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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意见
说出了我们昔阳人不敢说的话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报道和社论，我们看了非常开心，读了一遍又一遍。干部和社员都说：《人民日报》这下可替我们说出了多年来想说但不敢说的心里话，帮助我们冲开了多年来想冲但难以冲破的“封建家长式统治”的禁区。卸掉了“西水东调”这个大包袱，真是一件大好事！
“西水东调”并不是我们昔阳农民“越干越想干”的工程，而是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封建家长式统治的产物。我们大队位于这个工程的下游，属于受益区的范围。自“西水东调”工程上马后，满打满算只有117个劳动力的河东大队，每年要抽32个精壮劳力参加工程会战。出人不算，还得贴粮、贴钱、贴工具，加在社员头上的负担真是不小。干部和社员看着集体的耗费一年比一年大，工程的受益却踮起脚跟也看不见，真象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呀！背地里大家常议论：难道这就是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翻身工程”吗？
为了给“西水东调”工程配套，在作为主体工程的水库还没有筑基、隧洞还没有打通、干渠还没有挖开的情况下，准备用水的渡槽工程已经在我们的村前开工了。说来好笑得很。要说用水，顺着地边开一条渠，又经济又实用。可是硬要把水渠筑在马路边，还要顺公路修一个长500多米、高5米、宽3米的渡槽，渡槽的根基挖了足有4米深，然后全部用青石和水泥浆灌起来，石墩垒的石头全部是一色青石，四面见方。听说这个渡槽已花了好几万元，投了八万多个工，到如今还是个半片子。花这么多钱，投这么多工，费这么大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说是除了供过路行人参观外，还想让水通过渡槽东流直下，再从半空中流到松溪河的水池里，搞一个“人工瀑布”。
对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工程，我们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一开始就看不过眼。有的群众说，干这样的工程是“国家受伤，集体遭殃，群众受罪，领导沾光”。在公社开会时，我也曾几次提过意见，要求缓建，等主体工程完工后再搞。城关公社不少干部也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顶什么用呢？这是“家长”定的工程呀！象“西水东调”这样中看不中用、劳民伤财的工程，在我们县并不是一个两个。这些年来，领导反复教育我们搞工程要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这个政治帐是什么？不说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想，假如让领导同志承担一部分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的话，象这样的瞎指挥，总是可以减少些的。
昔阳县城关公社河东大队党支部书记
蔡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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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就应该下马停建
山西省水利厅党组决定停建“西水东调”工程。对此，我表示赞成。类似这样的工程，如果只作缓建处理，实在不敢苟同。
该项工程是一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个人意志，蛮干、蠢干，损人而不利己的、劳民伤财的工程，是根本就不应该搞的一项“败家子”工程。这种工程，早就应该下马停建，而不是什么“缓建”。难道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耗资达几千万元所造成的损失，还不令人痛心吗？山西省有关业务部门的一位同志说得好：“这个工程所以能上马，是从昔阳当时的特殊地位提出来的。单从‘水利’二字讲，肯定是不应该搞的。”
这项工程是5年以前，经中共山西省委办公会议专题讨论、批准上马的。他们曾经明确表示：“就是再大点也搞，纳入国家计划搞，列入不了国家计划也要搞”。要搞成“实现山区水利化的样板”，使之“能影响全省全国……”。在施工过程中，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谁要是有一点异议，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被扣上“搞阴谋出难题”的帽子。
我认为，党报虽然就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问题发表了消息和社论，也发表了一些读者的意见，但是此事并未完全了结。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项工程的主持者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对这项工程，他们到底负有哪些责任？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是不是应该向昔阳全县、山西全省以至全国人民交代一下，至少表示表示态度呢？
粮食部 陈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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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遗憾的公仆
过去，不少革命先烈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最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没有完成任务……”他们终生饮恨的，是再也不能为人民尽力了。现在，许多不计日出日没，为民操劳的领导干部，也常常以“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而深感遗憾。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干了很不应该做的事，却不以为意，一意孤行。昔阳县那个弊端丛生的“西水东调”工程能够折腾好几年，就是那里的决策者不顾群众意愿，单凭个人权势为所欲为的结果。这种违民而兴、劳民以逞的领导人，如果也叫人民公仆的话，那只能是“遗憾的公仆”。
他们之所以令人遗憾，是因为不象人民的勤务员，倒有点象旧社会的官老爷。封建社会的官是用以“治”民的。州官名为“州牧”，理政叫做“牧民”。这种一当官就想奴役百姓的封建余毒既远且深，以致现在还不时地反映在干群关系的某些方面。类似昔阳“西水东调”的蠢事，在有些地方也有发生。对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动辄“管”、“限”、“堵”，违背农民意愿，侵犯农民权益的事更是俯拾皆是。这就说明，封建思想意识对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决不能低估，应该从干部制度上和思想领域内认真把封建意识扫一扫。
安徽徽州地委办公室 汪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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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让典型神化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曾经迷信思想泛滥。对典型单位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如果谁讲了一点不是，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就是砍“旗”、反革命。似乎一当上典型单位，就一切都好，永远都好，俨然成了一尊神。后进超过先进这是常有的事。然而，报刊、广播中就不能提某单位某项工作超过某先进单位。如果谁提了就是提法不妥。群众称这种单位为“老虎屁股摸不得”。其实“屁股”是客观存在的，不常摸摸就会忘记还有它存在，结果把尾巴翘得老高。
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把典型神化的现象有所克服。报纸上一些典型报道既讲优点，也谈问题，叫人看了心服。建设四化需要这种讨论的风气。但是，这种风气还不普遍，仍然有人喜欢将典型单位神化。凡是介绍先进都是讲好的，不讲坏的，那怕讲的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也没有讨论的余地。
我们宣传先进，是为了让人们学它。如果把典型单位都神化起来，人们怎么能学得上它？这样的蠢事我们也不能再干了。
江苏省淮安县广播站 李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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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水东调”与昔阳拖拉机厂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是一个“霸道工程”。但就其浪费来说，决不是独一无二的。类似“西水东调”式的蠢事，在其它部门也有。昔阳拖拉机厂又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工厂的设置，产品的选择，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个厂是不是该建，是不是该建在昔阳？也没有从全省情况通盘考虑，完全是出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向上边“争”来的。结果是国家投资两千多万元，勉强生产了四百多台拖拉机，质量很差，性能低劣，连昔阳本县也不欢迎，不得不停产。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较低，国家能够拿出来进行建设的资金是来之不易的，却由于少数人的“意志”，白白付诸东流了，怎不叫人痛心！
造成这些劳民伤财工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懂科学技术，缺乏业务知识，而权又特别大。凭着他们占据的地位，以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任意搞瞎指挥。
我们现在进行四化建设，是要建设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工程，决不能再搞“西水东调”这样劳民伤财的工程。但是，如果领导干部的状况不改变，仍然让那些不懂行又主观的人占据领导岗位，仍然用封建家长制的方式领导四化建设，新的“西水东调”工程还有出现的可能。因此，起用懂得科学技术，熟悉业务知识，关心人民疾苦的干部，已成为当务之急。 山西 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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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必须重视化学农药的发展和使用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齐兆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龚坤元、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王君奎、江苏农药研究所程暄生、天津农药工业研究所张立言、北京农业大学胡秉方、北京市化肥农药公司刘仲端等七位同志给本报来信，指出：重视化学农药的发展和使用，这是我国植保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搞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加快农业的发展，也是防止环境污染、保护人民健康的一件大事。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编 者
我国的化学农药已有很大发展，对农业生产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虫灾——南螟北蝗，以及一度成为三北地区毁灭性病害的禾谷类黑粉病和小麦吸浆虫等，都是因为解放后大力发展了化学农药才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和控制。
但是近年来，在我国农药的推广、使用、生产和供销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我国农药产量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今年约有三十种农药停产。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态。
今年4月，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北京农药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农药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对我国化学农药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一部分同志为此举行了几次专门讨论。作为植物保护科学和农药科技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觉得有责任谈几点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一、正确对待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
病虫杂草的防治，要通过多种手段。综合防治，是我国早已确定的植物保护方针。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都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应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但是近年来出现一种过分夸大生物防治而否定化学防治的倾向，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化学农药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化学防治在任何国家中至今都是重要的植物保护手段，而且仍在发展之中。
生物防治法作为手段之一应该积极研究发展，但是它至今还不能代替化学防治而成为主要手段。如果不充分认识和估计国内外的这一现实情况，而盲目地削弱化学防治，将给植物保护工作造成很不利的后果，从而使农业生产蒙受损失。
二、有计划地逐步取代高残留农药
六六六、滴滴涕是高残留性农药。虽然国际上对其慢性毒性问题尚有争议，但都在限制使用。我国六六六、滴滴涕占农药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很不利于合理用药，而且污染环境，必须积极发展代替品种。在无代替品种以前，这类农药应重申严禁在烟草、茶叶、蔬菜、果树上和畜厩中使用；局部地区如果残留水平超标，也应采取局部禁用措施。这种限制和禁止，应赋予立法的意义，才能真正有效。对已经试行有效的代替品种，国家应作出技术鉴定，并逐年规划出取代六六六、滴滴涕的指标。对于这些替换品种，建议有关部门从价格政策和技术政策上大力予以扶持。
三、大力研究和宣传农药的科学合理使用
科学合理用药，不仅是防治病虫草害所必需，也是降低农产品成本和环境保护所必需。所谓的公害问题，除了工厂“三废”污染以外，在农药使用方面，多半是由于农药品种组成不合理（六六六、滴滴涕产量一边倒），和使用方法不科学所导致。由此此药造成的问题不少。例如在畜舍、禽舍和繁殖场以及蔬菜上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既不必要、又不合理。在一般病虫草的防治上，用药次数过多、用药量过大、使用时期不适宜、使用方法不合理等问题更是普遍存在。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加强宣传教育，并制订相应的农药使用规章制度，严格贯彻执行，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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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渭南地区沙苑农场，今年战胜严重旱灾，夺得了夏粮丰收。 李汉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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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渔民称赞的“渔管家”
山东省乳山县南浤水产站前几年只管坐在站里收鱼、卖鱼。去年以来，这个站的职工走出站门，深入渔村，当起了渔民的参谋、助手。海阳所公社杜家岛大队滩涂广阔，但利用面积却不大。水产站就派人到这个大队指导他们搞好贝类养殖，使这个大队养殖面积由原来的四十亩一下子扩大到四百亩。修船缺桐油，他们就自己动手，用蓖麻籽和蜓巴鱼肝熬成油代替。去年，有个大队想建造一只二十马力的渔船，缺少硬杂木，水产站想到这个队是个穷队，底子很薄，于是决定把站内院里的老槐树砍倒了几棵，解决了这个大队造船所需木料。许多渔业大队在他们的帮助下，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渔民们都称赞他们是“渔管家”。
欲晓 建东 胜敏
南浤水产站帮助渔民广开生产门路，改善经营管理，做了不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好象是份外的，实际上却是与他们的本职工作息息相关。生产决定购销。生产上去了才能购销两旺，买卖兴隆。坐等生意上门，就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农村许多地方有辽阔的水面，有各种宝藏，但未充分利用。如果商业部门都能象南浤水产站一样，不当“坐商”当“行商”，走出站门，主动帮助指导，情况就大不一样。希望有更多行业和部门的同志，走出各自的厂门、店门、所门、院门，到农、林、牧、副、渔第一线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发展多种经营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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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保证全省粮食购销平衡的前提下
河南利用优势发展经济作物
据新华社郑州电 新华社记者范光华、陈子林报道：河南历史上就是我国棉花、芝麻、花生、烟叶的重要产地之一。长期以来，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一般都占总耕地面积的20％左右，是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主要农业支柱。但前些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加之政策统得过死，价格又不合理，致使经济作物面积不断下降。为了把河南农业尽快搞上去，使集体和社员尽快富裕起来，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通过实地调查，广泛听取农业专家的意见，总结30年来河南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保证全省粮食购销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河南农民对种植和管理经济作物有着丰富经验这一优势，大力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收入多的经济作物。他们计划在两、三年内，逐步建立一批棉花、花生、芝麻、油菜、烟叶、红麻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使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今年的2000万亩增加到2500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5％左右。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的发展，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掌握偏严的做法，使经济作物产区的社员能从经济政策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棉花产区的生产队，在完成定购任务后，超收部分加价30％，如不愿意享受加价待遇，可以实行超交皮棉顶粮食征购任务的办法，花生生产以今年播种面积为基数，再扩大种植面积的，可以适当调减粮食征购任务，也可以采取超购花生顶粮食征购任务的办法。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社员口粮，每人每年保证不低于360斤，贡献大的生产队，可以吃到420斤，不足的部分由国家补助。
河南是全国五大产棉区之一，每年播种800万亩，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今年，他们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现实可能，本着合理布局，适当集中的原则，把全省棉田面积扩大到900万亩，并确定周口、南阳两个地区和新乡、南阳、太康等37个县为重点产棉县。过去种植面积较少的油菜，今年全省普遍种植，面积达到300万亩，已获丰收。芝麻的种植面积由去年的300万亩，增加到450万亩。花生播种面积今年也达到3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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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
云南派工作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据新华社昆明7月12日电 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从4月到6月派出工作组，深入到15个地、州、市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进一步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
省委的15个工作组下到农村后，他们不仅在领导机关听汇报，还深入到生产队作实际调查，了解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帮助各地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省委统战部长朱家璧来到思茅地区的镇源县后，便同当地的干部前往思乐公社娘娘庙生产队，总结了这个队实行“三包一奖”，夺得今年小春作物好收成的经验。后来思茅地委又把娘娘庙生产队的经验，作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副省长刀国栋来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县山区，了解到这里的景颇族小伙子，连订婚也要用牛做聘礼，他热情鼓励干部、群众既要大力发展集体的畜牧业，又要大力发展私人养牛。
如何根据云南的自然特点，扬长避短，加快农业建设的步伐，是这次省委工作组在农村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工作组在各地对一些生产队调查的情况表明，最近几年来，凡是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地方，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都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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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梅县打破开会惯例实行分类指导
本报讯 湖北省黄梅县过去在早稻插完后的一段时间里，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抢着召开全县性的会议，使农村干部穷于应付，有时同时接到两、三个会议通知。今年，黄梅县委在开会的问题上打破惯例，按照去年初已经调整划分了的棉产区、粮产区、多种经营区、渔业区、林业区等五个经济区，分别召开专业性会议，通过看现场、听介绍，讨论、研究一些本经济区里带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使与会者明确了指导方针、政策，而且还能弄懂许多专业知识。
黄梅县委按经济区召开专业性会议，实行分类指导，使农村基层干部从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去逐步弄懂和掌握经营管理和生产专业知识，从而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许多农村社队干部高兴地说：“过去叫精简会议叫了好多年，今年才算解决了。这样，我们搞农业现代化就更有时间和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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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部队支援社队抗旱
据新华社福州电 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最近派出大批指战员支援驻地社队防旱抗旱。
从6月份以来，福建许多地方久晴不雨，出现了旱情。福建省军区不久前抽调50多名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组成40多个抗旱工作小组，分赴旱情比较严重的龙溪、莆田、晋江等地、县，协助当地党政干部部署防旱抗旱工作。驻闽中地区某师先后派出1，300多名干部战士到驻地的15个大队，同干部社员一起挖水塘，加深水井，疏通水渠，千方百计引水灌田。
为了协助地方控制旱情，扩大防旱抗旱效果，福州部队领导机关不久前专门派出高炮部队到莆田、厦门等十多个点进行人工降雨。
在支援地方抗旱斗争中，福州部队还派出各种技术人员辅助社队抢修了2，000多台（件）抗旱机械。部队医务人员也纷纷深入村寨、田间为社员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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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抓紧防治害虫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进入6月以来，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降雨多，湿度大，气温高，草地螟和粘虫、水稻负泥虫等虫害蔓延很快，全省已有27个县发生草地螟虫，受灾面积约9百万亩。目前，农村各地防虫治虫已进入紧张阶段。
最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指示各地克服麻痹思想，要求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切实加强对防虫灭虫工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