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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同志关怀文化工作
陈克寒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而考虑问题又周密细致，不断地对我进行耐心的谆谆教导。
一九五二年初，我被调到出版总署工作，当时正当“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中，出版总署机关有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也没有向署长报告，就擅自销毁了一批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旧书，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找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你们怎么也烧起书来了？这是摧残文化的行为，这是以横蛮态度对待文化事业的暴虐行为。这样的大事不向中央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决不允许这种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有些旧书思想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中有些资料，需要保存，不应该把它们毁掉。少奇同志又谈到查禁书刊问题。他说：听说，过去出版总署查禁了很多书刊，究竟查禁得对不对，要重新审查。查禁书刊是出版行政机关处理书刊的最后手段，它将决定一本书刊的存废，必须采取极端认真的负责态度，决不能漫不经心地任意采用这种办法。过去，你们查禁书刊，可能有做得对的，符合党的政策；也可能有做得不对的，违反党的政策；当然，也可能有应该查禁没有查禁的事。但是，主要的毛病是滥用查禁书刊的手段。查禁书刊，应该是用来对待那种同现实政治有关的、政治上反动的书刊，就是说，直接反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国家和人民有重大危害的书刊，是那种反共反人民民主专政的书刊。除了政治上反动的书刊以外，一般书刊都不要查禁。少奇同志还说：你们应该把书评工作搞好。有些书，有错误观点，应该批评，而不应该查禁。要把批评和查禁两件事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并且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评新出版的书，但决不能查禁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不能以查禁来代替批评，也不能因为某一本书受到读者的批评就一律予以查禁。我们应该对于那些理论上政治上错误的书籍进行批评，防止和消除其错误对读者的影响，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将一切有错误的书籍销毁。后来，出版总署根据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检查了这件事，发了一个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使得对书刊的处理问题走上正确轨道。
一九五四年，青年团中央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有些黄色书刊和武侠小说在社会上流传，散播形形色色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的生活方式，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毒害很大。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看了，批示要出版总署解决这个问题。出版总署立即派人到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后来出版总署合并到文化部，文化部继续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召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八大城市以及几个省的文化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处理办法。文化部党组在一九五五年春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的请示报告。少奇同志看了这个报告以后，谈了两点意见。他说：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一定要取缔。现在解放不久，一部分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水平还比较低，你们取缔这些书刊，同时，要加强和改进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要专门出版许多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书籍，包括有益无害或益多害少的旧小说、连环画。如果你们不积极地出版一些水平低的读者需要的书刊、连环画，那么，那些黄色书刊还会在暗地里流行。还有，你们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的时候，要把旧书铺摊组织起来，要让他们成为流通通俗读物的据点。租书铺摊的人员，有些是老弱残废、鳏寡孤独。你们要注意对他们的生活加以妥善安排。少奇同志还说，这是一件很艰巨、很复杂的工作，要作好充分准备，然后行动。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文化部党组修改了自己的报告。后来，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少奇同志亲自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十一月八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处理违法图书杂志的决定。决定中说：“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图书杂志：一、反对人民民主政权，违反政府现行政策和法律、法令的；二、煽动对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和压迫，破坏国内各民族团结的；三、妨碍邦交，反对世界和平，宣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四、泄漏国家机密的；五、宣扬盗窃、淫秽、凶杀、纵火及其他犯罪行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的；六、其他违反宪法和法令的，都是违法的。各级主管机关经过审查确实后，可以呈准国务院或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自治区自治机关，按照这些图书杂志的违法情节，分别作停止发行，停止出卖，停止出租或没收等处理。对于出卖出租上述违法图书杂志的生活困难的书商书贩，可以采取收购收换的办法处理。”
正因为根据党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并且同公安部门协同工作，所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发生什么波动。
一九五六年春，刘少奇同志要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他一面听汇报，一面发表意见。现在能回想起来的，重要的有如下一些。
少奇同志说：文化工作很重要。文艺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文艺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但是，戏剧、电影又要有娱乐性，否则，人家就不爱看。演戏、演电影，使观众得到休息，得到正当的娱乐，第二天能够精神饱满地工作，也就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这个意见，同周恩来同志所说“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是一个思想。寓教育于娱乐，看来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却包含深刻的意义。
汇报中谈到民间职业剧团是否改为国营时，少奇同志说，目前不要把它们改成国营。几千个民间职业剧团改成国营，会搞掉它们的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同任何事情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就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两三个五年计划，让它们同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谁最能得到人民的喜爱。要通过它们内部去进行改造，通过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去加强领导。同时，要用物质利益去督促他们劳动，要劳动者从物质生活上去关心自己的劳动。不要因为想搞国营，就不关心劳动成果了，好象观众喜欢不喜欢都一样。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这是社会主义法则。国营剧团也应当注意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演员的待遇，演得好的演员工资可高些，差一点的工资要低些。
少奇同志还说，对于流散艺人，可以加以登记，发给执照，要他们流动演唱。要用适合他们劳动、生活的形式，加以适当组织。这些组织不要老开会，每年开一两次就可以了。开会时采取民族传统形式，谈谈玩玩，热闹一番，大家高兴。还要帮助他们组织学习，听听报告，流动到那里，都可听到报告，总之，要多做些思想政治工作。
在谈到戏曲改革时，少奇同志说，戏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戏曲改革必须逐步地进行，一般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就不要去改。这件事一定要同艺人商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新文艺工作者要同老艺人合作。慢慢来，不要性急，真正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瓜不熟，就要摘，是主观主义。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搞掉了，是不行的。不采取支持、帮助、发展的方针，而采取轻视、忽略、控制的方针是不对的。
汇报中说到文艺批评，特别是负责同志看戏提意见问题，少奇同志说：一要鼓励批评，发展批评；二要批评力求正确、适当。批评应对人有所帮助，要看对象，对青年批评多了，会使他们丧失信心。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态度，不要站在作家、艺术家之上。作家、艺术家要尊重群众的意见，但不是什么都非听不可，否则会无所适从。要负责同志看戏不发表议论是不可能的，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意见，一种是党的决定。个人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果党正式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
少奇同志还说，京戏，还有其它戏曲，演员唱得很好听，但是一般观众听不懂。是否可以采取打字幕的方法，把唱词在字幕上打出来。那样，观众一面看字幕，一面听唱，就听得懂了。在传达少奇同志的意见后，歌剧和各种戏曲演出，都在舞台旁把唱词打成字幕，效果很好。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但对广大观众来说，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少奇同志那次谈话，既坚持党的领导，又提倡实事求是，尊重作家、艺术家，反对急躁粗暴。
（本文是作者发表在《红旗飘飘》二十集上《怀念刘少奇
同志对新闻出版文化工作的亲切教导》一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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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深入生活
——驳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同志的诬蔑
雷雨
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给他强加了一连串的罪名。从文艺上讲，其中一条，就是所谓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反对作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那时候，林彪、“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在广播里，在批判会上，在各种场合，连篇累牍地重复这个论调，千百次地引述那几句所谓让作家坐轿车下乡“深入生活”的材料，以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刘少奇同志真的不同意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谎言重复一万次也变不成真理。捏造的罪名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那条被反复引用的“材料”真相如何呢？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有三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除刘少奇同志外，还有邓小平、彭真、周扬等同志。周扬同志发言谈到“文艺工作者跟
群众结合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不解决，
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这时，刘少奇同志插
了一段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少奇同志
插话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有些年纪轻、身体好的，就要他下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年纪比较大的，身体不那么好的，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让他去观察观察，谈谈话，参加他们的会议，跟他们交点朋友，在那个地方蹲下来。下去住在贫农家里面，和贫农同吃、同住，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不是容易的，要有很大的决心，装备都要重新做，要重新做衣服，要重新做鞋子，整个生活习惯要改变。住在招待所就不好改变，你到那里去就得改变。有些人是下不去，身体也不大好，下去他就生病。可以想点办法，或者专门搞几部汽车，那上面架起铺来，架起灶来，就住在那个汽车上，所有有公路的地方都可以去。”
这就是被他们断章取义地用来诬陷刘少奇同志“反对深入生活、反对与群众结合”的所谓材料。如果不是主观主义的臆断，稍微尊重一下客观事实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第一，刘少奇同志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和着重点是强调作家一定要下去，尽可能地实行“三同”，与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考虑到作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下去的方式可以因人而异，不必强求一律。
从这两方面来看，刘少奇同志既坚持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又照顾了许多作家下去生活的具体困难，可以说是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至于说到开几部汽车下去，在车上吃住的问题，按少奇同志的本意，并不是泛指一般作家，而是具体指那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作家，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创造适当的条件，有利于他们下乡接触实际，顺利完成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任务。而且，这只是作为解决具体困难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合理，可以讨论；是否可行，要看实践。这正是为了鼓励作家、包括那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作家尽可能地到下面去，决不是什么反对作家深入生活。把“开汽车下乡”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同起来，并从这个设想中得出少奇同志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反对作家与群众结合这样的结论，更是十分荒谬的。
实际上，刘少奇同志历来主张作家要深入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根据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所坚持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同周扬等同志谈话中就指出：“体验生活还是要参与实际工作，那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也可以。一个没有到农村去领导过或办过合作社的人，自己一点经验也没有，要描写农业合作化，那总是困难的，写矛盾、冲突也没有办法写。”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完全证明这一点。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批判文章抓住“很短一个时期也可以”大做文章，攻击刘少奇同志是鼓吹作家只作“蜻蜓点水”式的深入生活，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的主张相对抗。其实，刘少奇同志这里是指“参与实际工作”的时间，不是指全部体验生活的时间。“参与实际工作”可以了解工作的全过程，是必要的，但时间太长，陷入日常事务工作中去，势必影响创作，这个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刘少奇同志在同一个外国文化代表团的谈话中，又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诗歌、音乐、小说、戏剧，有些人根本写不出来。我们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到农民、工人、士兵中去；深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去。这样慢慢就可以写出来了。”这不是再明白不过地强调作家深入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吗？
总之，在十七年中，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忠实地执行了党所制定的文艺路线。刘少奇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实践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断章取义地歪曲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观点，把刘少奇同志打成“文艺黑线总后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诬陷，应予彻底推倒。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党的许多光荣传统得到了恢复。但极左路线流毒很深，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特别在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混乱。现在，一些人对深入生活谈论得少了，实际下去的不多，长期下去的更少。有少数青年作者，认为下去不下去是无关紧要的，不注意进行新的生活积累。长此下去，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然带来不利的后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作家，为了取得创作源泉，必须投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常识，但却被一些同志所忽视。现在，我们重读刘少奇同志关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的讲话，就应当充分认识坚持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并见诸行动。有志于文艺事业的作者，应当树立严谨的生活态度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这是对人民事业负责任的表现。无论中青年作家，还是老年作家，只要有志于写作，为人民的文艺事业作出新贡献的，都有一个继续不断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是繁荣创作的必由之路。这个原则必须继续坚持。至于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的具体方式，仍然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同志十几年前所阐明的观点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年轻的身体好的，可以长期深入下去；年老多病的，方式就应灵活一些。下马观花也好，骑马看花也好，走马观花也好，总比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强得多。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文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结合的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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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黑线总后台”的罪名必须推倒
——为刘少奇同志辩诬
葛琼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大动乱中，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了许多罪名，其中之一，叫做“文艺黑线总后台”。一九六六年初，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一次耸人听闻地提出：文艺界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接着，他们把刘少奇同志诬为这条“文艺黑线”的“总后台”，把文艺界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少奇同志，把他说成是造成文艺界“演变”的“罪魁祸首”。
经过三年来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拨乱反正，大家已经很清楚，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纯属虚构。事实真相也已大白于天下，所谓“文艺黑线总后台”，也完全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诬陷。林彪、“四人帮”横行了十年，所谓“大批判”的流毒遍及全国。在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今天，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为少奇同志辩诬，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
一，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构成这个罪名的一条所谓“根据”，是说他说过“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的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由此得出结论，说他煽动文艺工作者不听毛主席的话，对抗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指示。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刘少奇同志确实不止一次地讲过，党和政府的各级负责同志可不可以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以及文艺工作者怎样对待这些批评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同周扬等同志的谈话，同年三月八日在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都讲过这方面的意见。少奇同志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怎么注意呢？他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家们讲的。他说：“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如《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问题，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作家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如果有组织上的正式决定，在这个决定没有取消和改变之前，你就得服从”；“作家如果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还可以把组织上的正式决定连同你的意见寄到中央来”。如果“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二是对领导者讲的。他说：“鼓励批评，发展批评，这是一；批评力求正确、适当，这是二。批评应对人有所帮助”。又说：“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我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议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不一定正确，省委决议也有不正确的，都可以议论。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
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第一，他强调的是要有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作家要正确地看待党和政府对文艺的干涉，不要把所有干涉都看成是错误的。要正确看待领导者的意见，对来自领导的正确意见要虚心听取，认真执行，不要不加分析地把领导意见都看成是“横加干涉”。另一方面，领导者也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待作家的创作。不管你多高的职位，都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意见看成是党的决定，要下面坚决执行。不要搞“一言堂”，要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要横加干涉。第二，他在这里指的是各级负责同志，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是泛指，而绝不是针对某一位领导，更不是针对党，针对毛主席。因此，林彪、“四人帮”硬说刘少奇同志借这些话煽动文艺家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完全是诬蔑，是挑拨离间。少奇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和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所讲的这些话，不论在当时或是在今天，都是正确的。
二，林彪、“四人帮”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另一个罪名，是所谓“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这个帽子不小，但可笑的是，他们找不到任何根据。因为刘少奇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全民文艺”或类似的话，更谈不上“鼓吹”。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煞有介事，振振有词地把刘少奇同志说成是在中国鼓吹“全民文艺”的“罪魁”。林彪、“四人帮”一伙也确有偷天换日之术，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所谓“根据”，那就是一九六二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中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就是当时大批“全民文艺”论的唯一“靶子”。少奇同志没有说过“全民文艺”的话，这个罪名又怎么好加在少奇同志头上呢？于是他们就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诬陷手法，硬说这篇社论是少奇同志授意，在他支持下抛出来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究竟有没有错，是否就是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呢？是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呢？否。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名著中就讲过，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还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讲过：“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人民大众”这样的提法没有本质区别，实质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就算体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又有什么错误呢？明明是列宁、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到刘少奇同志那里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了呢？这只能说明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这一口号说成修正主义口号，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批判这个口号时也是心虚的，他们从来不引列宁的那句很重要的话。他们也根本不敢全文引用毛泽东同志上述那些话，即使引用了也是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前半句话删去，只引用这段话的后半句话。由此可见，他们这种手段是不正大光明的。他们反对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其目的就是要为他们的小集团服务，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这不是昭然若揭吗？
三，林彪、“四人帮”给少奇同志加的又一条罪名是所谓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他们从少奇同志的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中，找出片言只语，企图证明他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吹鼓手”，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元凶”。其中被攻击得最多的是三次讲话：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在文教工作汇报会上的发言》。少奇同志讲了如下几个意见：第一，他说，“电影可以审一下，但要快，中国片子要迅速审查一下，有些无害的迅速审查上映”；第二，“已禁止的五十五出戏，要重新审查，开禁，目的是让戏班子能吃饭，共产党胜利了，怕什么？”他同时还讲到“要积极创造新的艺术，以便压过封建迷信的东西”；“如有政治上的必要可禁止，思想上有问题的不要禁，不能用禁止办法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如封建迷信）。”
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讲的。那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新文艺的力量还不大，旧文艺不可能一下子改造过来，为了团结为数甚多的旧艺人，让他们能够吃上饭，作为权宜之计，允许他们继续演一些未经改造过的旧戏，在审查上放得宽一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少奇同志提倡创造新的文艺，正说明他是正视现实，又看到未来的。这同鼓吹“大演”旧戏完全是两码事，更谈不上“宣扬”封建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少奇同志的这个讲话，看作是他“一贯鼓吹”封建主义文艺的证据，是荒唐的。
另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刘少奇同志在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说过：“戏改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他的原意，是要求到戏曲剧团去搞戏曲改革的新文艺工作者，不要犯急性病，把所有旧戏都加以乱改，以致改得不象，违反了历史真实。他主张有的改，有的不改，从实际出发。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攻击者把少奇同志说的“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歪曲成少奇同志不分好坏，笼统说所有“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而且前面加上“一贯宣扬”四字，这就把刘少奇同志说成旧戏的崇拜者和封建文艺的鼓吹者了。这就完全歪曲了少奇同志讲话的原意，而且完全不看讲话时的背景。这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吗？
再一次是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中许多完全正确的话，被攻击为“黑话”，例如“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其中有些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例如“要使现代戏占优势，要把历史戏、外国戏挤到第二位去”；例如“历史戏也可以演，有些历史戏是好的”等等。少奇同志讲的外国文学艺术的“有些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说可以借鉴和利用外国的某些艺术形式，这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把少奇同志的话攻击为崇洋思想，宣扬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是完全别有用心的。刘少奇同志在另一次讲话中说，“要让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帝王将相的也搞，但要少搞些”。这本来是有分析地谈题材问题，也被指责为要替帝王将相文艺争百分之二十的地盘。对于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责，恰恰暴露了林彪、“四人帮”的反历史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对中外文化遗产的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和他们奉行的“彻底扫荡”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是反动的。
四，林彪、“四人帮”还诬蔑刘少奇同志腐蚀文艺干部，培养修正主义文艺队伍。他们提出的所谓“根据”有两条。一条是说少奇同志推行所谓“三名三高”政策；另一条是所谓反对作家深入生活。这是真的吗？事实是：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在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说过：“对待演员，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好些；差一点的，工资可低些。”当然，如果超出我们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要求给名演员太高的工资，造成过分的悬殊，是不对的，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少奇同志的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强调应该有所区别，是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从实际效果来看，它可以推动演员们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相反，如果不分水平高低，贡献大小，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才是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如果推行绝对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才是真正腐蚀我们的文艺队伍，培养社会主义的蛀虫。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政策不正是这样的吗？所以，说刘少奇同志推行什么“三名三高”政策，培养修正主义文艺队伍，这完全是诬蔑。至于说少奇同志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已经有不少同志写文章澄清事实，为少奇同志辩诬，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给少奇同志加的这条罪名也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林彪、江青诬蔑我们文艺队伍“烂掉了”、“垮掉了”是毫无根据的攻击。实践已经证明，我们这支在革命战争中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文艺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战斗的队伍，尽管这个队伍中还有些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总体上说，这是一支党所信得过的队伍，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刘少奇同志为培养这支战斗队伍所作出的贡献，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林彪、江青一伙虚构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和所谓“文艺黑线专政”，事实早已证明是他们的杜撰。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领导工作中，始终是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他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的。林彪、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彻底批判！他们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文艺黑线总后台”及其它各种类似的罪名必须彻底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