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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欢迎这样的好领导
最近，我们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表扬他们所在地区、单位的领导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现在选摘几封，发表如下。 ——编者
县委书记进山来
庙堂公社是四川省巫山县最边远的一个公社。地处巫峡山区，距县城三百余里，交通不便，来回得翻四座大山，沿路沟壑纵横，峭壁插天，悬崖千仞。唯一的一条羊肠小道，途中必经“千丈岩”、“偏岩子”、“钻钎子”等险道；所以过去进庙堂的干部很少，特别是县委领导同志，三十年来还没哪个去过。这里的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县大老爷”。
去年七月，县委第一书记申绪良由乐坪步行到庙堂，再由庙堂步行一百八十里山路到大昌，然后回到县城。这可以说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老申已年过五旬，并患有冠心病、肝炎等多种疾病，走山路是困难的。可他想：不入深山，焉知山情？他这次去不仅了解了山情，还帮助山区人民办了下面几件好事：
庙堂境内有一条山间小河——庙堂河，把整个公社分为两片，在通往公社机关的河道上，原来只有一座用木板铺设的“天星桥”，远近群众到公社办事，必经“天星桥”，来去很不方便。为了方便群众，老申亲临河岸，察看地形，同县委和当地干部社员商量决定，在“天星桥”上游——油杉树坪新建一座宽五尺、长二十一米的铁索桥。如今行人来去方便多了。群众说：“山沟架起铁索桥，全靠党的好领导，百年大桥垂千古，永世不忘共产党。”
“天星桥”对岸有一华里多长的一条“一脚宽”的悬崖羊肠小道，人们来去背上东西，前碰后撞，常常发生意外事故。在老申的建议下，将这条小道改修成五尺宽的梯路。
公社对岸有个文昌八生产队，住着十七户人家，离公社只有十五里地，可途中有一段二里长的百丈悬崖小道，来去得经过七座“天桥”，几岁的小孩和二十多岁的姑娘不敢走这条路，队上六十多岁的老人就因为望路生畏，都未到过公社。因此，这里与外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成了与世隔绝的冷落山村。小孩没法上学，外队的姑娘也不愿嫁到这个队里来。老申同干部商量，决定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五尺宽的通道。目前，干部社员正在向“隔世崖”开战，文昌八生产队与世隔绝的历史，即将结束了。
中共四川巫山县委 黄宗庭 陈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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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副师长亲自检查军车
一天，在山东省文登县城公路交叉口，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军人，手拿红绿指挥旗，认真检查过往的军车。他就是济南部队某师副师长王德魁同志。
上级要求：各单位要进行一次有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参加的安全卫生大检查。王德魁同志按照这一要求，带领运输和军务部门的几个同志，到本师车辆经常通过的交叉路口，当起军车交通安全检查员来了。连续两天的检查，他发现有的司机超过规定的行驶速度，开“英雄车”，就严肃诚恳地提出批评；有的车辆带故障上路，他就帮助司机将故障排除；有的车上物资装载不符合安全要求，他便亲自上车，帮助整理好。这使司机们很受教育。
路检以后，王德魁副师长召开了全师车管、军务干部会，对所属各单位行车状况进行了讲评，好的表扬，差的批评。
福生 守信 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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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分区副司令员的一周行程记录表
四川省温江军分区党委会议一结束，副司令员道志仁同志，又登上公共汽车，赶往什邡县参加民兵年度军事训练。
道副司令员白天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下乡，晚上住在武装部简陋的客铺上。食堂为他加一个菜，他婉言谢绝。在乡下，他同民兵一起吃饭；休息时，席地而坐，同民兵亲切交谈。
下面记录的是他一个星期的活动情况：
三月三十日从成都到什邡，乘公共汽车，行程六十二公里。
四月一日从什邡经皂角公社到元石公社，步行，往返七公里。
四月二日从什邡经回兰公社至禾丰公社，骑自行车往返十四公里。
四月三日从什邡至双盛公社靶场，骑自行车往返十六公里。
四月四日从什邡经隐丰公社靶场至马井公社，骑自行车往返二十二公里。
四月五日从什邡经龙居公社靶场至永兴战术场，骑自行车往返四十八公里。
四月六日从什邡至温江，乘公共汽车，行程九十一公里。
四川什邡县人武部 唐先安 冯元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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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检查生产群众拍手欢迎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横街公社洋屿大队办事，突然，在田头碰上了黄岩县委书记高仁涌同志。他和秘书、农业局长，正在检查生产。高仁涌同志说：“你忙你的工作去吧，我们还要到田间仔细看看。”
告别了高仁涌同志，我急忙回到区里通风报信。因为县委书记下来检查生产，区里领导都不知道。过去县委书记下乡，县委办公室都要事先打电话通知区里，说明检查内容，路线安排，到达时间，一行人数，吃饭几餐等等。区委书记接到电话后，一面要准备汇报材料，一面得在家迎候。办公室的同志则忙着接待，炊事员则要忙着赶集，买鱼买肉。这次检查，与往常不同。
高仁涌同志下午四点半钟回到区里，我们正准备做菜招待，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吃点便饭就行了。”经他一再强调，我们也不好坚持。晚上，就用便饭招待了他。
高仁涌同志这次来新桥，有两点对我们教育很深：一是不搞特殊；二是作风踏实。我们喜欢这样的书记。
浙江黄岩新桥区委 梁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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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委书记深入基层解决居民生活问题
今年春节前后，我们几十户职工迁入了新建的大楼。但住了近两个月，还不供应水电，转过来的粮食关系也无地去报。屡次去房产、水、电、粮站等主管部门联系催问，这些单位都采取推拖搪塞的态度。大家只好过着夜晚摸黑、楼下挑水、奔波买粮的生活。出于无奈，我们写信给市委书记魏富海同志，请市委领导同志帮助解决。信寄去一周，未有答复。邻居们打算再次联名上书呼吁。出乎意料，在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魏富海同志亲自来到我们这栋楼，挨门串户进行了走访，亲切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答应回去立即帮助解决，临行时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说：“本来接到信，昨晚就想来，但已天黑，怕不好找。……”这样，未过两天，全楼水管哗哗流水；入夜，灯火通明；粮站负责人也亲自登门受理转报粮食关系。所有迁入的职工一片喜气洋洋。事后知道，魏富海同志几次亲自到有关部门联系、研究，直到妥善解决为止。
旅大市政协职工 王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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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革委副主任当力工
今年春播大忙时节，辽宁省法库县种籽公司派汽车送种籽下乡。当汽车开到包家屯公社，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当时，干部都已下乡了，只留有一个值班的。司机急着要卸完种籽，赶回县城。正当司机和值班人员着急的时候，赶上县革委副主任赵景良和几个随同的工作人员，来到包家屯公社。老赵看见停在院子里的汽车，问明情况，没顾得上歇脚，就和其他几个同志卸起车来。每袋种籽足有一百八十斤，别人扛一袋，他也扛一袋。老赵白天已经在卧牛石公社忙了一天，晚饭还没吃，又当起力工来。一直扛了一个小时，把一万多斤种籽全部卸完，他拍拍身上的尘土，才去休息。
辽宁法库县包家屯公社 宋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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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六角钱补得好！
中共安徽省委在蚌埠市召开部分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会期两天。招待所的同志暗自把伙食费标准从每天一元五角提高到一元八角。群众及时向省委写信反映了这个情况，省委严肃认真地处理了这件事，让到会的同志都补交了少收的六角钱伙食费。
这六角钱补得好。这不仅说明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正在逐步得到恢复，也说明了我们党的干部通过学习《准则》之后，已见行动。更主要的是堵塞了干部特殊化的一个漏洞，对教育广大干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广大群众对此都感到十分高兴。
黄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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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党报应当有革命的战斗气魄
你报六月四日第三版刊载的张劲夫同志主动让车援救普通社员，第四版刊载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两条消息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党的领导干部们“俯首甘为孺子牛”，为老百姓当公仆的高尚精神，读后深受感动。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迅速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全党全民的一项中心任务。这个转移能否顺利实现，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我认为，党的高、中级干部中，如“乔厂长”者大有人在，都是很值得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去大书特书的。可惜党报对生产队长、车间主任、连队干部的报道较多，而对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报道就太少了。殊不知，着力宣传影响面大的高、中级干部的动人事迹，对促进全党干部队伍思想作风面貌的改观，将会起到更为重大的作用。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年来，在我党干部队伍中，唯意志论、长官至上论、主观唯心论和烦琐哲学、衙门作风等，还颇为盛行；尤其是官僚主义的毒素，已侵入了我们党的机体。在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很不正常，而有些高、中级干部并无自知之明，仍理所当然地在把中转文件、应付会议、画圈圈、搞“想当然”作为领导之术，在那里搞例行公事。更有甚者，以老爷自居，行为专横，言语放纵，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玩物丧志，当和尚不撞钟者有之；至于弃国情、民情于不闻，置国事、民事于不顾，无法无天、欺民误政者，也并非全无。试想：这样的思想状况和精神境界，如果仍处于领导岗位，怎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带领群众实现四化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建议党报在增加对好样的高、中级干部的好作风的报道的同时，也能对某些作风不那么正派的高、中级干部进行必要的批评。当然，对于工作作风问题，主要地是要多报道正面的东西，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前看；但是，党报既然作为党的喉舌，就应该是有革命战斗气魄的。这里的所谓战斗气魄，指的决不是任意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无端整人，而是体现我们党对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以及从这种立场所产生的强烈的、界限分明的爱和憎。如果在党报上看不到对不正之风的激情的批判，也如同在党报上看不到对优良作风的积极扶持和热烈赞扬一样，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但愿有更多的如张劲夫、文敏生等同志那样动人的事迹不断出现在我们的党报上。这些事迹，预示着我们党必定能够实现领导全国人民，在本世纪内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诺言。因为这些事迹，首先是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恢复和提高的最可靠的标志。
北京读者 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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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收之为宝 弃之可惜
近几年，我县生猪生产发展比较快。去年，除超额完成上交商品猪任务外，社员自食十三万头。据县收购部门说：社员杀的猪个头大，每头产毛都在一斤以上；虽然改良猪多，产鬃少，每头也产半两左右。按这样计算：全县社员自食的猪可产毛十三万斤、产鬃六千五百斤。毛、鬃平均按二等计算，收购价分别为一元三角二分和三元八角。这两项加在一起，去年全县毛、鬃产值约二十万元。可是，去年全县实际收购上来的鬃、毛，只有一万零五百四十六斤，占鬃、毛总数的百分之七。生猪生产比较好的永安公社只收了九斤，前岗公社只收了二十斤。全县价值十八万四千多元、十二万多斤的鬃、毛被白白扔掉。这等于扔掉三百斤重的肥猪九百多头，或解放牌汽车十二辆。一个县是这样，一个地区、一个省呢？
猪鬃、猪毛既是轻工业原料，也是国防工业原料，还可以出口换取外汇。既然是宝，为什么会白白地扔掉呢？据我所知：一是有的收购部门怕麻烦，不愿收，守门待客；二是多数社员认为耽误工卖几个钱不上算，所以，宁肯白扔也不去卖。
我认为，金银不怕碎，只要采取措施，一定可以把这些废物聚之为宝的。建议：
一、要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画、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猪鬃、猪毛的用途；要教育社员小账大算，踊跃出售鬃、毛。
二、供销收购部门除了搞好定点收购外，要组织下乡巡回收购，还可以在农村代购代销店和学校设立废物收购点，以利群众出售方便。
三、农村社队也可组织有做买卖习惯的货郎走村串户收购；生产队会计或保管员也可把各家的猪鬃、猪毛集中起来，统一卖给供销社。
吉林农安县农村工作部 崔万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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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门要多为在山里工作的人想一想
广西六万林场，有一千多名职工，还有不少民工，但这里的供销社，在六万林场只开设一个分销店，百货、杂货合起来才一个门面。货架上经常“开天窗”，商品极不齐全，不仅布衣服、针织品等不足，甚至有时连糖果、饼干、酱油都买不到。有的职工为了买一件小商品，不得不到七十里外的玉林镇去采购。
这里的林业职工们呼吁：商业部门要为工作在山里的人多想一想，改进服务态度，多设商业点，增加商品，使他们能安心山区，更好地描绘锦绣山河。
广西六万林场 韦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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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义利”要“义”中取“利”！》的答复和反应
（一）
看了《人民日报》6月8日三版登载王者风批评义利食品厂的信，首先感到物价问题是涉及千家万户，关系每个公民的大问题，完全有必要对抬高物价取“不义之利”的单位，给以批评或经济惩罚；其次顾客给企业提出批评意见，是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体现，也是促使企业不断改进工作的动力。但是，对这封信，我们要谈几点具体也是必要的说明。
一、“维夫”和“维化”是英语（WAFER）的两种不同译音，并非义利做文字游戏，借“夫”“化”之差，抬高物价，赚取利润。
二、“维化饼干”并非“新产品”。信中提到的2．70元“维化”和0．96元“维夫”是两种不同的产品。“维夫”是1966年用下脚料制成的“经济维夫”（配料：花生油，芝麻酱，标准粉及掺入部分压碎的下脚料），原价0．96元，需收粮票。后由于没有下脚料了，改按正式原料生产，即现价1．50元一斤的“维夫饼干”，因原料麻酱少，生产量很小，只在我厂门市部零星出售。
“维化”是1972年所做四十多种特需产品之一，后来正式投产，原价是2．40元一斤，现价2．70元，不收粮票（配料：巧克力、黄油、糖粉、富强粉）。由于巧克力主要生产出口，全年只生产几次，除供特需外，不定期由我厂门市部零售。
三、物价问题是政策问题。义利作为一个基层企业，无权决定物价。谈不上“义中取利”和取什么“不义之财”。
四、作为党报反映群众意见应该属实，不能认为文章有理有据，凭想当然登出。不怕用词尖刻，但要实事求是。由于批评失实，必将有损于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在国内外的信誉。
北京义利食品厂（二）
看了你报6月8日第三版题为《“义利”要“义”中取“利”！》的读者来信后，我作为义利厂的一个职工，想谈一点看法。
商品的价格决不是一个小厂可以决定的。因它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的问题，关系到一个厂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企业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每种新产品的投放市场，都要经过试验和鉴定，逐级申报上级批准，最后进入市场，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当然，在报上级批准时，要由试制的单位报成本、利润等有关问题，并根据新产品所用材料、占用的人力、消耗的电力和时间等粗估一个价，但这毕竟不是最后的拍板定案，食品厂还没有这个权力！
通过这件事，也启发我们对工作中存在问题加以考虑。我个人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发生群众对产品价格的不满，说明我们在企业管理和市场管理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加以改进；并应重视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教育，加强责任心，提高工作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
二、今后，在新产品装潢上应附有产品介绍，以便群众了解产品的质量情况。
三、为什么会出现物美价廉的商品短缺，而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产品又价格昂贵呢？首先是由于我国轻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缓慢，工厂难以应付逐年递增的产量、利润指标，只得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多生产产量高、利润大的产品，致使许多受欢迎的产品停产或少产；其次由于设备的落后，有些高级产品的生产必须占用较多的人力，因此必然提高产品的成本，价格也就相应的有所提高。要使这种局面早日扭转，就只有走自动化、电气化的道路。希望报界能在这方面为轻工业大声疾呼。我们也要在工艺程序上动脑筋，进行改革，以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满足人民的要求。
四、报纸登载群众的来信，心情固然是使企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应求慎重，应全面了解一下产生问题的原因，以便有的放矢，真正达到解决群众之难，促使企业各项工作更加完善的目的。
北京义利食品厂 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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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农村不欢迎前后带袢的塑料凉鞋
当前工厂生产的前后带袢的塑料凉鞋，不受农村欢迎。原因有四：
一、农村不比城市街道平展，特别是到雨天，走起路来十分困难，如不小心，就会把鞋袢折断。二、农村社员，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农活繁重，生产条件也差，再者多半是在田间干活，穿着实不方便。三、丘陵山区坡坡坎坎多，路不好走，所以穿不多久，鞋带就会断，也会失掉弹性。四、农村交通不便，经常下地需走三、四里路，天长日久，不如带后帮凉鞋结实耐穿。
我为买双带后帮的塑料凉鞋，跑遍了村村、镇镇，但总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希望生产单位能多为农民想想。
河南巩县回郭镇银行 薄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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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报有感
不惩前，何以毖后
读了你报五月三十一日刊登的张克全同志写的《检查团这样吃喝我们招待不起》，觉得这些不正之风，确实是严重的。
但是看了吉林省第二轻工业局的《接受批评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以后，不免有点泄气。他们也作了“几项规定”，似乎“认真”，但仔细拜读之后，觉得实际意义不大。规定中的三个“不得”，五个“不准”，都是早已有明文规定的，问题是有些人明知“不得”、“不准”而硬要去干。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重申一下上级的规定，有多大意义呢？也许有人会说，应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但是以何时为界呢？已经发生的都是“过去”，什么时候才是“今后”呢？又什么时候才开始从严呢？我以为，果真欲纠正不正之风，必须“从现在做起”，凡是沾了便宜的，不论吃的用的，都应该责令退出，使搞不正之风的人，不仅受到批评教育，而且得不到实惠。这是一种更有效的教育。比如说，这次责令超吃伙食标准的人退出来，下次他就再不会这样吃了。否则，那就很难说。
总之，为了“毖后”，必须“惩前”；不“惩前”，就难以“毖后”！
李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