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医生的权力〔短篇小说〕
李惠薪
从下午一点钟起，周忻就在忙着准备今天值夜班的夜餐——炸酱面条。她是江苏人，喜欢吃大米，但每户供应的大米有限，而且吃米饭要有菜，那就得花钱、花时间去买，而她却偏偏没有时间；钱呢，也相当紧张。炸酱面条既经济又省时间，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老妈妈由于脑血管后遗症，瘫倒在床上。一数九，屋里的蜂窝煤炉换成了烧煤球的，周忻还不大习惯掌握它，一不小心，就灭了。有时老妈妈也难免叨唠两句：“小忻，人们都说当医生的吃得开，你怎么连个液化气炉都搞不到！”
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周忻只有沉默。说实在话，自从市内开始供应液化气炉，只要她愿意，她满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开病退的证明，开病假条和把自费的补养药改成必须用的抢救药等办法作为交换条件，易如反掌地得到液化气炉。就在入冬前，液化气公司的一位同志还提出，如果她肯帮助解决一个病人住院的床位问题，液化气炉子马上就可以送去。有一个液化气炉子当然方便多了，可周忻不愿意这样做。
八岁的小女儿周绮，悄悄地踮起脚尖走到她的身边，两只瘦瘦的小手拢在嘴边，悄声细语地说：“妈妈，我要跟你去值夜班。”
周忻看见女儿的两只大眼中流露出恳求的目光，爱抚地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头发，用眼角向小床那边的方向暗示了一下，小声地说：“不，你要照看姥姥！”
老妈妈瘫在床上已经有两年了，这给周忻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女儿、儿子都还小，帮不了什么忙。爱人在远郊的水库当技术员，路远，来回车费花销太大，每月只能回来一次看看。这一个五口之家的重担，自然就落到周忻的肩上——她不单要照顾孩子，还要护理瘫痪的老母亲。
近来周忻常常感到不安的是老妈妈的叹息：“小忻，妈帮不了你的忙，给你添了麻烦。”
“哪儿的话！”周忻温和地说：“我享了多少年清福，也该锻炼锻炼啦！”她说的是实话。妈妈就她这么一个独生女，自小到大都是老妈妈照顾她。三十岁头上结了婚，生了一女一儿，也都是老妈妈带大的。虽说那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时间上是充裕的，可如今……
“小忻，不是锻炼，你是瘦了，里里外外都是你！”老妈妈边说，边流下怜悯的眼泪。
确实，这两年来，周忻觉得自己承受着重大的精神、经济上的压力。五口人分住在三个地方，爱人在远郊，小儿子在托儿所。一百多元的收入，收支总难平衡，弄不好，月底就会出现赤字。她已经尽量缩小开支：头发请同志们理；一件中式黑色雪花呢的旧罩衣穿了五年了，常常是头天洗了烤在炉子边，第二天潮乎乎的就罩在了破棉袄的外面；两条蓝布裤子，有一条在屁股上打了一个大补丁。鞋嘛，是老妈妈手工做的……也有例外，就在不久以前，她竟花了二十二块五，买了两本最新英文版的《席氏内科学》。
病房里年轻的护士都很尊敬她，却不能理解她。有的人甚至善意地取笑她：“周大夫，你哪里象个主治大夫……”
今晚她又要到病房值夜班去。小女儿提出了要求，可老妈妈总得有人照顾，女儿不言语了，用无可奈何的眼神望着她……
距接班还有一个钟头，周忻就准备着动身了。一来家离医院远，加上那辆二十年前上大学时就骑的凤凰女车已经老掉牙，大冬天的，顶着噎嗓子的西北风，就是拚命也蹬不快，因此还要打出十至二十分钟与风搏斗的时间。
当周忻推着车，走出自己低矮的那间小东屋时，发现小女儿两只水汪汪的大眼正在注视着自己，那眼神中充满了渴望、哀求、孤寂。
周忻迎着凛冽的西北风，使劲地蹬着，蹬着。心里不由得想：但愿医院的宿舍早点儿盖好，能搬到医院去住，这样可以节约在路上的时间；特别是明年儿子出了幼儿园，要上小学，医院附近有一个小学，孩子们上学多方便；如果爱人能够调到城里来，那就更好，起码相互间有个照顾，一个人肩上的重担两个人分挑……
车子一汇入那密集的如潮水般流过的自行车队之中，遐想中断了。当她踏上病房的楼梯时，推动平车的辘辘声，鸟牌呼吸器有节律的声响，急促的电话铃声，都一齐传了过来，就仿佛向她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家里的一切烦恼、琐事、忧愁，一古脑儿抛到了九霄云外。自己身体的不适，也忘得一干二净。虽然平时她很少看病，可这不等于她没有病。她常常感到疲倦，全身肌肉酸痛，没有力气，有时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她为自己凹进去的腹部做触诊，清楚地摸到自己肿大的肝脏和脾脏，可她没有时间去看病。
当周忻穿着白大衣，置身在病患者中间的时候，人们用信赖、期望、渴求的目光看着她。这时，女儿的两只大眼，自然地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今年冬季的病人格外多。周忻和住院医生一起检查了三层楼的危重病人以后，发现二楼有一张空床。她想到急诊室去看看，有没有需要住院的病人。
刚刚走到地下室的阶梯，她看见光线不足的走廊上，躺在长椅上待观察的病人就有九个。有些人的输液瓶就挂在暖气片上、墙壁的钉子上，甚至连抢救室的白木牌标记上也挂了输液瓶。这些病人的病都很重，该收哪一个呢？
周忻是当晚内科值班的主治大夫，急诊的当班医师要请她查房，向她汇报病情。由于急诊的病人太多，当班医师忙得满头大汗，应接不暇。周忻决定不打搅他，自己去检查重病人。
周忻习惯地向抢救室走去，这儿常有重危病人。出乎她意料的是，在门旁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女病人。病人头发蓬乱，面孔红赤，口角和鼻孔旁，还有黑糊糊的血迹。她盖着一条龌龊得难以分辨颜色的棉被。棉被的折皱处满是沙尘，显然是远道而来。周忻关切地问负责分诊的护士：“小黎，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
“她是搭一辆卡车来的。刚刚抬进来。因为没有地方，只好躺在地上。她爱人到车上去拿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还没有挂号。”
根据病人急热的重病容，周忻立刻打消了进抢救室的念头，蹲下身来。当她刚刚打开那满是尘土的棉被时，一股令人恶心的汗水气，冲鼻而来。周忻没有理会。她全神贯注地为病人做着检查。病人蓝地白花棉衣的引线窝口，几只虱子在爬，周忻也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拿干净。经过初步检查，病人患的是严重肺部感染。本来这病是可以医治的，如今已经发展到需要抢救的危险地步。周忻一点都不责怪病人和病人家属。在巡回医疗中，她体验过山区贫下中农艰苦的生活。不是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肯轻易躺下来治病的，更不会大老远的到城里来治病。
周忻急忙站起来。由于动作太急，再加上蹲的时间太久，眼前直冒金星，险些摔倒。她扶住了分诊的小桌子。当她恢复了常态，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光着头，冻得青紫的面孔上，瞪着两只失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自己。显然，他已经被痛苦、寒冷、忧愁搞得不知所措了。
“大夫，她还有治吗？你尽量想想办法吧！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瞎眼睛的老母亲……”他恳切地哀求，不停地倒换着两只脚。
周忻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家做的方头方脑的圆口布鞋。露在外面的脚背黑乎乎的，没有穿袜子！周忻不禁感觉有一股冷空气，从脚底直窜向脊背。她不愿意象平时那样，常规地向家属交代病危，那样会增加他的焦虑和苦恼，而是用安慰的语气说：“我们会想一切办法抢救的！”
“同志！”一声急躁高调的喊声，从抢救室传来。紧接着，一个高个子青年人，穿着军绿色的棉制服，满脸怒气，来到她的面前：“病人躺在那儿快一个钟头了，还没有人去检查，怎么回事？”
周忻一怔，抢救室还有重病人！可能值班医生还来不及看，她必须去看看。回身对小黎说：“先给这个重病人准备好输液、抢救的药品，把她搭到平车上。”
抢救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病号，床边围了七、八个人。凭经验，她知道病人多半是干部。周忻急急地为病人做了详细检查，发现病人体温虽高，39°2C，一般情况很好。她初步的诊断是：流行性病毒感冒。
“乔书记体温这么高，怎么得了，快住院治疗吧！”这略带沙哑的声音，周忻听起来有点熟悉。循声望去，发现这人她认识，是水电局的人事干部。为了爱人调动工作的事情，周忻找过他三、四次。这人个子矮小，面部表情丰富，变化也快。
“是呀！住院治疗方便些。”
“烧不退，这样回去怎么能让人放心！”……
周忻觉得很为难，因为她自己对病人的治疗意见和家属的要求不一致。她觉得不好当着病人讲，扭身走出了抢救室。围在床边的人们也跟着移动了。走在前边的，就是那个矮个子。
当周忻耐着性子详细向他们交代患者病情的时候，小个子走近她身边，低声耳语：“我们认识，周大夫，你爱人……”
周忻突然觉着自己有条理的话语被岔断了。仿佛那淙淙流淌的山泉，遇到了礁石一样，中断了行程，飞溅起水花。她下意识地想到，爱人要求调往城里工作的大门，原来已经打开了一条微细的小缝儿，只要收下这个病人，小个子是会帮忙解决的。相反，如果拒绝收下这个病人，那刚刚打开的门缝儿，很可能又被关死。怎么办？周忻迟疑片刻，无意中看到那个中年男人那双无声的、期待的、呆滞的、布满红丝的眼睛，在直勾勾地望着她。它们胜过了千言万语，仿佛在说：“医生，你救救她吧！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和瞎眼的母亲。医生，你的良心……”
周忻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就好象要去偷东西被人发现一样。不，这比偷东西严重多了，这是用一个人的生命、另一个家庭的幸福来换取自己家庭的“幸福”。虽然她有权这样处理，而且处理起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她能这样做吗？做为一名医生，只有救死扶伤的职责，决不能为了个人的欢乐、幸福，滥用手中的权力……
“……不让住院的话，出了事情，你要负一切责任！”穿军绿棉服的年轻人威胁。
“……是的，负一切责任。”周忻毫不犹疑。
矮个子没有讲话，脸露愠色。
得罪水电局的人事干部，对周忻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心里一清二楚。
突然电话铃响了。
“噢，周大夫，我打电话到病房去，他们说你到这儿来了，有重病人吧？”
周忻最厌烦有的人在工作时间打无关紧要的电话。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医院里争分夺秒的紧张情况，在电话里闲扯起来没有完。她直截了当地问：“你是谁？有什么事情？”
“哈哈，”电话中一阵干笑：“听不出我是谁来了，我是老王呀！”
噢，后勤科负责医院家属宿舍基建工程的王副科长，周忻听出来了。她捉摸不透对方的意图，没有马上答话。
“好消息，计委终于同意我们建筑宿舍。虽然是年底了，冬季象征性的破土之后，咱们的宿舍楼是稳拿了。恭喜你明年就可以搬进新居了！”
周忻是个很古板的人，不爱开玩笑，更不习惯听庸俗的客套话。
对方可能有所察觉，立刻言归正传：“现在有一个病人，是承包我们宿舍建筑的工程队队长的爱人。她得了一种血液病，需要住院……”老王隐藏了后一点，此人是他老婆的上级。
“病房没有空床。”周忻说。
“别看人物小可事关重大，这涉及到解决全院一百多户住房困难的问题，这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再说你自己的住房……你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全院一百多户住房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在她一个人身上，这还了得！周忻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她生硬地回答说：“不管什么大人物、小人物，病房没有床！”
“据我了解，二楼有个病房刚刚空了一张床！”
“我已经收了一个病人！”
“病人已经住进病房了？”对方大声地喊着，震得耳机哗哗地响。
“没有，还在急诊室！”周忻从来都不会说谎。
“那好商量。电话说不清楚，我马上到急诊室来一趟。”
“你在哪儿？”
“嘟嘟……”电话已经中断了。
那位干部模样的家属、陪同人员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气呼呼地看着周忻，尤其是那个穿军绿棉服的年轻人，叉着腰，挡在周忻面前，那模样，很有点打算决斗的架势。
周忻客气而又坚定地说：“这病不必要住院。我可以开一些药，病人回去服。我们医院配制了一种抗感冒的中药，疗效很好！”
“你能保证病人不出问题！”年轻人连声逼问。
医生一般是不愿意把话说绝的。每逢遇到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不平等的问话，周忻常常采用沉默作为回答。
“我看去找医院的领导！”矮个子说。
在一旁的小黎，早就看不惯了，插嘴说：“我们院的行政值班在灰三楼上，从这儿往西，然后直接上楼！”她恨不得立刻把这批把小小的办公室塞得满满的人群都打发走。周忻忙着为那个从山区来的妇女输液，准备给她开住院条。那憨厚的中年男人，用满布红丝的眼睛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不知道他能不能了解这一切内幕。他对周忻既不恳求，更没有命令，只有真诚的信任……
老王和那气冲冲的年轻人一起走进急诊室。原来老王今天晚上是医院行政值班。他用眼角扫了一下躺在平车上的女病人，将周忻叫进办公室的小套间里，压低声音说：“床位紧张这是事实，周大夫，你是明白人，这有限的床位要用在刀刃上，这病人不是没有提出住院要求么？可以往后放一放；那个干部嘛要尽量动员走……”
周忻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争论，她没有时间，而且她自觉也没有能力改变他的处世哲学。
她异常镇定地说：“从医生的角度，我知道应该怎么办！”
老王急忙跟在后边，嘀咕说：“要不要告诉你姓名，好开住院条……”
周忻连头都没有回，她径直走到桌前，给那位农村妇女开了住院条。
强横的年轻人看了立刻暴跳如雷：“明明有床，你们在捣鬼！你们还拿出文化革命中的那套来对待老干部，我们要上告！”他挥舞着两只手，气冲冲地走到门口，又冲着老王奔过来，声嘶力竭地喊：“你们做领导的也不管！”
老王故意耸了耸肩膀，幸灾乐祸地看着周忻说：“她有这个权！”
是的，在她的岗位上，周忻有这个权力。这是党和人民给她的。她要正当地、合情合理地用它，决不能滥用。
当夜空中闪烁的星光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昏睡的重病人清醒了，想要吃东西。周忻想起了自己的炸酱面条——她忙得还没顾上吃饭呢——便从布兜里拿出饭盒，交给那男人，要他用开水在电炉上热热，给病人吃。
那夫妇两人不能从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的人们中把周忻辨认出来，因此也没有对她说上一句感谢的话。如果他们细心，就能看到其中有位正在平静地微笑着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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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原的愿望〔年画〕
赵国经 王美芳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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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林叶香
丁宁
飞过海峡，奇异的风光，象一幅一幅风景画儿。依稀觉得有一个伟人的身影，在前面引路。满目青枝绿叶，处处花果飘香。
不久，便进入挨近北部湾的儋县。在那苍翠的胶林深处，矗立着巨大的碑牌，上书：“西联宝岛，南海珍珠”。这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为海南岛的建设者们留下的珍贵题词。
儋县，曾是苏东坡贬谪这里的瘴疠之地。经过八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到全国解放之初，仍然荒无人烟，毒虫虎豹出没。而今，著名的被国家多次授予“先进单位”的国营西联农场，就建在这里。它只具有二十八年的创业史，二十八年，经过多少曲折艰难！那当日刚脱下军装的青年战士和各地集结来的梳着发辫的姑娘，现在都已鬓发如霜。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用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美丽的青春，永远留在那一幅一幅的画卷上。现在，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饥饿之岛，已到处是宝、遍地珍珠了。
到了橡胶的故乡，最先看到的是具有六十年高龄的老胶树。它们远在一九一九年，就从国外漂洋过海到这里落了户，如今成了岛上胶树族中的老祖宗。全国刚解放时，它已濒临死亡，现在却枝叶繁茂，生机勃发。橡胶树按说顶多过了四十个年头，就不再出胶了，但它们却违反常规，至今还源源不断地献出那玉液般的胶汁，据说有的产量还能超过它们年富力强的子孙。
在那无数的珍宝中间，最可宝贵的自然是人。那众多的令人敬佩的开发者和建设者中间，人们都传诵着“八大姐”的美谈。“八大姐”是五十年代之初，从南洋归国的八位女难胞。因为命运相似，又都差前不后来到西联作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割胶能手，所以被尊称为“八大姐”。
“八大姐”年轻时，命运都很惨。她们多是广东乡下人，有的至今连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因自小家贫，被公婆或父母带到南洋当了割胶工，历尽艰辛，备受折磨。新中国成立不久，她们陆续回国。回国时，都没有忘记带着和自己共命运的伴儿——割胶刀和磨刀石。她们两脚一落海南岛，就守住了资本家交出的几百株胶树，第一次作为国家的主人，开始为自己割起胶来。那时，国营农场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几个小小的试验站。生活虽然艰苦，但却觉得那是自己真正的家，有盼头，有希望呵！她们刚来时，穿戴、习惯还带有异国风味，人们都好奇，叫她们“南洋婆”，开着玩笑：南洋婆真奇怪，脚上都穿破胶鞋。其实，当时我们的人民也穷，有多少人能穿得起新胶鞋呢？但是，再穷，毕竟是自己的祖国呵！
“八大姐”之中，已有两人病逝。其中名扬海南的“割胶大师”李东，是一九七二年去世的。至今经她培养出来的许多割胶能手，以及农场的领导们，提起她，都痛惜万分。目前健在的六位大姐，有两位已经退休。这两位就是德高望重的叶娣和周香。周总理一九六○年来农场视察，还特地看望她们俩，总理一再亲切地说：“你们辛苦呵！”并且和她们两人一起照了相。叶娣和周香当时还年轻，幸福地站在总理的身边。农场的会议室至今还挂着那张大照片。
既然到了西联，怎么能不去拜望这两位大姐呢！
叶娣宿舍所在的那个大院，就象个美丽的植物园，菠萝蜜、芭蕉、龙眼、芒果，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树，成排成行，苍翠碧绿，花果累累。院中还晒着一大摊咖啡豆，红的、黄的、绿的，象明亮的珍珠。
叶娣迎了出来，一手领着一个小男孩，一手领着一个小女孩，这是她的孙女和外孙。叶娣今年已经六十二岁，矮矮胖胖，十分健壮。黝黑的圆脸，敦厚、朴实。她的普通话说得不算流利，但也可以听懂。一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立即高兴地告诉我们，她五八年到过北京，见过敬爱的周总理。那时，她作为农场的妇女代表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说，当总理接见她要和她握手时，她慌乱得不知所措，竟把两手藏在背后。
“唉，我想不到呵！”叶娣那单纯善良的脸上，流露出深沉的懊悔。可是过了将近三年，周总理突然来到农场。叶娣听说，三步并作两步跑了来。怎么也想不到，总理一眼就认出她，高兴地叫着“叶娣！”这一次，再也不能失去宝贵的机会，她和敬爱的总理紧紧地握了手。那手的温暖，至今还暖着叶娣的心。
叶娣过去的苦难是说不完的。她原籍广东惠阳，九岁就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十岁被公婆带到南洋当了割胶工，十四岁就在那毒虫遍地、炎热灼人的胶林中割三百多株的一个树位。五○年前后，她的丈夫被抓进监狱，之后又被驱逐出境。丈夫和她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回到祖国。可怜两手空空，拿什么献给亲人们呢？怎么也没料到，带回的几把不值钱的割胶刀，却成了宝物，因为在当时，那是先进的“推刀”，割起胶来又快又不伤树，而咱们的胶工使用的还是笨拙的“拉刀”。
叶娣回国时，才三十二岁，有技术也有力气。在自己胶林里割胶总觉得浑身都是劲儿，从不肯浪费一分钟。但是，时光不饶人，转眼之间，过去了几十年，一桶胶汁伴着一桶汗水，她成了七级工的老师傅，比起丈夫还多一级。但岁数大了，领导和同志们都关心她，说她已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该歇歇手，安闲地度过晚年了。可是她，那双劳动了五十年的手怎能歇得住？那把陪伴她一辈子的割胶刀怎能舍弃？想了再想，还是想通了，把它交给接班人！再说，儿女们也都工作了，有的当教师，有的当护士，那一拖拉孙儿孙女谁照应呢？做老人的是不能辞其责的，照看孩子，也是在培养接班人呢！现在，人们看着可爱活泼的孩子们，在她膝前快活地玩耍，谁不说叶娣的晚年是幸福的呢！
那周香住在比较远些的加朗分场。一到那儿，我们就被领到分场的一个会客室。蛋黄色的木瓜、洁白的椰茸，还有碧绿的新茶和清香的椰子水，摆满一桌子。主人们那种殷勤好客的情意，真使人觉得“不知何处是家乡”了。
周香家的环境，也仙境般的幽美。她的门前有一棵翠绿的荔枝树，枝叶撒开，象巨大的华盖。周香身材瘦削，淡灰色的上衣，挺合身。虽然已经六十四岁，可是眼睛很有神，短短的头发，还黑乌乌的。可以想见，她年轻的时候是个俊俏的美人儿。一打眼就觉得她精明、能干，说起话来也利索爽快。她是叶娣的同乡，论身世比叶娣更苦。刚十岁，父母为了还债，就把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阿婆带她下了南洋。十二岁开始割胶，十三岁就割一个三百四十株的树位。小小的苦命人儿，有谁怜惜呢？割胶回来，还要帮助阿婆喂猪，上山打草。苦难的日子，象一场恶梦。一九四八年，横祸飞来，丈夫和她相继被陷入狱。四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办？只好也带进黑暗的监牢。一九五一年，她被迫带着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小叔子”），搀扶着年迈的阿婆，远涉重洋，返回祖国。当她和同船的难胞看到祖国前来迎接的船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都放声大哭。她的丈夫先她一步回国，但两人还未及见一面，就病故了。周香啊，她打心眼里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这孤儿寡妇一大家子人，怎么活下去呀！”
周香就是这样怀着对自己祖国深深的感激之情回来了。到了广州，组织上劝她留下几个大些的孩子在广州上学，可是周香却想：怎么好把麻烦给国家？自己咬了咬牙，一起带到海南。到了西联，二话没说，就在荒草丛中，披荆斩棘，自己动手搭起小茅屋，守在胶树旁边。她不但会管、会割，也能制干胶。农场创建初期，生活的艰苦是一言难尽的，吃米都得自己到很远的地方去挑。那大个的蚊子，成群结队，把孩子的身上叮得红一块紫一块。可是在周香看来，这算得了什么，她什么苦没有吃过？何况这些都是暂时的，挺一挺就过去了。艰难困苦磨炼出来的周香，有识也有胆。一九五二年，有两个国民党空降特务，带着短枪从荒草中窜到她的小茅屋，鬼鬼祟祟，自称是华侨，要求给他们做饭。周香凭着自己的阅历，一眼就看出他们不对劲儿，机智地指使孩子去报告了公安人员，当场就抓住一个特务。
这位大姐，把国家的橡胶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她是农场第一代“神刀手”，谁都赞扬她的割胶技术高，可是她总不满意现状。她懂得，割胶的技术比绣花还要难，不刻苦钻研和磨炼是不行的。在那无边无际的胶林中，她负责的树位谁都能够认出来：一条条胶线，割得又准确又好看。一年三百六十日，她除了割胶便是施肥。她的胶树长得又壮，产量又高。一九六四年，一批单产很低的老胶树分给了她管。靠着她的精心管理，老树竟能返老还童，单产大幅度上升。现在，这批青枝绿叶的“老祖宗”，真个有情，乳白的胶汁就象感激的眼泪往下不住地淌啊！
周香后来做了辅导员，工作就更多、更细了。人们看到国营西联农场现在的兴旺景象，哪个会忘记周香的辛勤劳动呢？当场里发给她超产奖金时，她却拒绝接受。她想的很多，也很简单：自己是共产党员，多做些事情不是应该的么！何况国家现在经济上还有很多困难，自己已经是八级工，生活上也算可以了。
论个人，周香现在是无忧无虑了。儿女们早就参加了工作，也都成了家，他们有的当胶工，有的是银行职员，大儿子是搞科研的。光外孙和孙儿、孙女就是十一个。家中你来我往，又热闹，又快活。她虽然已经退休，可是仍然以辅导员的身份，不时地到胶林去这边摸摸看看，那边提提意见。她是不肯安心休息的，她的一片心意还留在胶林呵！
她的第二个媳妇叫何珍珠，也是农场有名的割胶能手。她是六○年从南洋回国的华侨，现在已是共产党员，并且也做了辅导员。何珍珠才三十二岁，长得十分秀气，是已经去世的李东和她的婆婆周香把着手儿带出来的。她的思想和事迹，也和她美丽的名字一样闪着光。珍珠说，当别人夸赞她的割胶技术时，婆婆的脸上从不露笑容；回到家里，头一件事就是嘟嘟哝哝对她的割胶技术挑毛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想见，那郁郁葱葱的橡胶林中，将会一代一代出现更多更多闪耀着美丽光芒的珍珠。
辞别了两位大姐，也该上路了。当汽车行驶到一望无垠的胶林边缘，我从车窗探出头，恋恋不舍地望着那宝地，我想再看一眼那巨大的碑牌。蓦然间，万绿丛中现出那个伟大的身影。啊，敬爱的周总理，正在欣慰地笑着呢！