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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教育工作中的“大多数”问题
——略论中小学教育中的“夹生饭”
吕叔湘
什么是教育工作中的“大多数”？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小学是大多数；相对于重点学校，一般学校是大多数；相对于重点班，普通班是大多数。
最近一个时期，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得到明确的认识，关于教育工作的议论多起来了。但对普通教育即中小学谈得较少，谈到了也往往强调“办好重点学校”，而忽略了一般学校，尤其忽略了落后学生、落后班级的问题。总的说来，“大多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为什么要重视“大多数”？俗话说，牡丹虽好，要有绿叶扶持。一切事业都需要一些高级专门人才带头，但大量的普通工作也需要大批合格的普通人才去做。一个工厂不能光靠几个工程师，一个医院不能光靠几个主治大夫，一个学校不能光靠几个名教师。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效率不高的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高级人才不够（这也是一个原因），而在于一般工作人员力不胜任的太多。一个单位的业务领导常常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做一般工作，这既不利于工作的继续提高，而对于保证一般工作的质量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什么一般工作人员的效率差？因为他们多数没有受过很好的中等教育，因而直接参加工作固然难于胜任，就是考上大专学校也由于缺乏坚实的基础而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现在的中学毕业生多半有名无实。别的不说，光是语文程度就低得惊人。今年2月7日的《辽宁日报》说沈阳市有一个中学，“九年级的学生普遍掌握不了一千多个常用字”，“有的学生‘户’和‘尸’分不开，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湘西地区的一次语文教学调查报告说，初中毕业生把“闭了眼”读成“闲了眼”，把“呼朋引伴”读成“呼明引伴”，有的学生“写五百多字的作文就有131个错别字”。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以上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两例而已。
识字不是语文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识字不多，语文水平就高不了，这是可以肯定的。语文好，不一定就别的功课也好，但是语文很差，别的功课也难学好，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许多中学毕业生的数、理、化、史、地的常识性错误，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今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千家驹同志的文章里说，“去年天津市对某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复习以前的知识摸底测验，一部分学生只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
中学生来自小学，中学的情况是这样，小学的情况也可想而知。现在，许多地方名义上普及了小学教育，但是农村地区的文盲仍然大量存在。今年进行县级选举试点时，发现有的地方（不是边远地区）文盲达到70％。小学是基础，基础的好坏关系十分重大，北京景山学校一位老师告诉我，近年来有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来看她，那时他们在景山只读了四五年就插队去了，现在不少人考上了大学。他们说那几年在景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象景山这样的学校全国又有几个呢！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荒废了青少年的学业。天津某校的一位同学给我的信里的话，可以用来做扼要的说明，他说：“我们的小学和中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背语录、搞大批判、以及学工、学农中度过的，名曰高中毕业，实则半文盲。”
七十年代初不顾条件，盲目地“普及”中学，也是质量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上述湘西地区调查报告里的话来说，“把中学下放到大队去办，一方面是‘老师和学生一同升级’，小学教师往中学调，抽空了小学，学生从小就没有打好基础，上中学（特别是高中）后往往是‘消化不良’；另一方面是战线太长，人员不足，精力分散，难于保证质量，比如象常德这样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有一个公社的二十五位初中教师中，大专毕业的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的占三分之一，公办教师仅六名，民办教师有十九名，能胜任的不到三分之一。”
讲到师资情况，一位宁夏的中学教师给我的信说得极其沉痛。他说：“‘四人帮’摧残了我们两代人。第一代被摧残了的人现在基本上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且大部分是目前教育战线上的‘主力’。一般学校里三分之二是年轻教师，有的达到五分之四，甚至五分之五。这一代人的创伤是很严重的。不说目前学生的水平，就是我们这部分年轻教师的实际水平，可以说也还不到初中毕业程度。”
教师的实力已经差了，而负担又出奇的重。一个语文教师常常要教两班语文兼一个班主任，“而且班级大，学生少的也有五六十，多的甚至八、九十。学生太多，教师照顾不过来。有的领导还说：‘一条牛是看，一群牛也是看’。”（上引湘西调查报告）教师自叹不如汽车司机，汽车司机还可以拒绝超载。
学校设备差也是一个原因。农村地区的学校教学参考书很少，教师进修用的图书更少，仪器更谈不到。有的班没有一个学生有一本《新华字典》。有个国营农场的同志给我的信里说：“我们上初中时，有时连数学书都没有。统考时全班只有一个32分，其余都是十几分甚至几分。班里好的同学似懂非懂，差的则一窍不通。同学们都灰心了，说：‘混两年算了’。”
还有一个中途辍学的问题。今年4月19日《人民日报》李海、徐亚平同志的文章里说：小学教育的基本状况是：形式上入学的约占（学龄儿童的）90％，实际读完五年的占60％，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只有30％。6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湖南省衡南县京山公社教师王成松来信说：目前，农村一些中学在校生减员甚多。我们公社四所中学，减员最少的是12％，最多的是20％。相邻的一个公社中学，有个班的学生减员竟达25％。十几岁的孩子便休学了。难道若干年之后，还要对他们进行扫盲工作吗？想到青年一代将要肩负的重任，实在令人不安！
归总一句话，过去中小学煮了大量“夹生饭”，现在仍然在不同程度地煮“夹生饭”。有好学校，好班级，但是以大多数学校的大多数学生而论，还是“夹生饭”。夹生饭是不好吃的，而且很难把它加工使之可口。
这里的关键是“累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年级把欠账移交给二年级，二年级又加上利息移交给三年级……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雪球越滚越大，终于不可收拾。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这种情况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了。但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必得下大决心。下什么决心？借用《人民日报》今年3月19日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评论员文章里的警句：“新账不再欠，旧账积极还”。现在许多事业、企业单位都在创造条件让职工补课、进修，这是还旧账，是好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新账不再欠”，让小学毕业生切实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中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具有中学毕业生的水平。物质产品有出厂规格，为什么学校里的学生不应该有毕业规格呢？到了走上工作岗位再来补课，必然是事倍功半。年龄大了，外务多了，学起来困难也大了。在校的学生犹如长在地里的庄稼，需要及时雨，不能等禾苗干坏了再去想法子补救。但是要做到“新账不再欠”，问题很多，困难不小，所以要下大决心。如果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有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能在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些办法来；如果没有大决心，就很容易被困难吓倒，只好“慢慢来”，也就是听之任之。
有决心就会有办法，这不是随便敷衍的话，有实例为证。今年三、四月间，《光明日报》就报道了好几起叫人振奋的事例。4月7日报道广东省琼海县采取积极措施普及小学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提到了阳原县和桃江县的经验）。3月30日报道河南省巩县农村尊重教师成为风尚，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一个山区县的教学质量走在全省的前面。4月12日报道湖北省英山县一所中学的一个“破罐子”班，由于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努力，在一年时间里由落后变成先进。4月17日报道长春市一个区认真解决“流失生”问题，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使这个区19所中学的一千二百多名流失生大部分返校，许多学校做到了无乱班，无常旷生，无流失生。
关键在于对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有认识，对改变现状要有决心。特别是县级、公社级的领导干部要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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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济大学成立专门科研小组
让高水平的科学家发挥特长
本报讯 记者陆国元报道：怎样把高水平的科学家从繁杂琐事中解脱出来，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学术特长？怎样把高水平科学家的宝贵学识全面学习和继承下来？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从去年12月开始，为李国豪等七位教授、副教授成立了高、中、初级科研人员相结合的专门科研小组，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取得了经验。
同济大学共有83名教授、副教授。他们中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但由于缺少助手，在科研中包括一些初级实验样样都要自己动手，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这些科学家越来越年老，他们毕生积累的丰富学识有的却“后继无人”。学校党委认为，这也是一种人才和知识的浪费。校党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李国豪等七位学术带头人成立了高、中、初级科研人员相结合的科研小组。这种长期、固定的科研小组的任务是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同时指导研究生和承担一部分教学工作。科研小组一般五至六人，由学术带头人全权负责，学术带头人和组员，在工作上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在学术上是指导和被指导关系，全体组员也就是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助手。
成立这种科研小组的一个好处，是把高、中、初级三类科研人员有机结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各尽其长。高水平的科学家有中、初级科研人员作助手，摆脱了许多烦琐事务和初级的科研工作，可以专心于攻关夺隘，有利于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成立科研小组的另一个好处是，中、初级科研人员既是高水平科学家的科研助手，又是学术继承人，在科研中直接得到高水平科学家的传、帮、带。
这七个科研组都是由学术带头人提名，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组成的，不搞“拉郎配”。学术带头人对中、初级科研人员的状况熟悉，对谁适合担任自己的科研助手比较了解；中、初级科研人员自愿参加科研组，甘愿当好学术带头人的助手和配角，这样结合，学术带头人高兴，中、初级科研人员也高兴，工作起来心情舒畅，配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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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不要侵占青少年的活动场所
洛阳老城曾经有一座宽敞的青年宫，在那一万二千多平方米的广场上，周围是花坛、树木，中间有篮球场、曲艺厅、游艺室等。青少年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场地对他们的身心健康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洛阳青年宫的球栏被拔掉，花亭被拆除……。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出现这种现象并不足奇，奇怪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被糟踏的青年宫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在这里建起了熟肉店、爆米花厂、停车场等二十多家杂货摊，一所宽敞的青年宫被瓜分完毕。
青少年正是身心发育时期，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和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品德和情操，不少省、市利用一些公共场所，为青少年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科技等活动。我们希望洛阳市和其他一些侵占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地方，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着想着想。
戴松成
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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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中央乐团星海音乐学校
最近，记者走访了中央乐团创办的星海音乐学校。这是一所业余性质的音乐学校，是在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同志的倡议下，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正式成立的。李凌同志兼任校长，女高音歌唱家仲伟同志任副校长。
学校从千名报考青年中，择优录取了三十八名学员，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二岁。其中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待业青年。考取的学员，都具有一定的音乐素质，主要是学习声乐的。学制三年，课程设置有：声乐、视唱、和声、音乐欣赏和合唱等。教师由中央乐团具有多年演唱和教学经验的同志担任。学生除每周上一次乐理、合唱的大课外，其余的课程，都由教师每周二次个别指导。教材选自我国“五四”以来优秀作品和西洋古典作品。学校是因陋就简利用几间琴房为教室办起来的，没有经费，就靠学生交的几元学杂费来维持。
为了把这些有音乐才能而没有学习机会的学生吸收进来，采取业余教学的形式进行培养，教师们要花费许多课余时间，付出很多的心血。年近六十的副校长仲伟同志，除忙于领导工作外，还亲自教课，每天还坚持刻苦练唱两三个小时。她那培养人才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了全校师生，给年轻的学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指挥排练合唱的边宝驹老师，为了指挥好学员的合唱，每排练一个歌，都要认真备课，帮助学员理解歌曲的思想感情和声乐技巧。学员们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也格外刻苦努力。特别是工人学员，他们克服了工作后的疲劳，倒班的困难，有的是从远郊区下班后立即赶来上课或到琴房弹琴、练唱。在寒风凛冽的严冬，琴房里没有火，他们带着手套、头巾、帽子，手弹僵了、脸冻红了；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琴房里热得象火炉，他们挥汗如雨，喉咙干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学们都坚持不懈，珍惜每一堂课。老师们为学员的点滴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学员为老师的精心培养教育而深深感动，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学员们经过一年多的基本训练，在学习上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今年年初，为了检查教学效果，学校请来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秋里及一些业务骨干，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沈湘、王福增和李凌同志等一起，听取了学员的声乐及合唱汇报。他们认为，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是显著的。从声乐来看，训练严格、正规，符合专业训练要求。不少同学在专业上已显露才华。从合唱来看，学员演唱的合作关系较好，感情朴实、声音和谐，已初步具备了专业合唱的雏型。最近，学校为了丰富学员们的演出实践，决定组织师生们到工农兵中去同台演出。同时，准备今年暑假继续招收新学员。
这所学校是音乐园地的一株嫩苗，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扶植和培育，使她更加茁壮地成长。
本报记者 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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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锥之处囊颖脱而出
蔡颐年
前不久，《人民日报》报道西安交大动力系蒸汽透平副教授孟庆集的先进事迹，向所有关心祖国四化建设事业的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才能尽快地培养、发现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
孟庆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蒸汽透平技术人员的优秀代表。过去，由于家庭历史等原因，一直在受压抑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四人帮”被打倒后，他的才能很快地表现出来了。
《史记》《平原君列传》中平原君同毛遂的一段对话十分发人深省。平原君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平原君把士之处世比为锥之处囊，是很贴切的。但是他未免过于心急了。毛遂才到门下三年，他就对毛遂轻率地下了断语：“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毛遂的回答十分精辟，他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毛遂显然对自己的才能有自知之明。平原君带毛遂去楚国游说时，毛遂果然不负众望，三言两语就折服了楚王，帮助平原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缺乏毛遂这样的“贤士”吗？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中缺乏象孟庆集这样的人才吗？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缺的是囊，是将锥放入囊中这样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孟庆集不能入囊长达二十年之久，一旦被放入囊中就颖脱而出。象孟庆集这样有真才实学而至今没有机会进入囊中的人还多得很。
正处在四化建设中的祖国为什么会缺少“囊”呢？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工作岗位上的新陈代谢加速地进行，人员的更迭十分频繁，人才的培养十分迅速，从来也不发生缺“囊”的事。建国三十年情况变了，所有的囊都已装满了各式各样的
“锥”，有些锥并不那样尖锐，很多“锥”在“囊”中挤在一起，被盖着、挡着，真正尖锐的锥也没能“其末立见”，更不要说“颖脱而出”了。
现在，党中央正在考虑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终身制，加紧在中青年中选拔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真才实学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人大常委会不久前通过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条例。老一辈的人应该为人才辈出的欣欣向荣景象所鼓舞，应该为自己尽了力量、花了心血培养后起新秀而自豪和高兴。我希望年富力强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尖锥处于囊中颖脱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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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尊师爱生的社会新风尚
京山县委带头做尊师的模范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涂维发，记者杨建武报道：“昔日被‘四人帮’踩在脚下的‘臭老九’，如今成了县委的‘座上客’”。湖北京山县的教师用这样的语言来描绘他们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
最近几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指示组织部门要大胆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到京山一中召开教师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组织发展工作的意见，并主动为该校一位老教师作入党介绍人。三年来，全县112名教师加入了党组织，改变了以前教师入党排不上号的状况。
为了在全县造成一种尊敬教师的社会风尚，京山县委领导从自己做起，带头做尊师的模范。他们利用各种会议，大造教师是有功之臣、是无名英雄的社会舆论。
在县委的带动下，京山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把支援教育事业，当作尊师的一项具体行动。在三年连续干旱的情况下，京山县的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修建校舍16．2万平方米，投资四百五十多万元，其中，386万元是由地方财政和生产大队支出的。此外，群众也自筹经费六十七万多元，给学校做桌凳三万一千八百多套。京山一中是湖北省重点中学之一，县直各部门对该校的基建工程做到优先供应物资，优先运输，优先建房。
在城关镇，商业部门派出了流动服务车和蔬菜供应车，把早点和蔬菜送到学校。一些商店、饮食等服务行业，只要得知是教师来买东西，就优先供应；顾客看到挂有学校校徽的教师，也主动让他们先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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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挚的师生感情
山东省胶南县张家楼中学教师张树森病故，在县城工作的七个学生主动为他料理后事，受到社会上普遍赞扬。一些教师也感动地说：“教出这样的学生俺格外有劲”。
这七位同志都是张老师一、二十年前的学生，有的已是工人、教师，有的当了领导干部。他们离校后经常去探望自己的老师，继续接受教师的教诲。老师也关怀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一旦有困难，尽力帮助解决。师生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一九七五年，张老师因病退休。这几个学生时常前往照顾，有的买针，有的送药，有的还送来自己捕捉的海参，给张老师补养身体。老师从这些学生身上，尝到了做教师的幸福和快乐，感到无限欣慰。今年五月，张老师病重住院。这七位同学轮流去医院护理。张老师病故以后，他们和老师的亲属一起料理后事。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尊敬、爱戴和怀念，他们敬献了花圈和挽词，挽词是这样写的：“我们的老师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老师是一名人民的教师，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出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所以，我们永远尊敬他，怀念他！”他们说：老师把知识无私地交给了学生，学生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老师呢！
钟安利 单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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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一事一议
读完这则报道，想说几句话。
老师病故，学生为其料理后事，并无什么惊人之处，但联系现实，仍觉得很有议论一番的必要。
古往今来，无不把“尊师爱生”作为社会的一种美德加以提倡。可是，十年动乱，这种美德被林彪、“四人帮”彻底破坏了，时至今日，仍伤痕斑斑。有的学生在校不守纪律，不讲礼貌，盛气凌人；离校后一走了之，和母校、老师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者，街上路头迎面碰上，权作不识，把头一歪，侧身而过。这些学生把老师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为学生付出的心血，全部忘记了，这怎不催人深思啊！
这七位同志的行为与此相反。他们虽然离校已久，有的已是工人、教师，也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并且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老师。相比之下，他们的行为能说不可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