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压倒一切”谈改正文风
程万里
多年来，许多人有过一种热衷于“激烈言词”的癖好，凡事总要说得过了头，似乎才过瘾。这种毛病，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手里达到了顶峰。一个“最”不够，一定要说“最、最、最”，有一次报纸上甚至出现过连续七个“最”字的帮式语言。
从五十年代起，就有“压倒一切的中心……”的提法。每逢生产大忙或什么运动，报纸上、大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等等。
真的存在一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吗？本来，中心工作或中心任务，已经是把那件事情提到最主要的地位了，其他工作都要环绕着它进行，好象圆周围着圆心。假如一项中心工作要“压倒一切”，它本身也就不成为中心了。因为中心和边缘有着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一个地区或单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只办一件事情而不办其它。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文化、教育、艺术、卫生、体育等等各项事业，同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总是互相联系而不可或缺的。这里，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却不能任意割舍，更没有“压倒”和“被压倒”的关系。
因为这个“压倒一切”，搞单打一，我们是吃过大亏的。搞“以粮为纲”，就毁林开荒，放弃多种经营，那后遗症至今还在折磨我们。交了那样昂贵的学费，应该学聪明一些了。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恢复。现在也很需要提倡文风的朴实。起草文件、做报告、写文章，褒贬什么，强调什么，都要恰如其分，不要再去搜寻一些激烈的字眼来壮声势，因为那最终是要归入“假大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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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把藏族民间史诗搬上舞台
——看青海省京剧团的《格萨尔王》有感
俞琳
青海省京剧团把举世闻名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中的片断搬上舞台，带来北京演出了。
格萨尔是藏、蒙古族人民群众所敬慕的古代英雄。他的故事以说唱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生以铲除残暴、使生灵百姓安居乐业为念。格萨尔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现在已经记录、整理的长篇史诗《格萨尔》本计有六十多部，百余万诗行，一千多万字。这部巨著，对世代藏族部落、联盟的全部社会生活，人民的道德、风尚，都作了广阔而生动的描绘。
青海省京剧团的同志们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坚持京剧为青海各族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次他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严肃认真地上演了《格萨尔王》，开拓了京剧表现古代藏族英雄传奇题材这一新的领域，在京剧艺术改革方面，跨出了可喜的一步。
改编《格萨尔王》这样一部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神奇的民间文学巨著，可以借鉴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改编为舞台剧的经验，努力塑造出具有藏民族特征的各种人物形象。“三国戏”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们经过千百位戏曲艺人的精雕细刻，不断加工，创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改编长篇史诗《格萨尔》，着重点也要放在写出具有鲜明藏族性格特色的人物来。
史诗《格萨尔》是以想象丰富、语言优美著称的，改编为京剧，无论唱词和说白，最好尽力保留原著的生动语言，这是把《格萨尔》搬上戏曲舞台的特定的要求。现在的本子，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为了表现这一民间传说故事的神话色彩，把戏演得更新奇曲折，多姿多态，京剧《格萨尔王》采用了孔雀空中报讯、神箭异地传书等等情节，并且在表演上运用了许多京剧艺术所擅长的技艺，这些都是好的。演出中围绕“岭围上将觉察中箭，部下相继壮烈牺牲”，安排的开打、出手、大刀花、抢背、硬僵尸等等，都引起满堂喝彩。这说明一出新戏，总要努力使唱、念、做、打，各有独到之处，才能“拿”住观众。平时加强演员基本功锻炼，演出中充分发挥演员特长，这是逐步提高演出水平的必由之路。
把《格萨尔》搬上戏曲舞台，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尤其是受到青海各族人民的欢迎。它的演出，对于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扩大京剧题材，争取新的观众，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我们祝愿：青海省京剧团以此为开端，在把《格萨尔》搬上戏曲舞台的艺术创作实践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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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电影文化》
裴龙
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化》丛刊，是一本以理论性、知识性、资料性为特点的电影刊物。
电影理论研究从哪里入手？有哪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荒煤同志在书中《加强电影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里提出，应着重研究：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二，电影艺术的规律问题。
书中《论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漫谈古典文学与电影》等专题文章和《谈电影导演构思的独特性》、《电影摄影艺术三题》、《演员创作浅谈》等艺术专论，则把一些局部、个别的创作问题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
丛刊在“探讨与争鸣”栏目里发表的黄宗江、黄宗英兄妹的《“一家”争鸣》，对什么是重大题材的争论，是别开生面的。这种各抒己见、彼此交锋而又充满手足情谊的“一家”争鸣方式，似可推而广之，及至百家。
对被认为和“蒙太奇理论”对立的“长镜头理论”是怎么一回事？爱森斯坦五十年前拍摄的《墨西哥万岁》，为什么能引起巨大轰动？丛刊所作的介绍，使我们开阔了眼界。
在“基础知识”栏里发表的《电影的语言》、《电影词语浅释》等文章，显示了它对广大电影爱好者的关注和它所具有的群众性。
丛刊设置的“影事回忆”“资料选登”等栏目，对搜集、整理我国电影史料是很有益的。夏衍同志写的《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和老导演吴永刚的《我和影片〈神女〉》等文章，对了解我国电影发展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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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傲霜雪 〔剪纸〕
金坛县文化馆 红石 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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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富多彩风格独具
——听西班牙音乐家小组独唱独奏音乐会
钟子林
很久以来，西班牙音乐就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著称于世。这次，西班牙音乐家小组一行九人来华演出，使我们有机会亲耳聆听西班牙音乐家们的独唱、独奏，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西班牙音乐家小组在北京共举行了五场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既有欧洲的，也有拉丁美洲的；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完整的组曲或套曲，也有民间小曲。而演奏的西班牙作品，除了吉他曲目，主要选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创立西班牙现代民族乐派有着重要贡献的阿尔贝尼斯、格拉那多斯、法雅及图里那等作曲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具有典型的西班牙民族风格，又具有现代音乐流派印象主义等的某些特色。
西班牙音乐家小组的表演很有风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朴实、含蓄，不追求宏大的音响和华丽的外表，而侧重于感情的真挚、深切的流露。
女高音歌唱家布斯塔曼特音色自然、柔和，具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她在演唱象《玛哈蛇和夜莺》等特别轻柔的歌曲时，感情是那么深挚，声音的控制又是那么出色。小提琴家莱昂的演奏干净、准确，技巧熟练。特别是当他演奏西班牙作品如《安达鲁契亚浪漫曲》、《歌剧〈浮生若梦〉中的舞曲》时，别有韵味。长笛演奏家圣马丁的演奏，音色圆润、质朴，音乐处理细致、贴切。她在吹奏抒情性段落时，很有表现力。钢琴家米拉的演奏严谨、稳健，技术娴熟。法雅的《火之舞》（《爱情似魔术》中著名的选段），则把原作中西班牙南部安达鲁契亚地区民歌和舞蹈的那种灼热而富有魅力的情趣表现得十分生动。两位担任伴奏的钢琴家巴尔维拉和莫兰特的演奏也很得体。莫兰特先生同时又是一位作曲家，音乐会上演唱了他的几首西班牙民间风味的歌曲，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这里有必要专门提一下吉他演奏家罗帕特吉的专场音乐会，因为这是过去首都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罗帕特吉教授向我们展现了西班牙吉他艺术的独特风貌。他的演奏精美细致而又充满感情，特别在处理多声部织体时，线条清晰，层次分明，显示了高度的技巧。
西班牙音乐家小组的精采演出，使我们对西班牙音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相信，中、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必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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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一束玫瑰
梅苑
兰圃漫步
1961年3月3日，朱老总游罢越秀公园，再临兰圃，曾赋诗一首：“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我也寻香到兰圃。
这是一座很别致的园圃，矮墙绿瓦，拱形小门，墨绿色的陶瓷通花窗框，两只守门石狮，进道的林荫小径，使人十分意外，里面竟藏着一座五万平方米的绿洲。
这座绿洲，在解放前原是一片荒芜平地。1950年才建成一所小型标本植物园。据说朱老总发现园内茂密的林木，荫凉雅静的环境，很适合种植名贵的兰花，便提议在此修建一座兰圃公园。于是，经过专家们的设计，改建，这所标本植物园在1957年变成了兰圃。这座庭园式的公园以栽植兰花为主，圃内兰花共有100多个品种。
步入园圃，两旁葵、竹象列队欢迎，前面的桃花正迎风含笑。足迹走遍半个地球，还是第一次面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境界。黄竹给我添上一份新知，使我感到学无止境。穿过路亭、小径，走过石桥、水榭，漫步到一座小山坡前，山坡上的杜鹃红、白相映，使我忆起大学时代的杜鹃城。世界的变迁，人生的境遇，真是谁也不能预料。我们必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才不会愧对时间与历史。
“兰花在哪里呢？”我问小邱。我逛了半天兰圃，还没有看到一朵兰花。她也不知道。
终于，我在一座棚下发现一盆盆的兰草。原来，这不是兰花开的季节，我没有赶上时候！我喜欢兰花，也爱画兰，幸而不是一个“兰花迷”，才不致扫兴而返。但游兰圃而欣赏不到兰花，使我领悟到：时机对生命的重要。
步出兰圃时，我想到马路上一些游游荡荡的青年，为什么不到兰圃来品一杯香茗，看几页好书，探究一下生命的意义？
（198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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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盘山——鹿盘山
郭庆山
英雄的红军铁流飞上六盘山，毛泽东同志曾为此写下光辉诗篇，即以六盘山为题。关于六盘山的注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盘山公路有六盘，所以叫六盘山”。对此，我曾深信不疑；但当我真的到了六盘山，面对眼花缭乱、数不胜数的盘山公路时，却不禁纳罕。“盘而独以六名，何也？”为揭开这个谜，我特地拜识了一位深通当地掌故的老羊倌。他给我讲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动人故事：六盘山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山高林密，绵亘千里，阻断了东西的交通。还是在很古很古的时候，也不知哪朝哪代，山麓东侧有位县太爷，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想吃点野味，就找了个猎人去给他打猎。猎人带上弓箭，走进山林，发现一只美丽的梅花鹿，于是引弓搭箭，一发命中，但是这只梅花鹿并没有毙命，它翻了个跟头，跳起来继续飞奔。鹿在前边跑，猎人在后边追，盘旋而上，翻过山去。这样，沿着鹿的足迹，终于在丛莽中走出一条路来，从此打开了东西的交通。也许是为感激这只充满传奇色彩的梅花鹿吧，就给这座大山取名鹿盘山。但后来，年深日久，音近相讹，慢慢的“鹿”变为“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原意了。
听着这个故事，再看看眼前这座气势磅礴、拔地而起的高山，我不禁暗暗赞叹：“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神奇的峰峦！”同时，也记起了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名著《石钟山记》里的一句话：“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