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
宋任穷同志给杨尊开同志的一封回信杨尊开同志：
你5月21日的来信收到了。你在信中联系湖南锡矿山矿务局的干部情况，就脱产干部的来源问题恳切地讲了些意见。这个问题，涉及如何改革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四化需要，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同志都非常关心，所以很有必要讨论清楚。
全国现在有脱产干部1，800多万名。党的干部队伍，总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补充新干部，从哪里来呢？胡耀邦同志和我都曾讲过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最近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又进一步作了讨论。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因此，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严格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但必须挑选年轻、有文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直接来自工农，干部中知识分子很少，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培养出了几百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志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陆续当了脱产干部。还有许多工农干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刻苦学习，掌握了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有的还成了某个方面的专门家。即使如此，今天，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专业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人很少，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这个现象更加突出，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你来信表示，“解决干部队伍年龄大、水平低的状况非常必要”。看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
那么，解决矛盾的出路何在呢？一是大力培训现有干部中文化水平不高和缺少专业知识的同志。这些同志辛勤工作几十年，有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学文化、学科技、学管理不够，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自己。好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不提倡学习业务，而且动不动就批判“白专道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应当多方面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从事四化建设所必需的文化和专业知识。二是从现在起，补充脱产干部必须十分强调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这是党中央已经决定的方针。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根本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干部结构，谈不上提高干部队伍的才能素质，势必会延误我们的事业，这显然不符合广大工人、农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某些旧观念的影响，有的同志一时产生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讲清道理，帮助他们面对现实、统观全局、放眼未来，相信这些同志是会想得通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提出：我们有些同志总觉得当了干部就比工人、农民高出一头，这也是一种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是不正确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而干部则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能把干部视为高人一等的特殊人物。
要求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青年中选拔脱产干部，是不是不要德才兼备的原则了呢？干部来源和选拔标准毕竟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选拔干部的范围。将来，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普及以后，这个范围当然就不必要了。后者是指选拔干部需要掌握的标准。我们国家每年要花很多钱培养几十万名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去另找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当干部，是不合理的。当然，在具体选拔谁来补充脱产干部队伍的时候，还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办事，保证干部质量。至于德和才的内容，总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总是要符合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求干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胜任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年富力强，能适应繁重任务的需要。这三条就体现了德才兼备的原则，体现了红与专的统一。有的同志认为，工人、农民有生产实践经验，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没有。这有一方面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实践经验丰富、受到人们尊重的劳动模范，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一下子被提起来当了干部，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经常为做不好本职工作而苦恼，也影响了他们在生产劳动中继续发挥长处。有些大中专毕业生，虽然暂时缺少生产实践经验，只要放到第一线去干几年，有计划地进行培养，他们就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这说明，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好干部、做好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是很重要的。
四化建设对干部的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提出了较高要求，今后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脱产干部，这样做，在阶级路线上对不对？应当明确回答：是对的，因为符合整个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的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也已不再存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现在，党内和党外都还有为数不多的同志，他们憎恶林彪、“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专政对象，把我们自己培养的、掌握了文化科学的人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今天提出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人当成“外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是应当改变的。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就指出：“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他认为，“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这些话，可能有的同志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但却是真理。毛泽东同志为在延安出版的《文化课本》写的序言中也说过：“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今天在向四化进军的时候，这些话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你在来信中讲到的“以工代干”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以工代干”、“以农代干”、“临时工代干”的人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这些同志的绝大多数，在过去几年、十几年中，工作是勤勤恳恳的、有成绩的，不少同志进步很快，成了工作骨干，有些还担负了领导责任。但是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在“代干”条件和手续方面问题不少，助长了吸收干部的无政府状态；还从“后门”进来了一批不够干部条件的人，特别是利用亲属关系，进来了一些很不够干部条件的人，使非生产人员和企业非生产性开支不断增多，干部和群众意见是很大的。因此，从现在起，再不要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抽人“代干”了。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需要补充脱产干部，可在定编定员的前提下，在经过批准的指标内，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标准，从大中专毕业生或经过培训具有相当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并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杜绝任何“后门”。这样做，干部和群众是会欢迎的。至于原来的“以工代干”人员，由于全国数量不少，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在适当的时候，按照上述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和本人条件，有步骤有区别地做出妥善处理。至于企业中工人参加管理的“几大员”等，本来就不是脱产干部，不要把这些人员列为“以工代干”范围。
有同志担心，如果今后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脱产干部，不再采用“以工代干”的办法，基层干部的来源会发生困难。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从现状看，我们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数量还不大，但教育事业在发展。各地各部门和企业，正在采用各种形式抓紧培训干部和职工，这项工作将迅速普及。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之前，也要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给以半年、一年或两年的专业训练。今后，不论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还是军队转业干部，都要尽量从基层工作做起，取得生产和管理的实践经验。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实行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所有这些，都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在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方面充分显示出来，源源不断地为四化建设提供合格的优秀干部。我相信，只要全党同志都能坚决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党的干部工作的路子必然越走越宽广，选拔干部的基础必然越来越雄厚，符合四化要求的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一定会建设起来。
宋任穷
1980年6月26日
第2版()
专栏：
开车想着群众 树立驾驶新风
石家庄驻军某汽车团司机受到群众赞扬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石家庄某部汽车团司机开车想到群众，树立驾驶新风。
这个汽车团开车通过闹市区、居民区时，坚持低速行驶，做到晴天不让行人吃土，雨天不给群众溅泥。晚上开车路过村庄，碰上群众在路边看电影，立刻关闭大灯，慢速通过。一次，司机洪职年为野营部队运送物资。车到村庄附近，道路狭窄，为了防止轧坏路旁的庄稼，他停下车来，和炊事员一起，把车上的物资抬到部队伙房。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天天开车去运菜，都坚持这样做。
司机们在开车途中，还热心为群众做好事。遇到人力板车挡道，他们不按喇叭催；碰上危重病人，常常开车接医生、送患者。司机周可琼驾车翻越太行山长城岭时，见一位老大爷拉着满载煤炭的小板车上坡很吃力，便下车帮助他把板车推上坡。七月的一天，司机薛宝书和助手吕本六开车去内蒙古某地，突然遇到暴风雨和冰雹。这时，前面不远处有一位老大娘和小女孩正在雨中走着。他俩急忙把车子开过去，把老人和孩子让进驾驶室，自己却钻到汽车底下躲避暴雨和冰雹。
“车行千里，两袖清风”。这是人们对这个汽车团的赞语。原来，这个团的司机几乎年年帮助果园拉水果，却从不白要一筐。全团有80多名司机家住部队驻地附近，没有一人为私事擅自绕道回家。司机王广忠外出执行任务经过家门，正碰上叔叔盖房子急需用土，让他拉几汽车。他对叔叔说：“我们有规定，不许用公车办私事，叔叔急用，我用板车去拉吧！”
第2版()
专栏：
临危不惧 勇擒凶犯
——记广州铁路局英德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张文学
广州铁路局英德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张文学，今年四十六岁，已经在公安战线上战斗十九个年头了。他忠于职守，敢于斗争，多次经受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他所管辖的一百二十三公里的铁路线上，包括大小二十个车站的铁路职工中，广泛传颂着他临危不惧、勇擒凶犯的故事。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点，马坝车站接到曲江县公安局的紧急电话，报告曲江县马坝镇合作商店的全部现金被盗，罪犯用手枪将商店值班员击昏……。正在马坝车站值勤的张文学，立即向附近的山子背、清风亭车站布置，采取措施防止罪犯中途潜逃。半小时后，清风亭车站反映：他们车站候车室出现了四个行迹可疑的青年男女。张文学迅速赶到了清风亭车站。张文学一来到候车室，就以公安人员的身分，开始盘问神色紧张、坐立不安的那两男两女，并要他们拿出证明来，四个人根本拿不出证明。其中一个男的，气势汹汹地说：“老子没有证明，看你把我怎么办？”“没有证明，就得接受公安人员的检查。”就在张文学要检查两个男的刹那间，刚才那个不讲理的家伙，正要从腰中掏枪，张文学一个箭步上去抱住了他的腰。在这同时，其他三人也都暴露了罪犯的真面目，两个拔出了手枪，一个举起了匕首，一起向张文学威逼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文学急中生智，死死抱住一个罪犯掩护自己，然后飞起一脚，踢掉了一个女犯手中的匕首。乘人不备时，他两臂用力一夹，将抱住的罪犯奋力向前一摔，就势掏出手枪，大声向暴徒们警告：“再动就开枪”。这时，一个女犯被迫地缴了枪；其他两男一女，见势不妙，仓惶破门而逃。张文学将女犯交给车站，迅速向有关部门呼吁求援。不久，驻地解放军、公安人员也赶到，连夜封锁山林，堵截要道，追捕罪犯。两个逃犯于当日俯首就擒，剩下的一个也于次日捕获归案，并追回了全部现金。
为了打击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张文学不怕打击报复。一次，马坝和山子背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张文学在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杀人凶手是铁路局的一个工人。这时，有些“好心”的人劝张文学少插手这个案件，免得坏人纠集同伙，伺机报复。张文学毫不犹豫地说：“不侦破案件，还算什么公安战士！”他说到做到，坚决逮捕了那个杀人犯。
本报记者 张燕
第2版()
专栏：
云南福贡县选拔一批少数民族中青年技术骨干担任领导工作
新华社昆明七月十五日电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已有一批少数民族中青年技术骨干被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近三年来，福贡县的水电、农技、农机、工交、邮电、商业、医疗、文教、银行等部门，先后选拔了六十多名中青年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是傈僳、怒、白、纳西等少数民族的技术和业务人员。傈僳族水电技术干部丰勇堂，是县水电局副局长，他虚心好学，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企业的水平，工作勤勤恳恳。去年十月，县里遭到少有的洪灾，五个电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使全县最主要的施底电站尽快恢复发电，丰勇堂来到现场，带领群众跳下水深流急的河中砌坝堵水，抢修电站，使电站按预定的时间修复发电，得到各族人民的好评。在今年的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丰勇堂当选为县长。
第2版()
专栏：
华山机械厂党委关心退居二线的老同志
陕西华山机械厂党委，对退到二线担任顾问的四名原厂级领导干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业务上尊重他们的意见。
厂组织部门设专人负责这些老干部的工作，经常了解他们的困难，尽量使他们生活得方便。厂里给职工补助农副业生产收获的粮油时，每次都给他们送到家里。这些老干部有病用车，基本做到了随要随给。顾问王肇昌生病在家休息，党委书记王进忠多次去他家看望，问寒问暖。这些老同志在政治方面享有当顾问前的同等待遇，凡是厂级干部传阅的文件，都及时送给他们阅读。厂里的大事，诸如机构设置、干部配备、重要工作安排等问题，工厂党委都同退居二线当顾问的同志商量研究。他们还经常请前厂党委书记、顾问程继儒列席党委常委会议。顾问们也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意见贡献出来。
第2版()
专栏：
青海牧区担负人民武装工作的汉族干部
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青海牧区担负人民武装工作的汉族干部，积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密切了民族关系和军民关系。
海南军分区党委从藏族民兵占本区民兵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在军分区机关开设藏语课，发动汉族干部学好藏语。玉树军分区党委还把学习藏文作为考核、使用干部和评论党员的一项内容。果洛军分区有百分之七十的汉族人武干部基本掌握了藏语日常用语。军分区副政委孙经文已经能够用藏语同藏族民兵和群众交谈，大家都夸他能顶上“半个翻译”。
架通了语言桥梁，担负人民武装工作的汉族干部同各族民兵和群众的感情更深厚，团结得更紧，工作也更有成效。（据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西山矿务局党委违反原则提升干部
《太原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揭露：白家庄矿党委副书记杨煦犯错不认错，反而被提拔
本报讯 山西省《太原日报》7月3日发表读者周小萍的来信和记者调查，批评了西山矿务局党委对犯错不认错的白家庄矿党委副书记、矿长杨煦不仅不给予批评教育，反而以提拔来调动杨的“积极性”的错误做法。
读者来信说，去年7月21日，《山西日报》刊登了反映西山矿务局白家庄矿党委副书记、矿长杨煦同志为儿子大办婚事，大收财礼，以及他的儿子用生产汽车拉结婚用品，轧断官地矿工人马小兴的右腿的来信后，在西山矿务局引起了强烈反响。干部、群众对杨煦带头为儿子大办婚事的做法和其子开车轧伤工人的行为表示气愤。鉴于当时报纸对此事已提出了批评，西山矿务局党委批准了白家庄矿党委对杨煦作出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杨煦受处分后，抵触情绪很大。西山矿务局党委对杨煦不但不给予批评教育，反而以从副书记提升为书记的办法来调动他的“积极性”。
来信希望报纸呼吁上级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此事。
《太原日报》的《记者调查》认为：周小萍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由于杨煦同志带头为儿子大办婚事造成恶劣影响，白家庄矿党委不得不处理此事。他们以杨“检查得好”为由，于1979年6月5日给杨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西山矿务局党委批准了这一处分，并决定马小兴住院期间的医药费2，300多元，由杨煦同志的儿子杨和平负担一半。同年8月23日，太原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对杨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通报批评。
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杨煦同志本应接受教训，好好工作，将功补过，但他抵触情绪很大。一次，局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找他谈话，他的态度很傲慢。对于退礼款一事，他的爱人说：“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给了处分就不退礼款。”局党委决定马小兴的医药费一半逐月从杨和平的工资中扣除，可每月只扣五元。就是说，1，150元的医药费，要扣到本世纪末才能扣完。
过了5个月，在杨煦同志对错误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西山矿务局党委就将杨从矿党委副书记提升为矿党委书记。这个局及所属各矿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他们说：“给个嘴皮子上的处分，过几个月还能提一提，既发财又升官，真不赖！”
《太原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对于杨煦同志的提升，有些同志找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说：“这个同志工作能力强。”难道工作能力强就能抵消所犯的错误吗？就能在对错误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加以提升吗？有人说：“不能把犯错误的同志置于死地。”难道一个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只有用提升来“哄着”他，才算是不置于死地吗？有人说：“提拔干部，西山矿务局有这个自主权。”难道有了自主权就可以离开党的原则，想咋干就咋干吗？这些所谓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与《准则》相违背的。建议主管单位和部门根据《准则》和党章的原则，认真检查、严肃处理此事，以严明党纪，端正党风。
第2版()
专栏：
马仪贞献出价值万元的白银
据《安徽日报》报道：肥西县三河镇居民马仪贞，最近主动将她的已故公公、庐江县大地主金有之私藏的价值万元的白银献给国家，受到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马仪贞原籍庐江县迎松大队佘老生产队。1954年，金有之病重期间，曾悄悄告诉马仪贞，他曾将30多个银元宝，埋在庐江老家佘老庄三间草屋的地底下，并叮嘱马仪贞不要向别人讲。二十多年来，马仪贞一直将此事埋在心底。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马仪贞的家庭享有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同样的待遇，下放多年的三儿子被招为工人，二媳妇经过考试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这使马仪贞从内心里感激党。
今年5月28日下午，马仪贞同弟弟马德桐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恳切要求政府尽快将银子挖掘出来，支援四化建设。省人大办公厅的同志赞扬了马仪贞主动报银支援四化的行动。
省人大办公厅经与省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将挖掘白银一事交庐江县具体承办。庐江县很快组织了专门班子，先后挖出白银元宝两坛，纯重量为1，836两（16两制），折合人民币11，400余元。
6月28日上午，庐江县政府隆重举行了授奖大会，表彰了马仪贞老人的爱国精神，并奖给她现金1，500多元。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