一片
本报讯 4月11日至26日，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到辽西的锦州、朝阳地区检查工作。出发前，他就向一同下去的几位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改进作风，给下边带个好头，要模范地执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任仲夷同志和省委几个部门的同志以及市县的同志同坐一辆面包车，边走边看边听汇报。
有的山区县，县委负责同志怕省委去的车迷路，就到县界来迎接。仲夷同志批评说：“不是告诉你们不要远迎远送吗？你们违反了省委的规定。这要浪费多少工作时间，浪费国家多少汽油！”
任仲夷同志每到一地，都反复交待不许大吃大喝，吃饭一定按标准，收多少钱就吃多少钱的伙食，不准招待所补贴。他要求喝苞米面粥或小米粥，早饭吃点小菜就行。有的地方不这样做，他就提出批评。喀左县是辽宁西部的蒙古族自治县，任仲夷等同志到达县城后，县招待所在晚饭时摆了酒。县委领导同志说：“按照蒙古族的民族习惯，凡是到我们蒙古族县的客人，都要饮一点酒。不然，就显得不热情。”仲夷同志听了后说：“民族习惯我们要尊重，但是让我们喝酒这一条得改。有的习惯可以改嘛。”由于任仲夷等同志的坚持，终于把酒拿下去了。
任仲夷同志坚持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调查研究。他不光听地县领导汇报，还直接听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的意见；不仅看先进单位，还着重看落后、贫困的单位。他直接到社员家里，坐在炕头上和群众谈心。路上遇到在田间劳动的社员，就在地头上向他们作调查。路经石灰窑、采石场，都停下来同从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同志交谈。任仲夷同志认为，直接接触群众的调查，能够了解到许多重要情况。
任仲夷同志在结束这次调查之后，向一同下去的同志说：“我们下去一次，不能看完就拉倒，还要向省委常委汇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逐项有所交待，落到实处。”他以个人的名义向省委常委写了汇报材料。这不仅表现了对集体领导的尊重，而且使调查发现的问题都有了交待，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