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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
马辉之 李楚离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们在这里记述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工作时期的功绩，以表达我们对少奇同志的崇敬和怀念。
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当时，尽管通过遵义会议在红军和苏区纠正了王明路线，但是在华北地区，由于和中央联系不便，却转变迟缓。在华北白区工作中，虽然有一些同志坚持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但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左”倾路线仍占统治地位。在组织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打倒一切，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
少奇同志到华北之后，为反对和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坚决地进行了斗争。他刚到华北，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通过党的秘密刊物《火线》，以KV的化名写了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对“左”倾机会主义给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文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在白区工作中否认保存和聚积革命力量的必要，否认保存和巩固党是基本的任务。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要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要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推动这个矛盾的爆发。要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力量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要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自以为最“革命”，一切不合作，结果孤立了自己，反而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力量。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还表现在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不懂得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去进行；秘密工作的范围又应尽可能使之缩小，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来进行。二者必须在人员上、工作方式上严格区别开来。
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和他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党内文件，确实是“八·七”会议以来无数革命先烈在白区工作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从思想理论、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上对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清算。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奇同志不仅写了一系列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文章，而且及时地对华北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给我们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使党内多数同志在对党的策略路线的认识上，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正确配合上，在如何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个时期，少奇同志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亲自领导华北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舆论方面的工作和组织工作，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为全民抗战做了很好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适时地提出党在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准备与积聚力量，为武装保卫平津、华北而战。
在《火线》上发表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对统一战线作了系统的说明。它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驳斥了党内怀疑和反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错误观点，具体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总任务和总政策的关系、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抗日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特别要注意反对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思想。这篇文章象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斗争有了武器，前进有了方向，工作有了信心。
少奇同志一方面统一党内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陶尚行的名义，公开写文章给国家社会党机关报《自由评论》，答复张东荪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解释了党以统一战线为中心的各项新政策，驳斥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共产党的各种错误批评，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宣传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党积极地进行了统一战线的实际组织工作。当时，有被派到北方局工作的（马辉之），有被派到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楚离），在北方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界救国联合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一九三六年春成立于北平，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半公开组织。后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华北“各救”重心由北平转到天津，在冀东地区和河北省的许多县城建立了分会，还建立了华北各地的学生救国会。接着，由华北这些团体发起，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为理事。当时，在华北“各救”中，党的力量十分活跃。共产党员王仲华（代表“青救”）、赵观民（代表“工救”）、张志清（代表“妇救”）、李运昌（代表“各救”冀东分会）等同志，在“各救”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党经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等办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并组织了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党通过这些非常适合形势发展需要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请愿、罢工、游行、示威，进行宣传鼓动，宣传了党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
争取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在天津，我们争取了粤桂系的代表刘绍襄，大学教授马漆汀、赵飞克，电报局局长王若僖（国民党）等参加了“各救”。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原来镇压过“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我们分析，在日寇进逼，全国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同时，派朱则民、刘昭等同志打入宋哲元的部队，加紧对中上层军官的联络和争取工作。还派了一些同志，对石友三、万福麟的部队做工作。通过“各救”不断派群众代表对华北的各个军队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当绥远国民党军队对日抗战以后，“各救”进行了募捐支援，派代表到绥远百灵庙进行了慰问。这些工作，对于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尤其是二十九军转向抗日，在尔后的芦沟桥事变时揭开全面抗战的序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正确地处理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根据少奇同志的指导，当时充分而适当地利用了一些党员个人的合法身份，参加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尽管党是秘密的，却通过这些党员，深入到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各阶层取得广泛的联系，进入了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刊物。这样，就使得一些团体成为开展斗争的支点和堡垒；使党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团结、带领群众前进；同时，由于使党员和党的组织尽可能隐蔽到各种群众团体和机关中，也减少了被敌人破坏的危险。党在公开团体的掩护下，秘密地发展了党的组织。这样，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防止了党受到破坏。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根本改变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状况。
对于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初期的这段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示信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非武装的斗争方式（如游行、示威、抵货等），当时敏感的学生与知识界常是站在反日斗争的前线；但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民族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提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了。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站在抗日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
根据形势的这种变化，北方局指示我们：“组织、发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我华北全党及人民的中心任务。一切其他的群众工作及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必须环绕于这个中心任务去进行。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到群众中去，武装起来，学习军事，去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的行动。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反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要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打游击。”“在冀东（这里是早几年前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是准备迅速发动反日的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在华北其他地区，也要动员群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七七事变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北方局的这些指示和决定进行的。
平津沦陷，北方局迁移到山西临汾，河北省委留在天津。这时，河北省委（马辉之任书记）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把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农村。七七事变后，平津市委向农村输送了大量干部，除了必须留下作地下工作的少数干部外，凡是能够参加游击战争的，都派到乡村中去，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村游击战争。河北省委还输送了大批民先队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省委通过上层关系，争取到怡和、招商两个轮船公司的帮助，把一些学生从海上先送到青岛、烟台；一部分学生则从陆上到了太原。这样把一些青年送到了延安和山西、河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为各敌后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大批骨干力量。另有一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对于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为“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为了取得对华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河北省委根据北方局指示，决定争取国民党政府对该组织的承认。当时分析，华北的大部分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这里成立群众抗日组织，国民党政府不好反对，否则它就站不住理。如果它承认华北人民可以自己建立抗日组织，那就没有理由反对国民党统治区开放民众运动，从而有利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抗日运动。如果它不予承认，那也可以借此揭露其片面抗日的面目。无论出现哪种结果，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于是，我们就派王仲华同志代表武装自卫会，带着自卫会的章程及组织概况，到武汉国民政府大本营去备案。王仲华同志到武汉以后，经过与主管民众运动的六部商谈，争取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当时同国民党斗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国民党政府出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只允许军队片面抗战，害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正象刘少奇同志所说的那样，“它从不轻易的主张对日抗战，它要想尽一切的方法来抓取民众运动中的领导权，用一切方法来控制民众救国运动，使民众运动不超过它所需要和所允许的范围以外去。”因此，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决进行反控制的斗争，在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在一定范围内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根据这个指导方针，我们党在武装自卫会中的代表李楚离根据省委的指示，在与六部在天津的代表沈平的谈判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在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上，和对待民众运动问题上，进行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由于自卫会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大大便利了我们党通过自卫会与各党各派各军的联络，在我党领导下，推动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人民和军队联合抗日。我们还直接派人到各党各派的军队中去工作，如派刘建章到冀南争取了郭贵斋的部队，又派人到平西争取了赵侗的部队，发展了我党所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河北省委根据北方局关于举行冀东暴动，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集中精力建立我党领导下的独立的抗日武装力量。
冀东是长城内外的咽喉，是从东北通往华北的战略要道。在这里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牵制敌人的力量，创造根据地，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八年春，冀东的开滦五矿爆发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大罢工。三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持续罢工达五十天之久。早在罢工酝酿阶段，河北省委就派胡锡奎同志去唐山市委工作。罢工开始后，又从天津派了周文彬（即金成镐，朝鲜族）等同志去开滦参加领导这次罢工。罢工最初是反对英国矿主的，为了与抗日斗争相配合，党决定：“抓住工人的迫切要求，由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由改善工人生活的反英斗争，形成浓厚的反日空气，引导开滦工人举行武装暴动，支援八路军抗日”。由于我们正确地利用了英日矛盾，迫使英国资本家让步，使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组织了工人纠察队，锻炼了工人队伍，同年七月冀东暴动时，有七千名矿工参加，节振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在开滦罢工的同时，冀东暴动的准备加紧进行。为此，河北省委派李运昌为路北特委书记，胡锡奎为路南特委书记。北方局派了李任民、孔庆桐、陈群等四名军事干部，经河北省委送到冀东，参加起义的准备和军事指挥工作。河北省委还从天津向冀东输送了四部电台。当时，我党在冀东只有三百多党员，六百多农会会员。为了扩大力量，党又派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去冀东，通过自卫会冀东分会，团结了爱国知识分子洪麟阁、开明绅士高志远的武装队伍，把各种群众组织到自卫会中。为使暴动成功，党中央派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从平西东进，进行策应。少奇同志指示：冀东暴动要等八路军到达，八路军到哪里，哪里起事。经省委与宋、邓支队联系，定于七月十五日起义。
因日本侵略者察觉，暴动提前于七月九日举行。由于我们党事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又有八路军的支援，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十来万人，几乎村村都有人参加，声势之大，威力之猛，超出了预料。暴动队伍连克滦县、卢龙、蓟县、玉田、乐亭、迁安等县城和洼里、古冶两个火车站，切断了北宁路。与八路军会师后，在丰润与遵化间的铁厂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冀热察军区和冀热察行政委员会。
由于我们对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不足，青纱帐倒了以后，面临敌人的严重进攻，在九间房会议上决定暴动队伍转移到平西整训。因为对农民队伍转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受到敌人的堵截，大部未到平西，分散退回冀东家乡。但不久又在党的领导下，也在平西根据地的支援下，重新组织、武装起来，打开了冀东抗战的新局面。
冀东暴动后，党中央和北方局来电祝贺，希望我们克服困难，“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冀东暴动是冀东地区军民配合、全面抗战的一次威武雄壮的预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威胁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壮大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声势和力量，为我党后来坚持冀东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宋邓支队及暴动部队成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尽管我们对少奇同志的工作了解很不全面，但是，从上面讲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领导的北方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急剧转变的历史关头，少奇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分析形势，进行阶级的估量，克服各种错误意见，创造性地、明确地、及时地提出各种策略口号、工作措施。他善于在革命来潮时期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发展大好形势，使华北地区的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抗日民众武装，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所有这些成绩，都为后来党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捏造材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把刘少奇同志置之于死地，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少奇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对于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工作时期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也不应忘记的。
一九八○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